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三大杀手之“辣手书生”陈恭澍

2024年3月8日发(作者：科技世界)

军统三大杀手之辣手书生陈恭澍

在军统的历史中，陈恭澍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评选“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件行动案件，而陈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抗日战争史的大案。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主要是因为陈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 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 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不象沈醉，先搞情报，后来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做公开工作，还兼着军统很多培训班的教官， 好多学员都是经他的手招进来的，特别是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执掌后勤大权，谁都要求他办事，所以沈醉认识的人特别多，知道的事也多，别人也都认识 沈醉。一写回忆录，就都给带出来了。

所以陈恭澍认识的人也不太多，后来到了台湾，经常来往的也就是他熟悉的那些人，比如王天木、毛万里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几次比较大的聚会，陈恭澍参与的不多。

这一点，从他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

陈恭澍，1910年生，原籍河北宁河，从小随兄嫂在北京生活。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才15岁，刚刚初中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当年的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最初进入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后因升学考试未过关，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编入第一学生大队第二中队。

按：戴笠听了毛人凤的“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以后，到广州投考军校六期，已是1926年，这时戴已经30岁了。而且戴笠因为连中学都没念完，文化课考试差得很多，结果没考上。

本来身上就没钱，结果这下弄到连旅店都没钱住了，几乎被人轰出去。正在戴笠尴尬的时候，同旅 店的两个青年人看这人相貌堂堂，气质不凡，很是替他不平。于是这二人替戴笠出了房钱，还请他吃饭，席间一聊，原来这俩人都是刚刚考入军校六期的同学，他们 告诉戴笠“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在即，过几天还要补录一批，不要着急。

在补录中，戴笠顺利地进入军校六期骑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至于那两个六期同学，后来都成了戴笠的忠实部属：一个叫徐亮，“十人团”之一，“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另一个是王

孔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毛人凤刚参加特务处工作时的顶头上司。

陈恭澍是1926年3月在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27年8月，因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因此军校五期学员在南京举行了毕业典礼。

按：北伐这段历史，如果不去看专门的历史书，大多数人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在历史课本中极为简 略，除了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以外，只讲到“4.12”、接着就是“7.15”、“马日”了；然后视角就完全转到我们这边，南昌起义、“八七会议”、 接着就是“秋收起义”、井冈山，一下好几年过去了。等再回去讲那边的时候，已经是“中原大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结局。

在这里用几个重要的节点来提示一下北伐的过程、结局：

1925年7月，国民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8月25日，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

以后，还有个“二次北伐”，后面再讲。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史称“东北易帜”。

至此北伐胜利。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1928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一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到此结束；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

完成了全国统一。

毕业以后，陈恭澍回到河北，境况很不如意，于是找了几个同学，一起回到了南京。

按：早期入学的军校学生，多数都被编入了北伐军，在北伐中，许多军校学生因部队被打散，流落在南京等地，没有着落。这个时候，又是蒋校长想起了他们，于是他在南京黄埔军校内专设毕业生调查处，联系、登记这些流落各地的军校学生。总其事的，就是军校一期生黄雍。

按：黄雍，1900年生，湖南平江人。

黄雍的经历很丰富，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搞过农运、搞过武装暴 动、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后因对立三主义不满脱党、又加入谭平山的“第三党”。1931年担任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会中将。1940年退役，在 解放战争中，黄曾掩护过我地下电台。解放以后，黄任全国政协委员。

黄雍是军校一期六大队的，这个队出了四个有名的将军，都是湖南人：陈明仁、左权，都是醴陵人；刘戡，桃源人；再加上平江人黄雍。

如果说戴笠是“军统之父”的话，那么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并不为过，很多军校学生都是经黄雍介绍参加特务处的。所以，尽管黄雍并不是军统的成员，但他却是“军统”的“十人团”之一，每年的“四一”大会。戴笠都要把他们请到主席台上，隆重地推介给大家。

1932年，陈恭澍经黄雍、张炎元介绍，认识了戴笠，并进入“洪

公祠特训班”受训。

按：张炎元，1904年生，字炳华，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张炎元也是“十人团”成员，去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系1955年由保密局改组）局长，所以很多军统的老人后来都尊称他为张炳华或“炳华先生”。

所以陈恭澍加入特务处的起点很高啊，两个介绍人都是“十人团”成员，本人又是军校五期生，可谓根正苗红，又年轻，1932年时才22岁，很受戴笠器重。

从“洪公祠”一毕业，毫无工作经验的陈恭澍，居然一步登天，被派往北平站担任站长。

前面说了，张敬尧案，陈恭澍一炮而红，但实际是王天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陈恭澍不过坐享其成而已。

陈恭澍真正独立做的行动案子，要从“吉鸿昌案”算起。

★ 吉鸿昌案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很小即到冯玉祥手下当兵。1929年，34岁的吉鸿昌就当上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担任主任委员。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触怒了蒋介石，遂通过特务处下达了“制裁令”。

任务交给了天津站，当时王天木因“箱尸”被关押，主持站务的，

是站长王子襄，考虑到王毫无特工经验，戴笠特命陈恭澍牵头办理此案。

在此案过程中，王子襄离奇身亡。于是，24岁的陈恭澍一手托两家，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陈恭澍面临着与当初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找到吉鸿昌。

在上一案中，当时有老大哥王天木罩着，这回麻烦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看着陈恭澍，等着他拿主意。

所以别以为领导好当，多那几块钱工资不是白拿的。

不过人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我们看军统那些人，除了戴笠、毛人凤等少数几个人岁数稍微大一点，基本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

像文强，1907年生人，1928年，21岁的文强，已经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书记了；

陈恭澍是1910年生人，22岁当北平站站长；

沈醉更小，1914年生人，到唐生明手下当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才24岁，28岁当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成为军统最年轻的将军。

都是二十多岁就独当一面，不象现在，四十郎当了还被人看作小字辈。

所以为什么每到朝代更替的时候，总是显得好象人才辈出，最典型的，一个是汉末到三国时期；再就是从1851年，以太平天国兴起为标志，到1949年这100年了，真是星汉灿烂。原因无他，不过是

变幻莫测的时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脱颖而出的舞台而已。

这时，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已经增加了人手，不再由站长直接跑龙套、站柜台了。

北平站成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自然非白世维莫属，成员有张逢义、王文翰等人，

张逢义，军校七期，与白世维、杨英、戚南谱都是同期的同学，后面在“河内刺汪”案中还会出现。

王文翰，通常称其为王文，河北宝坻人，对天津的情况比较熟悉。

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成员中，有一个叫做马河图的，后来跟着王天木去了上海。另外天津站还成立了“情报组”，组长叫吕一民，是王文的表哥。

这几个人成为了陈恭澍的得力助手。

通过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的路子，陈恭澍物色到了两位老军头，一个叫郑恩普，河南人，当过军长；另一个叫傅丹墀，河北人，曾当过“襄樊镇守使”（北洋时期的一个官职）。

据吕一民介绍，这两个人能够接触到吉鸿昌，可以考虑通过他们得到吉的消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还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他们觉得吉鸿昌是抗日英雄，政府为什么容不下这样的人，还要搞掉他。

听了吕一民的话，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马，与这“一正一副”的两位老前辈谈一次，进行一下“洗脑 教育”。他没敢说自己是干嘛的，怕一说“特务处”的名号，引起对方的反感。而是以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与郑、傅二人见了面，并把他理解的吉鸿昌“反 叛中央”的

