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50本名著简介

2024年3月8日发(作者：师德师风培训内容)

1、《尔雅》据何九盈考定，编定于战国末年，是解释古今方国之言的大汇编，“正名命物”是《尔雅》的第一个目的，《尔雅》的正名有两个内容，一是辨名物，二是释方语，以雅言为标准，比较各地有关的方言词汇，有的是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方言名称；《尔雅》作为一本教科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解经。

《尔雅》的地位和作用：①《尔雅》首创了按词的义类编排词汇的体例，它把2000来个词条分成19个义类，基本面貌是清楚的；②释义科学，“不语怪力乱神”③是一部研究汉语词义演变史的好书④《尔雅》保存了一些天文、地理、历法、动植物等方面的资料，反映了战国时代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某些成果，这一方面使历代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对它产生兴趣，另外也为后来的训诂学家、词书编撰者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榜样。

《尔雅》的缺陷是A有些把不是近义的词混为一条；B有些把实词和虚词混为一条C把假借字当本字

2、《方言》作者西汉扬雄，字子云，四川成都人，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用27年的时间从事方言研究。 “凡九千字”，共十五卷，今本《方言》共分十三卷。《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 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意义：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性方言词汇调查的一本书。②《方言》为我们了解汉语普通话的词汇提供了重要证据。扬雄明确提出了“通语”这个概念。③在词汇研究方面，《方言》是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上可以了解先秦古词，下可以用来研究现代词汇。④在方音研究方面，扬雄提出了“转语”、“代语”来说明方音演变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古音有重要意义。⑤《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⑥《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

3、《说文解字》许慎著，成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年)。 “文”指的是独体象形字，“字”指的是合体字，后代常常简称为《说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字书的基础，也是流传最广的中文必备工具书。《说文》的训解更是国人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 价值和应用价值。

贡献：①创学科。中国的文字学、字典学真正成为独立的学科是从许慎的《说文》开始的，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大体不出 《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许慎不仅是第一个编纂汉字字典的人，也是第一个从理论上阐明文字重大意义的人。

②立体式，该书首创了部首编排法﹐分为五百四十部。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③析字形，说本义。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

④存文献、存古篆。在解说文字中征引了大量先秦和汉代文献，为保存先秦两汉文献有重大作用。《说文》完整而系统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国人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

⑤存古音。《说文》的谐声资料和声训资料为研究上古声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⑥定体制。许氏总结了以前的“六书”理论﹐开创了有系统地解释文字的方法﹐先解释字义﹐次剖析形体构造﹐再说明读音。奠定了传统小学解说文字的框架。

4、《释名》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词源学性质的专著，汉末刘熙作，全书八卷， 27篇，体例仿照《尔雅》，成书时间约在公元210年。《释名》与《方言》、《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汉代重要的训诂学着作，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为：

①《释名》以声训解释名物，并注意到当时的语音与古音的异同，对后代训诂学因声求义的影响很大，为因声求义开辟了道路，促使了古代韵书的产生。

②《释名》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与《尔雅》、《说文》以及古代经典或传注相参证。对我们了解东汉的词汇面貌有参考哦价值。

③《释名》又集汉代音训之大成，为考见汉末语音，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特别可贵的是，《释名》中记录了当时一些语词的方言读法。这些记录说明了汉代一些方言语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扬

雄《方言》所没有的，因而十分宝贵。

④《释名》所训释的对象不侧重于文献语言，而重于日常名物事类，因此它涉及社会生活面广，从天文、地理到人事、习俗都有所反映；加上《释名》成书去古未远，所以阅读这些记载，可以获得百科知识，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缘始和汉代生产生活情况。

5、《声类》，根据文献的记载，中国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期李登编著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编著的《韵集》。但这两书早已亡佚。唐代封演《闻见记》说，《声类》是“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据散见于后代的材料，可以大致知道它是把汉字按照字音分韵编排的一种书。这种书主要是为分辨、规定文字的正确读音而作, 属于音韵学材料的范围。同时它有字义的解释和字体的记载，也能起辞书、字典的作用。根据《颜氏家训·音辞》所说“自兹厥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可以肯定的是,六朝是韵书的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很多韵书。

6、《广雅》是在《尔雅》后出现的雅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训诂词典，成书於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张揖撰。书取名为《广雅》，就是增广《尔雅》，因此所释仍用《尔雅》旧目，释义方式也是一次释众词，凡19篇，原书分为上中下3卷，总计18150字。《广雅》其书搜集极广，举凡汉代以前经传的训诂，《楚辞》、《汉赋》的注释，以及汉代的字书、《方言》、《说文解字》等书的解说都兼括在内，不只“训故言”，也“释今语”为研究汉魏以前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著作，为后人考证周秦两汉的古词古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7、《字林》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吕忱撰，据考证，应成书于西晋。《字林》仿《说文解字》而作，全书旧制，7卷，分部与《说文》一样，不过仍分为540部，收字12824字，比《说文》多3000多字，兼有异体。《字林》是我国辞书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字典，后人称之为“上承《说文》，下启《玉篇》”。唐代《字林》与《说文》并重，而且以此考取书学博士。《字林》问世的时间距《说文解字》最近，其受《说文解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说文解字》的校勘方面《字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惜在元明之际亡佚，唯清人广泛搜罗辑得其所释字词约一千六百六十个，加之今人所辑零星片断，总数约为原书的六分之一，其中尤以任大椿《字林考逸》一千五百余条为甚。这些都为后人研究《字林》一书保留了珍贵的资料。

