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珍与戴笠之死

2024年3月8日发(作者：个人研修计划)

李士珍与戴笠之死

李士珍与戴笠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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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最高学府是设在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校长，警校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长李士珍主持。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李士珍曾一度出任过中将军长，不过时间不长。调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时为简任一等警官。1946年戴笠的死与李士珍争夺警察总监有关。

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任上的1945年底到次年年初，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正是这件事导致戴笠之死——虽非李士珍杀戴笠，戴笠却因李士珍而死。戴笠是军统局头子，可警察系统并非军统一统天下，如上海警察局内中统的势力反大于军统，在青年警官中，中统系统的人更多些。而戴笠朝思夕虑的就是想控制警察系统，为此，戴、李二人斗了十几年。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与毕业于黄埔二期、并被蒋介石保送到日本留学、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派”李士珍来说，戴笠自是无法望其项背的。然而，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的时间却早于李士珍。他早在进黄埔前就开始了特务活动，并且很有一套办法，所以，也是深得蒋介

石信任的。1932年4月，复兴社设立特务处，戴笠被任命为处长。他知道搞特工得有一班自己的人马，是年，戴笠就在南京洪公祠开办特务训练班。可没有料到，蒋介石却把李士珍派到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李士珍自恃是蒋介石派来的，又有留学日本的洋学历，入黄埔军校又早于戴笠4期，自然不买戴笠的账。由于李士珍资历老于戴笠，他又不买戴笠的账，所以，戴笠总是千方百计排挤他。从此，二人开始不和，也由此开始了二人争夺警政系统大权的矛盾斗争。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戴笠虽然没有能有效地完全控制警察系统，却通过各种手段，安插了不少军统的人在警察局任职，比如警察总署的唐纵就是军统的，至于首都警察厅厅长、上海警察局局长、北平警察局局长，以及一些省的警务处长，也经常为军统的人所把持。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长虽然不是直接由军统的人担任，但也为戴笠所控制，如成都、兰州、西安、郑州、洛阳、贵阳、昆明、迪化（乌鲁木齐）等，其原因是戴笠控制了内政部警政司，便于安插军统的人到这些地方和部门任职。内政部警政司司长一职，李士珍本可以到手的，但他不愿放弃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一职，结果让戴笠瞅准了时机，力荐原浙江警官学校教务处主任酆裕坤担任。酆裕坤于国内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去美国留学，而且学的就是警察专业。所以，戴笠一举荐就获准

。自此，一部分警政大权开始逐渐落入戴笠之手。

由于戴笠在军界上层有不少密友，如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被

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与戴笠更是莫逆之交，除此之外，国民党中的其他军政大员如程潜、杜聿明、傅作义、宋希濂、曾扩情、周至柔（曾任国民党空军司令）、林可胜、贝淞荪、宋子良（宋美龄弟弟）、何浩若„„戴笠与他们都有较深的关系。善于结帮拉派，这是戴笠的拿手好戏。他自己总结说，我能够成功是得益于“五字诀”：“裙、办、师、财、干。”他对密友解释：“中国人玩政治，离不开‘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各省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我的‘千里眼’、‘顺风耳’、‘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开‘师’，‘师’就是军师、高参和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百通；‘财’虽然放在第四位，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最后是‘干’。‘五字诀’同时抓到手的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用他自己的话说，按照这“五字诀”去干，没有干不成功的事。

与戴笠相比，在人事活动方面李士珍的手腕就大为逊色了。所以，李士珍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就远不如戴笠来得广而深。因而，在戴、李争斗的过程中，李士珍基本一直处于下风。

李士珍担任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后，戴笠又横插一杠，呈请蒋介石在中央警官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且由戴笠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利用这一职务，戴笠将其心腹潘其武派为警校秘书、郑锡麟派为政务处长，在警校秘密发展军统力量，培植军统的势力。军统不敢在警校大张旗鼓活动的原因是怕引起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快。因

为李士珍是CC线上的。投鼠忌器，戴笠还是有所顾忌的。

李士珍自然容不得戴笠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插上一杠，挖自己的墙脚。便指使人在警校校刊上大造舆论，这些文章引经据典，从所谓警察教育的法理出发，大谈警察的教育培养，不点名地批评戴笠一伙将政治警察教育与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那些文章说，政治警察教育与正规警察教育，就如宪兵教育与警察教育不可混为一谈一样，这两种教育的内容与要求、目的都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以免南辕北辙。这些文章中的政治警察教育就是暗指特务。戴笠并不差人写文章反驳，

而是将这些李士珍指派人写的文章收集起来送呈蒋介石，假惺惺地说李士珍这位黄埔同学不顾大体，诋毁校长耳目，不免有同室操戈之嫌，令人胆寒„„果然，蒋介石大为震怒，让人传话李士珍，不得再在刊物上撰文批政治警察教育。