种种，狠狠地灌输、游说了一番。

看来陈恭澍这一点很像戴老板，也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几个回合下来，年纪轻轻的陈恭澍，居然把两个“一正一副”说动——不但要帮忙，而且直接要求参加工作，即要求“加入你们的团体”。

你说这事闹的！这一下陈恭澍还不敢做主了，只好请示南京特务处本部。

不久，戴笠亲自回电批复：同意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加入特务处；同时，考虑到郑、傅两人都是老、直肠子，怕他们看不得特务们偷鸡摸狗、鬼鬼祟祟那一套，为了避免“行动”、“情报”等等字眼刺激这两个“老前辈”，决定以天津站“军事组”的名义，安排这两个人。

戴笠心思缜密，托人办事，往往为对方想得非常周到。因为他从很小就走上社会，天天过的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在社会最底层悟出来的为人之道，自然与陈恭澍、文强、沈醉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其体会截然不同。

所以，戴笠以一个高小生的出身，最终建立一个“拥兵十万”的特工王国，靠的是他从“社会大学”中学到的东西，从这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

要说陈恭澍还真是找对了人，吉鸿昌居然自己找到了郑、傅二人，约他们见面，时间是第二天即1934年11月9日下午三点，地点在位于法租界的交通旅馆437房间。

陈恭澍当即召集王文、吕一民以及天津站的庶务吴萍会商，确定由王文担当射手的任务；吴萍是天津当地人，负责侦察及掩护；吕一

民带着他手下的女情报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二人的联系。

当天，他们就来到交通旅馆，以叫姑娘的名义，开了一间房。

按：笔者查了一下，现在天津的劝业场似乎就在当年的法租界，那么交通饭店应该也在这附近，这是当年天津著名的“红灯区”。现在天津还有很多老建筑，不知交通旅馆是否保留下来。

次日，王文、吴萍找到陈恭澍，说已经查看了位于五层的437房间，感觉不象有人的样子。陈恭澍认为郑、傅的情报应该是可信的。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

接着，陈恭澍又找到吕一民，说觉得人手可能不够，问他手里还有没有合适的人。吕一民说没人了，就是杨玉珊有个弟弟叫陈国瑞，一直要求参加“团体”，但觉得这人傻大黑粗，看上去似乎脑筋不大够用，就一直没答应。

陈恭澍说可以，让他跑跑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试一下，如果还行就吸收进来，身体好，正是块搞行动的料子。

布置停当，陈恭澍赶到交通旅馆附近、事先已经看好的一个咖啡厅，会齐了在此待命的王文、吴萍。二人说437房间仍然没有动静，陈恭澍其实心里也没底，但表面上还很冷静，令二人马上回现场，随时准备动手。

三点了，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预料中的混乱场面出现，陈恭澍知道坏了。可又不能自己跑去看，又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供联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快三点半，吴萍来了，说那屋始终就没来过人——怪了，就是吉

鸿昌不来，“一正一副”也得来啊，是他们彼此约的见面啊。

正在摸不着头脑，负责与郑、傅二人联系的吕一民、杨玉珊来了，为了掩护，还带了杨玉珊的一个小外甥女。

原来，郑、傅二人按时赴约，刚进交通旅馆，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人忽然凑过来，说，“吉先生在对面138房间恭候。”

所谓“对面”，是指国民饭店，建于1923年，据说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一直保存至今。

这个时候已经快五点了，郑、傅二人已经结束谈话返回各自的寓所，当务之急是确定吉鸿昌是否还在饭店。

陈恭澍当即令杨玉珊、陈国瑞带着孩子扮做一家三口住进国民饭店，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吉鸿昌的去向。

吴萍把汽车开到饭店附近，负责往来传递信息——那时候办点事也真够费劲的，哪像现在，发个短信，齐活！

陈恭澍、王文则在咖啡厅等候，随时准备动手杀人。

杨、陈随便买了点东西，装满了一个手提袋，假装是来津的游客。因孩子闹着要买玩具，又买了一个皮球。

谁承想——吉鸿昌的性命，最终居然着落在这个皮球上。

杨家姐弟进入国民饭店，很顺利地在二楼开到了一个房间，房号为130，与吉鸿昌的138房间同在二层。

杨玉珊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斤两，空有一把子傻力气，干粗活是可以的，搞侦察是没戏的。任务多半要靠自己完成。

这个任务很难，难在哪里？

杨玉珊根本就不认识吉鸿昌！

只是听郑恩普大体介绍过外貌，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大胡子，二是大个子。

想象一下——换了你，在一个饭店里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情报工作了——做“特务”的基本功。如果你想不出办法，或者你三天以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么你不用吃这碗饭了，可以考虑换一个工作。

且看杨玉珊怎么做？

当务之急是确定138房间有没有人——有，再说谁是吉鸿昌的问题。

杨家姐弟站在走廊上，计算哪一间房是138房间。

正在这个当口，忽然发现有5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走到走廊的另一侧，拐过弯去，就不在杨玉珊的视线之内了。

杨玉珊心动了一下——难道是这一伙人？

反正是一片茫然，不如碰碰运气，“蒙”一下。

于是她回到房间，叫过弟弟，让他设法了解一下，看哪个房间“热闹”——四、五个人在一间屋里待着，肯定动静比较大。

这个任务，不需要太多的智慧。这点脑子，陈国瑞可以有。

一会儿，陈国瑞跑回来了，说145房间好象不止一个人。

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假意在走廊上拍皮球玩，慢慢靠近138房间，仔细听了听，一点动静都没有。杨玉珊故意将皮球拍到门上，“砰

砰”作响，如果房中有人，肯定出来看个究竟。

拍个几下，依然无人应门。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一路玩，一路走，慢慢地靠近了145房间。

房间里“哗啦哗啦”，是打麻将的声音。

杨玉珊早已看好，每个房门上面，都有一个“亮子”，这一间，恰好是开着的。

于是，杨玉珊像“投篮”一样，直接把皮球扔进了窗子，然后就轻轻地敲了敲门。

与她预料的一样，门开了，一个人气呼呼地拿着皮球，正待发作。

杨玉珊满脸堆笑地陪不是，对方一看是个年轻姑娘，又带着孩子，不好再说什么，将皮球扔了出来，“砰”地关上了门，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然而,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来讲,这已经足够了。

杨玉珊“蒙”得还真准！

房间里共有5个人，除了出来应门的，另外四个人正围成一桌在打麻将，其中左边的一个，身材极为高大，坐着还比别人高出半头；脸上的胡须虽然刮得很干净，但下巴上一片青吁吁，显然是长着一部络腮胡须。

不是吉鸿昌而谁？

杨玉珊带着孩子直接下楼，途中只是看了一眼站在130房间门口的陈国瑞。

陈国瑞随着姐姐走出了国民饭店，杨玉珊抱起孩子径直走了，途

中回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

陈国瑞随即走到等在汽车中的吴萍身边：“那个人在145，我在大堂。”说着又进了饭店。

吴萍走下汽车，蹲下，假意检查轮胎，看了一个，又看一个。

远处，躲在咖啡厅里的陈恭澍和王文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陈恭澍看了看王文，点一点头。

不用说话，这都是事先定好的暗号。

王文进了大堂，陈国瑞带着他直奔二楼145。

到了门前，陈国瑞轻轻地拧了一下把手，没有拧动。

于是陈国瑞稍稍退后，用足浑身力气，对准房门就是一脚！

这一脚很关键，一脚踹不开，没有第二脚的机会。

房门应声而开——陈恭澍用陈国瑞是用对了，真是个搞行动的料。

就这“一脚”，陈国瑞就把自己“踢”进了“团体”——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当了一名看守。

