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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初期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成立

更新时间:2024-03-21 01:48:36 阅读：评论：0

2024年3月21日发(作者：文言文三峡)

光复初期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成立

作者：宋帮强

来源：《档案与建设》2022年第07期

摘要：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中共中央马上把对台工作列入工作议

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光复初期，由于以谢雪红为首的旧台共长期与大陆的中共党组织失

去联系，无法知晓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尝试性摸索着做一些地方党组织建立

的准备工作。1946年7月，蔡孝乾返回台湾，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随后中共台

湾地下党积极开展各项秘密革命工作，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关键词：光复初期；蔡孝乾；谢雪红；人民协会；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马上把对台工作列入工作议程，并进行

了相应部署。1946年7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正式成

立，并积极开展工作，为解放台湾做准备。关于中共台湾地下党成立，据笔者视野所及，学界

仅有何池、徐康等个别学者对中共台湾地下党成立做过一般史实性描述，[1]但由于他们对台

共的一手史料掌握较少，故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本文拟运用《蔡孝乾档》等新挖掘的台湾档

案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成立做系统阐述。

一、中共中央决定在台建立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军队由美军运送到台湾开始全面接收工作。面对此一重

大转折，中共中央立即向台湾派遣了大批领导干部，决定成立中共台湾地下党，以便领导台湾

同胞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台湾人民。当时，在延安革命队伍中，蔡孝乾是唯一经过长征

考验的台籍领导干部。1945年8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延安向蔡孝乾下达了由蔡负责筹建

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保存的《蔡孝乾档》清楚记录了这一史实，

现摘录如下：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派蔡到台湾建立工作，由周恩来召去谈话。因当时缺乏干部，

指示到华中局调遣一批干部入台，具体工作也由华中局指示。对于建立组织原则，还是依照精

干隐蔽的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与群众取得联系，以取得自己的立足。[2]

1945年9月，蔡孝乾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从延安出发，12月初到达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在

地江苏淮安，与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以及常委刘晓等见面，

并请调台籍、闽粤籍干部赴台工作。[3]在华中分局积极帮助和协调下，蔡孝乾先后征调了张

志忠、林英杰、林昆、洪幼樵和许敏兰夫妇、庄五洲、崔志信等人作为省工委建党骨干，准备

赴台从事革命工作。据当事人洪幼樵自述：“1946年2月中旬，……曾山要我到台湾工作，并

介绍我和老蔡（即蔡孝乾）见面，老蔡告诉我：他负责组织台湾省工委，省委除我外，尚有苏

中地委介绍的张某（张系苏北新四军某团政委，后未来台），尚有老蔡自北方带来的老张（即

张志忠）及林英杰（原盐阜地委工作团团员）等干部。”[4] 同年2月下旬，蔡孝乾等人分批自

淮安出发赴沪。[5]在省工委筹建阶段，上海的党组织安排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中共台籍党

员李伟光秘密接洽即将返台负责筹建地下党组织的张志忠、蔡孝乾等人。[6]据李伟光回忆：

“张志忠带蔡乾（蔡孝乾的简称）的密函到四明里医院来看我，从此以后我和台湾地下党

建立关系。随后蔡乾也到（上海），又介绍张执一和我联系，以后都由张执一领

导。”[7]1947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李伟光便在以张执一为书记的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

员会领导下开展台湾工作，上海台湾同乡会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省工委秘密联络站。

1946年4月，蔡孝乾命令省工委第一批赴台干部张志忠、洪幼樵、许敏兰和林英杰等人

先行返台。他们从上海搭船进入基隆后，首先是寻找合法职业作为掩护，谋取立足处所，随后

在台湾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张志忠不仅联络曾是台湾义勇队里的中共党员张英和王正南等人，

[8]而且还积极暗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旧台共、文协、农组革命，为建立省工委地

下党组织做准备。当时蔡孝乾因奉上级命令等候参加“国大”，所以暂缓来台。[9]1946年2月1

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和平建国有希

望，要求他们为“召开立宪国民大会”而奋斗。[10]2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国大代表

