《吴越春秋》与公羊学的思想关联

2024年3月21日发(作者：季羡林作品)

《吴越春秋》与公羊学的思想关联

摘 要：兴于西汉武帝时的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尊的地位，

对东汉儒生的影响也颇深。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在思想方面与

公羊学有着多重关联。尤为突出的是《吴越春秋》“内吴外越”与

公羊学“大一统”、“内外有别”思想的关联及《吴越春秋》与公羊

学之复仇观的关联。

关键词：《吴越春秋》 公羊学 内吴外越 大一统 内外有别 复

仇观

西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

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西汉所尊的儒术实际上是有别于

先秦儒学的新儒学，即《春秋》公羊学。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

尊的地位，对东汉的影响也颇深。董仲舒公羊学对东汉的影响可分

为官方的与民间的两个方面。对官方的影响反映在《白虎通》中，

《白虎通》引《春秋》经传和其他经书时常采用董仲舒的说法。对

民间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被称为董仲舒的对立面

的王充都受到了董学的深刻影响，其他人则无须多论了。” ① 《吴

越春秋》的作者赵晔与王充生活在同一时代，《吴越春秋》与公羊

学亦有着多重思想关联。

一、《吴越春秋》“内吴外越”与公羊学的“大一统”、“内外有

别”思想

《吴越春秋》采用纪传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叙述方式，有内传

与外传之分。现存卷帙内传分别为《阖闾内传》《夫差内传》；外传

为《越王无余外传》《勾践入臣外传》《勾践归国外传》《勾践阴谋

外传》《勾践伐吴外传》。另三卷未标明内外的为《吴太伯传》《吴

王寿梦传》《王僚使公子光传》。两卷内传皆为吴国之传，越国则均

是外传，吴与越内外有别，界线分明。赵晔为越人，为何“内吴而

外越”。历代学者也屡次提出质疑。元代进士徐天祜指出：“元本《阖

闾》《夫差》皆曰内传，下卷《无余》《勾践传》皆曰外传，内吴而

外越，何也？况赵晔又越人乎？若以吴为内，则《太伯》《寿梦》《王

僚》三传不曰内，而《阖闾》《夫差》二传独曰，则又何也？”明

人钱福在其《重刊吴越春秋序》中，也曾指出：《吴越春秋》“其大

旨夸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而所编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矣”。

《吴越春秋》的“内吴外越”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金其桢先生先后写有《〈吴越春秋〉“内吴外越”

探辩》②《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两篇文章进行了

专门讨论。其主要结论为：“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

的创立者太伯，乃‘周太王之子’，‘王季历之兄’，系周文王的亲

伯父，是正宗的周室。阖闾系太伯的第二十世孙，均是正宗的周室

后裔。而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无余系‘禹之后裔’，

‘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勾践则系无余的二十余世孙，是夏的后

裔，非周之后裔。故而很显然，从赵晔所持有的周室为正统这一儒

家观点来看：阖闾、夫差无疑是周室的‘正处’、‘亲密’的‘内’，

阖闾之传和夫差之传理所当然地应该称为‘内传’；而无余和勾践

无疑是周室的‘别处’、疏远的‘外’，无余之传和勾践之传，理所

当然地应该称为‘外传’。”③金其桢先生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赵晔

为儒者，儒家奉周室为正统，吴国为周室同姓、越国为别姓，故赵

晔“内吴外越”。金其桢先生打破赵晔为越人，故应尊越的思维定

势，从赵晔所接受的儒家思想观念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得出了言之

成理的结论，值得肯定。

笔者认为，金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仅以吴越是否为周室后

裔这一点作为赵晔别其内外的依据未免草率，因为吴虽为周室后

裔，但在春秋时期正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视为夷狄，赵晔不可能毫无

缘由地推尊作为夷狄的吴国。儒家经典中“内吴”的原因也决不仅

因为吴国为鲁国同姓（同为周室后裔）。当吴国有夷狄之行时，得

到的是“殊会”④的待遇。另外，金先生文章既然称阖闾、夫差为

周室后裔，故应为“内传”，那么太伯、寿梦、王僚岂非周室后裔，

何不曰“内”。为解决这一矛盾，金文又从文体学的角度将“传”

与“内传”加以区别，言“传”就是“传说古往之事”，而“内传”

则是“一种传记小说体，以载传主的遗闻逸事为主”。并认为吴国

前三传（太伯、寿梦、王僚传）重史实，后二传多演绎，故有“传”

