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争

2024年3月14日发(作者：党员自我总结)

四、近代文化论争

（一）“夷夏大防”与“师夷长技”之争

1、两种不同文化观之争

“夷夏大防”和“师夷长技”是鸦片战争以后在士大夫阵营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观。

两种文化观都来自华夏中心主义的夷夏观，但“师夷长技”文化观的进步性表现在：它能

够审时度势，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中西所处的地位，并能够有限度的承认西方的长处。

而“夷夏大防”观却无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及声光化电优越的事实，较典型地表

现出一部分封建士大夫顽固的文化保守性。此两种文化观的分歧和斗争在洋务运动时期表

现得较为明显，倭仁和李鸿章就是这两种对立文化观的代表人物。

2、“师夷”与“拒夷”之争

1、京师同文馆之争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奕于1866年12月11日上

奏朝廷，建议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以便培养懂得“制造轮船、机器诸法”的技术

人才。招生对象从过去只限招收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扩大到具有科举功名及正途出

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官员。这一新方案的提出，标志着清朝中央当权的洋务派对于西方文化

态度的一次重大变化，表明洋务派已正式采纳了“采西学”的文化政策。这种做法，引起

轩然大波。于是应不应该采用西学，终于成为文化观念大辩论的公开主题。

顽固派对开设天文算学馆大加反对。顽固派一贯视洋器、西学为邪术歪道，对设立同

文馆本来就耿耿于怀，现在看到又要让有功名、有身份的人来入馆学习“夷学”，当然不能

容忍。山东道御史张盛藻上奏，指责奕的建议是“重名利而轻气节”，如果让科甲正途人

员去习西学，就会败坏“士习人心”，动摇国本。大学士倭仁也上陈反对意见。

为了遏制顽固派掀起的反对浪潮，奕等人也上折，再次陈述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

性，指出倭仁散布的反对言论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

同年杨廷熙等守旧官僚继续上书反对意见，再度掀起波澜。杨廷熙的奏折还对总理衙

门进行抨击，直接涉及清朝最高统治者。清廷发布上谕，以严厉的语气申饬了杨廷熙，并

连带责备了倭仁之非，而对奕一派不得不来一番好言抚慰。这场论争至此告一段落。

2、修筑铁路之争

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派就提出修筑铁路问题，但遇到极大的阻力。1874年

李鸿章提议修铁路时，受到不少京官的“痛诋”。修铁路的议论不了了之。1880年，刘铭

传应诏进京，修铁路之议再被提起。刘铭传在奏折中论证了铁路的优越性。如可以破除闭

塞状态，便利各地交往，提高军队调动的积极性。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又一次激烈论

争。

顽固派方面出面反对的是张家骧，他在奏折中提出修铁路有“三弊”：一是招来更多的

外国人；二是毁坏大量田亩、房屋等；三是加剧国家财政危机。支持刘铭传建议的，有李

鸿章、刘坤一等洋务派官员。李鸿章上书反驳了张家骧的观点。但在顽固派的反对下，清

廷下达上谕否定了刘铭传的奏议。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十年期间，中国的铁路事业几乎

处于停滞状态。

3、派遣留学生之争

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遣30名幼童，由陈兰彬、容闳为正副领队率队

赴美留学。80年代初留学生领队官员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即陈与容在留学问题上发生了矛

盾。

主要分歧：管理学生指导思想上的不同。陈兰彬对学生的言行做了种种限制：不许随

反房东做祈祷，不许假日赴教堂观光，不许改穿洋装等等。容闳则认为，入乡随俗，人之

常情，一些人受到外洋习俗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分歧。陈兰彬在学习

内容中增加诵读儒经的时间和内容，对容闳安排的教育计划吹毛求疵。容闳则反对增加过

多的中文内容。对留学生在美国表现的不同估价。陈兰彬认为留学生们已经沾染了“恶习”，

中了“洋毒”。容闳则认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因生活环境的差异而引起学生习性的改变完

全是正常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幼童来到美国不仅没有变坏，反而受益匪浅。陈兰彬除

