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形势和代宗朝的藩镇政策

2024年3月15日发(作者：烧烤店创业计划书)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形势和代宗朝的藩镇政策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形势和代宗朝的藩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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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朝的藩镇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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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前的老牌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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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4镇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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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青、淮西等5镇在代宗年间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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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宗朝的藩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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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限制藩镇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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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罢诸州团练、守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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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敕令藩帅不得署摄属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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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朝的藩镇形势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上形成了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受到严

重削弱。代宗朝是藩镇体制形成的初期，也是唐朝廷制订对藩政策的开始。因

此，探讨这一时期藩镇的动向，以及唐朝廷的藩镇政策，对于唐代藩镇问题的

继续深入研究，无疑是有必要的。

据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记载，代宗时在册藩镇共有43个。其中设置于

安史之乱以前的有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剑南（后分为剑南

东、西川2镇）、岭南（后分为岭南东、西两道、安南、容管、桂管5个节镇）；

设置于安史旧地的有魏博、相卫、成德、卢龙、河朔4镇；以安史旧部设置和

担任节帅的有淄青、淮西、汴宋、滑毫、山南西道等镇；其余为安史之乱期间

和乱后设置的内地藩镇。

上述藩镇由于其设置时间、地点和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其与唐朝廷的关系

也不尽相同。

安史之乱前的老牌藩镇

它们是为捍卫唐朝的边疆而设置的。代宗年间，它们继续担负着这一任务，

如朔方、河东于北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于西方；剑南东、西川于西南；

岭南东、西道及容管、桂管、安南于南方，都在不同程度上起着防御边疆民族

政权向内地进犯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唐朝廷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柱。这

些藩镇在代宗时也曾发生过一些动乱、节帅自立甚至叛唐事件，如河东在代宗

即位前夕发生军乱，节度使邓景山被杀，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立为帅；永泰元

年（765年）剑南节度使严武死后，诸将为争夺帅位而展开混战；大历八年（773

年），岭南东道所属的循州刺史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责占据广州；特别是广德二

年（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反叛，“逆命三年，再犯顺，连诸蕃之众，为

国大患，士不解甲，粮尽馈军’，使本来就已十分虚弱的唐朝廷雪上加霜。但总

的说来，这些藩镇在代宗年间基本上或绝大多数时间是听命于朝的。仆固怀恩

的反叛，利用的主要是“诸蕃之众”，朔方兵在郭子仪取代仆固怀恩为帅后，“闻

子仪到，束甲来奔，归者数万”，顷刻瓦解，不久又重新回到效忠于朝廷的轨道；

西川节度使崔宁“在蜀十余年，地险兵强，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所淫污，

朝廷患之而不能诘”，然而到大历十四年，一纸诏令亦将其召回朝廷。至于岭南

东道哥舒晃的作乱，也在两年后被新任节度使路嗣恭所讨平。

河朔4镇节州

它们原是叛将的身份，以及投降当时皆握强兵的实力，加之河北地区从安

禄山以来实际已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传统，决定了其对朝廷具有极大的离心倾向。

4镇从建立伊始，就利用“怀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的机会，“各招合

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

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建立起割据统治。

但是，诸镇也并非完全否定唐朝廷的存在。然各镇虽然“文武将吏，擅自

署置”，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节度使，则必须要得到朝廷的任命；然虽然“贡赋

不入于朝廷”，但作为节度使向皇帝的私人进献却也不少。此外，各镇每年都奉

命派出数千名军士到京西去“防秋”。特别是卢龙镇朱泚担任节帅后，亲自率步

骑5000去防秋并朝觑代宗。行至蔚州，“有疾，诸将请还，俟间而行。泚曰：

‘死则舆尸而前！’，其对朝廷如此一片忠心，简直令人感动。

淄青、淮西等5镇在代宗年间的动向

淄青镇从永泰元年（765年）李正己担任节帅后，立即与河朔藩镇接轨，

走上了割据自立的道路。淮西和滑毫2镇则对唐廷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如淮西

李忠臣，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回纥、吐蕃进犯长安时，代宗下令诸道勤王，

诸道多不及时赴难。使至淮西，“忠臣方会鞠，即令整师饰驾。监军大将固请曰：

‘军行须择吉日。’忠臣奋臂于众曰：‘焉有父母遇寇难，待拣好日方救患乎！’

