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女性之困境生存之荒谬

2024年3月4日发(作者：保密守则十条)

大家腔调迄今，刘震云最成熟、最大气的笔触，始终紧贴苦难的大地和贱如草芥的底层人群,结构单纯而内容丰富,命悬一丝而荡气回肠,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而又一直勇往直前。

——摩罗《我不是潘金莲》 ：

作家韩寒曾说，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生活的戏剧性超过了小说的虚构。他没有想象到更加神奇的事，真实生活和虚构故事中的女性人物，都被贴上同一个污名化的女性标签，并且在不同的维度空间里，两个故事几乎同时上演：在银幕之中，由冯小刚导演、范冰冰主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不仅入围多个国际电影节，而且被评论者认为“很可能是2016年最重要的中国电影”；在银幕之外，一个W姓男星的婚变事件，通过社交媒体的发酵和全民沸腾式的道德审判，竟然演变成一场舆论关注、公众参与的社会事件，据说，被讨伐的对象是一个“潘金莲”式的现代女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荒谬，在全球语境已经进入后现代的当下，在距离“潘金莲”的故事时间久远的今天，对于一个在中国作家与秘鲁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略萨的对话会上，刘震云有过精彩的发言，他说：“我觉得世界上真正的悲剧产生在喜剧之中，真正的喜剧产生在悲剧之中。”这句话概括了刘震云对文学和人生的基本态度，他要在幽默和荒诞中表现人生的苦难。女人来说，文化意义上和大众心理中的标签“潘金莲”，依然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噩梦，而种种标签之下，真实的女性处境和生存困顿，却依旧常常如暗夜般沉默。所幸，我们有了刘震云写作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这是一首面目平缓而内在激越的“沉默者之歌”，因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底层农妇李雪莲，她的农民身份与女性身份，决定了她的真实处境和文化上的隐喻，有着双重边缘性：底层之于权56wenyi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力的弱势，还有女人之于男人的弱势。而对于我这个勉为其难的评论者来说，要跟随故事主人公李雪莲险象环生却越挫越勇的“二十年上访之路”，贴近她伤痕累累却初心不改的精神世界，理解小说文本所营造的无比真实却有着寓言式的荒谬残酷的世界，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剥离掉“李雪莲”身上“潘金莲”的标签，把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拉回到文化的脉络、女性的处境、时代的隐喻、语言的特征和哲学的审视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一个普通农妇的个人境遇，其实也是千千万万个“失语者”的内心告白；一种平静克制地叙述，其实是对一种文化荒谬的最大反讽。女 性 之 困 境 生 存 之 荒 谬

文/清风朗月

如果打破思维局限，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对任何文本的有效解读，都需要评论者的文化视野做基础，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入手，长期以来即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所以，我们要考察《我不是潘金莲》的文本世界，就必须要把“河南”作为一种文化概念进行审视，不河南的传播基本上断裂，河南政治局势的保守复古，也导致了河南文化的中庸气质。所以，底蕴深厚却退居边缘的河南文化，既不同于以京派文化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也不同于以海派文化为代表的都市文化，在现实的困顿和生存的压力之下，一旦这方土地从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幻想中走出来，它就会回归到仅因为作家刘震云生于斯长于斯，而且这里特殊的文化氛围，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起点。培养了他对世界特殊的观察方式和思考角度。时至今天，河南依旧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和中国欠发达以河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点，的内陆省份，河南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最原生态的村庄样式，儒、释、道都从中原开始，并因此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滥觞。从政治上说，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北方中原，曾经是古代中国历代政权的定都之地，安阳、开封、洛阳等河南城市，都长时间做过都城。但是，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中原大家族和世族也跟随南迁，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文化也随之变得衰落；于是，以河南为代表的中部地区成为贫穷、落后和愚昧的代表，文化上也成为萧条保守的代名词。进入近代以来，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的反传统文化口号下，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的中原文化，因为与新文化运动思想背道而驰，很自然被边缘化，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中原文化的主要根据地——河南，不但地理位置上处于时代风潮的边缘，而且文化上也处于典型的“背离”状态。