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茅盾篇

2024年3月4日发(作者：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故事)

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茅盾篇

作者：王相坤

来源：《党史文苑·上半月（纪实版）》 2019年第12期

王相坤

茅盾（1896—1981），本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人。中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1921年初，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全国政协第四、第五届副主席。

茅盾论“初心”

世界潮流，澎湃动荡俄人思想一跃出……20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

——茅盾《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1919年尾，我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觉得看着这些书也好，知道社会主义还有些什么学派。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大家的想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是彻底要打倒了，替代的东西只有到外国找，“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所以，当时“拿来主义”十分盛行。拿来的东西基本上分两大类，一类是民主主义的，一类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

——茅盾《茅盾回忆录》

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尤其《美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的论文，它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破裂，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由于从译文中学得了这些共产主义的初步知识，我在1921年4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3 号上，写了一篇《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批判当时的省自治运动者鼓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指出这实际上是为军阀、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上）

描写无产阶级的贫困作者自己既然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所以虽然他们也作了人道主义的小说，也作描写无产阶级贫困的小说，而其结果，人道主义反成了浅薄的慈善主义，描写无产阶级的贫困反成了讥刺无产阶级的粗陋与可厌了。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

专家解读：参加党的早期组织的中国现代作家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茅盾是参加党的早期组织和参与早期建党活动最早的中国现代作家，他在参与建党的过程中，积极参加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国革命文艺和革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他的累累精神劳动成果，曾经帮助促进了当时青年的思想感情革命化，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

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文学思想茅盾自幼酷爱文学，他的祖父是个“乐天派”，“对于儿孙的事，素来抱‘自然主义’”，任凭他们“爱什么就看什么”。茅盾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当时的“维新派”，非常注重理工科，希望儿子将来学“实业”，于是在家塾中让茅盾读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那一类所谓“洋书”，可是茅盾对此不感兴趣。在他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茅盾的母亲“个性异常倔强，观察事物的眼光也较常人远大和锐利。自丈夫去世以后，她就负担了支持这个家庭的责任，她把丈夫剩下来的极有限的财产，几乎是全部地供给了她的两个孩子的受教育”。在娘家受过的良好旧文学教育，使她在引导幼年的茅盾走上爱好文学之路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给茅盾的思想和创作以深远影响的，却是历史的变革和时代的思潮。在茅盾童年时代，中国国内接连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1899 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1911 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时，15岁的茅盾正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读书。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许多老师都剪掉了辫子，变成了“光头”——这是“革命党的标帜”，在老师的影响下，不少学生也剪掉了辫子，“光头”成了一种时尚。茅盾在《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一文中写道：“虽然我们那时糊涂得可笑，只知有‘革命’二字，连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最起码的常识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在这以前，有个哪些革命的党派，有过几次的壮烈的牺牲，甚至连三民主义这名词也不知道，然而武昌起义的消息把我们兴奋的不得了。我们无条件的拥护革命，毫无犹豫地相信革命一定会马上成功。全校同学以自修室为单位，选派了同学，每天两三次告假出校，到东门火车站从上海来的旅客手里买当天的上海报，带回校里贴在墙上。买报的同学常常要上车去向乘客情商，方才买得，可是大家用竞赛的精神去干，好像这也就是从事革命了。革命军胜利的消息，我们无条件相信；革命军挫败的消息，我们说一定是造谣。”为什么那样盲目的深信？茅盾认为，他们并没有依据什么理论，也没有研究过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对比，他们的深信建立在目击深受满清政府政治的腐败，民众生活的痛苦，因此深信这样贪污腐化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顺应民众要求的革命军。

1916年8月，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从事这个职业，茅盾当时的想法是：“在此不为利不为名，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母亲也赞成茅盾的想法，她说，此时不要你帮助家用，安心读书做学问罢。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茅盾负责编译《学生杂志》，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学生与社会》就提出：“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世宜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事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呜呼，浩浩黄胄，其果有振兴之日耶，瘖瘖社会，其果有革新之望耶，会当于今日之学生觇之。”这篇文章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把学生与国家、民族、社会联系起来，提出了学生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具备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人生观，展示了茅盾初步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主主义思想。接着，茅盾又写了社论《1918