与“内传”之区别。我们且不论金文所称《吴越春秋》吴国前三传

重史实的前提不能成立（《王僚使公子光传》中笔增犹多，如渔父

救渡、击绵女沉江等事）。这种以双重标准——其一是赵晔尊抑的

态度，其二是“传”与“内传”文体上的差别——来解决同一问题

的方法就不很科学。而且金文也没有具体指出赵晔“内外有别”思

想的根源（文章无一处涉及《公羊传》或公羊学）。金先生的两篇

文章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越春秋》“内吴外越”问题进行专门、

系统探讨的代表性论著，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尚有进行更深入研究的

必要与可能。因此本文试图从赵晔所处时代儒家思想的主流——

《春秋》公羊学入手剖析问题的根源。

纵观《吴越春秋》之前的著述，并没有以国为别，分出内外的

例子。《越绝书》虽有内外传之分，但非以国别，吴越二国均有内

外传。赵晔以国为界，内外有别的思想当源自公羊学的“大一统”

观念。《公羊传》突出“大一统”观念，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

说。《公羊传·鲁隐公元年》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文王而后言正月？王正

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⑤《公羊传》流传于战国，其

“大一统”主张，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的愿望。到了汉代，维护和

加强国家的统一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董仲舒的公羊学说集中地反

映了这一时代要求，“大一统”成为董仲舒公羊学理论的三大基本

命题之一，其《天人三策》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义。”⑥“内外有别”是《公羊传》大一统观在民族问题

上的反映，具体主张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其

国（鲁国）、诸夏、夷狄分为三个等级，两相比较时，遵循“内外

有别”的原则。

赵晔著《吴越春秋》“内吴”而“外越”的做法，正是对公羊学

“内外有别”原则的遵守。然而吴国与越国同属夷狄，应属同一等

级，《吴越春秋》何以把二者区分出高下呢？这个问题同样能在公

羊学中找到答案。按照《公羊传》的解释，“诸夏”高出“夷狄”

一等，《春秋》经传中可以称诸夏国君及王室重要成员为“子”，“夷

狄”一般而言是不可以称“子”的。尽管吴、越均属夷狄，但《公

羊传》对待两国的态度很不相同，对越国始终以夷狄视之，了无褒

奖；对吴国，则抓住《春秋》经中两次称其为“子”的事例（称“子”，

即以其为“内”的表现形式），大加褒扬。其一为《公羊传》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吴何以

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⑦《春秋繁露》言：“先忧我者见尊。”