从晚清这样的乡村生活和村落文化，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作家们从乡村的日常生活入手，对中国文化的运行机制进行反思，对民族性格进行重新阐释，可以说，乡村生活，是河南作家的文化原型。河南是作家刘震云的故乡，但是早在上个世纪的1992年，刘震云即发表声明，“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以它为背景等等，而主要是说情感的触发点。”作家可能要强调两层意思：第一，在“实在”的意义上，“故乡”只是他思维的出发点和情感的启动点；第二，他并不怀着通常作家对“故乡”的温情去写作，他对故乡的情感是拒绝批判时期河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办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河南》多于认同，他作品中的故乡是抽象的，是整个东方中国的象征，杂志，到辛亥革命在河南境内的全面失败（河南是极少的在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在而不是具体的河南延津。大概没有作家对故乡做出如此严厉地批评，但也正因为严厉，刘震云的批评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wenyi57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而非“实在”意义上的。作为20世纪政治和文化上的边缘省份，河南曾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一直与灾难和贫穷相联系，而民众的心理也由于生活的艰难变得扭曲麻木甚至残忍。在乡村生活多年的刘震云，不可能感受不到这种生活的真相，所以，刘震云批判故乡，实际上是在批判中国生活，评论家摩罗也曾指出：“在屈指可数的一小批优秀作家中，刘震云的过人之处即在于他对中国生活的最痛切地体悟、最深刻地洞悉，以及对其体悟和洞悉的外具谐谑效果、内具耻辱意蕴的艺术表现。”正是因为对人性黑暗面的认知，刘震云笔下的历史也是人们在权欲和物欲驱动下互相欺骗、互相残杀、互相奴役的过程，他著作的《故乡天下黄花》由四章组成，每一章都充满了谁奴役谁、谁杀死谁的紧张感。先是孙李两家为了争当村长而互相杀戳，接着日本人来了，于是若松（日本军官）、李小武（国民党军官）、孙屎根（八路军军官）、路小秃（土匪军官）在马村搅作一团，杀得难解难分。民众不再是被奴役的民众，而是直接被屠杀的民众。后来是翻身农民与落魄地主和土匪之间的争斗与残杀，最后，“文化大革命”来了，两派村民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向对方奋力冲杀。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群体生存，其中是可怕的盲从、可怕的残忍、可怕的愚昧和自《故乡天下黄花》是作家刘震云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民国初年，村长孙殿元被人杀了，弃尸在村西一座土窑里，由此引出了村里几十年几代人权力的更迭。2000年《故乡天下黄花》被三联书城评为“二十年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之一。私，这种对历史和人性的绝望，是作家刘震云思考和写作的基点；但在他思维的另一极，还有以姥娘形象为代表的另一极，代表着人性中的尊严、坚韧、善良和柔情。姥娘割三里长的麦子不抬头，姥娘以自己的善良正直赢得村庄的敬重，姥娘以对儿孙无限的爱，赢得后辈最深刻的情感。在刘震云的思维里，这是一个有着救赎意义的地母形象，代表着可能的理想世界和完美人性。也就是说，在作家刘震云不断地向人性、向社会的黑暗探望的眼光里，他最后的信念和希望来自一个有着深厚情感的女性长者。所以，并不意外的是，刘震云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关于勇气和尊严的表达。《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并不复杂：村妇李雪莲怀了二胎，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公职决定假离婚。谁知丈夫转身就和村口理发店的姑娘结了婚，孤立无援的李雪莲去讨要说法，却被丈夫再次侮辱，称她是潘金莲。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女人，为了纠正这句话，证明自己的清白，洗刷冤屈，她踏上了漫漫上访路。在漫漫二十年的上访时间里，她由原来的状告前夫秦玉河，慢慢地将法院院长、法院专员、县长、市长一起告。于是，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成大象，雪球越滚越大……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关于什么是女性主义文学，学界的认识不一，概括而言，应该是指一切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品，是作家对女性生存处境和性别解放所做的思考成果，也就是说，夏绿蒂·勃特朗的《简·爱》固然是女性文学，而托尔斯泰、劳伦斯的一些思考女性命运的作品，也可纳入这一范畴。长久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那就是：从古至今，在全世界范围里，女性是一个受尽压迫和歧视的等级，即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如此普遍而持久，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所以，以这样的女性主义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可能有很意外的发现。在中国古代伦理中，只为女性安排了两条出路，要不，她披58wenyi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挂上阵，请赏封爵，也就是冒充男性角色获得社会身份，如果冒充成功，她甚至可以进入中央权力中心，成为女性执政者；要不，她就是成为某一个人的妻子，进入人伦生活的秩序，在这两理纲常的，而在他笔下所塑造的“李雪莲”也表现着她坚持的“反叛”行为。