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始终称呼戴笠为“戴科长”

2024年3月8日发(作者：公益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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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始终称呼戴笠为“戴科长”

作者：胡平

来源：《新传奇》2018年第25期

蔣介石以“戴科长”称呼戴笠。蒋介石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或称兄道弟，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独对戴笠，始终以抗战前他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一直贯穿抗战时期终不改口。

蒋介石始终以“戴科长”称呼戴笠

蒋介石以“戴科长”称呼戴笠。蒋介石对戴科长的身影，自当是望断朝暮，唯求情报多多益善。蒋介石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或称兄道弟，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对陈诚、薛岳等人，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对何应钦、李宗仁等人，则在字后面加一“兄”字，称敬之兄、德邻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称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独对戴笠，始终以抗战前他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一直贯穿抗战时期终不改口。而在蒋介石面前，戴笠则始终以“学生”“生”自称。

抗战时期，戴笠不仅提供情报，还亲自在交战区潜行密察，发现我方弱点、不当之处，加上自己的看法建议，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38年底，戴笠秘密游走于浙赣皖各地，侦察情报。他发现沿途有不少我军碉堡，一旦碉堡被敌军占为据点，为其利用，势必使我军难于攻击。于是他连日电报蒋介石，建议拆除各地碉堡。道经江西上饶，戴笠看见当地警察由各乡征集壮丁从军，壮丁们全部被绳索捆绑着。戴笠展开调查后发现，各县征集壮丁均是如此。他认为这样的征募方式，不仅“不能为抗敌之用”，而且“影响政治实大”，于是向身处汉口的蒋介石发出急电，汇报情况。

1939年10月，戴笠行至贵州镇远，来到第二俘虏收容所考察。收容所内有俘虏130余人，其中有1名俄国人，5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人。戴笠发现，5名中国人都是哑子，据传是被敌人打毒针所致。戴笠于是电告蒋介石：“应饬令军政部之卫生署及司法行政部之法医研究所共同研究，并聘请中外医药专家详细检验。如果敌用毒针残害我同胞，实为国际宣传之大好材料也。”又提出收容所环境不善，难以转变俘虏思想：“被服极其缺乏，破军毯旧军服污秽不堪，室内又颇凌乱。虽有自治会之组织，毫无实际表现，各俘虏大都以麻雀围棋为消遣，殊缺妥善之管教，不仅不能转变其思想，且将对我益形轻视也。”

“想不到戴将军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长”

抗战期间，军统的情报组织遍布全国，远及国际，在国外设有星州、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等组。位于中国西部的印度次大陆，也为戴笠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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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印度的战略地位与价值凸显。当时印度仍在英国控制之下，对印情报工作涉及中英关系，内容复杂而敏感，戴笠对傲慢的英国人向无好感，曾向宋子文说起与英国情报组织合作的状态：“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借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1942年12月，在中美两国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间，军统局趁机向印度大举渗入，戴笠亲自前往印度布置情报网络，印度站下设德里、孟买两个分站。他指示：“本局在印度之工作，东起孟加拉国湾，西迄阿拉伯海，都应当密派人员建立组织，对整个局势发生瞰制作用，期能对欧亚两大轴心国在中东之会师，预为防制。”此后，又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工作站，并在全印境内广设据点。一时间，军统地下情报网，遍及阿萨姆小村与新旧德里大市，远及锡兰及马达加斯加。

1943年8月，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由美来华，途中在印度停留。其间去加尔各答，经北方邦东南部城市、印度教圣地之一的阿拉哈巴德，下车在月台上散步时，被一不明身份的人连砍二刀，一刀在大腿，一刀在左臂。

梅乐斯几乎一身绷带地来到重庆。“我起初认为，戴将军大概对于我在印度的遭遇，不会怎么太关心，想不到他关心得很”。戴笠严令部属，一定要把行凶者查出来。结果，在当年印度近四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两周时间，就锁定刺客。梅乐斯在其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感叹：“想不到戴将军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长！”

与“校长”仅仅隔着一张电文的距离

抗战中期，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全为日军占据，对外联络、重要的军民用物资运送，全靠唯一的陆上通道——滇缅公路，缅甸对于中国抗战具有战略要冲的重要意义。戴笠预先布子，抗战前已在缅甸首都仰光、北方重镇腊戌设有军统站；以西南运输处的两处分公司名义对外，一边主持重要物资内运，一边搜集情报，联系在缅北的军统游击队。

在战争期间，军统特工对云南怒江前线部队展开调查。1943年7月17日，戴笠急呈蒋介石一封抬头为“请严查各师缺额并严格取缔官兵走私”的电报。该电报所指怒江前线部队两大问题——军官普遍吃空饷，勾结商人向敌占区走私，实是抗战期间国军普遍性的劣行顽疾。戴笠向蒋介石所指滇缅战场腐化堕落之严重，更是令人发指——怒江前线关乎抗战大后方之安危，各师官长为吃空饷，竟不顾国脉存亡，坐视部队半数战力缺损而拒绝补员。

类似情报并非个案。1942年夏，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史称“浙赣会战”。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国军第三战区虽予以狙击，使日军伤亡1.7万人，但日军仍然基本达到没收和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抢掠物资、掳劫青壮年等“以战养战”的目标。顾祝同在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之一，在国民党军政高层里，有“军中圣人”之称。他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亲信中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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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戴笠并不把这位“嫡系”“亲信”放在眼里。在战争期间，戴笠就致电蒋介石，汇报第三战区作战部队的军纪涣散情形。

战事结束后，戴笠又致电胡宗南（其时蒋介石在西安胡处），全无顾忌，直抵要穴，让“驭将之才”“军中圣人”十分难堪。

戴笠与“校长”仅仅隔着一张电文的距离。在他眼里，校长至上，但国家前程、民族命运也大似天。

（水云间荐自《同舟共进》 胡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