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形象思维诞生于《诗经》论

2024年3月20日发(作者：写母亲的诗)

中国文学的形象思维诞生于《诗经》论

摘 要:在中国文学“形象思维”研究领域出现了三种错误观点:(1)仅仅将形象思维视

为作家艺术家表达思想的“表现方法”;(2)否认形象思维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的

独立存在性质;(3)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外来词汇。以上三种观点均是值得商榷的。事实

上,“形象思维”既不是一个外来词汇,也不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文艺理论概念,它是中国文

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早在《诗经》中已出现了形象思维方式。在《诗经》文本里,这种

思维方式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1)普遍注重了独特意象的精心选取与引比联类的巧妙利

用;(2)以借代、借喻和象征为代表的修辞手法的娴熟使用;(3)双声叠韵、叠词、联绵词、咏

叹词的句法模式和重章易词、反复咏唱的章法模式的有机运用。三者相辅相成,使中国古典

文学中的形象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光彩熠熠地屹立于世界古典文学宝库里,为后

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中国文学;形象思维;《诗经》

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领域里思想观念的一种主要运动方式。尽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

多文化产品里存在思维方式互渗的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提出如下论点:在纯理论概念的

领域,形象思维毫无疑问完全可与哲学思维、逻辑思维相对而立,形成三种互相区别、各具特

色的思维方式。实践早已证明,在人类文明的创造过程中,这三种思维方式又是三种催化剂,

催生出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补充、交相辉映的非物质文化产品。简要言之,哲学思维主要存在

于人类自身利害关系及目的探究的领域,它催生出的主要是人文文化作品;逻辑思维主要存

在于自然规律探究的领域,它催生出的主要是科学文化作品;而形象思维则主要存在于对人

类不同性格、情感和审美理想展现的领域,它催生出的主要是文学艺术作品。因此,“形象思

维”在文学艺术领域有着极端重要性。

然而,在历代出版的中国文学艺术史里,特别在建国以后的文艺理论界,对这一重要问题

的研究、讨论不仅十分浮泛,而且迄今尚未形成定论,仍没有理出清晰的头绪。举要言之,近

六十年来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1)仅仅将形象思维视为作家艺术家表

达思想的“表现方法”①;(2)否认形象思维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的独立存在性质,

认为“作为严格的科学术语,并没有一种与逻辑思维相平行或独立的形象思维”,因为“人

类的思维都是逻辑思维”②;(3)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外来词汇”③。笔者认为,上述

三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逻辑”是一个标准的“外来词汇”,它是“Logic”的音译;这一概念所构成的思维方

式,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那里能够充分了解,那是完全非中国的思维方式。如果认为

“人类的思维都是逻辑思维”,那么中国的“五经四书”、诸子百家著作和思想都要被排斥

在“思维”之外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至于哲学思维与文学思维各自独立存在的铁的事实,

就更难闭着眼睛予以否认了。当然,“形象思维”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也许是近代以后才有

的;但作为语词,则不属于什么“音译”式的“引进”。“形象”很早就出现于《易》学领

域,“思维”则最早以不自觉形态出现于《诗经·大雅·下武》中。所谓“形象思维”,只不过

把固有的“形象”、“思维”有机整合在一起而已。

从形象思维方式的文学作品形态看,中国文学的经典《诗经》中早已存在大量样本诗作。

无论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创作实践中看,都不能说形象思维不是中国本土的产品。

自《诗大序》、《史记·乐书》,到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其中对形象思维的

描述、论述虽用辞稍有差异,但理论概念的内涵早已明确。司马迁《史记·乐书》是第一次较

为完整地论述音乐中形象思维的起源、形态、价值、规则和目的的系统记载。其中着重指

出:“夫乐者,象成者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古人不能无乐,乐

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

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