但这个“李雪莲的反叛”或说“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就是为了摆脱自己身上被扣上的“潘金莲”帽子的冤名，洗种道路之外，女性的价值便只能归零，是混沌、无名、无意义。刷自己人格上和行为上的被诬蔑的道德罪名和污秽。所以，这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终其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保住妻说明，在“李雪莲”这个人物的意识当中，在她的道德价值判断子的身份，伦理中的正当合理性：《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当中，在她接受的罪与罚的观念中，“潘金莲”是一个“坏女人反抗的并不是礼教本身，而是家族长者对礼教的滥用，当她面的样板”，是一个耻辱罪恶的化身。如此看，在刘震云所塑造的临被逐出伦理秩序，也就是婚姻时，她选择以死抗争，而她的“李雪莲”这个人物身上所传达出来的，仍是对潘金莲的传统批死，也必须有男人的配合才有悲剧意义。试想，如果焦仲卿并不念及夫妻之情，也没有“自挂东南枝”，那么女主人公的死必定判的看法，这与刘震云对潘金莲的肯定看法，正好相反。这让我们想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句名言：“女人的戏剧性在于出之无名，并且有自绝于秩序的嫌疑。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每一个自我的基本要求的冲突之中：她总是把自己当作本质的，在被始乱终弃之后，作者并没有安排她死，这并不是因为作者本人的认知有多么领先于时代，而是因为在古代伦理中，对一个逾越礼法的女性来说，死不能带来任何秩序的认可，死便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作者安排了崔莺莺的婚姻，这意味着她被秩序所接纳，她的所有渴盼挣扎也有了圆满的意义。除了以上的两类女性，还有一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女人，她们游走于不同的男人中间，在历史的缝隙中挥洒自己的美丽和风情，后人对她们的评价也从来是褒贬不一，比如貂蝉、比如杨然而在处境的压制下，她又是非本质的。”刘震云是否也是处于这样的矛盾悖论之中？小说中，李雪莲去找前夫秦玉河，希望他承认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没想到却招来丈夫质疑自己的贞洁，秦玉河对她接连发问：“嫁我的时候，你是处女吗？新婚那天晚上，你都承认，你跟人睡过觉。”“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接下来，小说这样写道：“李雪莲如五雷轰顶。如果不是伸手能扶着墙，李雪莲会晕倒在地上。她万万没想到，秦玉河会说玉环、比如潘金莲。貂蝉和杨玉环都游走在父子两个男人中间，出这种话来。今天之前，她折腾的是她和秦玉河离婚真假的事，这不仅是对女性贞洁观的背弃，而且有乱伦的嫌疑，较之婚恋中的感情背叛更为令人不齿。但奇怪的是，在历史评价之中，貂蝉和杨玉环的名声要远远好于潘金莲，原因不仅在于潘金莲“勾结奸夫，谋杀亲夫”的恶劣情节，更是因为，前两人的故事都与政治有关，一个为了政治目的背叛感情的女人，可以被视为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而一个被皇帝看上的女人，她的失节几乎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意志即是国家的意志。也就是说，在貂蝉和杨玉环的故事中，她们虽然背弃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家庭伦理，但是进入了一种更大的国家层面的政治伦理，便具有了不言而喻的道德正当性。而潘金莲的悲剧在于，她仅仅是个人情欲的化身。爱情附上政治可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竟折腾出她是潘金莲的事；本来他折腾的是秦玉河，没想到折腾到自己身上。李雪莲当姑娘时算漂亮的，有许多男的想跟她好；在李雪莲与秦玉河结婚之前，李雪莲谈过几回恋爱；有两个跟她好到了一定程度，就发生了关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成，最后嫁给了秦玉河。新婚晚上，秦玉河发现李雪莲不是处女，追问这事，李雪莲就如实说了。可如今天底下，十八岁靠上的女人，有几个会是处女？当时能看出秦玉河不高兴，但别扭几天，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事一直存在秦玉河心里，八年之后又旧事重提。还不是旧事重提，而是张冠李戴。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是在与武大郎结婚之后，李雪莲与人发生关系是结婚之前，那时与秦玉河还不认识；更何以毫无廉耻，甚至升华为高尚，爱情与婚姻无关甚至妨碍婚姻，况，李雪莲并没像潘金莲那样，与奸夫谋害亲夫，而是秦玉河另就只能视之为淫乱。于是，“坏女人”潘金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美丽风流、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典型。对于潘金莲，刘震云有这样的看法，“潘金莲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女性形象，她反叛当时男子三妻四妾的社会规则，而李雪莲的反叛是想纠正一句话，她们两个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反叛成功。”也就是说，刘震云是肯定潘金莲反叛旧有的道德秩序和伦娶新欢在陷害她。李雪莲也能看出，秦玉河说这话也是一时冲动，说这事不是为了说这事，而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尴尬和恼怒；或者，为了摆脱李雪莲的纠缠。正因为这样，李雪莲觉得这事突然变大了。因为，秦玉河说这话时，身边不是就他们两个人，周遭还有一大群喝啤酒的人。