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立国道路的论争

2024年3月14日发(作者：如何制作长方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立国道路的论

争

作者：陈宏明

来源：《中外企业家·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陈宏明

（贵州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04）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立国道路的论争是当时备受关注且颇具影响的一个

重要议题，在这次论争中，形成了三大派，即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农工并重派。而在以

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中又呈现出一些复杂的形式。在这次论争中所涌现出的一些如何建设现

代国家的思想和理念对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以农立国;以工立国;农工并重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0）12-0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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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极为活跃的时代。关于立国道路的论争是这一时期极富现

实意义且颇具影响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场论争中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派，即以农立国派和以

工立国派，在两派之内，各自又呈现出一些复杂的形式。而在两派之外，还有农工并重论者。

对该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梳理阐明当时各派的立国思想，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对我国当今

的现代化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以农立国派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较早主张中国应走以农立国道路的是章士钊，1923年8月他就明确提出

中国国是应确定为以农立国，他说：“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一也，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二也。”[1]在他提出以

农立国之后，即有不少的响应者，但也出现了更多的激烈反对者，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立国道

路之争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他在《农国辩》中再次论述了他的理由，他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

面将农国与工国的差异进行对比，认为农国比工国优越，所以他仍醉心于农业国 [2]。董时进

支持章士钊的观点，他认为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而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他

还说农民“拥有独立稳定的生活”，“质直而好义”，“俭朴而饶生趣” [3]。可见其观点与

章氏如出一辙。龚张斧对农业社会的倾慕如同是淡泊名利的高僧道士，向往古代农业社会那种

小国寡民的生活。他说：“窃以为立国之道不在物质之文明，而在风俗之淳厚，不在都市之华

美，而在乡村之义安” [4]。

以上几位是纯粹的重农主义者。他们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向往，既显示出他们思想的陈腐和

对落后的所谓质朴太平社会的眷念，也表明他们对进步的文明的新的社会的漠然。坚持以农立

国论者中，还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承认工业化的好处，中国的未来应该走向工业国的道路，但

在当前还是应当以农为本，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李

若飞、李馥荪等。梁漱溟认为中国经济建设必须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必须从复兴农村入手[5]。

同时他也承认，中国的复兴和繁荣最终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实现工业化。但他认为现在中国缺

乏工业化的条件，而现存的具有发展农业的条件，中国的根干在农村，乡村发展了，都市自然

繁荣。所以他断言：“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6] 。李若飞指出，要达到国民

经济建设运动的目标，其关键在于复兴农村，否则中国国民经济的更生是毫无希望的 [7]，所

以他主张中国应先发展农业。李馥荪提出中国应以农业为重心的三大理由：第一，以农立国，

经济基础散布在农村，可避免“世界恐慌怒潮”。第二，“以吾国天赋之厚，如能改良农业生

产，自给固决非难事，若是，则目下国民经济上最严重之贸易人超问题及金融问题。均可迎刃

而解。”第三，当今世界列强，工业十分发达，如果我国发展重工业与之竞争，“诚不啻以卵

击石，失败无疑”[8]。他的这些理由不免过于消极和不自信。还有些学者也持农业重心论，他

们主张先农后工，虽然赞成工业化，认为现在没有可能，那是将来的事，他们对农情有独钟。

姚溥荪认为复兴农村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相当的地位。中国终究会走上工业化这条道路，但在

目前因缺乏强有力的统一中央政权，似有不可能 [9]。漆琪生认为重视农村建设是解决当前中

国经济危机的关键，他说，农村建设是当前救亡图存的急务，他还列举了八项理由 [3] 807。

但他也承认，重工与重农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阶段性的。

从上可知，以农立国论者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张中国应当完全走农业国的道路，向往传统

的农业社会，其观点不免过于落后和保守，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和认识不能与时代同进的特点。

二是他们虽然主张以农立国，但他们能够看到社会进步的趋势，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走上工业

化的途程，鉴于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还是应该先从发展农业入手，其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没有

看到当时中国以工立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也没有看到后起国家可以奋起直追实现跨越发展的

可能性。

二、以工立国派的观点

在以农立国论者提出他们的观点后，持反对意见者纷纷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孙倬章从进化

论的观点论证以工立国的好处，他说：“人类社会，为进化的社会；人类历史，为进化的历史，

农业为保守的，少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当相反；工业为进化的，且速进化的，与现

社会之进化潮流适相应”[10]。他把工业推动进化的作用归结于三点：其一，工业关乎社会的

普通的繁昌，如果轻视工业，偏重农业，则会导致两败俱伤。其二，工业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动

力，凡工业不发达的地方，农业也不繁荣。其三，工业是进化的源泉，如果轻视工业，偏重农

业，等于是阻止社会的进化。

吴景超对工业化的好处作了通俗的说明。他认为中国人现在应当积极的努力，用机械的生

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吴氏认为工业化可以使人富有、使人聪明、使人长寿。而农

业国是走向贫穷、愚笨和短命的路[11]。贺岳僧认为中国只有完成产业革命，一切社会问题才

可迎刃而解。他所说的完成产业革命，即是“迅速的利用机械生产来代替手工生产”[12]。也

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指出，中国现在农村经济趋于崩溃、政治不良、帝国主义侵略等