8、《玉篇》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太学博士顾野王撰。书分30卷，在部首方面基本遵《说文》旧制，共 542部，但排列的次序也有很大变动，主要是按照义类相近与否来安排的。内容方面，也与《说文》大不相同。如它不分析字形结构，释义务求全备，全书用楷体，是一部真正供检查用的常用字典。从这个角度看，它的实用性和普及型都优于《说文》，对后世字典的编撰工作也产生过很好的影响。另外，《玉篇》先出反切以注字音，再引书证释义，对其他字书的材料也多采纳，有时加上顾野王自己的案语，以进一步阐明词义，有时还证明古今字、异体字，这个体例是比较完善的。

9、《经典释文》总汇经典音义，是一部资料性质的工具书，唐陆德明撰。凡30卷。成书于隋灭陈(589)之前。全书共为经文9992字，注文6129字加以音释，合计为16121字。①此书广集众说，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是《切韵》以前惠及反切资料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②《经典释文》丰富的语音资料对研究当时当时南朝的实际语音具有重要作用③全书除了用反切或直音的方法给难字注音之外，也兼及辨别字义。同时对于经典异文也多所考证，并记载了多种版本的异同。它是我国早期的对众多古籍中的疑难文字进行集中解释的"音义"总集之一。对认识汉语词汇及语义发展亦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总之，此书不但对研读《周易》等十四部古籍有用，而且对于研究古代汉语语音、词汇和经籍版本 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0、《切韵》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隋代陆法言著。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共5卷，收1.15万字。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唐代初年被定为官韵。此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隋以后的各种韵书都没有跳出它的框架，它处于韵书的支配地位长达一千年之久，真是“时俗共重，以为典规”，增订本甚多。《切韵》原书已失传，其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因《广韵》等

增订本而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从《切韵》残卷我们可以看出陆书的一些特点：韵字少，注释简略，注释的格式是先释义后出切。现存最完整的增订本有两个，一为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为北宋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切韵》开创了韵书修撰的体例，从隋唐至近代一直沿用不废。而其归纳的语音体系，经《唐韵》、《广韵》、《集韵》等等一脉相承的增补，一直是官方承认的正统。

11、《刊谬补缺切韵》大概写成于唐中宗神龙二年 (706)，作者王仁昫，唐音韵学家，字德温，唐中宗时人。他著《刊谬补缺切韵》，对《切韵》加以刊误，增字，注分一百九十五韵，较《切韵》增“广”和“严”韵，是研究《《切韵》重要资料是隋代陆法言《切韵》的一个现存的影响最大的增订本。《刊谬补缺切韵·序》小注里说:“刊谬者,谓刊正谬误;补缺者,谓加字及训。”说他补正《切韵》的缺失有10多处。最重要的是增补了“广”和“严”两个韵，其余或是归并应该归并而《切韵》没有归并的小韵，或是纠正个别注释的不当。依照敦煌本、宋濂跋本计算，增加的字大概有5000多个。《切韵》原来没有义训的,王书都作了增补,还增加了一些又音。体例也略有改变,敦煌残卷《切韵》(S2683)是每一纽第一字下先出训释，后出反切，再记一纽字数；这样更便于按字音检索。另外，王书在韵目之下著名了《切韵》以前五家（指吕静、阳休之、夏侯永、杜台卿、李概）韵书分韵的情形，有了这些注文，我们就可以大致上了解到六朝韵书分韵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据此考察陆韵与五家韵书的关系。

12、《一切经音义》（以下或简称《慧琳音义》）一百卷，唐释慧琳撰，书成于中唐时期，是佛经音义书集大成之作，它的撰作受到儒道经典音义收、前此佛经音义书的影响。《慧琳音义》释义的最大特点是引证丰富，举凡字书、韵书、群经诸子注疏均在引证之列，这样的解说字义，辨析字形，详引书证，不仅对研究文字训诂有用，而且对辑录古书、校勘古书也大有功用。《慧琳音义》还屡屡以今语释古语，这为我们研究唐代语言提供了便利，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弥足珍贵，可以梳理汉语向近代发展的脉络。

13、《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五卷，是我国北宋时代官修的一部韵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是我国历史上完整保存至今并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一部韵书，是我国宋以前的韵的集大成者。原是为增广《切韵》而作，除增字加注外，部目也略有增订。共分 5卷，平声分上下 2卷，上、去、入声各1卷。分206韵,包括平声 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重要作用：①《广韵》不仅把同韵字归在一起，而且进一步把同音字归在一起，注明反切读音，有同字异形的又列出异体，辨析正俗，并对每个字的字义做了解释，有的还引经据典，解释得十分详细，所以《广韵》是韵书，又是字书，同时又具有类书的性质。有些後代已经失传的典籍却见於《广韵》的注释所引。②《广韵》一书记录了中古汉语的字音和字义，特别是数以千计的反切注音， 为後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音面貌保存了完整而详细的资料。研究上古音和近代音也可以以《广韵》作为桥梁和基础，再根据其他的材料来进行。因此，它是汉语语音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对於音韵学习，《广韵》是一部必读文献。