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明天早上，李雪莲是潘金莲这事，就会传遍全县，后天就会wenyi59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辞》为“乐府双壁”。在长诗结尾，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孔雀的神话，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经典的爱情意象。《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而其中追求爱情的女主人公崔莺莺，也成为人们寄托爱情理想的经典形象,图为昆曲《西厢记》舞台照。潘金莲出自《水浒传》，后经《金瓶梅》演绎，这些小说把她塑造为不折不扣的荡妇：“欲火烧身，淫心荡漾”。近年来，很多作家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试图为潘金莲翻案，例如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张宇的《潘金莲》、阎连科的《金莲，你好》皆属此类。传遍全市；因为告状，李雪莲已经在全县全市成了名人。潘金莲这事，可比离婚真假有趣多了；离婚真假，马上就显得不重要了。比这些还重要的是，如果李雪莲成了潘金莲，不管秦玉河与她离婚真假，都情有可原，谁愿意跟潘金莲生活在一起呢？至此，刘震云的小说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小说有了超越之处，这个李雪莲不再是对婚姻背叛的控诉者，在她的心里，关心自己的尊严远远重要于归属一个男人，重新进入婚姻的伦理秩序也已经希望渺茫。从此以后，她的抗争和努力都是自我价换句话，有李雪莲成了潘金莲垫底，秦玉河干什么都是应该的。值的重新确立。这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妇，竟然以这样疼痛李雪莲马上由原告变成了元凶。这话毒还毒在这个地方。李雪莲来的时候，本来是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开始找新的丈夫；如今头上戴着一顶潘金莲的帽子，想开辟未来也不可能了。世上还有谁，愿意娶一个潘金莲呢？”

而屈辱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精神重生之路，从此以后，她的困顿就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也不仅仅是关于底层平民的，而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孤独困境，有着悲剧性的哲学意味。时代困境中的个体孤独有评论者认为，看一个作家是否伟大，主要应看他与人类的神奥秘的揭示者，是重大精神悲剧和精神出路的启示者。我们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揭示得有多深，落到实处来说，之所以把鲁迅看作本世纪中国唯一的大作家，决不是因为他的就是看他与他的民族他的时代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揭示得有多深。每个大作家都可以说是一位先知，是民族精小说比别人的更漂亮，而是因为他以终身写作，成为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揭示者和启示者。鲁迅率先发现了民族生活中奴役与60wenyi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被奴役、吃人与被吃的重大秘密，并以终身努力，将这秘密昭示给麻木的中国人。他认为，创造一个没有奴隶的时代，独一无二的途径，就是既摆脱奴隶地位，也革尽内在的奴性，使每个人都以独立而强大的“个人”站在这个世界上。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主要即在这里。从这样的文化脉络思考，作家刘震云具有伟大作家的某种潜质，因为他是鲁迅式的痛苦者和精神探索者，和鲁迅一样，他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制度，我们都在默默地捍卫、强化、利用着制度中的恶。从小说的胸襟和视野上来看，《我不是潘金莲》的确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它是窗含西岭千秋雪，是中国式生存的哲学书写，也是对社会公义的某种消解。令人悲哀的是，李雪莲始终对社会有一种信任，尤其是对代表正义、权利的公共体系。然而，这个体系杀死了她。这就是她的命运？但真正让李雪莲走有能力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地方，看到现实生活的恶劣和悲惨，投无路的并不是公共体系的非正义，而是世情社会。人心的愚蠢和残暴。而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虽然以民妇李雪莲为主人公，但她的告状故事所牵连出的，却是一幅当代的“官场现形记”图卷，刘震云向来擅长表现官场内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似乎生活在集体之中的中国人的那些小心思、小心机都被他给咂摸透了。《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每个官员，都既不太好也不太坏，既不贪赃枉法也非推诿责任，他们只是把李雪莲当成一件事来处理，而不是当成一个人。他们被李雪莲玩得团团转，甚至显得有点无辜，有的给她讲自己悲惨的童年以博取同情；有的被她逼成了福尔摩斯。对待一个刁民，他们的做法甚至算不上特别粗暴，连替她找个老伴分散注意力这种“贴心”的事都想到了，你还想怎样？如果可以，他们估计恨不得给李雪莲来一本行为指南，“如何做好一个刁民”。这里表现的，不是体制的腐败，而是人心的麻木。事实上，官员们倘若付出了一点诚意，真的倾听李雪莲的需求，了解她的难处，李雪莲这事就很好解决了，也不至于从一个离婚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进而演化为政治事故。但所有官员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了恶。