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之二-妇女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2024年3月7日发(作者：茅塞顿开的近义词)

内容提要

男女两性的分化是人类的基本分化，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反映两性关系的性别观念也是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风俗的根源。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传统性别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对女性的基本观点及中国妇女性别认识的基本结构和影响。认为深刻认识传统性别观念，对其影响加以选择和改造，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妇女事业，促使新中国妇女成为人类妇女大家庭中更加杰出的群体。

关键词 女性 性文化 传统文化 性别观念

妇女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男女两性的分化是人类的基本分化，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反映两性关系的性别观念也是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风俗的根源。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男女两性间的冲突和矛盾，并对当代的妇女问题产生深刻影响。深刻认识传统性别观念，对其影响加以选择和改造，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妇女事业，促使新中国妇女成为人类妇女大家庭中更加杰出的群体。

一、 中国传统性别观念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界的认识中，最重要的是阴阳的概念，这是彼此相反而互补、相克又相生的两种力量。天地间阴阳二气结合，万物方可生长1。阴阳之间的运动就叫作“道”，成为自然以至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必需遵守的法则。因此中国古代的性文化也将性关系视为人类对宇宙再生过程的对应物，从本能的肉体结合到最崇高的情爱，接受人类再生过程的一切快乐。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就不单纯是欲望的发泄而已，更是宇宙间两种阴阳力量在人类身上具体而微的体现。天地相交而生万物，男女交合而生子女。庄严的天地被比喻为两性，万物的产生比喻为两性的交构。如《易经》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阐述2。《礼记》则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天地不合，万物不生。”3“阳之精气曰神，阴之气精气曰灵，神灵者万物之本也”，“一阴一阳谓之道。”4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就惯用“云雨”来形容性行为，一如从地上升起的“云”与天上落下的“雨”会合，是一种自然现像的回响。

在原始的知识水平和混乱性关系的制约下，人们认为女人在生育中占有绝对的作用，辅以妇女在维持氏族生存上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奠定了母系社会女人地位高于男人的基础。因此先秦时期言“嫁娶”、言“阴阳”、言“雌雄”、言“牝牡”，都是阴在阳先。当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一次巨大变动，则大大加剧了男女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随父权制的确立，在男女两性观念上发生了几点最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观念的变化。在古人的心目中，最深刻、最神秘、最使人敬畏的就是生育和性了，而对祖先的崇拜又集中在担负繁衍后代职能的生殖器官上。在母系社会，人们崇拜的是直接孕育后代的阴部，次之是哺乳后代的乳房。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生殖器开始被当做家庭创造者的父亲的权威和力量象征，最终被当做造物者本身的象征，这方面比女性崇拜更为显著、持久和普遍5。

其次，改变了以往按母系血统继承财产的习惯，确立了以男系计算世系的方法和男人的继承权，这是与新的婚姻型态密切联系、并借助新的婚姻型态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男性取代女性成为姓氏始祖，而父子间血缘关系的确立，必然以夫妻关系为前题，就是要保障子女确凿无疑地出自一定的父母。

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6中国自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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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文明社会以后，妇女就以屈辱的形象俯首听命于生活和家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妇，服也。从女持扫帚洒水也。”意思是说，妇女应屈从于男子，手持箕帚，洒扫庭室。这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对妇女形象及其地位的高度概括。女人一出世，她就被社会意识决定了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而阴位，即“坤位”，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卜筮之书《易经》里，这种位置的属性便已被规定好了：“坤，顺也。”7顺，即顺从。之所以要“顺从”，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卑”，阳为天处上而尊，阴为地处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8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观念确立并不断强化。

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建立，更进一步加强了父权（夫权）制为基础的君权制。儒家学者进一步改造奴隶主阶级的礼法，使它更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这种嬗变以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问世为标志。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杂揉了儒、道、阴阳诸学派思想的新儒学成了汉代统治思想。宋儒继汉儒之后，再度振兴儒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大讲“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将“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哲理化。妇女被政权（君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束缚捆绑了两千年。经过历史的演进，妇女已经从当初受尊崇、受敬仰的地位落到了经济上毫无地位、精神上饱受奴役、人格上倍受侮辱、身体上变成残废（裹脚）的地步。可见，女性在传9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到了多么卑微的程度！