选举问题的指示》，要求加紧选举“国大”代表工作以赶上“五五”国大召开时间。[11]然而，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向中共领导下的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这时中

共中央不再对召开“国大”抱有任何幻想，因此，蔡孝乾在上級的指示下，于7月离沪赴台从事

革命工作。

二、旧台共干部为中共在台建立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

台湾光复之前，被捕的台共成员除了坚决不“转向”的翁泽生、洪朝宗、赵港、张茂良、刘

缵周等人已被日本人折磨致死外，其他人都陆续或是“刑期”已满获释，或是患重病保外就医。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谢雪红为首的旧台共成员在光复后仍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由于长期与

在大陆的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们已无法知晓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尝试性

摸索着做一些开展革命的准备工作。

（一）成立“台湾人民协会”

1945年台湾光复后，一般台湾民众陷入盲目乐观之中。为了更好地迎接国民党接收、建

设台湾，“有些人即开始学国语、汉文了，以为这对将来有好处，能找到工作，为国家效

劳……”[12]在此氛围里，谢雪红却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政府保持高度警惕。1945年8月25

日，她与谢富、林兑、李乔松等人秘密集会，不仅商讨台湾革命运动方针、方式等问题，还发

表了《告台湾青年书》，郑重声明：台湾光复后，如果台湾同胞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他们将

还要同国民党进行斗争。[13]同年9月初，谢雪红召集林良才、廖瑞发、杨克煌、谢富、杨来

传等旧台共干部在台中开会，商量如何开展群众运动。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到台

湾来，我们不了解党的群众方针和建党方针，但我们要把群众组织起来，继续争取群众，以便

今后开展斗争……开始酝酿组织一个群众团体。”[14]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10月5日，

谢雪红等旧台共干部在台中正式成立“台湾人民协会”，以团结台湾各阶层人民，争取实现民主

政治。[15]人民协会不仅发行该会机关报《人民公报》，对一般群众进行政治启蒙，而且还从

事救济日据时期被日本以间谍罪逮捕的外省人，调解一般人民的纠纷。由于该协会为大家排忧

解难，因而广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全省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

人民协会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立场，受到了国民党台湾地方政府的注意。1945年11月，

陈仪（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颁布《人民团体组织临时办法》，勒令战后成立的所有民间团体

必须解散或按照国民党的一套办法进行“重新登记”。虽然“台湾人民协会”也向国民党当局申请

重新登记，但国民党认为人民协会不利于它的统治，因此，1946年1月10日，人民协会被国

民党当局强迫解散。然而，谢雪红仍然秘密地维持这个组织的活动，在台中市扩大其政治影响

力。后来原人民协会干部杨克煌、王天强、林兑、谢富、李乔松等人均成为中共台湾地下党的

骨干。

（二）筹钱接办“建国职业中学”

建国职业中学原本是一所日本人经营的私立学校，该校教学生加工一些漆器等小家具，是

一种三年制的学徒式学校，每一学级只有一个班级。日本投降时，日本人把该校的设备、家具

全送给沙鹿火车站站长苏天乞。然而，苏天乞不愿意接办该校，把学校的设备陆续出卖，准备

关闭学校。剩下的两个班的学生因担心学业半途而废，教员则担心失业找不到工作，因而反对

学校关闭。[16]谢雪红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找到林西陆等人筹钱向苏天乞买下学校的设备，

并成立经营基金，继续把学校办下去。谢雪红接办建国职业中学后，不仅成立学校董事会，选

林西陆为董事长，而且亲任该校校长，杨克煌任教务主任。建国职业中学实际由杨克煌负责管

理。他不仅教学生职业技能，而且还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17]事后谢雪红对周明说：“办学校