西方有句谚语是，“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作家刘瑜就说，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电影《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烧死大批犹太人，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盲山》里被拐去的大学生一旦逃跑，全在中国社会，有冤一定要找官方来评理，如果无处申冤，中国人总是会求其次，这就是求亲人、社会的接纳。如果亲人、社会认为他有冤，认为他是可以信任的，那么，他就会把这种冤情留在民间，他也会生活下去。但是，李雪莲的后路也断了。首先是最亲的人秦玉河背叛了她。最要命的是，秦玉河说李雪莲是潘金莲。这个污辱是致命的。于是，原来的亲人成了她世间最大的仇人。她的一辈子就是为这个人和这个仇以及她所信奉的理而活着。其次是她的弟弟和孩子，这些亲人们让她一次一次失望。惟有儿子能让她有些温暖，然而却也沦为官员们的帮凶，这让她彻底绝望。还有情人。赵大头曾经促成李雪莲告状成功。20年后，当李雪莲再次要告状时，赵大头又出现了。这一次，他们情投意合，并且李雪莲为他献了身。然而，当李雪莲无意中听到赵大头在向官员报告如何欺骗她的过程时，她觉得自己真成了潘金莲，精神世界彻底坍塌。最后是至交，表弟乐小义。她走投无路之时找到乐小义。乐小义对她也是倾囊相助。但李雪莲却在乐小义这里落网了。这一笔在小说里写得较为隐秘，是不是乐小义也出卖了李雪莲，不是，又应该是。一个无形的网织得越来越密，把所有的人都织了进去，只把她一个人挤到了场外。她竟然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只有在假身份证上才能为自己“昭雪”（赵雪）。李雪莲没有什么信仰——偶然间去了一趟庙里，也不是真信菩萨。她的信在世情中，在亲人间。这最后的精神依靠一旦丧失，她便无路可走。小说中最精彩的一笔是，在人之外加了一头牛。当李雪莲被村的民众都合力把她抓回去，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世人排挤得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时，她发现可以依靠的是一头花钱买来的媳妇不能就这么丢了；近期新闻里“组织纪检干部们学习奢侈品知识”，纪检干部们表示很无辜，有时候行贿者送的眼镜架，他们根本看不出要值几百万嘛，能怪他们吗？这是哲学家阿伦特指出的“平庸的恶”，是在意识形态机器下，人们无思想无责任的罪恶，当这样的罪恶显形，当每个人被问责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含冤的小白菜。但事实上，制度并不是抽象陪了她21年的牛。唯一能证明“我不是潘金莲”的就是那头牛了。但是，牛临死前也不让她再告状了。牛死后，她再也没有说话的人了。“没有说话的人了”，这是刘震云小说中反复触及的命题，而我个人认为，对孤独问题的重新发现和书写，是刘震云对中国文坛的重大贡献。在他的笔下，孤独和交流的渴望并非知识分wenyi61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子的专利，也不是精神贵族的矫情，而同样确确实实存在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心中。《一句顶一万句》中的男主人公，事事不顺心，事事不如意，杨百顺百无一顺。而最大的不如意则是，杨百顺走在茫茫大地上，却没有一个可以说上话的人。他们总是和他说岔了，或者说，他总是和他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当“王顾左右而言他”时，俩人话密到一万句有什么用？还不是瞎的？空的？我们看着这个杨百顺的孤独之旅，这形而上的孤独感，时时笼罩着形而下的琐碎人生，在他们平凡如草芥的卑不一样。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活着还是死去，但我认为生还是死不是问题，如何活得像个人，活得更像自己才是问题。”在共同的“孤独”主题下，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和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具有“互文”关系的姐妹篇。刘震云说：“这两部小说，一个是说纠正一句话有多难，一个是说找别人说一句话有多难，内容上有相关性。”这是中国式生存的“百年孤独”，穿越古今，不分阶层。这样的小说，让评论者我回想起自己的乡村经验：幼年时期，我随着父母去看望乡下的爷爷奶奶，往往微命运里，有着全人类的精神困境的映照。作为作家的刘震云，是吃完饭后，月光如水的夜晚，大人们坐在村头或者院子里唠否认孤独是一种富贵病，他说：“孤独这个词不富贵。我书里有个故事，一个人的一个叔叔养牛，牛死了，他一直不说话，第四天时，他拍我外公的窗户说：我走了。拉开门，月光如水银般洒在地上，人不见了。找了半个月，所有的水井都打捞了，所有的歪脖树也看了。他是流浪去了，他是因为牛死了吗？不是，他是生活褪色了，所以要去更陌生的地方。他和哈姆雷特的孤独又家常，往往夜深了，孩子们也哈欠不断了，人们还是不肯散去，其实大家天天见面，还有什么可说呢？但大家还是想说说话，现在想来，在一个物质贫乏、又毫无娱乐活动的时代，他们的内心是孤独的。感谢刘震云记录了这一切。由此，我们也找到了进入刘震云小说世界的重要通道：语言。2016年被业界成为“中国电影的刘震云年”，除了《我不是潘金莲》，刘雨霖执导的《一句顶一万句》也将于11月11日上映，对于这部电影，导演刘雨霖直言：“影片《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是一部大片，只不过这样的大片它不发生在战场上，也不在特效、视效上，它发生在我们的内心，表面风平浪静，内心波涛汹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导演刘雨霖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研究生学院，她有着比“刘震云女儿”更重要的标签。此前，刘雨霖执导的短片《门神》入围50多个国际电影节、斩获10个国际大奖，其中包括奥斯卡（学生单元）叙事片奖，成为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62wenyi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吴组缃教授曾在课堂上讲述赵树理与鲁迅的区别：俩人都写乡村，但赵树理是通过村庄看世界，而鲁迅是通过世界看村庄，所以立意高下有别。