二、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有关女性的基本观点

中国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天人灾异的自然观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社会运行、政治状况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相互吻合的，对于得治道而有德者，则以自然祥瑞附会其仁政，歌功颂德；对于私德有失者，则以灾异警戒之。正因为男人为阳，女性为阴，男性主外，女性主内，需严申“阳尊阴卑”。如女性超越职责而干预国事，就要引起上天不满以灾异示警，将日食、地震、火灾、水灾、星陨、山崩等自然现象归疚于女性之“色”“权”。如火灾之发生，常被古人认为是后妃不德而至。《汉书》和《后汉书》中所记火灾，就多次附会到太后临朝、后妃得宠、杀害皇嗣等行为上10。水灾也是古人惯会附会女主干政的一种灾祸。如称西汉初年各地大水，原因就是“女主独治，诸吕相王。”11除此之外，凡日月星地之变化，奇异动植物之出现，皆为女性不良行为之所至，目的就是要剃除女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2、“女色败家败国”的女祸史观

传统文化视女性有美色或有才智，都可以致祸，这成为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指导治理国家的历史观中的重要内容。周武王伐纣时，即引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12的古训，以听用妇人之言为商纣的一大罪状。认为报晓是雄鸡的责任，只有家道衰落时才产生雌鸡报晓。《诗经》中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鸠。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至天，生自妇人。”13孔子亦称“为小人与女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将祸乱之由，归之于女性，否定妇女的政治作用。并塑造了一系列女色亡国的形象，如桀亡于妹喜，纣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夫差亡于西施，还有武则天、杨贵妃乱唐等等。

女性不仅可以亡国，而且可以败家。女祸史观又日趋平民化，即由国至家，由天子而庶人，更多阶层的女性被指为祸人家国的。除禁止后妃干政的理论，在社会则发展成平民文化，种种书籍中充满“女人凶象”、“女人九恶象”、“妇人十贱”、“妨夫论”等等14。一些女教书《闺范》、《训女宝箴》乃至文学作品中，都充满“红颜祸水”、“亡国”的观念和内容，由于这些多层次读物的广泛传播，使这些观念深渗人心。

3、“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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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才与德的关系有过许多讨论，“重德轻才”的倾向十分明显，强调“君子先慎乎德”15，“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16落实到女性的方面，更是“男人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17。这种意识在社会上已经深深植根，在这思想的背后，含有双重顾虑，一是“才可妨德”，二是“才可妨命”。或立下“女子勿使之学书，勿使之观史”的信条18。或主张女性“多识字，无益而有损”19。更有“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20结论。唐宋之际，还把女性的“才思”与“淫行”拉上因果关系，不外是女性有了才思，便易于应酬，不守妇道以致“失贞”。一些文学作品中反映才学女性大胆追求爱情者颇多，违反封建礼教，自然引起世人“妇人识字，多致诲淫”的感觉了21。古代有名如蔡琰、李清照等杰出女性皆因未能从一而终而失节，受到“大节有亏，则众长难掩”的讥评22。这加强了社会上女性才德相妨的观念，恶性循环，不仅使人们普遍相信这种观念，也使妇女产生罪疚心理，许多人受尽折磨，却自甘以才貌者而认命。才女往往因生活圈狭小，又只爱伤春悲秋，自然多愁善感，稍遇不快，即忧郁成疾，甚至送命，是故“才女命薄”流行一时。清代才女多有焚毁诗稿者23，就是很好的例子。

4、以女性养生观念

中华民族的先民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树栖穴居到结茅为舍，在漫长的岁月里与大自然进行着各种斗争。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后代的繁衍，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了生命活动的规律，掌握了自身保健的方法，并与传统医学、性文化和哲学相结合，形成了拥有系统理论、独树一帜的性养生之道。

性养生之道认为，阴阳的交构不仅是官能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顺应法则，广延后代以使自然延序永不停止。人体形成有五种无机要素，即金、木、水、火、土，五行又互相适应，才会出现统一的生命现象。阴阳交合、男女交构，男人可以从女人身上得到滋补，有利乾坤康泰。生命中气和血是相对相依的，气为阳，血为阴。一般来讲，女性总是被认为血多气少，故此女性属阴。男性相反，故此属阳。男女经常会产生气血相对不足又相对有余的情况，如能互相得以充实，人体阴阳调合，便可五体之内，五行完全调合，阴阳合一，健康长寿。如果按阴阳之道实行性修炼，便可身健神爽，百病不生，目明耳聪，心旷神怡，甚致身轻如燕，长生不老，羽化而登仙境。这自然给男性以极大的诱惑，将多妻制与房中术结合起来，使带有科学原理的性养生之道蜕变为纵欲和残害女性的依据24。