14、《集韵》是中国古代一部标注汉字读音的典籍，主要是为分辨、规定文字的正确读音而作，是重修《广韵》，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完稿。特色：①改良反切。不仅对“类隔”有改动，而且对一些反切上字等呼调类不合的也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动照顾到了当时实际语音的变化。②对同用、独用的规定有所不同，小韵按声纽次序排列，继承了五代韵书的这一优点。③收字53525，比《广韵》多出一倍，保存了丰富的字形资料和古反切资料。④在释义方面，对“经史诸子及小学书”的训诂，多有采纳，对《广韵》中一些与字义训释无关的资料则有所删削。对我们的词汇研究及了解语义有一定的帮助。

15《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又由于它是当时考官和应考的举子共同遵守的官韵，而官韵从唐代开元以来就由主管考试的礼部颁行，所以叫《礼部韵略》。《礼部韵略》只收9590字，仍为 206韵。这书虽在当时引人注意，而对音韵学研究来说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它同《集韵》一样,在韵目下面所注的“独用、通用”的规定已与《广韵》的不同，这对后来的韵书中韵部的并合，韵部数目的减少却是很有影响的。

16、《韵镜》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韵图，作者不详，据考证，可能成书在五代。《韻鏡》一書從宋代就傳入日本，在國內失傳已久。現在所能見到的《韻鏡》是清代末年黎莼齋從日本重新傳入中國的，它是宋人張麟之在紹興辛巳年即公元1161年刊刻的。《韻鏡》總共收字3695字，分為206韻，其中平聲57韻，上聲55韻，去聲60韻，入聲34韻。全書分為四十三圖，每圖為一轉，并且標明是内转还是外转。韻圖在排列方法上有所革新，它把《切韻》系韻書改編為四十三個聲韻調配合表，即四十三圖，按唇、舌、牙、齒、喉、半舌、半齒七音的順序，把三十六字母排列成二十三個直行，每一直行又分為四聲、四等。在漢語等韻學的研究中，《韻鏡》一書具有重要的地位。音韻學中的開口呼、河口呼這兩個術語，最早就見於《韻鏡》一書。有關《韻鏡》的研究著作，李新魁著有《韻鏡校證》一書可參閱。

17、《切韵指掌图》，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但宋代孙奕等人在著述中有引述，因此成书年代当不晚于宋代。“切韵”二字已不是隋唐时代的涵义，而是反切别名，“切”是指反切上字，“韵”指反切下字，写作的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当时实际语音的演变，而对中古韵书的反切重新加以图解。《切韵指掌图》在反映实际语音的演变方面的确是表现的相当彻底。据研究，此书的平声韵母四十三个，入声韵母二十四个，如果连上、去声都计算在内，一共有一百五十三个韵母。比起《广韵》时减少一半左右。南宋时的读书人用《指掌图》查出唐以前反切的准确读音，后来的音韵学者通过《指掌图》研究当时的语音系统。《切韵指掌图》以三十六字母总三百八十四声，别为二十图，不立“韵摄”之名，为研究等韵和宋代语音的重要依据。

18、《干禄字书》，是当代关于正字形的一部著作，颜元孙撰。此书按四声韵部编排，列举同一个字的俗、通、正三种写法，并收录了易混字。贡献：（1）开启字样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奠定后世字书的基础。以以四声排序，俗通正三体，收录易混字。《干禄字书》开创的体例影响后世字书，沿用此法者如宋代张有《复古编》、辽时僧人行均《龙龛手鉴》、元代李文仲《字鉴》等等；（2）整理楷体汉字，改善讹用情况。《干禄字书》对异体字俗正、易混字音义加以分析，整理《说文解字》以来的汉字，确立楷书样式，提供正字标准，有利于整理楷体汉字，改善讹用情况；（3）《干禄字书》纪录了唐时的正俗字，有助考察汉字的流变，并校定古书。（4）《干禄字书》总据《切韵》四声次第编列文字，然由于个别小韵和字的归类不同于《切韵》，韵部数目也比《切韵》少，故此《干禄字书》可提供有关唐朝科举考试韵部规格的资料。

19、《佩觿》三卷，宋郭忠恕撰。是魏晋以来辨形字书的总结，对于规范汉字以及研究汉字的形体演变规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上卷备论形声讹变之由，分为“三科”：一曰造字，二曰四声，三曰传写。中、下二卷则取字画疑似者，以四声分“十段”。关于汉字的构形，郭忠恕认为“造字之旨，始于象形，中则止戈反正而省声生焉”，即有象形、会意和形声。《佩箍》的价值和影响： （一）《佩瞒》多字头的形近字对比编排，不仅有助于规范文字，对后世辞书的编排也有重大的影响。 （二）郭忠恕关于汉字的构形及汉字演化的理论丰富而全面，他的构形理论 既启发“三书”之说，又开“四体二用”之先河。他列出的 34种文字现象很多都触及到汉字演化的基本规律，对后世学者影响较大，对现代的文字学研究也无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文字发展演化的理论创设，也是传统字书所没有的。关于汉字的演化，我们能从中汲取富有启示的思想营养，以指导今天的文字学研究。