但陈恭澍想不到的是，不用多长时间，他就要接受这个小兄弟的照应。

陈国瑞闪在一旁，此时王文已掏出枪，冲着屋里正在愕然的几个人喊了一声：“吉总司令！”

只见一个人猛抬了一下头，准备站起来，王文冲着他“砰砰砰”连开三枪。

眼看着两个人应声倒下，王、陈二人趁着大家来不及反应，窜出

了饭店，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人流中。

暗杀成功，陈恭澍很高兴，只等着上级通令嘉奖了。但是，第二天报纸上登载出来的消息，却是兜头一盆冷水。

当天死在国民饭店的，是一个叫刘绍勋的人。吉鸿昌只是受了伤，此时，连同任应歧、李干三，已经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羁押。

按：“工部局”这个名称，可能大家会比较奇怪。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负责建筑、营造、规划、设计的一个机构，怎么还管抓人。

实际上，工部局，即municipal committee，意为“市政委员会”，是旧中国租界中行使行政权的机构，大体上相当于租界的“政府”。

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董事多为外国人，后来又有了中国人，《上海滩》中，曾有冯敬尧谋求上海工部局“华董”（华籍董事）的情节。

工部局下设若干机构，其中包括警察部，其实就是租界的警察局。我们在看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诸如“巡捕”、“华探目”等等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在租界中吃“警察”饭的。

当年上海风云一时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最初就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前文中提到的范广珍，就是一个“华探目”；如果是“印度探目”，就是指大家都知道的“红头阿三”了。具体为什么这样叫，有好几种说法，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

天津工部局比较特殊，原来是法租界董事会下工部局的警察部，后直接把警察部称为工部局，实际上是直接受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领导的租界警察局。

天津工部局大楼据说现在还存在。

刘绍勋、吉鸿昌、任应歧、李干三，就是当天在145房间中的几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笔者没有查到。

其中，在暗杀中被刺的刘绍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实际上他是李宗仁的代表，受吉鸿昌之邀。来天津商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相关事宜，结果刚来就被刺身亡。

还有一个是任应歧，1892年生，河南鲁山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兼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结识了在平津地区搞地下工作的刘仁，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吉鸿昌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骨干。

1934年11月14日，经国民党当局出面斡旋，吉鸿昌、任应歧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1月 22日，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命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将吉鸿昌、任应歧和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三人押解至北平，羁押在炮局胡 同陆军监狱，并对二人进行“军法审判”。

在审判中，吉鸿昌、任应歧均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表示：“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最大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歧在北平就义。

临刑前，吉鸿昌口占“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歧则遗书：“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报，痛哉！”

很多人可能在心里会说：这个王文，也真够“废物点心”的，这么近的距离，还打错了人，跟人家白世维怎么比？

事实上，在“吉鸿昌案”之后的检讨中，陈恭澍一伙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通行的说法，是说从杨玉珊窥伺成功、到陈国瑞踹开房门的这一段时间，正好赶上打麻将“四圈换门”，结果枪手仍按事先观察的位置，想当然地开了枪，结果误杀了刘绍勋。

但据王文自述，开枪之前他曾喊了一声“吉总司令”，见某人有反应他才开的枪，也就是说，王文这三枪都是奔着吉鸿昌去的。这么近的距离，又有明确的目标，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王文不是白世维。

笔者多次强调，刺客没那么好当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要对准一个人，不是想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做到的。况且王文与白世维不同，王文是搞情报的，不是军校出来的，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关键的时候难保眼不花、手不抖。

所以，白世维一战而坐稳军统“七小杀手”之一的位置，并非侥幸，凭的是真功夫。

另外，客观条件也不一样，白世维那一枪，虽然距离远，但当时张敬尧并不知情，相当于站那儿不动，等着挨枪子；而这一次，可以想象，屋里肯定一下炸了营，而且那么小的空间，谁稍微动一下，可能就当了“替死鬼”。

“吉鸿昌案”是陈恭澍作为指挥员策划的第一个行动，也是他杀手生涯的开端。从整个情况看来，基本上还可以说思虑深远，心机缜密。至于误杀他人，其中有一定偶然因素。要说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

应该带上白世维到天津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石友三案”中，陈恭澍经验不足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其进退失据，举止舛谬，一错误人、再错误己，其种种举动，令人殊不可解，最终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本案的几个主要角色，有的今后还会出现，有的恐怕就没机会再写了，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他们的结局：

情报员杨玉珊，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仅从业务角度而言，杨玉珊可谓一个出色的情报特务，在本案中的作为简直如同情报工作教科书一般，其判断力和随机应变能力非同一般。

郑恩普虽然岁数不小了，却是个单身汉，经过此案，杨玉珊与郑恩普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二人之间居然暗生情愫，最终杨玉珊嫁给了比他大20来岁的郑恩普。

1949年，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不知所终。郑恩普去台后剃度为僧，法号“兴慈”，并做了“大慈寺”的方丈。1980年8月，“兴慈”和尚郑恩普以近90岁的高龄“圆寂”。

傅丹墀，在后面的“殷汝耕案”中仍有精彩表现。

吴萍，天津站的内当家，王子襄出事以后，他的妹妹王玉梅找到戴笠大闹，说吴萍躭误了急救的时机，应对王子襄的意外死亡负责。

戴笠当然知道吴萍很冤枉，但由于王玉梅的家世在北平有一定社会背景，她本人又是戴笠的朋友，所以戴笠没办法，为了敷衍王玉梅的面子，只好在“吉鸿昌案”之后，将吴萍召回南京特务处本部，象征性地关押了一段时间。

放出来以后，为了酬庸他无端被冤，给他找了一个美差——推荐到行政院当了总务科长，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去台后，吴萍于1951年因车祸身亡。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生，河北省宝坻县人，王文的表兄，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加入特务处以后，又吸收了比他小8岁的侄子吕问友。

天津解放后，吕一民、吕问友隐瞒了自己的特务身份，结果在解放初期的“肃反”中被查获。经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反革命罪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吕一民、吕问友于1951年3 月31日被执行枪决。

“石友三案”

石友三，1891年生， 吉林人，曾在长春东关龙王庙小学念书，恰逢此时，商震在这里以教书掩护其革命党人身份，所以石友三这么个人，居然曾经是商震的学生。

石友三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从军，投入吴佩孚部下，后辗转投入冯玉祥手下，提升得很快，并与韩复渠、孙连仲、孙良诚、刘汝明、张维玺、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闻承烈、程希贤、韩多峰、韩占元一起，成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有个奇怪的现象，从北洋到民初，凡这类不爱念书、从小投入军伍的，好象都提升得很快，往往几年时间，就从马夫、勤务兵等等当到师长、军长，挺有意思。个中原因，笔者没有当过兵，不好妄加揣

测。

要我说，石友三这个人，如果说是世界上“最无耻”的那种人，可能有点武断，如果说他是人类当中“比较无耻”的那种，则一点不冤枉他。

石友三的一生，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著称，可以说把“有奶就是娘”这个混蛋哲学发挥到了极 致，从1926年到1940年，短短14年间，石友三居然先后7次扮演叛徒的角色，先后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我党，接着 又次第背叛，人称“倒戈将军”。