5、贞操观念

男权高涨的又一表现，就是对女子的贞操日益重视。由于男人在生理上因强健的骨骼和肌肉而优于女人，伴随父权制产生的是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对女人具有强烈的侵略性、排它性和霸占性，绝不容忍他人染指自己的女人25。为了使对妇女性行为的约束（即封建贞操）从他律变成自律，封建传统文化制造了各种保证封建贞操观念的伦理规定：第一，要求妇女从一而终。《易·象传》：“妇人贞吉，从一而终。”《礼记·郊特牲》：“信，妇德也，一之与齐，终身不改，夫死不嫁。”《女诫》：“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总之，从一而终是妇女天经地义的道德信条，只被丈夫一人占有的忠诚是妇女最高的道德品质。第二，要求女子保持贞洁不失身。《女论语》要求女子“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不失身对未婚女子尤为重要，“处子失节，则万事瓦裂”。封建贞操观对女子童贞如此看重，原因在于：封建主义认为妇女在婚姻关系中没有个性意义，她的全部价值是充当传宗接代的手段，而且是某一家族特定男子参与下繁衍后代的手段，因此女子的童贞便成为关系某个家庭血脉纯正、荣辱名节的大计。第三，要求妇女严守男女有别，防隔内外的道德规定。为了禁灭妇女的性意识，封建贞操观设男女之大防，《礼记·内则》要求“男女七年，不同席，不共食”，“男女不杂座……不亲授”，宋代《女论语》则训诫女子：“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处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如此等等，严格规范，把妇女囚禁于深闺宅院里，隔绝了她们与男性、与社会的一切联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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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传统妇女性别认识的基本结构和负面影响

诚然，中国传统女性具有勤劳贤惠、任劳任怨等种种传统美德，也涌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梁红玉击鼓退金、穆桂英挂帅、戚夫人抗倭等刚强不屈的巾帼英雄，更有吕后、武则天等登上政治舞台的女性。但是从总体而言，传统性别观念也对广大妇女的性别认同上造成了种种负面影响。

1、最基本的人格特征—“三从四德”

先秦诸子的经典中已经树立了女性修身的标准。《礼记·郊特牲》与《礼记·昏礼》中主张：“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古者妇人先嫁三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此，各朝代编撰的各种女教著述接踵而起，大到女子一生的各阶段，小到一天从起身到入寝，举手投足，都有具体的规定，成为三从四德的具体阐述。三从四德是传统文化对女性修身养性的最高要求，也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作为完善自我的尺度。从根本上讲，它是为维护男权中心主义和巩固封建制度统治、对广大妇女实行束缚、奴役和压迫服务的。

2、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婚姻家庭

中国妇女历来把婚姻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和生活的重心。在婚姻媒介上，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严酷的妇教与封建礼教中，女性却被完全抹煞了个人意志与自主权力以及人性的因素，倡导自我牺牲精神与服从。封建的婚姻是女性的枷锁，男子既要多子又要好色，既要纯种又要多娶，却要求女子守贞、从一而终27。离婚被视为洪水猛兽，对女性而言则更是有失贞操、遭人唾弃的事情了。妇女宁可承受死亡婚姻的痛苦折磨也要竭力维护“家庭”的外壳，不愿走出离婚这一步，去争取新的幸福。这种糟粕性的文化传统，不仅吞噬了无数女性的生命，而且还渗入女性的思想和情感之中，成为女性心理结构的一部分，致使她们的心理发生畸变，形成病态的人格和不良的心理卫生，如妇女的罪疚心理、三从四德的附庸心理、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男尊女卑、逆来顺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性压抑心理等等28。

3、最标准的形象—“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是中国女性的传统形象和生活的基本范式。在家庭范围内，女性的身份不外三种，未嫁为女，既嫁为妇为妻，生子为母。其中为妻为母的时间最长，对家庭的影响也最大，妇职和母职的要求与规范随之产生。贤妻、良母，基本概括了传统社会与家庭对女性的最高要求。它主张通过男子—丈夫和儿子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来衡量与体现女子即妻与母的功能和作用的，这是儒家文化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妇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女性地位卑微的夫权社会中，在这种长期女教的影响下，传统女性的观念便一代一代地积淀在人们（包括女性自身）的深层意识中，甚至成为天经地义的规范要求。不仅男性出于自身利益而认为理所当然，而且女性本身也在维护这个道德蕃篱，成为自觉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它剥夺了妇女应有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从行为范式上就把女子束缚在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里，令其从中去追求有限的情感满足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是妇女自由与解放的障碍。这是中国女子比普通男子除政权、族权、神权之外还要多受的一种绳索约束——夫权的支配，它使妇女沦为社会的最低层29。

