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一次蕴含必然性的偶然事件

2024年3月6日发(作者：直线距离公式)

辛亥武昌起义_——一次蕴含必然性的偶然事件

摘 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也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之路。百年之前的这场起义，为什么能发生在辛亥年，为什么会发生在革命气氛不强，清朝统治相对安全的武汉？各方人士为此大惑不解，倍感意外。本文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到了答案。

关键词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都是联系发展的，辛亥革命的发生非常典型地验证了哲学上偶然和必然的辩证关系。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的发生确实有其偶然性，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次革命却是革命党人长期推动和政治社会结构演变的结果。

一、武昌起义确实有其偶然性和突发性

从事件表面而言，武昌起义确实有其偶然性和突发性。有人甚至提出了武昌起义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1]，是一次民众自发的偶然事件，这一点，当时社会各阶层均感意外和突然。

（一）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意外。

首先孙中山在起义前从未部署在湖北的革命起义。武昌起义不是以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直接领导。事发后，孙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之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2]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毕生领导的十三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而这次起义又不是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的名义直接领导的，最后却成功了，而且领导这次起义的组织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有的甚至只是受到革命影响还未参加任何革命团体的小人物，革命领袖孙中山当然觉得意外。

（二）革命党人感到意外

一些革命党人不仅没有把湖北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相反对湖北的革命形势未抱希望。1911年9月29日反清志士雷铁崖，就撰文抨击“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批评湖北人在保路运动中的表现既远逊于“拼死以争”的川人，又落后于“亦尚有罢课开会之举”的湘粤两省，“声息俱无，群仰清政府鼻而嘘而沫”。③把湖北看成是清朝政府堡垒地区。但他怎么也未想到正是被革命党人高层不看好的湖北却打响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起义枪声。

（三）武昌起义内部也感到起义这么快成功实属意外

由于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要冲，是重要的农业地区性和洋务运动核心地区，所以武昌起义既存在容易成功的可能性，又存在容易遭到镇压的危险。加之武汉地区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到起义前夕仍未做好协调组织工作。而共进会，文学社在同盟会领导下只是影响力不大的分支机构，其作用，名气都不能堪当领导起义的重任。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最佳人选落在黄兴身上，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黄兴只注重两广和云南地区而忽视武汉的做法很不满，而且黄兴领导的武装起义都未成功，湖北的革命党人认为是“常败将军”，加之黄兴此时在海外并明确表示不看好湖北的革命形势，甚至要求推迟起义，可以说武昌起义群龙无首，仓促上阵，以至起义成功后找不到合适的领物，只好在革命党人强逼下找到黎元洪充当重任。

（四）顽固派人士感到意外

顽固派人士感到意外，当时武汉是清朝新军重点布阵的地方，设一镇一协统，新数在全国是较多的，实力也是很雄厚的。但起义爆发后，在革命党人强逼之下，黎元洪作为清朝军事将领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总督，武汉军政各界都感到意外，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绝对优势的顽固派以学生的心理打击，导致总督瑞澂逃跑，镇协张彪没有倾力镇压起义，在客观上有利于起义的成功。

二、武昌起义发生的必然性

（一）清末政治社会矛盾加剧，客观上促成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辛亥革命之前，晚清政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首先，从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地主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大群以军功起家的汉族士大夫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封疆大吏。他们和以前的督抚不同之处，不仅自己手里有只听自己指挥的军队，而且通过在战争中形成的厘金制度，扩大了手中的财政权[3]。于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一再上演。满清贵族的势力实际上遭到巨大削弱。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面对地方上日益滋长的反清浪潮，满清当局其实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大规模镇压了。其次，自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失败对政治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对外战争的失败打破了长期存在于传统士大夫心中的文化自尊，天朝上国的迷梦一旦被打破，就有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将检讨的目光转向政治制度自身。这种局面对清政府的合法性是极大的冲击，特别是领土的割让，更使普通民众和部分精英阶层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19世纪末的自强和救亡图存运动固然反映了部分政治精英企图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同时反映了满清政府合法性日益削减的现实。再次，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反清风潮越来越烈，已经形成了不可遏制之势，甚至许多军队都受到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倒向了革命阵营。辛亥革命前夕“以相当多的留日士官生为军官的‘新军’各派都拒绝给中央提供支持”[4]。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遭到削弱，农民的抗捐斗争、各阶层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武装暴动，已经形成了遍地烽火的局面，使统治者感到“防剿俱穷”，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已危如累卵了。

辛亥革命的爆发说明，在旧的政治体制内以旧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小修小补已经难挽大厦之将倾。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5]。