20、《中原音韵》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韵学名著，继承了《切韵》等韵书的传统，1324年出版，元代周德清著，是代表近代官话的一部韵书，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部曲韵著作 。《中原音韵》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韵书的形式，把曲词里常用作韵脚的5866个字，按字的读音进行分类，编成一个曲韵韵谱。第二部分称做《正语作词起例》,是关于韵谱编制体例、审音原则的说明，关于北曲体制、音律、语言以及曲词的创作方法的论述等。 ①《中原音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14世纪汉语共同语的语音体系，在汉语语音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它是我们研究近代汉语语音史的必要参照系，研究现代汉语方音，进行方言调查都有重要意义。②《中原音韵》对於当时以及以後的北曲创作起过很好的指导作用，而且以後的许多曲韵著作大多以它为样板，在他的基础上进行诠释，或者沿袭它的体例进行改编。直到南曲兴盛时这本著作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原音韵》对於中国戏曲史以及汉语史的研究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另外，此书对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也有一定的贡献。

21、《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共16卷。此书分韵76部，计平、上、去各22部，入声10部。但未在每一韵下注出声类。其韵部情况与《古今韵会举要》接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方官话(读书音而非“说话音”)的实际情况。在文字义训方面,则沿袭《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内容。由于保存了入声韵，许多研究者认为它掺杂了南方方音，与编者标榜的“一以中原雅音为定”不尽相合。由于此书既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雅音”，又与读书人习用的传统“诗韵”完全不合，故不受明代学术界重视。但戏曲界以其与南曲演出的声韵较为合拍，故奉为南曲韵书圭臬。明清南北曲用韵有“南从洪武 (《洪武正韵》)，北问中原(《中原音韵》)”之说。

22、《韵略易通》作者兰茂，此书成书于明正统七年（1442），是继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后又一部重要的音韵学著作，该书的结构体系打破了传统韵书以四声分部以韵为纲领的模式，开创性地按照《早梅诗》二十声母的次序统辖同音小韵，并以先举声韵后别四声的体例编排，审音细致、脉络详明，非常接近现代通用的同音字表。而且他所归纳出的语音系统着意于当时的真实语音，不拘泥于古韵书的樊篱，为今人研究近古官话的演进提供了宝贵的语音材料。同时由于该书侧重于“寻常方俗之语、日用事物之名”，收字和释义的着眼点亦不同于以往韵书、字书的专为读经服务，因而对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3、《元韵谱》，明末内丘乔中和撰。《元韵谱》是一部韵书，一部等韵化的韵书，其编撰不受传统韵书的影响，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语音感觉，归纳出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的声韵调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活生生的语音材料，为我们研究明代语音提供了语音方面的支持。《元韵谱》的语音基础是河北内丘话，这对于研究现代河北内丘话的流变以及河北方言史的研究都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时对于方言学、汉语史、韵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24、《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作于元后至元二年(1336)，作者刘鉴。《切韵指南》既然是为人们阅读经史而作，便于时人检索就是一项基本要求。但是，当时的实际语音，已经与作者心目中的经史正音大不相同，要便于时人检索，不能不指出当时的实际语音跟经史正音的对应关系。这就需要在韵图之外加上各种说明，这些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切韵指南》在汉语语音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

25、《青郊杂著》，作者桑绍良，此书的语音系统为北方官话音系，有声母二十，用一首《圣世诗》为代表字，有十八个韵部，四十六个韵母，六个声调。桑绍良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四科”，“四科者，音有四等：重，次重，轻，次轻是也”，“四科”就是后来的“四呼”，重科相当于合口呼，次重科相当于撮口呼，轻科相当于开口呼，极轻科相当于齐齿呼。桑绍良在朴隐子、潘耒之前，于16世纪下半期就能明确划分四呼，这是值得一书的。

26、《交泰韵》，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作者吕坤，河南宁陵人，明末思想家。“全书虽不具，而无一体不括凡例中，无一字出于总目外。观者持此以衡诸家，而心目自豁然矣。韵名‘交泰’，以上下相呼应也”（自序），所谓“上下相呼应”，这是他改良旧反切的理论基础，从他对切上字的改动，可以看出浊声母字已消失，知照已合流，实际声母只有十九类。《交泰韵》反映了当时中州地方的实际口音，此书在明末清初影响很大，方以智的《切韵声源》、林本裕的《声位》等都肯定《交泰韵》的“废门法”，清初朴隐子作《反切定谱》更得益于此书。

27、《字学元元》也是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卷，作者袁子让。此书仿《四声等子》而兼取《切韵指掌图》之法，作“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韵图一。袁子让将此书命名为“字学”，因其中不但是论等韵，也讨论“六书”（卷七），之所以叫“元元”，是作者认为“天有元声（指韵），地有元音（指声）”，以往的韵图多音声不正，他要“扶其元”，“溯其元” ，“清其元”，“是集调‘元’也”。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此书不只有等韵图表，还有大量分析音理、议论诸家得失的文字，资料相当丰富，是近代语音史上一部重要韵书 。

28、《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罗马字注音供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用的音韵学著作，作者为法国天主教

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耳目资》最后定稿于1625年。金尼阁编著《耳目资》不仅得到中国学者的直接帮助，也吸引了利玛窦等人的研究成果，《耳目资》集中体现了明末西洋传教士研究汉语音韵的光辉成就，是中西两种文化相结合的典型。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译引首谱》是总论，第二编《列音韵谱》是从拼音查汉字，第三编《列边正谱》是从汉字查拼音。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25个字母（ 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和 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就可以拼出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西儒耳目资》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首次运用“西字”标注汉语音节，并进行音素分析，他的音素分析法对旧等韵无疑是有力的冲击。这种比“反切”简单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极大的注意和兴趣。有的学者还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中国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设想。但金尼阁本人并不赞成，对汉语的特点有深刻的认识。