为了通过世界看村庄，有志于成为作家的刘震云，认真读过康德、尼采、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迪卡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到现义上说，刘震云称自己的《一腔废话》为真正的新写实小说：“《一腔废话》是我‘新写实’小说的开端，因为《一腔废话》这样的东西更接近我们生活的原状态。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在物理时间里，说的都是废话。我们生活中90％的时间里是在胡思乱想，嘴是在胡说八道。真实的生活看似乱，实际上在他都觉得这些哲学家“很伟大”。这些哲学家影响了他的写作，一点也不乱。《一腔废话》的创作和样式，就来自于这样的胡思一个显见的例证是，现代西方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被很多人看作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因此，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理应被一个优秀作家所重视，而刘震云是中国极少对此有自觉意识的人。在几年前，他就曾告诉记者，他的“一字头”系列小说（如《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探讨的就是人与语言的关系。我们阅读刘震云的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嘈杂、热闹、响亮的语言，小刘儿、瞎鹿、孬舅、小蛤蟆，一个个语出惊人，放诞怪异，没有节制、东拉西扯，聪明中透着油滑、幽默中时时调侃。人们在语言的迷宫里狂奔飞舞，语言不是在表达作者或故事中人物的意见，而是在最大限度地生发自己的意义，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里的语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而是作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哲学认识。刘震云在自己的作品中考察平民世界的普遍生存状况，不仅包括他们的物质生存，也包括他们的精神支撑点：一，中国的平民，特别是农民，对生活、对过上好日子有着无比强烈的渴求，他们不仅希望获得物质生活的满足，而且有着人之为人的精神需求，希望得到理解和认同，而这种认同常常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就只能通过“语言”获得暂时的满足，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那一刻，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参与。二，在平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正是对语言的运用和由此产生的快感，支撑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那些夫妻间的尖刻争吵、田间地头的争风吃醋、菜贩间的插科打诨，饭桌上的逗乐贫嘴，都是普罗大众的想象力和生命力，也是支撑人们度过生命苦难的安慰剂。三，无论语言的迷宫如何令人痴迷，无论人们多么渴望幸福生活，平民的生活依旧困顿，精神依旧处于集体的盲从状态，语言对他们的安慰只是暂时的，在生活的漩涡里，语言的狂欢意味着意义的迷失，他们在语言中淹没，却依旧不能让精神靠岸，这种精神的耗费即为平民生存的真相。从这个意《一腔废话》写的是在一个叫五十街西里的地方，住着他们喜欢在修鞋时、搓澡时、卖杂碎饭后茶余说些笑话。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被自己所乱想和胡说八道。”

“《一腔废话》的创作主要就来自日常生活，人物都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下层劳动人民，修鞋的、开澡堂的、卖杂碎汤的、当三陪的、搓背的、捡破烂的……生活当中，人民群众的语言创造是我们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造走在了我们文学、文艺创作的前面。我觉得我们日常在餐桌上说的话，比我们的文学创作wenyi63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高明多了，这种高明使得艺术的实现达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被刘震云称为“新写实小说”的《一腔废话》，是对生活横断面的表现，而当作家的笔触伸向纵向的历史，语言的狂欢冲动所消解的，就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生存真实，而深化为对历史意义的解构。请看《故乡相处流传》中对历史人物曹操的戏仿式描写：“在一次曹府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讲台上走，一边手里玩着健身球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X，成问题了哩。有的说可以交战，有的说可以不要交战。哪到底是交战还是不交战，这鸡巴延津成事了哩。交战不交战，是个骨气问题；交战不交战，现在又有什么意义了呢？真为一个小X寡妇去吗？那是希腊，那是罗马，这里是中国。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哩。有道是，能屈能伸是条龙，一根筋到底是条虫。’”在这段话里，当代中国的官方语言、民间俗语、河南的方言和脏话，不同的语言形式排列在一起，排山倒海向观众涌来，具有极大的讽刺和戏谑效果。表面上，刘震云让曹操东拉西扯，使而是C，其实也不是C，而是D。管你表层迹象，还是深刻根源，尽是这般归置，一码一码拾掇，水落石出也好，图穷匕现也罢，三言两语地闲淡，尽是道破天机的犀利。所谓“羽扇纶巾，灰飞烟灭”，这是刘老师的长处，说屡试不爽都不过分。