（二）清末新政的客观使然

由于清末政治体制抱缺守残，国力衰退，任人宰割。一些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乃至文化，而武汉就是这一实践的受益者。特别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广泛致力于以“求富”为目标的“振兴实业”，先后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湖北炼铁厂、丝麻四局，修建京汉铁路，修筑堤防，引进农业科技，兴办教育，推行新学制。尤其是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本学习。仅1904年湖北派往各国的留学生在全国列第三位，德国25人、法国10人、英国23人、美国11人、比利时24人、日本5000余人[7]。虽然张之洞主管愿望是借助清末推行的新政维护清朝政治统治。但客观上在海外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们，成了辛亥革命的启蒙者和实践者，成了推翻旧体制最强有力的掘墓者。

清末新政还包括编练新军。张之洞在督鄂期间把编练湖北新军视为重要工作。他主观目的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式武器和建制、训练方法，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以强化垂危的清王朝，同时也形成张之洞的个人军事力量，到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有一镇（相当于一个师）一混成协（相当于加强旅）总计两万多人，在全国新军中力量是较强的。尤其重要的是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钟，不仅注重硬件建设，更注重软件建设，大力推进士兵文化提高，办有各类军事学堂，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招募新兵有文化者优先录用。如1905年在黄陂招募新兵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有知识的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是以往旧式军队所没有的。这就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张之洞苦心经营湖北新军也走到了他的主管愿望的对立面。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成了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士兵的大多数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站到革命党一边。而且，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指挥新军训练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山西、陕西、湖南等省就有湖北新军训练骨干成为当地的重要人物。

（三）革命党人的长期宣传

在武汉社会矛盾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的过程中，武汉革命力量也蹶而复起，发展壮大。自日知会被破坏后，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在反动当局的防范和高压下之下，公开的、大规模的活动虽不可能进行，但分散的、小团体的革命活动却在各种缝隙中迅速发展。

从1907年开始，武汉地区各种革命小团体竞相破土而出。诸如同兴俱乐部、集贤学社、军队同盟会、种族研究会、中华铁血军、群治学社、自治团、军队同盟、将校研究团、武德自治社、兰友社、钟祥学社、忠汉团铺仁会、蕲春学社、振武学社、德育会、数学研究会、群英会、黄汉光复党、竞存社、神州学社、义谱社、振武尊心社、柳营诗社、益智社、文学研究社、自新文学研究会等[8]。

这些小团体，少则几人，多则百十人，并采取了有保护色的名称，活动也很机密。如此众多的小团体的出现，反映了武汉地区深藏的革命潜力。武汉地区近代知识分子群不断扩大，其中不少人参加新军、或在社会上进行革命宣传，而广大工农又越来越对清政府增长不满情绪，在当时不可能进行公开政党活动和革命活动的环境下，声气相投、自由组合的这些小团体就成为革命力量集结的一种形式。但这些小团体也带来了门户之见和宗派习气，经过分化、组合、终于演变为武汉地区两个分途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正式形成较晚，但组织则源远流长。文学社的前身，可上溯到湖北军队同盟会。后演变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再演变为文学社。由蒋翔武任社长。社员多分布在新军中，人数达5000人之多。

与文学社相伯仲，武汉地区还有另一重要革命组织——湖北共进会，主要负责人为孙武等。共进会于1907年发端于日本东京。成立后仍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并自称为同盟会支派。湖北地区共进会在辛亥革命前曾秘密联络长江会党，谋举事，遭失败。因会党举事未成，亦转谋新军。7月23日，谭人凤受黄兴之托，携款800元到汉口和孙武、居正密谋建立机关，运动起事。居正和谭人凤来鄂，使湖北共进会与同盟会发生了联系。当时，黄兴正谋划广州黄花岗起义，孙武等大力加强共进会在新军中的工作，以至共进会和文学社常常发生争夺社员的现象。为了联络军中，邓玉麟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吸引了许多人入共进会。一个月后，同兴酒楼迁蛇山后巡道岭九号，改名同兴学社。4月，杨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11号设立分机关。刘公亦自襄阳到武昌，居雄楚楼10号杨玉如家中，担任进进会入会主盟人。当湖北共进会加紧准备，以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广州起义已败于倏忽之间。孙武等人并没有后退，他们决心变“响应”为“首义”，以进击的姿态在武汉发难。

（四）四川保路运动处置不当，加速了武昌起义的步伐。

1911年夏季，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处置处当，将保路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引发了1911年9月7日的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9]。清政府调兵入川导致湖北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了起义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但是由于泄密，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清政府则按照缴获的名册搜捕，逼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以前策划的起义，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是孙中山自己，也没有想到起义会在突然之间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武昌起义所以有“首义”之称，主要在于它推拿了满清政府倒台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苦命党人士气大振，集中力量迅速攻占了南京。1912年元旦，民国政府建立，意味着新的政治纪元开始。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实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当时政治情势变化的偶然性，可以称之为水到渠成的偶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