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示

2024年3月14日发(作者：天的笔顺是)

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示

1904年，“中国文学”科目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出现，标志着现代语文课程的独立。一

百多年以来，涉及语文课程性质的论争从未停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概括来看，有三轮

辩论值得我们提要回顾，反思认识。

一、20世纪前期：文与道

第一轮辩论发生在20世纪前期，论题是“文与道”。

中国古代语文教学一直主张“文与道”统一。近代，融入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一般

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发生了“裂变”，出现了修身、读经、辞章、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课程。

其教学活动虽都是选读文章，却开始有了“文”或“道”的不同侧重，“文与道”的学习有

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例如，修身、读经的学习重在学习选文内容，重在精神思想教育，专

注于“道”的传输与浸润；而辞章、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的学习，却开始注意学习选文

形式，注意学习文章及诗词歌赋的相关知识和写作方法，“文”的学习受到关注。1909年，

早期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教科书编辑沈颐在《论小学校之教授国文》中提出，“宜以实用为

归而不必蹈辞章之习”，“授以布帛粟菽之文字而不必语以清庙明堂，则真国民教育之旨也”

[1]。即偏重实用性的“文”的学习，这可以看作是语文课程“工具论”的滥觞。

然而，语文教学有着久远的历史，与民族深层意识融为一体，在塑造民族精神、增强

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强大的教化作用，国家常常会要求语文教学实现其教化功能。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清朝

末年“裂变”而出的多门语文课程“聚变”为一，语文课程的学习又重新强调“文与道”

的并行。1916年临时政府颁布《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

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其智德。”[2]

20世纪前期，面临异国觊觎和民族危机，为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振兴之路，有识

之士倡导并践行教育救国。1920年，当国语教育兴起时，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

中又一次强调语文的意识形态意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为什么要有国语？一是对于国

外的防御，一是求国内的统一。”[3]语文教学更加偏重于“道”，并引发对于语文教学中“重

文轻道”倾向的批评。1922年，叶圣陶就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指出：“不明白

国文教授之真作用，徒视为形式的教科……由第二种谬误观念，便轻视文字的内容和表出的

方法；仿佛学习国文的目的，至能读、能识、能讲、能写为止……所学的又不过是一个形式……

儿童对于国文科决不感有兴味，便是谬误的目的，也绝对不能达到。”[4]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语文教学对于“道”的偏重又有两类：锐意革新者要求

语文教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稳重继承者要求语文教学弘扬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显然，

二者有相同之处――都重“道”，又有不同之点――所承载的内容，即“道”是不同的。二者展

开了语文教学应该偏重于怎样的“道”的辩论。在辩论中，“道”被渐渐提升到不适当的高

位，“文与道”的矛盾凸显出来。

对于语文教学中“文与道”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地评说“文与道”的孰

轻孰重上，而是在积极努力地建设“文与道”的配合关系。1920年，现代教育家陈启天在

《中学国文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学国文的要旨”应有“正”“副”之别。“正目的”为：

（1）要能说普通言语；（2）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3）要能做现代应用

文。“副目的”为：（1）启发思想，锻炼心力；（2）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5]1925年，

现代著名文学家、语文教育家朱自清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做了更明

确的界定：“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须这样说明：（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

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