即日进发。至于日后亲自率兵防秋，出军平叛，亦是积极主动，召之即往。滑

毫节度使令狐彰在其任职其间，“风化大行。”“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阀。”

朝廷征兵防秋，他每年选派军士3000人，自带粮食，准时开赴。特别是在他大

历八年临终之际，封仓库，清畜牧，安顿将士官吏，上表请朝廷命帅，而将其

子令狐建等“勒归东都私第”。在当时藩镇节帅大都父子兄弟相袭，或由军士拥

立的形势下，令狐彰此举，实属难得。汁宋节度使田神功在任职期间，曾二度

朝觐代宗，献马10匹，金银器50件，缯綵1万匹，最后卒于京师。张献诚在

其任职山南西道的数年中，亦向朝廷献名马2匹，丝绢杂货共10万匹。

代宗年间，上述5镇都发生过一些兵变或节度使更替事件。如永泰元年，

淄青逐节度使侯希逸，拥立兵马使秦怀玉（即李正己）为帅；大历十四年，

准西镇发生同样事件，节度使李忠臣被逐，立左厢都虞侯李希烈为帅；大

历八年令狐彰死后，“滑三军逼夺情礼”，要拥立其子令狐建为帅，“建守死不从，

举家归京师”。朝廷任命工部尚书李勉为滑毫节帅；大历三年，山南西道节度使

张献诚以病告退，荐举堂弟献恭代己为帅。而在这里特别须要指出的，是汴宋

镇发生的一次兵乱事件。

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大历八年入朝后，举荐其弟神玉代己。大历十一年，田

神玉病卒，都虞侯李灵曜“北结田承嗣为援”，以邀节制。朝廷以李灵曜为濮州

刺史，李灵曜不受诏。又以其为汴宋留后。李灵耀既得留后，“益骄慢，悉以其

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代宗再不能忍受，下令淮西、滑毫、

河阳等镇讨之。李灵耀在大军压境下很快束手就擒，而汁宋镇也随之被诸镇瓜

分。直到大历十四年，朝廷乘淮西内乱之机，将被李忠臣占据的汴州收回，才

恢复了汴宋节度使的建置。

上述诸镇所发生的驱逐、拥立主帅，或节帅兄弟相代事件，绝非孤立

和偶然，它是河朔集团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恶习在各镇的反映。因为上述

5镇（尤其是淄青、淮西、汴宋、滑毫4镇）不仅节度使出自安禄山旧部，而

且其军队的主体也是来自河北地区。所以，不论各镇在安史之乱中属于叛乱还

是平叛的一方，也不管节帅个人暂时对朝廷的态度如何，而河朔集团在各

镇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节帅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由军士

拥立，乃是一种“情礼”。正是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淄青镇在代宗年间加入到

割据藩镇的行列，淮西镇亦在德宗时走上了割据的道路，而大历十一年发生在

汴宋镇的变乱，也是“河朔风俗”影响的具体表现。

安史之乱期间和乱后设置的其他藩镇，如浙东、浙西、宣敦、淮南、江西、

鄂岳、福建、湖南、荆南等江淮藩镇是唐朝廷主要的赋税来源基地，凤翔、泾

源、邠宁、鄜坊、丹延等京西藩镇则是唐朝廷防御吐蕃军队入侵长安最重要的

军事力量，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唐朝廷进行统治的两条生命线。当然，这些藩镇

中也出现过一些兵乱甚至节帅跋扈不法的事件，如大历五年，湖南兵马使臧玠

杀观察使崔灌为乱；荆南节度使卫伯玉遭母丧，朝廷以殿中监王昂代之，卫伯

玉不受代，讽将士拒昂留己；甚至就连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李光

弼，在广德二年吐蕃军队进犯长安，代宗下诏征兵勤王时，也是“迁延不至”，

以后又“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至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与河朔、淄青等藩

镇联合割据以及同华节度使周智光的骄横跋扈，更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综上所述，代宗年间藩镇总的形势是，一方面，藩镇“率皆跋扈”唐朝廷

