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2024年3月6日发(作者：老婆过生日祝福语)

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两极产业结构

回顾近代中国百年工业化，之所以形成了积重难返的“两极产业结构”，主要是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中国近代工业化是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内战中进行的，这注定了工业化必然偏向军事工业，因为军工产品是当时最具有市场的产品。而军事工业大多属于重工业，这样的重工业当然不能与中国的落后农业建立产业联系，农业与重工业不得不处于“两极”状态。既便同是军事工业，也有宗主国工业与附属国工业之别，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雄厚和技术先进，虽然中国的工业与国际资本主义在华工业一同发展，但民族资本控制下的新式工业与外国资本控制下的新式工业终不能相提并论。

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或殖民统治，这使得中国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轨道，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也必将是不合理的。无论是清政府发展的军事工业，还是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军工企业，都是想通过军事工业来装备清政府或国民党政府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封建军队，以达维护封建政权之目的。至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兴建的新式工业是其在华进一步实现殖民统治和掠夺中国财富的手段。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发展工业时不追求利润，而是说追求利润从属于维护封建统治或殖民统治。

三是中国近代工业化使农业边缘化。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始终得不到发展，农业的落后使“两极产业结构”难以改变。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国际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以后，一定会投资工业和商业，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和非平等贸易带来的商业利润，国内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不投资农业，加之小农经济自身无力投资农业，使得农业与新式技术无缘结合。这样，没有农业现代化的近代中国工业化便成为没有根基的工业化。

两极城市结构

“两极城市结构”主要表现为：一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城市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并存。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叩门入关，中国被迫开放对外贸易口岸，贸易港口城市产生；近代交通(主要是铁路、公路)路线铺设，现代交通枢纽城市兴起；工矿资源被掠夺，近代工矿城市(镇)得到相应发展。与此同时，在我国的广大内地及边远地区，由于外国侵略势力渗入较弱，以行政统治为主的封建或半封建型城市(镇)仍占主要地位。

二是完全殖民地型城市和半殖民地型城市并存。抗战爆发后，东北沦陷，台湾也由此落入了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于是，长春、沈阳、哈尔滨和台湾成为了完全殖民地型城市，而大多沿江、沿海和陆路商埠城市则沦为半殖民地型城市。自北向南的沿海一带半殖民地型城市有安东(今丹东)、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Ⅱ)、青岛、海州(今连云港)、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赤坎、淡水等20个城市。自东到西的沿江地带半殖民地型城市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岳阳、汉口、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l3个城市。陆路商埠城市在北方地区主要有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在西北地区有甘肃的嘉峪关，新疆的喀什、伊犁、塔城；在西南地区有云南的河口、思茅、蒙自，广西的龙州，以及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共13个城市(镇)。

三是城市空间布局呈现出“两极”对立的不平衡结构。由于城市所处空间位置不同，一方面表现为“两极城市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表现为“两极城市规模结构”。处在沿江沿海地区的城市多是因中外不平等贸易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城市的商业发达；而处在内地的城市，多是因为分布着丰富的资源而建立起来的，以资源为依托，兴建工矿企业是这些城市内的主要经济活动。商贸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分配财富为主，后者以创造

财富为主。同时，沿海地区的城市与内地的城市在数量、规模上也相差悬殊。沿海城市数为

147个，占总城市数的76．2％ ，中部区为39个城市，占20．2％ ，而内陆区仅有7座城市，占3．6％ ；沿海区100万以上、50—100万之间的大城市各有5个，而中部区、内陆区没有这两个规模等级的城市。人口在5—10万的小城市(镇)沿海区有82个，中部区28个，内陆区仅有6个。

截止1949年的统计，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7％ 以上集中在占国土总面积不到12％ 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而占国土总面积88％以上的广大内地，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22．4％。

两极城乡结构

如果说城市间的差别已清晰可见的话，那么城乡间的差别则呈现出天壤之别了。首先，城乡资本结构严重失衡。城市因集中了以新式技术为主的机器大工业而快速向前发展，加之国内外的金融业为之推波助澜，使得城市聚集了大量资本。由于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制，农民创造的农业剩余被地主占有。又由于农业与非农业的投资回报率迥异，所以就出现了农业剩余大量流向非农业的现象。源于农业和农村的资本流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致使农业和乡村资本短缺。

其次，城乡贸易结构严重失衡。外国列强用战争手段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侵略的中国因此失去了与外国列强进行平等贸易的资格和权利。中国与各资本主义国家鉴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注定了中国的城乡贸易结构将走向严重失衡的命运。城市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其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各种高附加值的制造品的流人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广大农村因贫穷落后，一方面无力消费外国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只能输出农产品如茶叶、蔬菜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仅中国无关税确定权一项，就足以使中国承受巨大贸易损失。

再次，城乡生产组织结构也存在巨大差异。当新式工业和大工厂一同走进中国城市时，原来存在于城市内的小生产者和手工劳动便被吞噬掉了。一时间，城市里出现了许许多多企业化生产组织形式，机器大工业连同容纳它成长的企业迅速发展。但在中国农村，家庭仍然是绝大多数地区的生产组织，小农经济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城市里的企业化大工厂和农村中的小农经济形成对立的“两极”。

近代中国虽有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相关市场经济的明显推进，但众所周知，其并没有撼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农村的统治地位，众多中国农民与口岸经济并无多大关联。1903年在华游历的一位美国人感叹：“许多肤浅的环球旅行家都根据上海来认识中国，这是个严重错误，因为这个海港城市尽管是在中国，但并不是真正的中国。” 1917年，蒋梦麟从美国回到家乡浙江，发现“离商业中心较远的地方……乡下人还是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种茶植桑，外国货固然也偶然发现，但是数量微不足道”。同为浙江人的曹聚仁写道：“从我的家乡到杭州计三百六十华里之遥，一位浙东农村的庄稼人要进省城一回，那真是天大的事……那些到过上海的商人，一回来就得写‘天方夜谭’了。” 邻近上海的浙江尚且如此，可见对口岸城市与广大内地农村的经济关联度应有客观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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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腾建华,刘美平.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失衡的历史原因

[3] 王 翔.近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现存二元经济结构

[4] 孙占元.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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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华国.中国为何对工业革命反应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