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文体特征及与现代几种公文的关系

2024年3月4日发(作者：今天真好)

《出师表》文体特征及与现代几种公文的关系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蓑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是南宋诗人陆游对《出师表》的高度评价，《出师表》也绝对可称之为千古佳作，表中之代表作。

《出师表》作于公元227年，刘备已死，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准备北上伐魏，临行前写下此表，开导刘禅，表明心意，布臵朝政，以解后顾之忧。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一、表与《出师表》

表即中国封建时代一种公文文体。是本中国古代臣子向帝王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特殊文体。主要作用就是表达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和希望，陈说政治的请求和愿望。从现代的眼光去看，《出师表》可以说是一篇应用文，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所有文体分为4科8类，其中6类是应用文，即：奏、议、书、论、铭、诔。足以见应用文之份量。

在古代，臣子写给君王的呈文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战国时期统称为“书”。到了汉代，这类文字被分为四个小类，即章、奏、表、议。即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所以表和情是分不开的，动之以情更可以是这种文体的一个基本特征，统观众1 / 8

多表文，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都离不开抒情手法的运用。更何况，古代文学与非文学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界定，并且受到很多写作理论的影响，比如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曹丕更是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奏议宜雅”的观点。所以，现在所看的很多古代应用文的文学色彩都很重。《出师表》虽然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却用质朴的真情打动刘禅，言辞恳切，感人至深。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及内政，提醒刘禅赏罚分明，亲贤远佞，决心兴复汉室，完成大业，以表忠心，以报先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禅虽并不是很赞成北伐，但依然对诸葛亮加油鼓劲，这其中历史原因颇多，且一时难以定论，但一定也受《出师表》所影响，诸葛亮虽为臣子，也如父亲，两者的关系颇为微妙，诸葛亮还背负着刘备“如若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以当时的形式看，虽然曹丕刚刚过世，但是想兴复名存实亡的汉室，也是万分艰难的，诸葛亮岂能不知？有知遇之恩的刘备已经过世，后主刘禅年幼无知，一时难成大器，诸葛亮身上的压力无法言表，可见《出师表》中的“临表涕零”一定是有真实的成分的，恐怕在当代社会，是找不到一篇带有眼泪的公文吧。

二、现代几种公文与《出师表》

在最新发布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第二章列出了十五条公文种类，其中第七条意见：适用于对重要2 / 8

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第十条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第十一条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此三条起码从上行文的角度看，和《出师表》还是一致的。其中意见也可以是平行文和下行文。

意见

从字面上理解，意见多代表的是个人主观意念上对客观事件或人物的见解，带有较为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色彩，但意见并不代表建议，通常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要落到实处，还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规划和整理。《出师表》从字面理解好像并不是提出意见，诸葛亮北伐的事情也并非刘禅可以阻拦的了，但是关于内政，诸葛亮还是提出了“开张圣听，亲贤远佞”等等很多意见。《出师表》就是为了一解诸葛亮内心的后顾之忧，那么这些意见当然也是重中之重。

意见可以使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我们单说上行文，既然是下级单位给上级单位的意见，那么在用词上一定比较恭敬，委婉，从行文的目的看，“意见”也是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为上级机关献计献策，供上级机关参考意见的。《出师表》在这方面表现的并不是很明显，这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即便刘禅是名义上的蜀国最高首领，但是真正的决策者，还是诸葛亮，并且从辈分上讲，刘禅也是敬畏诸葛亮的。《出师表》的意见可不是一般的意见，相比现代公文的意见，份3 / 8

量要重很多。《出师表》可算是名义上的上行文，实际上却像下行文。

报告

报告的作用主要是保持上下级联系渠道的畅通，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为汇报工作，沟通情况，反映情况，答复询问四个方面。其中反映情况一般是在工作出现重大错误时，向上级汇报所犯错误的原因，过程，处理情况或意见，主要教训及改进措施等。从报告的作用来看，《出师表》完全不符合。

报告也具有一定的单向性，除需要批转的报告外，一般不需要上级机关给予答复，因为报告在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时，所表达的内容和使用的语音都是陈述性的。比如向上级陈述本单位遵照上级的指示，做了什么工作，如何开展的，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不足等等。即使是提出建议的报告，也要在汇报情况的基础上，才能深入一步提出建议来。《出师表》就算是建议报告，也只是简单说了句“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报告性也并不强，更重要的是《出师表》没有遵照上级的指示，没有贯彻上级的精神，那就谈不上什么报告，刘禅读了《出师表》必须有所表示，即便不成文，也是一种重要答复，反倒要向诸葛亮汇报自己的态度。古代向皇帝呈交的奏章和报告倒是更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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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