不再象过去那样被地方所绝对服从、尊重，这除了主要表现在河朔4镇、淄青、

山南东道的公开割据和各地藩帅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由军士拥立外，广德

二年吐蕃军队进犯长安，代宗下令诸道勤王，“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峋，永泰

元年仆固怀恩回纥、吐蕃军队大举入侵，代宗再次征诸道兵，“诸道多不时

赴难”也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藩镇又都不否定唐朝廷的存在，

甚至就连最为跋扈不法、公开割据的河朔藩镇，也都在表面上奉事朝廷。代宗

时公开与唐朝廷作对并对朝廷构成一定威胁的，只有仆固怀恩和周智光2人，

而前者利用的主要是“诸蕃之众”，并非朔方军；后者则主要停留在口头的恫吓

上，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那么，面对这样一种藩镇形势，代宗君臣们又是如

何制订对藩政策的呢？

二：代宗朝的藩镇政策

对于代宗朝的藩镇政策，历来多冠以“姑息”、“纵容”等字样。如唐人杜

牧就将代宗大历、德宗贞元年间朝廷的藩镇政策称之为“守邦之术”，要求后世

“永戒之哉”。所谓“守邦之术”，说穿了就是姑息之政。明人王夫之也说代宗

“骄纵藩镇，不可复制”，并分析这种“骄纵”之术是得之于老子“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的策略。诚然，代宗朝的对藩政策的确表现出姑息、迁就的一面，

《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中的一段记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集中反映：

“大历中，两河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已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淮、

徐、充、邪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李宝臣有恒、易、深、赵、沧、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万；

田承嗣有魏、博、相、卫、铭、贝、擅七州之地，有兵五万；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郑六

州之地，有众二万。皆始因叛乱得侯，各擅土宇，虽泛察朝旨，而威刑爵赏，生杀自专，盘根结固，

相为表里。朝廷常示大信，不为拘限，缓之则嫌衅自作，急之则合谋。或闻诏旨将增一城，浚一池，

必皆怨怒有辞，则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治兵缮垒以自固。凡历三朝，殆二十年，国家不敢兴拳石

撮土之役。代宗性宽柔无怒，一切从之。”

许多材料表明，代宗并非象一般人们所说的那样平庸无能，特别是从他先

后剪灭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和大权臣元载的情况看，他也绝不允许

别人对皇权的侵犯，但却为什么偏偏对藩镇的跋扈不法行为如此“宽柔无怒”

呢？或者果真是代宗采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呢？看来我们

只有到当时的形势中去寻找答案了。

广德元年正月，唐朝廷终于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

军队亟待休息，朝纲亟待整顿，生产亟待恢复。然而就在此时，乘安史叛乱之

机而不断蚕食唐朝领土的吐蕃向唐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广德元年七月，吐蕃

入大震关，陷兰、河等9州，尽取唐河西、陇右之地。尤为严重的是，当年十

月，吐蕃联合吐谷浑、党项、羌、氐20余万众，进犯唐都长安。代宗不能抵御，

仓皇出逃。吐蕃军队进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俨然又建

立起一个小朝廷。赖郭子仪的忠诚与智谋，赶走吐蕃军队，代宗才又回到长安，

重新做起长安天子。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广德二年正月，仆固怀恩公开叛唐，

并先后2次吐蕃、回绝之众10余万向唐发起进攻，致使京师屡屡戒严。仆

固怀恩的反叛随着他本人在永泰元年九月暴死而结束，但吐蕃对唐的威胁却在

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唐朝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夺皇位的斗争，这种

斗争一般都局限在宫内，而现在吐蕃居然也插手，占据长安，另立皇帝，这无

疑是对代宗皇位直接而严重的威胁。相比之下，藩镇的跋扈割据虽然也侵犯了

皇权，却尚未对皇权构成直接的威胁，甚至包括河朔割据藩镇在内，每年都要

派出防秋兵去防御吐蕃的进犯，保护朝廷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廷只能

把安史乱后剩有的一点力量用于对吐蕃的防御上，对于藩镇的跋扈，只好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是代宗对藩镇“宽柔无怒”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并非是

