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

2024年3月17日发(作者：师德师风培训心得)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意思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者，就是要发

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

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晚唐张为著有《诗人主客图》，将

中晚唐诗人按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分为六类，其中白居易被列为

第一类诗人之首，号为“广大教化主”。他对白居易的这一评

判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白氏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

作原则。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因其注重

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获得后世

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我国在魏晋时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文体、内容、

语言等的反省与研究使文艺渐渐开拓出新的天地，为进一步走

向繁荣奠定了基础。但过犹不及，片面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的

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以来骈文讲求对偶、声律、用典、藻饰

的特点，使其脱离生活，丧失了实用功能；诗歌在中唐出现了

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创作倾向，他们追求丽辞、精于雕

琢，反映的生活较为狭隘，“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

以为己有”。而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已进入藩镇割据、朝局动

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阶段，罔顾现实而空玩文字，自是

背离了士人的责任，也扭曲了文艺的主要功用。于是中唐时期

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自由、

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稹等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

诗歌承续《诗经》和汉魏乐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白

居易论诗文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与元九书》中，除

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还以自身创作实

践为依据，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主张，如认为诗歌应“经之

以六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

独善”。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是他在入

仕初期为盩厔尉时，还是他在朝为左拾遗、左赞善大夫，在地

方为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时，甚至是在为母丧丁忧

期间，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的疾苦，

如其《新制布裘》诗中言：“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

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夏旱》

中言：“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

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

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所以清代叶舒璐《读杜白二集》

言：“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白居易的《讽谕诗》一百

五十首是他现实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其中《观刈麦》《卖炭

翁》《采地黄者》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而其讽谕之作中

却绝无怨毒，只是“愿得天子知”，以达到辅助君王革新天下

的目的。当然，白居易也写有不少反映个人生活情趣的感伤诗

和闲适诗，如《琵琶行》《钱塘湖春行》《问刘十九》等，情

意真挚，充满着灵动的生活气息。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

合为事而作”的原则相关，他在诗歌创作中擅长以赋法铺陈，

力避艰涩、怪险，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

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

传之广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语言的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

性的减弱，以诗歌为例，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

声、实义”，“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所以他非常重

视以优美的意象兴发情感，注重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

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美的佳作。

清代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评价说：“白公之为广大教

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诸体，他家所不能

奄有也。”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艺

术家，如屈原、庾信、杜甫、陆游、辛弃疾、郑板桥等，也多

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如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

发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洁的情操，其作品同样是对特定

阶段时与事的真切反映。文学史上也有远离社会生活、表现轻

灵空寂个人情趣的一途，但究竟不是主流。事实上，中国文学

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

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

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

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历史一再证明，如若脱

离现实、远离人民，终将使创作走入死胡同，如明代前后七子

中的一些作家，“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执迷于泥古，过

于重视法度格调，雕章镂句，终难有大的文学成就，也说不上

有多少历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

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

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样的创作观念，正是对传统文艺

精神的继承和提升。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

代，国家空前强盛，人民生活丰富多彩，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

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