石友三还有一项重大罪恶。我们知道，现在的河南少林寺是1951年以后陆续重修的。原来的建 筑，如天王殿、大雄宝殿、客堂、钟鼓楼、藏经楼及少林寺历代收藏的《大藏经》、《少林寺志》木版、北朝石刻造像碑等，皆于1928年3月15日在一场大火 中被焚毁，这是少林寺历史上继隋末大火之后被烧得最惨的一次，少林精华、史料典籍尽遭浩劫。

这把火，也是石友三放的。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归顺”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7月20日，石友三宣布起兵、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发出通缉令，并与张学良对石进行夹击。7月31日，全军覆灭的石友三逃往山东，投奔韩复榘。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于日租界，与张璧、李际春等，受土肥原贤二的指使，多次组织武装暴动。1934年4月，日本参谋

本部提出在华北“建立新政权”并准备组织所谓“定武军”作为“新政权”的军队，其中又有石友三、李际春等人。

这就不是背叛哪一个军阀团体的问题了，而是背叛国家民族。于是，特务处奉蒋之命，对石友三下达了“制裁令”。

按：张璧，生于1885年，河北霸县人。

张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当然也是著名的大汉奸。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张璧还是个“老革命家”，而且他的前半生，直可用“光彩夺目”四个字来形容。

张璧毕业于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后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属于元老级的。中山先生曾有“南胡汪，北二张”之说，胡、汪是指胡汉民、汪精卫，而二张就是张继和张璧。

特别要谈到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张璧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与鹿钟麟将军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当时，冯玉祥找到张璧，要他会同鹿钟麟和李煜瀛（也是一位国民党元老，社会贤达，解放前故宫神武门上悬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他的手笔，后来才换成郭沫若的）一起执行这项任务。并说，这是一件大事，有李煜瀛出面，比只有你们两个拿枪的人要好。

对此，张表示：“即使外界有什么议论，我们也不怕，我们是奉命行事，谁敢造次，到我们头上动土，我也不会客气。”

当天，鹿钟麟、张璧二人护送溥仪移居醇王府，分手的时候，鹿钟麟忽然持抢问溥仪“从今而后，你是仍旧以皇帝自居，还是甘愿做公民？”

受此威慑，溥仪顿时为之气沮，连声说，当然是做一个公民。

鹿钟麟说：“如你仍旧以皇帝自居，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如愿做普通人民，那么我们自然对你有保护之责任。”

此时，张璧在一旁笑说：“溥仪先生，如果你愿意当中华民国的一位公民，将来说不定还会被选为大总统呢。”

双方遂握手做别。

后来人评论：“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二千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除鹿钟麟外，恐并世无第二人也。”

从上面的这一段溥仪出宫的“花絮”来看，张璧实在是一位有见识、有担当、明快敏达的人。可惜，这么样一个当年的英雄豪杰之士，居然会落水当了汉奸，而且当得很彻底，如果再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恶不作”，在“天津事变”中，张璧就是重要的策划者。

抗战胜利以后，张璧被逮捕，并于1946年1月22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平的大牢中。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则是共产党人，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常委。

张璧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的夫人。

顺带提一句，在平定“天津事变”中，曾有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调往西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人在华清池生擒蒋介石！

他的名字叫做——孙铭九。

可叹的是，孙铭九最后也成了汉奸！

按：李际春，曾任奉天银行经理。与张璧相比，李际春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大汉奸，但除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否则不一定知道这个人。

但是李际春有个日本干女儿，却非常的有名，他这个干女儿叫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

李香兰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是中国通、义父是中国人，本人生于抚顺，在北京上的中学，张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对外又从不提自己的身世，所以谁也不知道李香兰是个日本人。

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成立，李香兰成为其当家明星。上世纪四十年代，李香兰来到上海，拍了很多有名的电影，由于她从小学习声乐，歌也唱得很好，与周璇一道，成为当时不太多见的影歌双栖明星。

1945年，李香兰以汉奸罪被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人身份后，被无罪释放并遣返日本。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

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多伤无辜，况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河北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

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实际上，还有两层含义，陈恭澍没有明说，一是要亲自对先鸿霞进行一次当面的考察，因为此前的 一切都是听王文转述的，作为指挥员，心里不太“托底”；二是必须见了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才能向南京特务处正式呈报。否则，贸贸然地报上去，等一见面 发现不行，岂不是拿领导开“涮”！

对此，王文完全同意，但据先鸿霞讲，他还在争取石友三的另一个卫士，等这个人有了确实的态度，就可以安排见面。

第三，照陈恭澍的意见，先鸿霞只需要扮演“内应”的角色即可，“动手”还是由天津站自己来。

因为陈恭澍一直有个看法，既然是制裁汉奸，就要堂堂正正，纵不能“身首异处”，也要让他“血溅满堂”，才有点“明正典刑”的意思，方可解国人心头之恨。换句话说，不但要杀，还要杀出威风、杀出血腥味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当汉奸的可耻下场！

对此，王文认为不必这样机械，反正是制裁汉奸，不管用什么方

式，关键看效果，而且听先鸿霞的意思，此案只可智取，不宜强攻，由他本人相机动手就行了。

陈恭澍说那好吧，你再跑一趟天津，跟他接触一次再说。

王文依计行事，等再回来时，消息令人振奋。

——先鸿霞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他的同事，此人叫史大川，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早就不愿跟着石友三当汉奸了。另外，先鸿霞正在争取石友三的厨师老褚，打算用最简单的办法下手——药死他。

听了这个情况，陈恭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瓶毒药——那还是王子襄生前的事，有一次，陈恭澍与他闲聊，就问起，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无嗅，能迅速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王子襄说有啊，说着就给他倒了一瓶。后来没多久王子襄就死了。

陈恭澍把药取出来交给王文，并叮嘱他一定找个小动物试验一下，然后又拿了2000元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又问王文与先鸿霞见面的事情，王文说没问题，等我这趟回来就安排。

接着王文又谈到“三益成”的掌柜刘兆南，说此人很够意思，帮了不少忙。

对此，陈恭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与王文不同，陈恭澍是职业特务，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种人，凡事都会多想一层，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坚持面见先鸿霞，并非不相信王文，而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据陈恭澍回忆，送走了王文，他曾犹豫要不要给南京打个电报先说一下，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与先鸿霞会面之后，再行报告。

这一下铸成大错！

王文回到天津，约出先鸿霞，仍旧在“三益成”见面。先鸿霞很兴奋，说已经跟石友三的厨师老褚谈通了，他答应做这件事，但时间不好说。

王文将毒药交给了先鸿霞，双方约定次日见面。

王文不会想到，此一去，竟成永诀！

第二天，先鸿霞没有来。

第三天，先鸿霞仍然没有来。

第四天。

第五天。

可以想见王文是什么心情！在北平的陈恭澍又是什么心情！

第六天，来了一条汉子找王文，这就是先鸿霞的同事史大川。

跟大家估计的一样，先鸿霞出事了。

当天，先鸿霞与王文分手以后，回去就与史大川商量，史大川认为可以按计划行事。于是先鸿霞找到厨师老褚，老褚拍胸脯表示没问题，“今天晚上我就让石友三见阎王。”

——然而，大家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石友三是什么人，那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一个老兵痞，从十几岁当兵活到四十多岁，天天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一生当中见过的死人恐怕比我们见过的活人还多，那可不是被人吓唬长大的。

还有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石友三是“叛卖专家”，当叛徒当惯了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别人对他的反叛，石友三会有多么的敏感。你别