其应用了老子的策略。

但是，必须看到，代宗朝对藩镇的政策也并非一味地姑息或一成不变，事

实上在条件允许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朝廷也对藩镇势力进行了一些限制甚至

打击。如广德元年五月，代宗下诏“分河北诸州”，将原来隶属卢龙、成德、相

卫、魏博4镇的土地分隶6镇所管。其中的原因，史书虽然没有记载，但不外

是为了削弱各镇的力量，以便于朝廷控制。对于藩镇的自立为帅，代宗也并非

凡上表即予以承认。永泰元年剑南镇西山兵马使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乂，代宗即

派宰相杜鸿渐出任剑南节度使，并命其平乱。杜鸿渐“心无远图，志气怯懦”，

既至成都，“惧旰雄武，不复间罪，乃以剑南节制表让于旰”。再加上当时“西

戎寇边，关中多事，鸿渐孤军陷险，兵威不振，代宗不获已，从之’。大历三年

卢龙朱希彩杀李怀仙后，代宗又以宰相王缙领卢龙节度使。“王缙如幽州，朱希

彩盛兵严备以逆之。缙度终不可制，劳军旬余日而还。”可见代宗对藩镇节帅的

自立予以承认，在都是在“不能讨’、“不获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对于那些

比较弱小和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的藩镇，则都予以严厉打击，如大历元年平华

州周智光，大历三年平华州刘洽等。

代宗之世，曾有2人建议罢天下节镇。广德二年五月，仪郭子仪“以安、

史昔据洛阳，故诸道置节度使以制其要冲；今大盗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蠢百

姓，表请罢之”，并建议从自己担任节帅的河中节度使开始。永泰元年三月，左

拾遗独孤及又上疏说：

“今天下唯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之虞，邠、径、凤翔等兵足以当之

矣。自此而往，东洎海，南至番禺，西尽巴蜀，万里无鼠窃之盗已积岁矣。而兵不为之解，倾天下

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而为无竭（端）之费，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用（以）

备不虞，自可于扼害之地，少置屯御，余悉休之。以其粮储犀展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减国赋之

半。……”

郭子仪和独孤及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当时藩镇体制业已形成，

节度使（包括观察使等）作为一级地方政权已经凌驾于州县之上，它们管辖着

数州乃至10数州的人民土地，权力地位较州刺史时代大为提高，不要说拥兵割

据的骄藩大镇，就是效忠于朝廷的一般藩镇，又有几个愿意失去已经得到的权

力、地位？因此郭子仪、独孤及的建议又都不合时宜，难怪代宗“不能用”。

不过，代宗朝对藩镇的态度从大历八年以后有了明显的变化。当年，岭南

东道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责后，代宗一反过去的惯例，令路嗣恭为岭南东道节

度使讨之。至大历十年十一月，路嗣恭克广州，斩哥舒晃。史称“自兵兴以来，

诸军杀将帅而要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师征讨，不失（释？）

有罪，始斯役也”。此后，大历十一年汴宋镇李灵曜叛乱，代宗虽一度姑息，但

最终还是出兵讨平。大历十四年三月，朝廷又乘淮西内乱，将早先被李忠臣占

据的汁州从淮西手中夺回。甚至对于河朔藩镇，也在大历十年利用其相互间的

矛盾，下诏讨伐魏博；次年又因田承嗣支持李灵曜，再次下诏征讨。虽然两次

征讨都没有任何结果（第二次尚未付诸行动），但它表明了朝廷对藩镇态度的改

变，对藩镇多少总有点震慑作用。

代宗朝对藩镇政策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从制度上对藩镇势力进行了

一些限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限制藩镇兵力。

大历十年正月，代宗下诏：“诸道军甲，每年秋末冬首一申，春夏不须申。

其官健逃亡，非承正制救，不得辄召募。”十二年五月，“又定诸州兵，皆有常

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

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练’。”唐朝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编制，本来有严格的规