29、《焦氏笔乘》明代笔记，明焦竑撰。焦竑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学问，他说：“小学，谓文字之学也。”使小学从一般儒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取得了较快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在《焦氏笔乘》中有许多关于古代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古今文字形音义辨正的内容，散见其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关于古代典籍真伪的考辨。其二，关于传注与注疏的形成与评价。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传注发展的过程，不受经学种种迷信的束缚。其三，关于六书焦竑重视文字学的理论建设。其四，关于《诗经》的研究焦竑论《诗》的笔记有十多节，他在《诗经》研究中最大的发现是证明“古诗无叶音”，焦竑研究诗经所用的，收集和分析大量文献语言，加以分类、引证，从中探寻古代语言文字的规律性，根据这种规律订正古书的讹误和后人研究中的错失，正是后来清代学者大量采用并取得巨大成效的考据方法。开创了清儒考据学的发展道路。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焦竑在《焦氏笔乘》中用很大篇幅记载了他搜集的各种药方。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到《焦氏笔乘》在经学、史学、文学、医学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0、《丹铅总录》成书于明隆慶（1572），二十七卷，杨慎（１４８８一１４５９）撰。为作者考辨群书异同之笔记汇编。杨镇博通群籍，善于校勘、考辨诸书异同，所著皆以“丹铅”为名，大都为其遣戍云南期间所著。分天文、地理、时序、花木、鸟兽、宫室、冠服、珍宝、音律、物用、人事、人品、史籍、订讹、字学、雷爵、博物、礼乐、卦名、饮食、干支、数目、怪异、身体、诗话、琐语等二十六类，每类又分若士细目，广引经、史、子、集各类书籍记载进行考证，证其源流、辨其异同、正误，阐发己意。于经传注重古韵古训，主张信信、疑疑。反对空谈。对后世学者影响甚深远。

31、《毛诗古音考》作者陈第，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明代著名古音学家。此书成书于１６０６年，它的问世，宣告了“叶音”说被彻底破除。此书体例，取《诗经》韵字四百四十个，每字先注音讲解，后列“本证”，即《诗》自相证，列举《诗经》中能证明此字读音的篇句，依次排列。本证之后为“旁证”，取与《诗经》大致同时的《左传》、《国语》等韵语相佐证。又广采前人及当时人的研究成果，引用自汉至明如郑玄、扬雄、刘熙、许慎、高诱、徐邈、沈约、萧该、张守节、陆德明、颜师古、吴□、扬慎、焦□等十几家所注古读，彻底否定了叶韵说，至清初颐炎武撰《诗本音》，江永撰《古韵标准》以踵其后，以经证经，始全部澄清时韵之谬，而陈第此书实开其先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谓“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有明一代，蔑弁古学，讹谬相循。沉潜遗籍，杰出元解，陈氏一人而已”。陈氏此书不仅对《诗经》有功，对于研究先秦两汉古籍亦为有助。对后世古音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有深远影响。《毛诗古音考》在古音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彻底与叶音说决裂，建立明确的历史观点。第二，确定了古音研究的范围，发明了新的研究方法，把古音研究引上了科学的道路。他“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

32、《六书故》南宋文字学家戴侗作，刊行于元延佑七年（1320），是一部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字书。戴侗字仲达，永嘉人。全书有33卷,按事类编排，共分为七个大类,立479个细目。书的前面有《六书通释》一卷，其中不少见解值得称道。如对于音与义的关系阐发尤其多，对文字的起源问题，也有很好的见解，揭露的古注疏的弊端也很中肯，对“本义”、“引申”、“假借”也有具体的论述，在文字材料方面能援引钟鼎文来说明字形，又能明辨字义的引申不同于文字的假借。他提出“因声以求义”,不仅为了解释形声字的声

与义的关系，而且由此可知辨认古书中文字的假借。这是很重要的见解。

33、《六书正讹》元代文字学家周伯琦著，是一部阐述《说文》，辨证俗字的字书。①《六书正讹》对许书中的两千多个常用字所做的补正研究,在很多文字的形义分析中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规范文字形体有很大贡献。 ②周伯琦将所能见到的古文字形体列在篆文之后，这虽然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但却试图据此探求文字的本义，敢于对旧说提出怀疑，纠正《说文》的误释，阐述字义演变的轨迹，取得了不少成绩。 ③《六书正讹》一书为元朝时期规范文字的字书，既处于“《说文》学”的内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又继承了唐宋以来字样学的发展路线，其中收录了很多俗体，在字体演变等方面研究是有贡献的，同时也有利于文字的规范。