看他表面上可能不说，但内心深处，无时不刻都在防着身边的人。

当时的场面，谁也没有亲眼目睹，但想也能想出来。老褚并不是特工人员，一个厨师而已，做了“亏心事”，难保神情不变常态，估计端菜上去的时候他都不敢看石友三，结果被石看出破绽，免不了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拍，就这么简单。

当天晚上，先鸿霞和老褚二人就被解往日本宪兵队。

万幸的是，老褚并不知道史大川的底细，而先鸿霞在危急关头，很机警地保护了自己的战友。直到这么多天过去了，史大川才有机会跑出来，找到王文报信，而且他也不准备跟着石友三再。

听了史大川的话，王文万念俱灰，当时都“懵”了，好半天才想到，要回北平向陈恭澍报告。

也是啊，大家想想，王文是1909年生人，这个时候才25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儿。要搁现在，刚参加工作才两年，还属于“新大学生”，每天在办公室里，也就是管打打开水、每天早点上班擦擦桌子吧。

临走前，王文将史大川安置在“三益成”暂住，并告诉他，“我有2000元钱存在柜上，要用的话找刘兆南就可以。其他的事，等我从北平回来再想办法。”

陈恭澍听了王文的汇报，也是五中如沸。稍稍镇定一下，他令王文即刻赶回天津，一是将史大川接回北平，二是设法了解先鸿霞和老褚的情况，以便设法营救。

同时，陈恭澍给特务处本部打了一个报告，要求保送史大川到南京去上军校，同时设法营救先鸿霞和老褚，另外申请对支出的各项费

用予以报销。

第二天，王文就回来了，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史大川取走了存在“三益成”的2000元钱，走了，失踪了。

此时南京的批复也回来了，大意是说：你报告的几件事事先没有备案，请继续提供切实的证据。

换句话说——对陈恭澍的报告，特务处不予采信。

也是啊，什么都没见着呢，你就说可能死了两个人，又要营救、又要抚恤，又要报销，又弄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史大川，说要让他到军校深造。搁谁谁也不信，更不能给办。

陈恭澍这个悔啊！

大错已经铸成，无可弥补。现在的关键是，已经对不起先鸿霞和老褚了，白白地送掉两条命，不能再对不起史大川了，非得找到他不行！

陈恭澍命令王文，开站里的汽车，马上返回天津，务必查出史大川的下落。

王文再一次返回“三益成”，前一天去的时候，王文就感觉刘兆南好象有点不对头，跟他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感觉，与原来的熟络劲儿迥然不同，于是就直接问刘，史大川到底上哪去了？

正在这时，刘兆南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言谈中支支唔晤，而且很快就挂掉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很怕旁边的王文听到对方的说话。

王文很机警，马上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就是史大川，而且，因为他与刘兆南的话没有说完，他马上就会再打过来。

当电话再响时，王文一把抓起电话，果不其然，对方正是史大川。

史大川一听是王文，当即痛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先鸿霞兄弟眼睛瞎了，交了你这么个朋友，你害了他还不够，还要带着日本宪兵来抓我，你还有良心没有！”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至此真相大白——刘兆南私吞了王文存在他这里的2000元钱，骗史大川说“王文要害你，你赶快跑吧”，诓走了史大川。回过头来再骗王文，说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两头骗，要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被一个电话戳穿了“西洋镜”。

看着眼前的“同乡加同学”，王文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生气，王文将刘兆南塞进汽车，直接拉回了北平。

人在气头上，往往会干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来。这个刘兆南，给陈恭澍惹了大麻烦。

“石友三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陈恭澍彻底败了，败得很惨。

总结起来，“石友三案”的失败，其责任完全在于指挥者陈恭澍：

其一，这么重要的行动案件，为什么不到天津坐镇指挥，而是在在北平遥控？要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你在现场，你观察到和感知到的东西，绝对不是听听汇报之类所能代替的。试想，在“吉鸿昌案”中出的变故，如果指挥员不在现场，吕一民、王文谁能处理？

再说了，从北平到天津，不象现在，高速列车，29分钟就到了。当年要打个来回，最快也得一天吧，多急的事也给耽误了。而且到最后，人命都出了，还是让王文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他跑有什么用？哪

一件事他能决定？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须知做长官的，要的就是你拿主意。王文刘兆南这件事情，不管他做得有多不对，责任都是你陈恭澍的，因为你是领导者，最终的结果要由你来承担。

其二，作为领导者，应该敏锐地发现王文身上存在的立功心切、挽回面子的心态，为什么还坚持用王文？用也可以，为什么不及时提醒他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

其三，刺杀汉奸非同小可，在没有详细行动计划的情况下，居然让几个没有任何谍报工作经验的“运用人员”去进行所谓的“自行决定”、“随机应变”、“相机行事”，等于驱羊入虎口，是不是对别人生命的一种漠视？这一点上，比他的戴老板差远了！

其四，已经发现“三益成”掌柜刘兆南不靠谱，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指出来，提醒王文？要你做长官是干什么用的？

其五，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没有及时向南京特务处本部备案。其后果，不是几千块钱能不能报销的问题，而是先鸿霞和老褚这两位“锄奸烈士”无法得到承认，连身后起码的抚恤都没有，真的是白死了。还有史大川，连他的本名是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是哪里人，找都没处去找。

事情还没有完，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并将继续付出代价。

至于石友三，虽然侥幸逃过“制裁”，但也不过多苟延残喘了六年而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死有余辜的石友三，终究还是“载”到了“自己人”手中。

1940年12月1日，当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的石友三，准备再次投靠日本人，结果被其手下、第八军军长高树勋活埋在黄河岸边。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3.3 畏罪潜逃

王文将刘兆南回北平，本意是让他“吐”出那2000元钱，并着落在他身上查出史大川的下落。没想到这个家伙见了棺材都不落泪，仍然一口咬定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陈恭澍依然继续着他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见到刘兆南，既没有责备王文的卤莽，也没有想办法让 刘兆南开口，也没有说下一步如何发落这个家伙，仅仅是吩咐把他关在北平站（一个很大的院子，同时也是陈恭澍的家和一部分北平站工作人员的单身宿舍）的一个 单独的院落中，然后就不管了，好象是来个了客人，白管饭似的。

刘兆南可不是来做客的，也不是来吃白饭的。

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报了官——估计也跟现在一样，写个小纸条扔到院外，写上“我被，救人，谢谢”等等。

这天早上，刚起床的陈恭澍就听到有人叫门，一出门，发现已经有巡警进来了，此时的陈恭澍，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举动——

翻墙、出院、撒腿、“扯呼”！

这个陈恭澍啊，真不知道他是用脑子思考、还是用别的地方在想问题、还是脑子本身就有问题——

论公，你是一个秘密机关的第一负责人；论私，你是一家之主，这个时候，天塌下来也得你来顶！你怎么能跑？你跑了，剩下这几十

口子人能跑么？

陈恭澍跑到大街上，“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中，告诉他出事了，同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果不其然，白世维、王文、还有陈恭澍的太太等人，包括刘兆南，全部被警察局带走。

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他在跟谁也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居然当天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跑到归绥（呼和浩特）投奔他哥哥陈恭治去了。

这是很严重的事态，从北平警方的角度看，这叫“畏罪潜逃”，从特务处的纪律角度讲，叫做“擅离职司”，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不应当是陈恭澍这个档次的人应当做出来的事！