无利可图，目的在于培养自己所需人才，即使亏损亦在所不惜。”[18]后来因谢雪红领导的“二

七部队”（以纪念2月27日缉烟血案而命名的革命队伍）重要干部均任职于该校，该校被国民

党当局认定为共产党的大本营，终遭封锁废校。

（三）成立“中共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

人民协会被解散后，旧台共仍未放弃革命工作。1946年1月，谢雪红、杨克煌、王天

强、廖瑞发、林良才、谢富等人在原人民协会的地址秘密开会。会上大家讨论后决定：由于我

们对中共中央在台湾的建党方针及组织形式均不了解，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

备会”（以下简称“筹备会”）；全体出席者分别去吸收筹备会成员；筹备会的任务是为中国共

产党在台湾的建党打下一个基础；不成立领导机构，指定谢雪红与中共中央方面和各成员联

系；如有必要，可加入国民党以作掩护。[19]“筹备会”实际为在台建立地方党组织打下了基

础。

三、省工委在台湾正式成立

1946年4月，张志忠返台后不久，即与谢雪红取得联系。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6月17

日，省工委和“筹备会”在台北举行联席会议。出席者中代表省工委的仅张志忠一人，代表筹备

会的有杨克煌、杨来传、廖瑞发、林良才四人，谢雪红因目标大而不便出席。经省工委提议，

大会决定：筹备会实时解散，其组织和成员均接受台工委的领导；筹备会成员今后不再发生组

织上的联系，但在移交期为了移交工作暂可以联系；筹备会成员基本上均接受为中共党员，由

台工委分别接受之。[20]联席会议后，张志忠先后吸收杨克煌、王天强、廖瑞发、林良才等人

入党。[21]此后，旧台共各项政治活动就在张志忠领导下开展。

1946年7月，蔡孝乾返回台湾，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张志忠

担任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负责领导新竹、海山、桃园等地区的工作（后交由陈福星领

导）；洪幼樵担任委员兼宣传部长，负责领导南投、台中等地区的工作（后交由张伯哲领

导）。1948年香港会议结束后，上级组织又派陈泽民赴台，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领

导高雄、屏东、台南等地区的工作。[22]林英杰为中共台工委机关报《光明报》主編。[23]

四、省工委在台采取的基本策略和主要任务

（一）中共中央对台湾革命形势的分析

中共中央认为台湾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亦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但另一

方面认为台湾经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与祖国大陆隔绝，使其客观情况不同于祖国大陆。因

此，中共中央强调：为在台湾开展革命工作，必须认清“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一致性与区别

性”，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考虑台湾革命问题”，又要“从台湾实际出发考虑台湾具体斗争

问题”，使“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经中共中央分析，台湾的客观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唯与祖国大陆隔绝有50年之久，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虽然

没有将台湾同胞同化，但或多或少形成与祖国大陆同胞不同的特性；不过从经济、地理、言

语、意识形态而言，它与中华民族仍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性。

台湾社会与祖国大陆社会一样，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理由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为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光复后“美帝”取代“日帝”的地位，但“它不是直接统治”；台湾工业虽有

相当规模，但系殖民地工业，而并非独立的；台湾的土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部分集中于日

本殖民者手中，光复后则由“官僚资本”控制，农民缺乏土地，封建剥削仍然严重，其经营方式

是分散的、落后的。

台湾城乡关系密切，与祖国大陆的城乡关系不同。例如，台湾的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有密

切关系，使得台湾的城乡关系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台湾乡村人民生活不能完全自给，

要依靠城市；交通发达，城乡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打成一片等。

台湾各阶层人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矛盾尖锐，主要表现为：国民党统治台湾“以胜利者姿

态出现”，“对台湾人民的榨取，不但侵犯了普通群众的利益而且也侵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不

但使台湾人民生活日益困苦，也使地主资本家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台湾各阶层人民与国民

党政府的对立；认为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加以无能，使台湾人民不满现实”。[24]

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的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基本没有关系；经济上虽然较祖国大

陆发达，但政治上却落后；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虽然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抗日民族斗争，但台

湾人民的阶级意识模糊，中共在台湾毫无基础，台湾人民又由于守法意识浓厚，不易发动；各

阶层人民强烈要求民主自治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