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

2024年3月14日发(作者：一位老人)

在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上,“平民化”、“大众化”、“民族形式”等范畴显得尤为突兀,它

们之间不仅在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上互有交叉,而且常常冠以“民族性”的前缀,与“贵族化”、

“西方化”、“资产阶级化”针锋相对。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活动始终在贵族/平民、知

识分子/工农兵、民族性/殖民性等话语论争中负重展开,从“文言与白话”之争到“化大众

与大众化”之争,再到“民族形式与‘五四’传统”之争,喧闹的话语权转换背后潜在的是价

值观念的冲突。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普

及”工作因为契合战时文化心理诉求和民族国家意识需要,始终处于论争的支配地位,“提高”

工作因思想启蒙的缓慢、遥远而屡屡延宕,未能充分实践。 一、“文言”与“白话”之争 “五

四”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学秩序的巨大冲击,是白话文学主张的提出和文学进化观念的确立,其

中,白话与文言之争是革命的关键。论争中,胡适把中国文学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一是上层

的、贵族的、文言的,一是下层的、平民的、白话的,并从文学史角度得出结论,“两千年的文

学史上,所以有一点生气,所以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

点底子……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

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后来的文学史只有那前一条路,不

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这“后一条路”不仅颠覆了

传统文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建立了白话文学的新视野,宣称“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

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在胡适看来,“言语本为思想

之利器,用之以宣达者”,白话无疑是宣达思想的利器,“那所谓‘引车卖浆之徒’的俗语是有

文学价值的活语言,是能够产生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的”。显然,新文学先驱立论的基点是“以

人为尺度”的,文言以晦涩的外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以贵族的姿态垄断语言的专利,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白话则真正使语言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工具,达到了相互了

解、相互沟通的目的。针对林纾、梅光迪等人对白话文乃“贩夫走卒之语”,不登大雅之堂

的指责,胡适反驳说:“所谓‘俗’,其简单的意义便是‘通俗’,也就是深入人心”。在文学上,

它表明白话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教育普及”的合理性之上的,即“文章是人人会

做的”,不是独夫与文妖的专利。 于此,我们说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

言概念,而是一个有着深刻寓意的文化概念。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说:“就形式上说,古文

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区别在于:“第一,平民文学

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也

就是说,平民文学不仅能够满足广大民众生活需要,而且还因与口语的接近,使得它更契合“五

四”时期要求婚姻自主、个体自由的人们的人情。鲁迅在批判文言时说,“汉字的艰深,使中

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而白话的“切近人情”正是要使大多数的人民与

前进的文化相联系,从文化的前进中实现自我解放。这之中,人的前进与白话的前进相得益彰,

前者规定着后者的价值尺度,后者为前者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持。林纾、梅光迪等保守

派把文言/白话的对立视为雅/俗等级之别,胡适、刘半农、吴虞等革新派则运用文学进化的

观念颠覆了这种等级森严的秩序藩篱,将传统的雅/俗对立改写为传统/现代的对立。平民文

学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下,以读者接受的广泛性、价值取向的人民性和思想情感

的现代性,于颠覆后的秩序真空中重建了一种新的表意规范和文类系统,并以“人的尺度”和

“文类进化”的理性特征,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以及慈善文学区别开来。

[!----]在“文言与白话”论争中,文言派持守的是一种贵族主义和保守主

义立场,他们并不反对白话文本身,因为林纾本人就参与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用近乎白话的文

言文翻译了许多西方作品,他们反对的是白话文学对传统文学地图的改写,是白话文学背后的

“平民主义”价值立场。白话文学破坏了传统文言与白话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引发的不仅

是文学观念的变革,而且也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由形而下的表意规范层面延及形而

上的价值体系层面。早在胡适与梅光迪的私人论争中,胡适就曾说过,“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

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

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这里,“普及最大多数

之国人”和“大影响于世道人心”道出了胡适白话文学观念的两个方面:人的文学与平民的

文学。作为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形式的变革势必折射民族、民众的心理情绪,

“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主张本身内在地包含着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政治诉求。因

此,语言的“由雅变俗”、受众的“由士大夫而平民”,不仅是文学形式本体使然,而且也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