不理解！

你说他是害怕吧，应该不会害怕到哪里去，陈恭澍是军校出来的，你说这点事会吓住他么？

再说了，你就是再怕，怕得要死，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到什么时候是个了？你能躲得过过国家司 法，你能躲得过戴老板么？别忘了，你是面对着《三民主义》和手枪发过誓的——“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 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这个“最严厉之处分”你不会不了解其含义吧？

退一万步说，这些都不考虑——从特务处开小差出来的人，你以为今后还有“班”可上么？

所以，想来想去，真是搞不懂他。唯一的解释，只能说陈恭澍当时脑子里有水，而且水还挺多！

这一跑居然跑了小一年，当然陈恭澍也很不塌实，其间曾悄悄潜回北平打探消息，才知道，王文和刘兆南都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即传说中的“丙地”。

不知道放风的时候，王文可有机会见到老前辈王天木先生——因“箱尸案”的牵连，王天木也被关押在这里。

这一听又把陈恭澍吓着了，又跑了！

又猫了半年，此时已经是1935年10月，陈恭澎实在是呆不住了，也想明白了，下定决心，回南京、找戴先生归案——只要不判死刑，大不了坐他几年大牢。

其实，陈恭澍这一年多的折腾，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他真是没有读懂他的这位戴老板。

第一，戴笠是最“护犊子“的。我的人，我怎么整治那是我的事，轮不到别人来欺负。莫说陈恭澍罪不至死，就是真犯了死罪，他也会想尽种种办法予以维护，王天木不就是例子？

戴笠唯一“栽面儿”的，是张超被陈仪枪毙。戴笠托人都托到了蒋介石那儿，因为蒋介石考虑陈仪的背景实在特殊，没有答允，戴笠已经尽力了。

至于赵理君，那是他自速其死，别人帮不了他。

第二，对自己的部属，戴笠从不会较真儿，翁光辉背着他给老头子送情报，戴笠都照样用他，何况陈恭澍不过是在工作中因经验不足

造成的失误。

按：凡事都有例外，戴笠是个好面子的人，不论是谁，如果是给军统局丢了人，戴笠下手毫不容情。

1938年10月，蒋介石接受我党的建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双方合作开办“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游击战骨干、开辟敌后战场。戴笠感觉很有用，也派了几个人前去学习，其中有一个是他军校六期的同学、临澧特训班副大队长、教官王百刚。

没想到王百刚心思不但没用在学习上，反而偷了培训班的班费，结果被当场抓获，把军统的人都给丢尽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也不便于处理他，只好做退学处理，正好借此机会“寒搀”军统。

王百刚“臊眉搭脸”地回到临澧，戴笠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叫你去学习，你跑去偷钱。好比晁盖骂时迁：“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为了这点事，居然把王百刚给枪毙了。

第三，戴笠最喜欢少年英才，在军统当中，颇有些人，戴笠是很“宠”着的，这当中，一方面是爱才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份感情在驱使。

当年，戴笠一见沈醉，觉得这孩子跟他儿子年龄相仿，还这么能干，一下就喜欢的不得了，下大力气着力栽培，十年之间，居然把一个辍学的中学生培养成军统少将！

对陈恭澍也是如此。要说陈恭澍这辈子，真是没少给戴笠捅漏子、

找麻烦。但戴笠从没一句重话给他，充其量关关禁闭，坐几天冷板凳，然后一次一次地畀以重任。

陈恭澍回到北平，找他原来的老关系，结果，因他脱离岗位一年多，谁也找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

陈恭澍心一横，居然违反特务处的厉禁——直接给鸡鹅巷53号戴笠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回去，但有个要求，必须让连谋来接我。

放眼军统，敢跟戴老板提要求，讲价钱的，恐怕也就是这个陈恭澍了！

“连”这个姓，一听就是福建人。不错，连谋就是军校学生中为数不多的福建人之一。

大家知道，黄埔学生以南方人为主，尤其是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几省人最多，但 不知为何，紧挨着广东的福建人却不是太多。比较出名的有一个罗列，福建长汀人，也是四期的，最后做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上将。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吴石 了，福建闽侯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的，也可以算是黄埔生。

陈恭澍虽是北方人，却与福建人连谋成了好朋友，而且连谋就是通过陈恭澍的介绍加入特务处的。

连谋，1907年生，福建惠安人，军校四期入伍生队步科第二团第二连，与另一个军统特务廖宗泽是一个连的。连谋的小名叫良顺，所以也有的史书称其为连良顺。

连谋曾被派往台湾受降，并于1945年11月8日到1946年7月

任台湾高雄市第一任市长。

据说，上世纪30年代初，连谋曾陪同连战的祖父连横先生一同前往福建省仙游县前连村的连氏宗祠拜祖寻亲

戴笠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不几天，连谋真的到北平，按约定的暗号找到了陈恭澍，说戴老板派我接你回南京。

在忐忑不安中，陈恭澍见到了戴笠。

此刻，我估计他害怕倒不一定有多害怕，不过恐怕真是有一种“愧对江东父老”的感觉。

没有预料中的大发雷霆，戴笠只是很平静地说，“团体”有“团体”的纪律，不处分你是不行的。你去找刘乙光报到吧。

这么大的事，这就完了？估计陈恭澍肯定悔得想抽自己大嘴巴。

出了门，迎面遇见的，正是“洪公祠”的同学刘乙光。

毕业三年多了，各忙各的，刘乙光现在已经是特务处本部的特务队长了，主要职司，除了警卫值勤外，还有一项就是负责监管犯了纪律的“”，也就是看守“甲”地和“乙”地。

老同学在这样一个场合下重逢，彼此都是百感交集。很显然地，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也无须多说什么。

刘乙光陪着陈恭澍来到一个叫“羊皮巷”的地方，陈恭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乙”地了，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居然是侯子川！

侯子川是陈恭澍刚到北平时，发展的第一个情报员，后因暴露，陈推荐他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如今，侯子川已经是“乙”地的看守长了。

刘乙光告诉侯子川，要尽可能地关照“恭澍兄”。实际上何待他言，侯子川早就给陈恭澍安排好了一个单间，并跑前跑后地帮他照料一切。

实际上，陈恭澍是搞惯了行动的人，最怕寂寞，还不如多安排几个人聊聊天，像这样一个人住单间，反而如坐苦刑。

正在闲得无聊至极，当班的看守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冲陈恭澍笑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陈恭澍挺纳闷，打开一看，是茶叶、糕点等食物，还有一个条子——“旧属陈国瑞恭送”。

居然是陈国瑞！当年，这个楞小伙一脚踹开吉鸿昌的房门，也踹开了自己加入“团体”的大门。事后，陈恭澍保送他到南京学习，如今就在刘乙光手下当看守。

当年的熟人怎么全跑到南京当看守来了！

陈恭澍虽然微感尴尬，但在禁闭中的日子可是过得着实滋润，一有机会，侯子川就把他请到办公室，摆酒款待他，并告诉陈恭澍一个他最想知道的消息——陈恭澍的太太，已经被接到南京，就安排在“甲”地暂住。

陈恭澍问侯子川能不能给太太送个信儿，让他放心，侯子川说这事好办，你找陈国瑞就行了。

就这样，陈恭澍在“呼风唤雨”中度过了自己关禁闭的日子。

按特务处的惯例，关禁闭是没有期限的，戴笠不说，别人自然也

不敢问，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关你一辈子。在特务处，没有国法可言，戴老板就是天！

当然了，也有可能很快就放了你，全凭戴老板一句话。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陈恭澍结束了自己的禁闭，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