34、《字鉴》作者李文仲，元末吴郡人。《字鉴》的性质是为了“辨正点画，刊除俗谬”，其辨正字形的根据是《说文》，此书按韵编排，一般是先出反切，再引《说文》，后正俗字。《字鉴》中有部分字形分析不同于《说文》其中有5例《字鉴》的字形分析与后代出土的甲骨文不谋而合。这说明了《字鉴》的作者李文仲不拘泥于《说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字鉴》中所记录的俗体字有大量的与现代简化字相同。证明现代的简化汉字是渊源有自。《字鉴》一书的价值，前代论述较多的是他对习非为是的汉字的肯定；纠正了前代字书的一些错误。除此之外，他对汉字形体的准确的天才的分析和把握；对俗体字的肯定所表现出来的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开放的态度；他的“递互研考”的科学态度；对汉字的变化发展过程所作的分析；对字形相近的汉字、偏旁所作的详细的分析；清楚地认识到了汉字隶分隶合的变化；按韵编排的体例等等。当然，《字鉴》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开放性是《字鉴》的成就之一，但他有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性。

35、《蒙古字韵》是中国元代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也称八思巴字汉语)的韵书。本书编著于1269～1292年之间,编著者未详。本书包括刘更序、朱宗文序，《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校正字样、字母、篆字母、韵书正文、回避字样等，韵书正文分为15韵，各韵顺序按收声类聚，有条不紊，共收录八思巴文字814个字，本书是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通用备检之本”。它反映当时汉语共通语语音最全面最系统，所以成为研究八思巴字汉语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很重视这个文献并进行整理、转写、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本书又可以作为考译、解读八思巴字文物铭文的参考。

36、《语助》又名《助语辞》，是我国第一本诠释文言虚词的专著，成书于元泰定甲子元年（1324）。作者卢以纬，字允武，元代浙江永嘉人。《语助》篇幅不长，全书共计66个条目，对135个词（包括复音虚词）或固定结构进行了解释，着重研究文言虚词的运用规律，方法上注重比较研究，他对许多文言虚字功能的研究很有价值，不少结论是正确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其研究范围已大大超出了单纯虚词研究的藩篱，延伸和扩展到整个汉语语法领域。“它是从训诂学、辞章学里分离出来，独立进行虚字规律探索的第一本书，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语助》一书的问世，便成了汉语语法学创立的一个征兆。”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语助>为滥觞掀起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层层波澜。

37、《字汇》14卷，成书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3），梅膺祚编。这部字典吸收了17世纪以前字典编纂的经验，比以往的字典有很大的进步：一、检字方便。《字汇》按笔画多少，循序建立部首，从一画至十七画，列214部，创立了偏旁分部检字法，一直为后世《正字通》、《康熙字典》等所遵循，成为中国字典、词典主要编排方式之一。二、收字适中。《字汇》共收 33179字，对“《篇海》所辑怪癖之字，悉芟不录”，对经史所有文字和通俗用字都加以收录。三、注音详明。《字汇》使用了直音、反切、纽四声法、音近某四种注音方法。四、字的释义较为全面，而且尽量列举书证。此书为明代至清初最为通行之字典。

38、《正字通》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明代崇祯末年国子监生张自烈撰，总12卷。 所分部首与梅膺祚《字汇》相同，凡214部。部首次序和每部之内的字次都按笔画多少来排,这也跟《字汇》一样，但是《字汇》注释比较简单，而《正字通》繁博得多。《正字通》是一部前承《字汇》后启《康熙字典》的重要字书,在我国辞书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异体字的大量收录,说明了文字的孳乳演变，编撰通俗实用;引用书证,资料丰赡,引“四部”之外的佛道、医药、方技等方面的书

证,扩大了知识范围,并广异闻异说。《正字通》与《字汇》二者相互参协,但《正字通》调整了《字汇》释义、安排书证的顺序,使之更加科学;收字“从古”、“遵时”,反映了语言文字发展的实际;《正字通》对《字汇》字音的改动,反映了17 世纪赣方言的语音系统,是研究这一时期赣方言的重要史料。《正字通》补正《字汇》,承前启后,影响巨大,，清代修《康熙字典》即根据《正字通》而加详备的。

39、《通雅》在明代雅书中，水平较高，方以智撰，康熙五年（1666）才刊行，前后共计三十年，是作者的心血之作。共52卷，约七十万字。《通雅》内容广泛，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等，贯通各种学科出之以雅书的形式，冶为一炉，记录和总结了我国劳动人民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介绍了当时传入国内的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并批判地加以吸收总结，广征博引，成为当时科学，学术成果的总汇集。地位和作用： ①方以智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发展了戴侗的“因声以求义”的理论，明确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的正确主张；②释义时辅以书证，加以驳议，对音义方面的是非进行折中；③《通雅》解释了不少从唐至明的词汇，研究唐宋元明词汇，不可不读。

40、《音学五书》是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顾炎武著。大约成书于1680年，全书分《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5个部分。《音论》论述古音和古音学上的重大问题，集中地阐述了作者对古音学的基本看法，是《音学五书》的总纲。《五书》以《诗本音》和《古音表》最为重要，《诗本音》是《古音表》的根据，《古音表》是《诗本音》归纳。《古音表》是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总结，把古音分为10部，用表的形式把它们列出。《音学五书》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叶韵说，奠定了古音学的基础，开拓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领域。