定。安史乱中，出于平叛的需要，不仅唐巾央明令一些地区募兵抗敌，而且各

地也擅自募兵自守。安史之乱结束后，各藩镇或为了扩张势力，或为了避免被

他镇吃掉，也都不断扩充兵力，所谓“掌其兵百，则思兵千；寻掌其兵千，又

思兵万；寻掌其兵万，又思兵数万；以因其力，以赡其欲’，从而形成了藩镇拥

兵自重、骄横跋扈的局面。现在，朝廷试图通过“定诸州兵”、令各道申报军数、

不得私自召募兵士等手段来限制和削减地方兵力。这些措施是否在各地得到执

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德宗即位后，建中元年（780年），洪经伦出使河

北。他听说魏博田悦有兵7万，便“依符停其兵4万，令归农亩。悦伪亦顺命，

即依符罢之”。洪经伦所依据的“符”，当即大历十二年的朝廷条文。若果真是

这样，既然连最为骄扈不法的魏博镇都不得不“伪亦顺命”，那么在朝廷诏令所

及的广大地区，上述限制藩镇兵力的措施应该是得到了执行的。

第二，罢诸州团练、守捉使。

《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八年九月载：“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

苇席，哭于东市，请进三十字，如不称旨，请裹尸于席筐。上召见，赐衣，馆

之禁中。内二字曰‘监团’，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郇谟的上言非常“称

旨”，这从“贬左巡使、殿中侍御史杨护，以其抑郇谟而不上闻也”的记载中可

得到证实。不过，郇谟的建议当时并未付诸行动，直到大历十二年五月，中书

门下奏：“诸州团练守捉使，请一切并停。其刺史自有持节诸军旅，司马即同副

使之任。其判司既带参军事，望令司兵判司马按，司仓判军粮按，司事判甲仗

案具”。代宗才准奏，下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同年七月，

朝廷罢废了润州丹阳军和苏州长洲军。《新唐书》卷49《百官志》云：“元载秉

政，思结人心，刺史皆得兼团练守捉使。杨绾为相，罢团练守捉使，唯澄、朗、

峡、兴、凤如故。”可见“罢诸州团练守捉使”的诏令各地还是执行了的。

第三，敕令藩帅不得署摄属州刺史。

唐朝旧制，州刺史免职或调离，皆由朝廷降鱼书，然后方可离任。开元时

置诸道采访使，“得专停刺史”，致使朝廷“威柄外移，渐不可久”。安史乱后，

诸道采访使变成了观察使，“威柄外移”的局面更加严重，“节将怙权，刺史悉

由其令，鱼书皆废”。代宗初年，朝廷任命元结为道州刺史，由于“西戎侵轶”，

道路不通，九月发出的诏书十二月才到达元结的手中。他“即日赴任”，而这时

“节度使已差官摄刺史”。节帅利用这一不成文的制度，尽量安插自己的亲属、

亲信为属州刺史，从而使自己的统治得以贯彻。《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三

年九月载：滑毫节度使所属的颖州刺史李岵因事得罪节度使令狐彰，“彰使节度

判官姚乂按行颖州，因代岵领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杀之。’前面提到的

汴汁宋镇李灵暇曜反叛时，也“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

镇”等等，都说明这一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大历十二年五月，在宰相杨绾和

常衮的建议下，代宗下诏：“诸州刺史替代及别追，皆降鱼书，然后离任。无事

不得辄追赴使及出境。刺史有故阙，使司不得差摄，但令上佐知州事。”朝廷这

一举措，旨在限制节帅的人事任免权，避免节帅与属州刺史结党对抗朝廷。然

而藩帅绝不会将已经拥有的权力轻易交出去，德宗贞元三年，朝廷再次发出了

“刺史停务，则降鱼书”。的诏令，可见大历十二年的诏令各地并没有认真执行。

综上所述，代宗初年，迫于形势，唐朝廷不得不对藩镇的跋扈割据行为采

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但随着边疆形势的趋于缓和，唐朝国力的逐渐恢复，

朝廷的对藩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姑息、迁就为主改变为限制、

打击为主，大历十三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请入属籍”，应该说是这一强硬政策

下的结果。可惜不久代宗的得力助手杨绾去世，代宗本人也在两年后寿终正寝，

而大历限藩政策的另一位制订者常衮则在德宗即位后被赶出了朝廷。不过德宗

初年继续了代宗大历后期以来的削藩政策，他起用杨炎为相，制订两税法，从

财力上对藩镇进行限制；建中二年又乘成德节度替代之际，企图一举革去多年

来藩镇世袭的弊端。德宗的削藩政策虽然最后失败，但从大历末至建中初年唐

中央的削藩斗争，可以说是为宪宗的平定藩镇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将代

宗、是德宗时的藩镇政策一概说成是“守邦之术”、姑息之政，也未免失之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