代表戴笠与陈恭澍谈话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

张毅夫，湖南醴陵人，更多的人习惯叫他做张严佛。张毅夫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主任秘书，转入特务处后任特务处书记长。

在这里必须要专门介绍一下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是早期国民党中央特务系统的三大派别之一，另两个派别即CC系把持的中央党部调查科和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

南昌，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其原因，大家都清楚了，是出于与我党作战的需要，南昌成为了军事要冲。

1928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中原大战”，便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工农红军。并在这里成立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地点就在南昌名闻遐迩的风景区“百花洲”。

第一任南昌行营主任是鲁涤平。他指挥了第一次“围剿”。其结果，大家都清楚——“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任南昌行营主任是何应钦。他以“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开展

第二次“围剿”。其结果，大家也很清楚——“为营步步嗟何及”。

南昌行营调查科就是在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期间成立的，时间是在1931年3月，晚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但比特务处的成立早一年。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任务，自不待言是搜集情报。第一任科长是何应钦的亲信郑仲坚，但他只很短的一段时间。

1931年6月26日, 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并由蒋的侍从参谋邓文仪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

邓文仪，1904年生，湖南醴陵人。军校一期毕业。

邓是第一队的，这个队也出了不少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光这个队就占了仨，除了邓文仪之外，还有贺衷寒与曾扩情，另外还有宋希濂、罗奇。我们这边的，有徐向前元帅（当年他还叫徐象谦）、还有“黄埔骄子”蒋先云。

邓文仪曾参加过东征，但没有参加过北伐，因为他早在1925年10月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邓小平的同学。1927年3月，邓文仪在“4.12”之前回国，1928年起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积极参与了复兴社的组织与成立。

1931年3月，年仅25岁的邓文仪开始主持南昌行营，并将湖南醴陵的同乡张毅夫拉进来做了自己的幕僚长。

1934年6月，南昌机场着了一把大火，烧毁了10多架空军刚从意大利买的新式轰炸机，显然地，调查此事的责任肯定会落到邓文仪

身上。

邓文仪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但因涉及国民党高层和派系斗争的缘故，令邓文仪感到非常难办，许 久不能把调查结果上报给蒋介石，拖了一两个月都没有回音。蒋介石极为愤怒，因此事影响很大，老蒋也受到多方的责难。结果蒋暴怒之下，当即免去邓文仪“本兼 各职”（居然有14个之多），由戴笠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

按：后来的多少年中，蒋介石始终称戴笠为“戴科长”，就是从这儿来的。

后来，老蒋大概是还嫌不解恨，索性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个单位都给弄了个“销号”处理——取消编制，除邓文仪外，全部人员并入特务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调查科”，与现在的“二人科”、“三人处”相比，戴笠的特务处有近700人，已经够惊人的了。那么你知道南昌行营调查科有多少人？

你想都想不出来！好家伙，这个科居然有1200多人！

两个单位一合并，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一下增加到1722人之多！

所以这次的合并，戴笠是以小吃大，因此戴处理得极为慎重，为表示尊重，特地派军校三期的学长 柯建安代表他去办理接收手续。当张严佛率原南昌行营调查科本部的100 多名内勤干部到南京特务处报到的当天，戴笠组织全体人员到大门外列队欢迎，并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一定会一碗水端平，让大家不要有畛域之分，大家和衷共济，

为“党国”效力。

为了安抚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转入”人员，两家合并的同时，戴笠便任命原南昌行营调查科第一课课长李果湛为特务处书记长。后李很快被派往北平做北平区区长。接替他的就是张毅夫。

这个任命很不寻常。

当时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正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回国以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虽仍兼特务处副处长，但不大管事。张毅夫便成为了特务处事实上的“二把手”（民国时期习惯上叫“副首长”）。

张毅夫也是个传奇人物，以后在西安事变、“宣侠父案”和湖南起义中，都会谈到他。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并入，对于特务处来讲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方面减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 手；另一方面，一大批才俊之士进入戴笠“毂”中，如张毅夫、王新衡；更重要的，其中有大批的原共产党员，象李果湛、包括前面提到的“训练专家”谢力公，都 是这次转入特务处的，戴笠最头痛的反共工作，从此也扎下了根基，可以与中央党部调查科叫板了。

另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在转过来之前被陈诚挖走，把戴笠气得要死，提起来就在背后痛骂。

一下增加了100多号人办公，原来的“乙地”徐府巷肯定是不敷使用了，于是迁到洪公祠1 号。这是一套很大的花园平房，原为张学良的私产，后来张送给戴笠。1937年11月24日，特务处迁往长沙，洪公祠1 号交南京区区长钱新民保管。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洪公祠1 号被夷为平地。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还都”南京。军统在原地盖了一座大楼，即后来保密局的办公楼，承包商就是著名的上海“陆根记”。

再说邓文仪，被蒋免去 “本兼各职”以后不久又恢复了工作，但转入了军队政治系统，各种各样的“政治部主任”都干遍了。但终因受此挫折太大，直到逃台，最高也没有超过“部”一级，估计是所有一期生中最“惨”的。

1990年，邓文仪曾返回大陆，并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同学邓小平的热情接待。

邓文仪于1998年辞世，享年94岁。

张毅夫找到陈恭澍，告诉他，戴先生出差了，走之前委托我找你谈话，让你去当天津站站长。至于工作，以后自然会与你联系，并将与戴通电报的“亲译”密码交给了陈恭澍。

至此，从1934年底逃亡，到1936年结束禁闭，经过一年半的蹉跎，陈恭澍官复原职，只是从北平换到了天津，好象是有意让他“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却说这一年半，平、津两站的变化都很大。

北平方面，陈恭澍“在逃”期间，北平站已扩大为北平区，区长就是介绍陈恭澍进入“洪公祠”的张炎元。目前担任区长的，前面说了，是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李果湛，李果湛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原共产党员。北平区书记则是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挚友毛万里。

天津方面，王子襄死后，陈恭澍等于是没有名义的天津站站长，

陈恭澍逃亡以后，特务处派吴庚恕担任站长，在后面的上海特工血战中，吴庚恕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暂且不题。天津站书记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烈士曾澈了。

复职天津站之后，陈恭澍首先想起来的自然是他的两位爱将，通过与北平站协商，要回了白世维；又找戴老板要王文，王此时还在“丙”地监禁，戴老板一句话——“放人”。

至于那个坑了王文的刘兆南——您就踏踏实实地在老虎桥的监号里数那2000元钱吧。

目前，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配合“制裁”殷汝耕。

殷汝耕案

殷汝耕，生于1885年，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开明绅士。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后，孙中山即着手建立临时参议会。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殷汝骊就是四名浙江籍参议院议员之一。

殷汝耕也是“老革命家”了，在日本读大学预科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参加过北伐。

殷汝耕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和服，以日本人自

殷汝耕

居，并起了一个日本名字，改跟老婆姓。殷汝耕与当时的殷同（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四大“日本通”。

按：殷同，其名不著，也属于“非著名”汉奸。其人与著名画家蒋兆和的著名画作《流民图》有莫大的干系。具体怎么回事，由于离题万里，笔者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到网上去搜吧。

殷汝耕自1919年回国进入政界之后，一直站在亲日的“第一线”上，1932年，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殷汝耕代表蒋介石签字。

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冀东被划为“非武装区”，考虑到这个地区的“特殊 性”，当时华北方面的负责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将这里编为“滦榆”区和“蓟密”区两个行政公署，并特地选了两个“南京”色彩不深的人做 负责人，“滦榆”区专员为陶尚铭、驻唐山；“蓟密”区专员为殷汝耕，驻密云。