这种语言风格固然有点“绕”，连刘震云自己也承认：“我确实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他分析他的“绕”是受国人思维影响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每件事里又有八个道理，要说清这件事就要说清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说话就变得特别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打通，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而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事说清楚，正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当刘震云想把事情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你绕！”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每个人都处在不同关系网的结点上，于是在层层矛盾之中，人嘴两张皮，正有正的说法，反有反的道理，小说也是极尽能事欢喧闹腾，芝麻扭成西瓜，蚂蚁装成大象，本来“事实就这么个事实，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主人公曹操的人物形象从“大英雄、大奸臣”，变成了爱放屁、有脚气、潘金莲不得不对每个人说：“事儿不是这个事儿，理儿不是这个玩弄女人的无赖；而在人物的深层含义上，语言的随意性是对“微言大义”的传统历史观的解构，这样的历史书写拒绝崇高否定意义，认为历史不过是偶然事件的堆积，其中积累的是人性的残暴和精神的无望。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语言风格，放弃了多声部的话语狂欢，而变为单线索的无限延伸，说得通俗点就是似是而非的车理儿。”这是中国式生存的哲学表达，每个事情、每种观念、每种立场都有自己的道理，但这些方面的共同作用却是对个体精神的无声损害，一个人只有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饱受质疑损害，才能体会种种不可理喻不可言传的微妙之处。这样的微妙之处，是逸出语言和概念之外的，我们无法用常理、用确切的词语揭示它，优秀的作家要揭示它，就要创立自己独特轱辘话，不是A，而是B。或者升级为不是A，不是B，也不是C，的语言风格，这一点刘震云做到了。而是D。又或者是升级加强版，不是A，而是B，其实也不是B，“荒诞”一词最初来自拉丁语Surdus，后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沟通或人与环境之间的根本失调。在文学创作中，虽然风格荒诞的作品古已有之，但在源起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运动中，“荒诞”风格根源于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这其中的观点认为，上帝退场之后意义缺失，“荒诞”即为现代人的基本处境；在萨特那里，这表现为人的生存的无意义；在加缪那里，这表《我不是潘金莲》写出了李金莲生存处境中的荒诞，这种荒诞首先是她行为本身的无意义，她用20年的时间告状，就像那个等待戈多的流浪汉，她的行为一直延续，而她要等待的结果从来没有出现，也永远不会出现。直到她告状的对象，前夫秦玉河死去，她才从告状的幻梦中苏醒过来，她生存的无意义和她的不断抗争，使她成为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人物，但这样的过程现在西西弗斯式的悲剧；在卡夫卡那里，这表现为异化、孤独、无疑是荒诞的。徒劳和负罪。李金莲故事中的荒诞，还包括孤独个体面对庞大的国家机64wenyi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器，由力量失衡所呈现的荒诞。在这一点上，她和卡夫卡笔下那个土地测量员K是多么相似，K受命赴城堡上任，但费尽心机，就是无法进入城堡，面对庞大、强大、冷漠、等级森严的的官僚机构，K无可奈何；李雪莲要告状，从法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到法院院长、县长、市长，没有人能好好聆听，更不用说耐心开导，逼得她只好跑到首都，闯进正在召开人代会的大会堂。李雪莲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和K面对的城堡一样，近在咫尺，但遥不可及，冷漠强大，能动用一切社会资源，随时可以将胆敢挑战的人吞噬。《我不是潘金莲》的名字响亮好记，同时惹人浮想联翩。著名出版人安波舜在评论这个题目时曾说，未曾阅读原文，他就从这个题目中读出了“四情”：爱情、奸情、同情和亲情。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以“荒诞感”搭建全书的解构，这是一种艺术的创新，更是对生活本质的临摹。因为在原著中，李雪莲的告状故事写了17万字，作者竟然把它标示为“序”，我们普通读者目力所及，还有更失衡的序言和正文吗？正文才一万字左右。因李雪莲告状而下马的县长史为民，开了餐馆卖肉。他从北京回家，买不到火车票，想到了绝妙的好主意——自称要上访，被两位警察押解回乡，终于赶上了打麻将。这就是荒谬。当下生活的荒谬，人类存在本质的荒谬。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铸剑》，眉间尺与宴之敖复仇的意义最终被那些看客消解。《我不是潘金莲》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雪莲上访的意义不但被老史和众人消解，甚至嘲弄，在这里，意义无存。所以，第三章的题目是《正文：玩呢》。冯小刚说依照传统中国戏曲的行当划分，李雪莲的定义还是一个“青衣”，但范冰冰演绎出的“青衣”，俨然可以套用作家王安忆形容她作品中一个女人的话：“扛起锄头能种地，穿起戏服唱青衣”，人物有一种来自乡野的泼辣而新鲜的生命力。减少了背景干扰的圆形遮幅，能最大可能地把观众视线集中在中心人物上面，比如这充满讽刺意味的“和为贵”。wenyi65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大家腔调正文的故事想想挺有趣，读者忍不住笑了，但又突然觉得不对劲，因为这样的荒诞其实是某种真实，想想真是有点脊背发麻的感觉，比如作为笔者的我，就曾经和朋友讨论，当在银行的柜台机上取不出钱，最好的办法不是投诉，而是告诉银行，柜台机正在自动吐钱，工作人员一定飞奔而出，顺带就把机器修好了。