等，都是由于中国没有实现产业革命。

吴知从解决中国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角度认为中国急需工业化。他说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

大多数人又从事农业，农场过小，劳力有余而田不足，故效率低而收益少，所以中国农民很穷。

他指出，“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发达工业，以消纳过剩的农业人口，农业户口既少，平均每户

分得的土地自然增多了”， “就是农业本身也要尽量工业化”。[13]吴氏的农业也要工业化的

思想见解独到，值得国人深思。

一些报刊的舆论也在为中国要工业化大声疾呼。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人们把工业化与

救国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救国，“亟务在工业化”，“国防问题，工业问题也”，“在此国难

当头之际，救亡的出路就在中国工业化”。[14]《大公报》指出：“只有借发展工业，才能救

济农村，只有工业化，才是民族经济建设的出路。”“中国今后之存亡问题将取决于能否工

化”。[15]

还有不少的学者不但主张中国应该以工立国，而且强调要着重发展重工业，这实际上是走

工业化道路内部的实施策略问题。周宪文指出，“中国也不能长以农业国为自足，中国目前所

急欲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现代工业得以独立，否则中国的国民经济只有殖民地化的

前途”，“中国不能发展重工业，自然不能建立现代的国防，不能建立现代的国防，试问安能

立国”。[17]徐庭瑶认为，重工业是工业之母，是工业化的基础，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先发

展重工业，特别是在强邻压境的国际形势之下，“须有重工业始可言国防，故重工业即系国防

工业，乃现代立国骨干” [18]。

总之，上述极力倡导以工立国的论者，其理由主要是工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工业是

解决民生问题乃至一切社会问题的钥匙，工业是中国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乃至迎头赶上

他们的不二法门，特别是在当时国家还在遭受列强欺凌和压迫的环境下，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

放的使命还未完成，迅速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因此把发展工业放在

首位既是建立强大国防的需要，也是拯救国家命运的需要。以工立国者并非否认农业的重要，

只是在当时强敌欺凌、国力衰弱、民生凋敝的情况下，认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这

样才能救国拯民，摆脱落后被动的局面。以工立国的思想既是立足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落后的

现实，也是缘于西方发达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是由于实现了工业化而得到的启示。

三、农工并重论

事实上，早在以农立国论者和以工立国论者提出鲜明对立观点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中国应

该走农工并重的道路。较早持农工并重观点的是杨铨，他说，“今世之立国，农业与工业不可

偏废者也，而在中国为尤甚”，“徒农则以原料供人，而其一己之衣食住以及农具与消耗品皆

将仰入之异息”， “徒工则食物原料必仰给于人，无事则时有经济之恐慌，有事则不免封锁之

危险”。[20]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只偏重于农或偏重于工，我们的经济将会受制于外人，

处处被动，且处境危险。他的结论是，工业与农业要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陈宰均从解决

农民生计问题出发，论述了中国应该农工并重的理由。他说今日中国最切肤的问题，就是国民

的生计，尤其是农民的生计，因为在中国人民中，农民占90％。解决农民生计问题，方法有二：

一为减少农民的数目，一为垦拓边睡的荒地。二者都需要农业与工业平衡发展才能实现。他总

结道：“故吾内审国情，外观世界大势，敢决言吾国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

宜农化，亦宜工化”[21] 。

马寅初认为重农派和重工派各偏一隅，有失片面。他从各经济部门之间天然具有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的特点出发，阐述了农业和工业应协调发展的观点。他说：“中国的四大事业为：（1）

银行，（2）交通，（3）工业，（4）农业。四者互相辅行，才能共存共荣”[22]。他指出：

“农业国家是不可能达到富裕的，事实上比较富裕的国家大都是工业国家……这因为农业的成

本高而收获不多，工业的成本少而利润厚……然而，农业不振兴，实业也决无发展的可

能”[23]。

由上可知，在早期关于立国道路的论争中，以农立国派与以工立国派两方是各持一端，观

点鲜明，认为中国应为纯粹的农业国或工业国。随着论争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在发生变

化，在两派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形，如在重农派里，不少人也

认识到工业的重要，中国也需要发展工业，但是他们主张先农后工，走农业引发工业之路。而

在重工派里，有人主张应先发展重工业，有人主张要先从农村工业入手。同时还出现了农工并

重派。论争观点的分化，表明人们对事物认识程度的加深。从这场论争的过程来看，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工业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未来的必由之路。参加这场论争的人中有许多

是亦官亦学的社会名流，或者是与政府靠得很近的人，他们的观点对政府的决策颇有影响。这

场论争的结果，以工立国的思想终于占了上风，它不仅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国

民政府确立以工立国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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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马寅初.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270.（责任编

辑:邱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