41、《古韵标准》是江永晚年研究古韵的一部重要著作，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并由他的高足弟子戴震参定。《古韵标准》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为古韵研究确立标准。《古韵标准》“惟以《诗三百篇》为主，谓之‘诗韵'，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谓之‘补韵'，视诸家界限较明”。 （二）分古韵为十三部。顾氏将古韵分为十部，江氏把其中三部析而为二，又把侯部转入幽部，所以在总数上看，江氏只比顾氏多了三部，分为十三部。（三）关于入声的分配问题。到了江永才使入声真独立出来，还从文字谐声通转的关系上，隐约地窥探出阴阳入对转的规律，主张“数韵共一人”，阴阳可以共入，这已开阴阳入三分的先河，对戴震、孔广森等人的阴阳对转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注重审音 江永在本书中，为字注音，不用直音而用反切，较之前人已意推测古读，用直音注音，准确有据。江氏撰写本书，指明论韵的标准和辨韵分部的方法，把古韵学研究引向科学的道路，对清古韵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徽派诸家的古韵学研究，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42、《六书音均表》是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清代段玉裁著，成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全书由5个表构成：①今韵古分十七部表；②古十七部谐声表；③古十七部合用分类表；④诗经韵分十七部表；⑤群经韵分十七部表。书名叫“表”,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表,前 4表都有论述和说解。表一，先说明古韵分17部，然后列表，标示17部跟206韵目的对应关系,最后用文字阐述古韵分17部的原则，以及入声与阴声（或阳声）相配情况，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古音学见解。表二,首先论述主谐字相同,古音必同部的观点，然后按17部分别列出每一部所有的谐声偏旁，这是古音学上第一次肯定谐声偏旁同古韵有全面相应关系。表三，首先说明17部的顺序是按音相近、部次相邻的原则排列的，然后列表，把17部分成6类,最后论述了合韵的道理。所谓合韵指不同部而属于同一大类的字互相押韵的情况。表四，把《诗经》所有韵字，按17部逐一列出，这实际是摆出古韵分17部的证据，也可以说是古韵分17部的具体罗列。表五，目的、形式跟表四相同，列出的是《诗经》以外的经书(包括《楚辞》)中的押韵字。

《六书音均表》集中反映了段玉裁对古音学的贡献。他继承了顾炎武、江永的研究成果，并且加以发展，分古韵为17部。跟顾炎武、江永相比，他又多分出4部:①支、脂、之分开。段玉裁之前，《广韵》支佳、脂微齐皆灰、之咍3组韵,古韵归为一部，段氏第一次把它们分为3部,受到古韵学家的普遍赞扬，认为这是古音学上的一个大发明。②真,文分部。江永在顾炎武的第4部中分出元部，剩下的真、文仍为一部，段玉裁把真、文分为两部。③侯韵独立。江永把虞韵一半归入侯韵，这样做是合理的，但又把侯韵合到幽部去了。段玉裁把侯韵独立出来，既不入鱼部，也不入幽部。后两条也是被人称道的。《六书音均表》是段玉裁古音学研究成果的最精炼的概括。

43、《经籍籑诂》清阮元主编，由他定出凡例，以臧镛堂为总纂，几十人共同编辑，把唐以前古籍正文和注释中的训诂材料汇为一编，嘉庆三年（1798年）编成付梓。编次按平水韵分部，一韵一卷，共一百〇六卷。一字异音的，按韵分入各部，并因不同字义分别注释。所收均为单字，注释中则包括双音词，兼具字典和词书两种功用。全书体例严谨，材料丰富，是研究古汉语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44、《四声切韵表》是江永的一部以等韵方法来分析研究《切韵》音系兼及上古音的著作。书前有凡例六十二条，备论分析考定之意。《四声切韵表》纵列三十六字母，依此作为划分声类的标准。横列二百零六韵，以四声相从，按照开合等次的不同，条分缕析，加以排列，每类都首标等呼。在声韵相交之处列字，字下标明反切。如有例外情况，则加注说明。由于江永对明清时代表现“时音”的韵图持不同看法，认为不能反映中古的音系，因此他编制此书时，首先确定两条原则：一是依照二百零六韵，二是依照三十六字母。在此原则之下“审音定位，分类辨等”，编成这个基本表现《广韵》音系的等韵表。

从今天的使用角度看，该书也还有一些不够的地方。由于他拘守三十六字母，因此未能精确地表现《广韵》音系的实际声类，书中的一些处理形式比较特殊，特别是编制韵图时没能严格按照某一部韵书来编排资料，因而有时难免给查找带来不便。不过这部遵照中古韵书、韵图体制来制作的韵图，对我们了解古今音的流变及《切韵》的音系还是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

45、《切韵考》清代陈澧著，此书是利用《广韵》研究《切韵》语音系统的著作，是第一部利用反切研究韵书音韵系统的专著。《切韵考》六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卷介绍研究方法，第二卷考察声类，第三卷考察韵类，第四卷和第五卷是作者自制的切韵韵图，第六卷通论；《切韵考》外篇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二书是清代等韵学的代表作。作者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用系联法研究反切系统的主张，将《广韵》分为40声类,311韵类；将并纠正了前人对于《切韵》一书音韵系统的错误见解。《切韵》有作者认为，《切韵》一书记录了隋唐时期的语音，《切韵》虽然失散，但该书的语音系统被保留在《广韵》一书当中。而反切的原则是被切字与反切上字双声、与反切下自叠韵，因此，通过联系反切上下字，可以得到《切韵》一书的语音系统。这个方法体现了作者对音韵的态度，即音韵是有系统的，音位的数量有定，并且按一定的规则组成音节。 陈澧的系联法基本上是成功的，他第一次提出《广韵》的声母系统与通行的三十六字母并不完全一样，把照系分为两组，喻母分为两母，这些都是正确的；他对切下字的分析也是有意义的，它使人们对《广韵》的韵母系统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分析结果与韵图的音素分析大体上一致，这就是对此书精确性的最好体现。作者还发现了重纽现象。这些在当时都是极重要的发现，并且深刻的影响了后代的研究者。