⑧吴因忧中国，即可以称“子”。其二，《公羊传》哀公十二年：“公

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

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

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

则诸侯莫敢不至也。”⑨《公羊传》于《春秋》经文的行文顺序及

称谓上发掘微言大义，言《春秋》虽不赞许吴以夷狄而主中国，但

以“子”称之，则体现了“重吴”的思想。黄池之会，吴国取得了

中原盟主的地位，有利于“诸夏”局面的稳定，因此被重视、被褒

扬。要之，吴国由于心向中国，并为“诸夏”局面的稳定做出了贡

献，因此，《公羊传》赋予其高于其他夷狄之国（如越国）的地位，

几以诸夏视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发展了《公羊传》“内外有

别”的思想。《春秋》经中还有一次称吴为“子”的例子，哀公二

十九年经文“吴使季子来聘。”《公羊传》对此解释为“贤季子让国”，

故称吴季札为“子”。董仲舒则认为，称“子”非但为贤季札，实

因作为夷狄的吴国能幕王化，率先来聘于鲁，“吴、楚国先聘我者

见贤。”⑩另外按董氏“德等也，先亲亲”之区别内外亲疏的标准

（《春秋繁露·观德》），吴、鲁同为姬姓，越国则为他姓，“内吴外

越”也是应有之义。综上，以公羊学的思想观念为准，吴与越并举

时，当然要“内吴”。

至于赵晔为何在吴国五位君主之间，还要加以区别，并不笼统

作“内传”，而是仅《阖闾》《夫差》二传为内传。这是因为《公羊

传》所嘉许的《春秋》经中称吴为“子”的事例都发生在阖闾与夫

差在位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吴国渐幕王化，“变而反道”，由夷狄向

诸夏渐进的时期。前三君当政时，《公羊传》中并无“内之”之言，

甚而钟离之会与鸡父之战时，有“外吴”、“不与”吴之载。故赵晔

的做法正是严格遵守了公羊学的褒贬标准，于“微言”中寓以“大

义”。综上所述，赵晔“内吴外越”思想源自于《公羊传》及董仲

舒公羊学“大一统”、“内外有别”的主张。这也是赵晔作为一位今

文经学家的必然选择。

二、《吴越春秋》之复仇与公羊学阐扬的“九世复仇”观

杨义《中国小说史论》称“《燕丹子》以及《吴越春秋》《越绝

书》，是汉代杂史小说中的三部复仇书。”{11}《吴越春秋》以伍子

胥和越王勾践的复仇活动为主线，辅之以白喜、白公胜等一系列的

复仇故事，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勾践灭吴为雪国耻，子胥

助吴覆楚则为报父仇。

复仇是一个古老的主题，马克思言：“（在氏族社会）同氏族人

必须相互救助、保护，特别是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复仇……

所绝对承认的是血亲复仇的义务。”{12}中国的先秦儒家也重视复

仇，复仇的主张屡见于先秦儒家经典。《礼记·檀弓》∶“子夏问

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对曰：‘寝苫，枕干，不仕，

弗与工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兄弟之仇，

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

‘请问居从父母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

兵而陪其后。’”{13}这种血亲复仇理念，是根系于宗法伦理制度的，

自然会在以孝悌本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传承下去，如孟子曰：“吾今

而后知杀人之重。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

{14}

《公羊传》更是把血亲复仇理念发展到了极致，提出了“九世

复仇”的观点。《公羊传》庄公四年传：“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

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庄公讳也，《春秋》

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远祖者，几

世乎？九世也。九世犹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15}孔子提倡的

复仇，复仇对象仅限于仇敌本身，孟子认可的复仇也仅限个人范围

内。如齐襄公为复九世祖之仇而灭纪的做法孟子是不会赞同的，其

言“春秋无义战”。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义的，当然也应包括齐襄公

灭纪战。但在《公羊传》中，为复仇而挑起战争的行为也是可以谅

解的，甚而明确提出了虽百世犹可复仇的观点。如果说《公羊传》

所赞同的只是复仇而非战争，那么董仲舒对复仇战争的态度则十分

明朗，他认为复仇战争应为义战。《春秋繁露·竹林》言“《春秋》

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奈

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16}董仲舒还认为《春秋》中

述有两次复仇大战：“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争侵伐不可胜

数，而复仇者有二焉。”{17}其中上文提到的齐襄公为其九世祖复

仇伐纪洗雪国耻家恨的举措，犹被董仲舒看重。

由此可见，《吴越春秋》选取伍子胥为复仇而灭楚，勾践为复仇

而灭吴两大战争为全书故事的主要蓝本，实是吸纳了《公羊传》“九

世复仇”的血亲复仇观与董仲舒“《春秋》……荣复仇”的战争观。

但伍子胥的复仇不同于平常人之间的私人恩怨，亦不同于齐襄公那

样“君国一体”的复仇。其情况很特殊：一、伍子胥的仇敌是国君，

子胥应不应当复仇，这其间存在着忠与孝的矛盾。二、由于仇敌是

万乘之君，伍子胥仅凭个人之力是难以复仇的，他依凭了新投靠的

君主——吴王阖闾为其出师复仇，其间又夹杂着能否亏君之义复己

私仇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历代学人多有讨论，所持观点也不尽相

同。赵晔的时代，主流思想中针对伍子胥应不应该复仇，有两个截

然不同的评价体系。一为以《左传》为中坚的古文经学之否定派，

一为奉《公羊传》为正宗的今文经学之肯定派。吕思勉指出，“凡

君非理杀臣，《公羊》说：子可复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贤之。

《左氏》说：君命天也，是不可复仇。”{18}《公羊传》言“父不

受诛，子复仇可也”{19}。对于不报父仇之子，倒是大加谴责“不

复仇，非子也”{20}。董仲舒也继承了《公羊传》宣扬的子必须复

父仇的思想，他指出：“《春秋》之义……子不复仇，非子也。”（《春

秋繁露·王道》）针对伍子胥复仇有无“亏君之义”，《公羊传》做

出了合理解释：阖闾慨叹于伍子胥的孝勇而主动提出愿为其出师复

仇，但却遭到了伍子胥的婉拒：“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

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伍子胥在

主观上是不愿“亏君之义的”。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时，

公羊学提倡“原心”、重志，即更看重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而非行为

的客观结果。因此，在公羊学的评价体系中，伍子胥的复仇天经地

义，无可指责。既然《公羊传》及公羊学派肯定伍子胥之复仇，那

么作为今文经师，赵晔对伍子胥复仇的大肆渲染有其深刻的思想渊

源。

《吴越春秋》对公羊学“内外有别”思想、复仇理念的吸纳，

足证《吴越春秋》与公羊学思想有着多重的思想关联。究其原因：

一方面，如本节开头所述，东汉时期公羊学的影响仍然很大，如许

多作品一样，《吴越春秋》也难免会打上时代思想的烙印。另一方

面，《公羊》长于治人，公羊学在汉代的很长一个时期也确实发挥

了它的这一效用，赵晔《吴越春秋》中流露的公羊学思想应也寄托

着他经国济世的理想。

{1} 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381—382页。

{2} 金其桢：《〈吴越春秋〉“内吴外越”探辩》，《赣南师范学院

学报》1993年第1期。

{3} 金其桢：《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史学月

刊》2000年第6期。

{4}{5}{7}{9}{15}{19}{20}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7页，第2页，第157—158页，第32页，

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

{6}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8页。

{8}{10}{16}{17}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

书局1992年版，第275页，第275页，第49页，第49页。

{11} 杨义：《中国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90页。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13}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

华书局1989年版，第200页。

{14}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954页。

{18}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385页。

参考文献：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3] 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金其桢.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j].史学月刊，

2000（6）.

作 者：曾淑珍，文学硕士，现为汝南幼儿师范学校讲师，研究

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鄄mail：guozijun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