李士珍吃了戴笠一记闷棍，也无法发作。就在二人持续斗法中抗战胜利了，于是戴笠开始着手他的进一步控制全国警察计划的实施。大约在1945年底左右，戴笠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个报告，请求成立全国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警察总监。而李士珍决心要学蒋介石利用原先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身份，来控制黄埔系，然后达到控制全国军队一样，利用自己中央警官学校校长的身份，来控制分布在全国各地警察局中的中央警官学校毕业

的学生，从而达到控制全国警察系统的目的。所以，在抗战胜利不久，李士珍也拟了一份战后建警计划。李士珍在国民党内的人脉虽没有戴笠的人脉深厚而广泛，但他毕竟是黄埔二期的，不仅与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关系较深，而且与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关系很不一般。在国民党内，戴季陶是李士珍的后台也不是什么秘密。这份战后建警计划经李士珍一游说，先是陈氏兄弟支持，继而得到戴季陶的支持。应李士珍本人之请，戴季陶还出面，亲自到蒋介石那里跑了一趟，请求蒋介石把战后建警任务交给李士珍。碍于戴季陶的面子，蒋介石特地召见了一次李士珍，详细询问了李士珍的建警计划与具体措施、办法。不曾想到，蒋介石听了之后，十分欣赏，当时就勉励有加。李士珍兴冲冲地回到警校后，在一次全校集会上就建警计划作了简单说明。讲到最后，李士珍要求大家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届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在介绍说明建警计划时，对蒋介石大大恭维了一番，说“委员长如何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以陈氏兄弟和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戴笠以黄埔军校六期生的资历自是无可与之争锋。但戴笠怎么可能死心，让“花落他人之手”！

蒋介石召见李士珍的消息戴笠很快就知道了。此时，戴笠正在北平，警察总署的唐纵是戴笠一条线上的人，深怕李士珍出任警察总监后，自己被排挤掉，得知蒋介石召见李士珍，听取李士珍关于建警的报告后，就立马电告戴笠，让他赶紧采取措施。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军统系统的黎铁汉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很快报告了戴笠。所以，戴笠几乎是同时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蒋介石召见李士珍。原先，戴笠还比较笃定，自认为已经控制着军统，警政系统中上层也有部分自己的人，对战后建警一事，又得到美国在

华特务机关的支持，总以为

十拿九稳，未曾料到，戴季陶会亲自出面向蒋介石推荐李士珍。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当即决定飞回重庆，面见蒋介石。1946年3月16日，戴笠坐飞机由北平飞到青岛。可他这时正与著名影星胡蝶打得火热，难舍难分，遂又决定，从青岛绕道上海，请杜月笙、唐生明给他为胡蝶办理与潘有声的离婚手续，好与胡蝶尽快成婚。第二天，即17日那天，戴笠由青岛登机，没有直接飞重庆，而是先去上海，拜托胡蝶离婚事以后再飞重庆。陪同戴笠的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控制的外围机构“人民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金玉波、戴笠的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专门照管戴笠服饰的一位勤务员、译电员周在鸿、厨师曹纪华，还有一位戴笠结交不久的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他是受戴笠的邀请专程去上海旅游的，未曾料到这一去落得个命丧黄泉。

中午11时许，飞至上海时，大雨滂沱，飞机无法降落，在上空盘旋了两圈后，向南京飞去。12点多飞机到了南京上空，而南京也是倾盆大雨，且云层很低，雷声阵阵。那年头的无线电设备也不如现在先进，机上与地面联系很困难。飞机在穿云下降时，已越过大校场机场，飞到了南京郊区的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1点06分，电讯突然中断，地面再也呼叫不到戴笠乘坐的“222号”飞机了。原来，这架飞机已经撞在了江宁板桥的戴山山腰上。机毁人亡，无一生还。

事后，据附近一些目睹当时情况的农民说，在倾盆大雨中，他们看到飞机飞得很低，先擦到了一棵大树，随后一头撞上了半山腰。在一声巨响后，火光冲天，因为携带的汽油较多，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燃尽。事后，军统的毛人凤、沈醉在戴山为戴笠立了一块石碑，上镌“戴雨农将军殉难处”（戴笠字雨农），把山下的戴家庙作了修缮。1990年前后，笔者曾去板桥与戴山想寻找一些痕迹，可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惟有满山青翠。虽然在戴山山腰上建有戴山墓园，不过这不是戴笠的墓，而是当地的一座公墓。当地的老百姓说，戴笠合当死在此地，这山叫戴山，山下有座戴家庙，山腰上有一条小水沟叫困雨沟，困雨沟困雨沟，困戴雨农也。所以，戴笠不能离开这里。当然，这只是一种巧合罢了，可当地老百姓并不这样认为，对此是津津乐道。然而，倘若不是要与李士珍争抢全国警察总监一职的话，戴笠也就不必心急火燎的往南京赶。这大概也是罪有应得吧。该文章转自

华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