比比看，小说情节和现实生活，是不是其实很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幽默感，这新闻比荒诞小说更荒诞，发表不了的新闻又会抵达荒诞的更高境界。以至于我们读中国小说，很多时候觉得不带劲，就像娱乐明星演的电影电视剧，还不如他们本人的故事有戏剧冲突一样。正因为刘震云的幽默是要写出这个时代的幽默，所以他从不承认自己幽默：“我的语言不幽默。语言幽默是个特别浅的层次，说相声没问题，演小品没问题，但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局限于一种语言幽默，挺讨厌的，那你改说相声就完了。真正的幽默是第二层——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比如《我不是潘金莲》第一章第一节李雪莲去找王公道，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上访；第二章第一节王公道找李雪莲，也是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不让她上访。好多人看了乐得肚子疼。但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还不是幽默最高的层面，最高的层面是你后面的认识。为什么这链接：事儿表面那么庄严，背后这么荒谬？荒诞感不是靠一个人巧舌如簧说出来的，真正的幽默是没说出来的东西。小说中的认识，一定跟生活中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小说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刘震云的看法跟所有人的看法是一样的，那所有人为什么要看刘震云呢？”在对荒诞派文学的理解上，有一点是容易被人忽视的，就是在其令人战栗的绝望背后的价值关怀。荒诞文学运动是一场抗议运动，一场不合作运动，而其运动宗旨却如加缪所说：“荒诞运动，反叛运动，凡此种种……其目的是同情……即是说，归根到底，是爱。”所以，我们在荒诞作品一团漆黑的世界背后，总能看到一个反抗绝望的英雄，或者一个痛苦挣扎的灵魂。“荒诞的图景愈是荒诞绝伦愈是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痛心疾首，一种天真而锐利的失望。”具体到《我不是潘金莲》，李雪莲之所以能够成为“悲剧人物”而不是“惨剧人物”，就是因为她胸中那一团信念的火焰和正义感，她总相信天下有说理的地方，她总相信有人会听她的解释，她总相信事情有说得清楚的一天，她真实的困境和挣扎，让我们在这样细节真实又有象征意味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存在美编赫赫　编辑闫莉　****************意义上的精神真实。圆形画框讲述的中国故事象中的范冰冰，是美衣华服的女明星，是红毯上美艳不可方物的“红毯女神”，她虽然出道多年，也饰演过很多角色，但还没有演绎过年龄跨度这么大的底层女性（范冰冰应该会从29岁一直演到49岁），这样一个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都在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中左奔右突的女子，说不定会成为范冰冰表演生涯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具有非凡的转折意义。最后，相比于故事，导演冯小刚在形式上的创新才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早些年的《秋菊打官司》运用了偷拍、肩扛拍摄等当时还比较“先锋”的拍摄方式，基本上后来一拍纪实风格的影像都会用到，冯小刚放弃了这种纪实拍摄。冯小刚想尝试点新东西，这时候他看到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在《妈咪》中使用了方形的画幅，后来贾樟柯和侯孝贤先后也在自己作品中的画幅上做了类似处理。冯小刚感叹：现在连方的也变成烂大街了，难不成要做成圆的？和摄影师罗攀商量之后决定就做成圆的。“宋代的文人画都是卷上山水，这个故事非常中国，世界其他地方都不能发生。你在美国拦着美国总统的车，他说别找我，你找法官、陪审团去；你在北朝鲜连村都出不了你还告状去？这么中国的一个故事，咱就用最具中国特色的圆来拍，因为早在明宋年间的院体小品画，就有以团扇为载体的构图，且多见于圆形。而且，圆形构图给人‘第三只眼’的旁观效果，也符合故事本身的荒诞意味。”

与影视圈的牵手，使作家刘震云近些年来的身份更加复杂了一些，对于这种跨界，业界各有说法。“一个写小说的，没事儿老往影视圈扎，隔三岔五还在电影中露一小脸儿，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不踏实。”他笑呵呵地说，“客串个电影有什么呢？出席个活动，参加个新闻发布会又有什么呢？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小贩说，‘大哥，麻烦您给递个秤。’捎带手的事儿，怎么就掉了你的价儿了呢？”于是，2016年，观众将迎来又一部以刘震云作品改编的电影，即《我不是潘金莲》。在这部电影没有公映之前，就有评论者指出：这可能是2016年最重要的国产电影，因为太久太久，观众没有在大银幕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在生活中挣扎的普通人了。观众对电影的期待，来源于某种好奇心。首先是好奇导演冯小刚的转型。与陈凯歌、张艺谋先阳春白雪、后下里巴人的创作轨迹不同，一开始，冯导的口号是为老百姓做足底按摩。等老百姓舒坦，他自己又不自在了。他曾说过，他之前所有影片所积累的财富、声名和信誉，都只为一部电影做准备，那就是根据刘震云纪实小说改编的《一九四二》。《一九四二》票房惜败，冯小刚的心底却没有改变自己的严肃，只是在严肃之外，笼罩了幽默的面纱，即这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其次，观众好奇这部电影中的范冰冰的颜值问题，因为人们印66wenyi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