了在美国处处与容闳为难之外，还不断向朝廷和李鸿章报告容闳及留学生们的“越轨”行

为。之后，总理衙门奏请将出洋肄业幼童全行撤回，获得批准。刚刚起步的留学事业，因

顽固派的反对阻挠夭折了。

（二）、新学与旧学之争

近代新学是以西学为理论内容、以中学为依托形式的具有一定学术体系的学术派别。

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为维新变法立论的康梁“新学”的崛起，即为“新学”之典型。

1、 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大声疾呼要

“变法自强”。维新派的“变法”是要变革延续了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在中国

建立起类似英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这引起了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抗。或上告当局，

或撰写文章，攻击维新派的“新政”。

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一方反对君主专制，一方维护皇权独断；一方兴民权，一方尊

君权；一方盛赞西方政治制度，一方则视其为洪水猛兽。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

权”、“三权分立”等政治思想理论为武器，批判了君主专制的腐朽性、反动性，阐述了君

主立宪的基本主张及实行的必要性。守旧派坚持陈腐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观和

君权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完美没无缺的制度，远比西方的制

度优越。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政体，无论是君主立宪也罢，还是民主共和也罢，无不

是弊端累累，混乱不堪，毫无优越性可言。这场争论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进一

步发展。

2、 民主平等与纲常名教等级特权之争

守旧派坚持认为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是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精神力量，具有万古不

变的永恒性。他们对维新派所宣传的自由平等思想极端仇恨，骂维新派是“乱臣贼子”、“无

君无父”的名教败类，认为维新派所宣传的西方思想是败坏纲常的祸根。

维新派认为天下万物无不处于新旧更替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也包括伦理道德的变化。

中国的“民德”处于危机状态，主要是由于君主专制的戕害和纲常名教的压抑，因此破除

三纲造成的等级关系，提倡平等，是“新民德”的前提。

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民主自由与纲常名教的论争，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道德观

的对立。在论证中，维新派提出了新的道德观念，动摇了封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论争

1、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文化论争

革命派与改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政治派别。在1905年以

前，二者围绕要不要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

革命派认为，共和制是近代政治制度中最理想的制度。因为民主共和制度真正体现了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能够恢复国民固有的人权，全面体现“民意”。

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可以“把我们中国造成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始终坚持过了时的君主立宪旧调，反对革命派的民主共和道路。

梁启超极力赞美君主立宪，康有为也以史论的形式盛赞欧洲的君主立宪国家，而对民主共

和制度大加丑化。康有为认为：“人权平等”、“主权在民”，固然很好，但在中国则行不通。

因为处于君主专制时代的中国，只有经过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主共和的时代，断言君主立

宪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革命派则对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现实性抱着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共和制度及民主

思想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其在我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同样具备。革命派并不否

认在文化教育落后，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实行民主制的艰巨性，但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通

过发展近代教育，进行文化启蒙的办法来解决。

这场论争以民主共和否定君主立宪而告终，扫除了革命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为辛亥革

命的胜利奠定的思想基础。

2、“国粹”派与“欧化”派的论争

“国粹”派和“欧化”派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阵营中的派别。近代国粹主义思潮萌芽

于19世纪末，形成于20世纪初。晚清国粹派其核心成员主要有邓实、黄节、刘师培、马

叙伦、章太炎等人。国粹派的思想主流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个派别

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排满光复、政治改革、复兴古学、历史考据、诗文词赋，无一不在

他们关注的范围内。“欧化”派以吴稚晖、李石曾等《新世纪》派为代表。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两派观点明显相异。国粹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很高，称之为中

华民族的灵魂，中国的立国之本，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指出“醉心欧化派”的错误在于

无视传统文化的价值。醉心欧化派大多是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的年轻人，对世界各国的发

展情况比较了解，因而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落后有着深切的感受，在谈到中国传统文

化时，主要侧重揭露和抨击它落后和黑暗的一面，完全否定了传统文化在近代存在的价值。

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国粹派从中国文化本为的立场出发，较多地注意到西方国家对

中国的侵害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当然对于西方的戒备并不意味着一概排斥西方

文化，欧化必须在坚持中国文化主题下进行。欧化论者则把西方文化赞誉为“近代文明之

春雷”，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西方文化在一切方面都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必

须以西方文明为榜样，实行“欧化主义”才有出路。

晚清文化论争较为典型的反映了国门洞开后，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历史轨迹。文化

论争反映出具有不同阶级和文化背景的群体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态度和不同的文化选择

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