4、最隐秘压抑的情感—性与爱情

在传统社会中，妇女对待性问题的态度是最敏感和最隐秘的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最严厉的肉体禁欲主义和精神禁欲主义，把性文化严格禁锢起来，不许人们谈论。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发展，使封建礼教恶性发展，作为人欲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性欲，成为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于是将正常的性关念、性行为皆视为“淫”。“性”“淫”不分，引淫为恶，“万恶淫为首”，使女性深受其害。它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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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妇女的性生理机能，蔑视妇女的人格和尊严，剥夺妇女追求爱情的权利，甚至剥夺了她们作为社会人的起码权利。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不仅不能直接袒露自己的性心理，而且必需按照公认的礼教要求和道德规范来抑制它以免外化，直到养成自觉抑制的习惯，甚致到敌视、麻木的程度为止。

结语：

大自然对于人类两性奇妙的创造，虽然为人类实现两性的互补互助，从而获得共同的幸福和为社会的共同利益提供了自然基础，但性别矛盾使人类距离实现两性和谐的理想仍相当遥远。在中国现今的社会中，传统文化对女姓歧视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仍然存在，消除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女性的负面影响，仍是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从社会和哲学意义上说，两性和谐与两性差异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差异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和生理心理之中，形成了人类行为的性别差异（包括不平等层次）。而两性和谐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真理性，强调性别意识的合理度以及人类对性别平等的认同程度。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具备的性别意识文明与进步程度总是一致的。人类总是在不断追求性别意识的真理性，这一追求过程已成为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象征，因而两性差异中的不平等层次将终究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形式，它迟早会被人类自己淘汰。与差异伴生的性别不平等等一系列现象，人类一定会通过自身性别意识的深化而克服，从而在冲突与和谐的斗争中，寻觅一个崭新的两性关系价值世界。

注释

1 、《周易正义》卷9，《易杂卦》，载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同。

2 、《周易正义》卷4，《易咸》，载阮元《十三经注疏》。

3 、《礼记正义》卷37，《乐记十九》,载阮元《十三经注疏》。

4 、《周易正义》卷7，《易系》，载阮元《十三经注疏》。

5 、参见(美)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中国文联版公司1988年版；李现国《雕凿在岩壁上的生殖崇拜史》，《了望》1988年20期；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1期。

6 、恩格斯《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页54。

7 、元阳真人著，倪泰一编《易经说卦传》，《周易》，西南师范大学版社1993年版，页83。

8 、班昭《女诫·卑弱第一》，《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2787。

9 、梁旭光《历史变迁中的女性形象》，《理论学刊》1997年6期，页63～67。郭芳《中国古代女性人格的历史轨迹》，《探索与争鸣》1998年5期，页46～48。

10 、班固《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3，《五行逆顺》，上海古籍版社，1986年版。

11 、《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 、《尚书正义》卷11，《周书》，《秦誓》中第2，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 、《毛诗正义》卷18，《大雅瞻卯》，中华书局，1980年版。

14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卷641，《博物汇编艺术典》，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

15 、《礼记正义》卷60，《大学》第42。

1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周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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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冯梦龙《智囊全集》，《闺智部总序》，江苏古籍版社，1986年版。参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18 、宝克勤《宝静庵遗书》，《教女》，清康熙间刻本。

19 、温以介《温氏母训》，丛书集成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20 、《朱淑真集》卷10，《杂题》，上海古籍版社，1986年版。

21 、徐学谟《归有园尘谈》，宝秘堂秘桫本。

22 、吕坤《闺范》卷2，《女子之道》。

23 、参见吕一泓《论清代女诗人倪瑞漩》，《江海学刊》1983年6期。

24 、参见蕾伊.唐娜希尔著，(台湾)李意马译《人类情爱史》，云南人民版社1988年版；王绍玺《东方两性论》，辽宁教育版社1989年版。

25 、参见蕾伊.唐娜希尔著，(台湾)李意马译《人类情爱史》，云南人民版社1988年版；王绍玺《东方两性论》，辽宁教育版社1989年版。

26 、安云凤《从妇女个性视角看贞操观的历史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页106-110。

27 、郭芳《中国古代女性人格的历史轨迹》，《探索与争鸣》1998年5期，页46～48。

28 、魏国英《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角色选择》，《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3期，页79-83。

29 、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5期，页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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