1933年9月，殷汝耕被委任为蓟密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为殷汝耕此后的叛国搭建了一个平台。

1933年7月，陶尚铭调任，改以殷汝耕为滦榆区行政专员，苏玉琦为蓟密区专员，后又以殷汝耕兼代蓟密区专员。

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仍由殷汝耕任政务长），公开声称：

“本委员长，目睹时艰，忍无可忍，不得已，接受战区四百万人民之呼吁，起而力图自救，自本日 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望各省民众团体，军政领袖，蹶然兴起，攘除奸凶，制定宪法，然后遴选贤德，推之为元首，长久治 安，国

家前途，庶几其有豸乎。”

至此，殷汝耕从一个亲日分子彻底沦为汉奸。

殷汝耕自己当汉奸还不够，把他的侄子殷体新也拉下了水，任所谓“实业厅长”。

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极讨厌他这个弟弟，早就曾经说过：殷汝耕这个人品质非常坏，为了一己的利益他可以卖友求荣，甚至出卖国家民族他也在所不惜。果真被他言中。

抗战胜利后，汉奸殷汝耕被捕，殷汝骊作为“汉奸家属”也受到了连累，给关了一段时间，后查清哥俩确实是两路人，才给放了出来。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汉奸傀儡政权。

第一个自然是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3月1日，辖１４个省和两个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即长春）；哈尔滨特别市。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后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所”设在通县的孔庙，后迁往唐山。

虽然名头叫“政府”，其实所辖区域非常有限，除原冀东地区的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下辖的通县、三河、密云、蓟县、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扶宁、卢龙、丰润、乐亭等县以外,还包括昌平、宝坻、宁河和察哈 尔的延庆、龙门、赤城三县。再加上后来的塘沽和大沽。

1935年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消蓟密、滦榆两个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并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8日，宣布通缉殷汝耕，特务处随即电令北平站，对殷汝耕“予以严厉制裁”。

“殷汝耕案”延续的时间很长，涉及的特务处外勤单位也很多。总其事的，是北平区，但进展很慢，一直拖到1936年，也没搞出个名堂。

按说，行动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应由区长李果湛负责，但因李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不久，对行动工作、对环境都不熟悉，因此将此项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他的搭档、北平区书记毛万里。

前面说了，“书记”是一个幕僚长，相当于主任秘书，虽然是“二把手”，但一般来讲，是不管业务工作的。这个分工，不仅是能力的问题，还有权力之争，试问，你书记全管了，还要我这个区长干什么？

但北平站和天津站的这两个“书记”特殊，都直接管业务。

为什么，那就是人际关系上的事了。

先说天津站的书记曾澈。曾澈是陈恭澍离职以后才调过来的，原本并不认识，但他特别佩服陈恭 澍，因此与陈的关系相处得极为融洽，平常总是“二哥长”、“二哥短”（陈恭澍在家里排行老二）；另外，曾澈的能力也很强，目前正联系着一个青年爱国团体 “抗日杀奸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此陈恭澍把工作交给他，既不虞大权旁落，同时也很放心。

再说毛万里，乖乖那就更不得了，戴老板的秘书——谁敢惹！还不要说他还有一个替戴老板看家的亲哥哥毛人凤！李果湛没事招惹他

干什么，弄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得了。

另外，毛万里介入“殷汝耕案”，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先决条件——毛万里跟陈恭澍是铁哥们。

1932年，陈恭澍刚到北平当站长的时候，戴笠曾到北方视察过一次，当时随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了戴笠一辈子、最后帮戴笠收尸的副官贾金南；另一个就是机要秘书毛万里。

也奇了，可能这就叫投缘吧——素不相识的毛万里、陈恭澍两人居然一见如故，没事就在一旁嘀嘀咕咕，直到送戴笠上火车，陈恭澍把戴笠撂在一边，反倒是跟毛万里好象有说不完的话。戴笠注意到这一点，也很高兴，于是特别叮嘱二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等等。

因此，戴笠把毛万里派到北平来，焉知不是因为他有这么个专搞行动的铁哥们在天津？

当办理“吉鸿昌案”和“石友三案”的时候，由于天津站没有行动组，因此，由当时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综理两案。到了办理“殷汝耕案”，由于白世维、王文等都被陈恭澍弄到了天津，北平区一下又没人了，因此，毛万里以私人的名义，邀请陈恭澍到北平协理此案。

于公于私，陈恭澍都必须得帮这个忙。于是，陈将工作交代给曾澈，带着王文——杀奔北平。

由于陈恭澍已经脱离工作一年多，种种情况都不甚明了，因此，最清楚“殷汝耕案”的，反倒是初来乍到的毛万里。

毛万里介绍说，从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之 所以“殷汝耕案”进展这么慢，主要是北

平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敏感，日本人渗透得非常厉害，情况异常复杂。另外，不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不是一个合法 的政府，他总归是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殷汝耕作为这个组织的首脑，有着严密的护卫，轻易下不去手，这一点，与吉鸿昌、石友三两案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根据戴笠的安排，“殷汝耕案”分为两条线在做工作：一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的一条线索， 在设法争取“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冀东保安一大队队长张庆余，如果张能联合其他几个大队一同反正，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说，不啻为釜底抽 薪，到时候要整治殷汝耕这个老小子，岂不是手到擒来？

但这项工作比较复杂，急切不得。因此，还是要设法接近殷汝耕，以便直接下手“制裁”。于是，戴笠另外派来了一个神秘的尚小姐，交给毛万里运用，并告诉毛，一切事情由尚小姐自行决定，北平区只需要进行必要的配合即可。

毛万里对陈恭澍说：尚小姐非常神秘，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只是听戴老板讲，殷汝耕与尚小姐有师生之谊，不知道是哪一门子的师生。另外，这位尚小姐气质非凡，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对行动工作，毛万里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要求陈恭澍，最好与这位尚小姐见一面，再决定今后的行止。

按：秘密工作讲究的就是一个保密，即便是自己的“”。如果与本案无关，也是不得与闻的，毛万里把戴笠交给他单线联系的联络人介绍给陈恭澍，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如果换了别人，是绝

对不会也不敢这么做的

但毛万里不怕，一是他自己和陈恭澍两个人，与戴笠的关系都不一般；二是毛万里心里有个小算 盘，认为戴老板之所以让他这个外行来搞行动，明摆着就是要他借重陈恭澍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俩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特务工作的任何纪律，彼此 之间有这个信任，相信对方能为自己豁出命去。换做陈恭澍，也照样如此。

后来陈恭澍倒霉的时候，毛万里居然用潜伏的秘密电台给陈恭澍办私事！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人这一辈子，能交这么一、两个朋友，也算值了。

陈恭澍当然没有意见，他需要判断一下尚小姐的情况，才能做出决定。

于是两个人一起去见尚小姐，到了饭店，毛万里让陈恭澍在楼下等一等，他先去跟尚小姐打个招呼。

等了老半天，毛万里才下来，挺不好意思的，说咱们先走吧。路上再说。

不用他说，陈恭澍已经明了，必是尚小姐不同意见面。

果不其然，当时毛万里一说情况，尚小姐认为没有必要多见一个人——你毛万里不讲原则是你的事；我要讲，这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对此，陈恭澍不以为意——人家做得本来就是对的嘛。但是与尚小姐互相配合的算盘，自然就不必再打了。于是，他带着王文，到通县做了一次实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