46、《音学辨微》，是江永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79岁高龄 写下的，是一本研究宋元等韵学原理的普及读物，是为“有志审音不得其门庭者”而作，本书内容，主要在阐明音韵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全书共分十二部分，包括十一辨、一论。后附三种等韵著作的辩证。书中江永对字母之学的解释尽可能通俗化，他首先用洪细区分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还主张“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总结了三十六字母与四等相结合的规律，这样我们知道了各等中有哪些字母，自然也就可以知道各等中没有哪些字母，依字母辩等也是分析中古语音结构的一种方式。另外，此书表述了等韵中的一些概念，有的对后世学者有重大影响。

47、《等韵辑略》庞大堃著，“属稿于道光丁丑（1837），成书于庚子（1840）”，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中下两卷带有通记性质，上卷有《韵摄总图》，以十六摄统二百零六部，分开合口，内外转，通广、促狭们，“凡图六十有一，纽凡四千四百四十有五，按韵收声，莫备于此”，这对于我们了解《广韵》音系很有帮助，此书是研究中古音韵的重要参考书。

48、《等韵一得》劳乃宣著， 1883年出版，是清代最晚出的等韵学著作，也是清末唯一的一本等韵学著作。明末等韵学的研究分南北两派，《等韵一得》属南派系统。全书分内外篇，内篇以声母、韵母、四声为三个纲；外篇包括字母、韵谱、四声、双声叠韵、反切、射字、读法、杂论等8个内容。该书条理清晰分明，审音精细，分类多合现代音理。在等韵学研究中有一定的成就。

49、《五方元音》为明末清初北方官话民间韵书，樊腾凤著。此书可能成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到康熙十二年（1673）之间，年希尧先后两次对此书进行修改。《五方元音》属于北音系统，在书前附有十二韵的等韵图，叫《韵略》，正文分为上下两卷，每卷按声母和声调归字，每字下都有简要的释义，用这种方法查字很方便，人们常用它来查有音无字的音节该怎么写。在清代和民国初盛行全国，跟它具有音义兼备、通俗简要的特色不无关系。

50、《音韵阐微》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命李光地、王兰生等儒臣编撰的新的韵书，至雍正四年编成。

是书运用等韵学理划分音类，改革了韵书体例。全书按读音收汉字16000余个，将这些字分别隶于《平水韵》106个韵部，每个韵部字下说明该韵部与《广韵》、《集韵》以来韵书的韵部关系；每字首释音后释义。释音先注《广韵》、《集韵》的反切，后注本书的反切，读音完全相同的字只注第一个字的读音。释义一般皆引其它韵书，简单明了；各韵部的字，皆用36字声母依次区分排列，每一声母之字又标开口、合口的四等。本书对反切做了很大的改革，是新的反切方法，即合声切法，用以切音的两个字，缓读为二字，急读成一音。如“公字”，旧用“古红切”，改用“翁姑切”；“巾”字旧用“居银切”，改用“基音切”等。这种反切方法的产生受到了满文12字头拼音方法的启示，跟现代汉语的语音很接近，所以旧的《辞源》和《辞海》都用此书的反切注音。还有一点也值得肯定，《音韵阐微》对历史上一些重要韵书的反切、分韵和等呼等情况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为研究近代读音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51《佩文韵府》康熙年间编成的一部词典，是奉康熙之命编撰的，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3），与康熙五十年（1710）全书告成，此书专供文人作诗时选取词藻和寻找典故，以便押韵对句之用的工具书。此书为集体编写，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等人主持其事，编写人员多为翰林院的官员。《佩文韵府》书中以单字统词语，按《平水韵》一Ｏ六韵排列，每字下注反切和解释。《佩文韵府》所收之词，上自先秦典籍，下至明代文人著作，至今仍然是人们查阅古代词语、成语和典故出处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书，对于语言学习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52、《康熙字典》在清朝康熙年间由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及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担任主编，参考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两书而写，是一套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详细汉语字典，重印至今不辍。《康熙字典》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内容引用了古代诗文以追溯字源，同时还注明了历代的用法以佐证其变迁。《康熙字典》问世后，社会影响巨大。它的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它的体例也成为了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

《康熙字典》作为我国古代字书的集大成者具有以下特点：收字多，字之别体、俗写均录，字体似而音义异者编为“疑似”，另列“备考”、“补正”；注音最全面，搜罗字音完备，凡是韵书所载依序排列；释义求古，义例多为原始出处。这些优点极大方便了经复古思想浓郁的封建士子，故而被誉为“体例精密，考证赅洽，诚字学之源薮，艺苑之津梁”（王引之语）。虽然它也有缺点，自清王引之至今，代有研究补正者，且嗣后在其基础上出现了《汉语大字典》、《中文大字典》，但是由于编纂目的不同，《康熙字典》注重“古”而后继者服务于“今”，故时至今日《康熙字典》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阅读古籍、整理古文献、从事古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尤其是在俗文学研究如敦煌学领域，它是手头必备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