关于请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请示行文中所涉及的是未进行、未安排、未开展的事项和工作，必须有上级机关的批复才能实施。《出师表》所引出的北伐事件也没有发生，但这并不是请示，更不需要刘禅的批复，或者说刘禅也阻拦不了。请示一般适用于六种情况：疑难问题需请示，无权解决需情请示，新情况需请示，想变通需请示，遇困难求帮助需请示，重大事件需请示。按理说《出师表》还是很符合请示的适用范围的，如果是一般的臣子，或者作为丞相，蜀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想要北伐，更多的应该是侧重北伐的内容，分析天下形势，选择最好的作战时机，提出的意见应该是北伐的方针政策，请示的内容应该是北伐的作战与否。《出师表》则完全不同，北伐已经是板上钉钉，诸葛亮已经把问题都解决，无需请示刘禅，而且还教导刘禅该怎么做，只是诸葛亮的动之以情把本就是上行文的《出师表》伪装的更像一些。

从结语看就更明显了，如今的请示，结语一般用“当否，请批示”，“妥否，请批复”，“以上请示，请予审批”等惯用语作结。《出师表》的“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的的确确是感人至深，诸葛亮也确实是“远离”了，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北伐。但这也明显看出了《出师表》和如今的请示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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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现代公文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制作者都是依法成立的组织，具有特定效力，处理公务，所以也有法定性，权威性，这样一来，它也就一定拥有规范性，它的格式，行文程序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要求，一般来讲用词严肃庄重，准确简朴，从现代的文章文类也可以看得出，公文就是文学性的对立面，这是和古代应用文最大的区别，这和古代对应用文的模糊界定是有关系的。其次，古代应用文也并不是一点格式也没有，比如《出师表》这种文体，开头要说“臣某言”，结尾常有“臣某常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之类的话。另外，我们所看见的古代公文简直就是九牛一毛，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古代应用文名篇之所以广为流传也许恰恰就是因为它的文学色彩，而更多的公文是非常保密的，同时又限定使用范围和时间范围，所以我认为，绝大部分古代公文是流传不下来的，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文都如《出师表》一样动之以情。

三、古代公文与现代

《出师表》是表中之佳作，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究其原因，到底是什么让它广为流传的呢？我们先看说另一篇名作，李密的《陈情表》，这两个表可以说是代表了忠和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就为它们成为佳作打下了最厚实的铺垫。应用文是处理公、私事务的实用性文章，历史上对这类文体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古代私人应用文中的名6 / 8

篇佳作流传很广，比如书信、碑志等，在后人编撰的历代文选、历代散文选中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刘熙载所说的上行、平行、下行公文以及专用公文，在古代应用文中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流传有限。像《出师表》它既是应用文，也是公文。它广为流传的更多原因是因为它的文学性，而这就是古代公文与现代公文最大的区别。这个区别的根本原因即古代对公文没有很好的界定。

古代应用文与文学同源。文学起源于劳动，应用文更是直接为当时的劳动生活服务，两者相伴而生。古人对文体分类的划分是模糊的，并且对文采十分重视。特别是在“应用”与“文学”没有严格区别的前提下，再加上受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影响。古人强调应用文写作要“典雅”。由古代应用文的写作目的所决定。应用文的内容不但条理清楚，有逻辑性，而且要想尽办法让读者接受自己的意志和建议，使应用文的具体内容得到实施。这都使应用文蒙上了一层绚丽的文学色彩。

公文并非是人和人之间的事，而是机关和机关之间的事，《出师表》的写作主体是丞相，而不是诸葛亮，但我们看《出师表》，连三顾茅庐都搬了出来，充分说明了写作主体是诸葛亮。此外，上行文需要讲究一些礼节，《出师表》虽然是动之以情的佳作，诸葛亮也是忠臣的代表，但是依然有“不宜妄自菲薄”这样的话，诸葛亮是看着刘禅长大的，以诸葛7 / 8

亮和刘备的关系，以及诸葛亮的才能威望，诸葛亮就是蜀国的最高决策者，诸葛亮在刘禅心里犹如父亲，这必定导致《出师表》缺失在上行公文中所有的礼节。

而《出师表》的动之以情，在现代公文中如何运用呢？或者说需要不需要呢？从《出师表》的情来看，诸葛亮运用的还是很成功的，即便北伐失败，即便北伐给蜀国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这其中原因很多，不能就此结果说《出师表》是一篇失败的公文，错误的决策。这就启示我们，公文中也是需要动之以情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运用了这个情，只是不体现在公文文本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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