年之学生》，这篇文章与上一篇在内容更进了一步，文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形势写起，论述了埃及、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悲惨遭遇，强调中国如果不及时变革，“此后其将沦胥而与埃及、印度、朝鲜等耶？抑尚可自拔而免于亡国之惨耶？”她希望学生“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这两篇文章在茅盾早期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很多研究者在研究茅盾早期思想时都提到这两篇文章。对此，茅盾说：“那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还是《新青年》。”而《新青年》的主编是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可见，茅盾从学校走上社会，就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

在《新青年》进步思想的影响下，1918年茅盾编译的《学生杂志》开始刊登小说，而他则是所载小说的主要创作者。这一时期刊登了茅盾写的《履人传》《缝工传》等小说以及《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等文学评论。这些作品基本上反映了茅盾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前的文艺思想和文学观点。

第一，“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茅盾认为，“现在新思想一日千里”，“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为了赶上时代，艺术上就要“探本穷源”，“不探到旧张本按次做去，冒冒失失地‘唯新是摹’是立不住脚的”。所以“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

第二，要大力地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但又坚决地反对提倡它们。茅盾认为：“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是使人失望，悲闷，正和浪漫文学（按：指十九世纪消极的浪漫主义）的空想虚无使人失望一般，都不能引导健全的人生观。所以浪漫文学固有缺点，自然文学的缺点更大。”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要提倡新浪漫主义。因为，“浪漫的精神常是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这种精神，无论在思想界在文学界都是得之则有进步有生气”。“把我的意思总结一句，便是：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

第三，什么是新文学？茅盾指出：“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种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惟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惟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惟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如拿这三件要素去评断文学作品，便知新旧云者，不带时代性质。”“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美’‘好’是真实。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所以我们对于新旧文学并不歧视；我们相信现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中国的旧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我们并不想仅求保守旧的而不求进步，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的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

第四，文学的本质不是纯粹的艺术品。茅盾认为：“现在很有许多人主张纯艺术观的文学。这派的意思，以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品，艺术品的目的便是美感，所以文学的目的只在美，而不在含有新理想。……本来所谓‘艺术的艺术’和‘人生的艺术’这两句话久已为争论之点，将来趋势如何，目下正难看到。不过以我个人的意见而论，纯粹艺术品固不能全无美感，自然欲奉艺术的艺术为正宗；而如文学，则本质既非是纯粹艺术品，当然不便弃却人生的一方面。况且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能无理想做个骨子了。”

茅盾在谈到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文学思想时说：这是“在跨上文学道路之后最早形成的文学艺术观：赞成什么，主张什么，又反对什么。这些观点显然强烈地影响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茅盾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茅盾说：“到了1919年春夏之交，五四运动爆发了，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五四运动对茅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茅盾回忆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北京的学生们举行空前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辱国外交。愤怒的学生放火烧了外交部部长的住宅……当时编译所中一般人认为这是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不过，北京大学在这次运动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一年来鼓吹新文化的《新青年》却正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所主持，这就叫人发生许多联想，但只是联想而已，无法推测其趋势。我也是这样思想状态中的人们的一个。然而，隔了半个月光景，听说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已经到了上海，将在某处讲演，我这个素来不大喜欢走动的人，也抱着一股劲头去听学生代表的演讲了……听讲的人不少，把一个操场挤满了。讲演人是一男一女，站在一张八仙桌上大声讲话。那时没有麦克风，站远了就听不清，大家都往前挤。我在那个男代表讲完时挤到八仙桌附近，恰好那位女代表接着讲演了。她的每一句话都博得掌声，她大声喊了十来分钟，似乎嗓子有点哑了，于是那位男代表便来替换她……上海就此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听说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到各地的代表都收到同样效果，许多地方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这就为今后的一天比一天高涨的、更大范围的、目标鲜明的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两年后，我自己也投入了这个洪流。”

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毛泽东曾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茅盾认识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之后。他回忆说：“大概是1920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实际上茅盾受陈独秀思想的影响则更早，那就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新青年》创刊号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鲜明地指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提出了六条判断新旧思想的界限，认为新思想应当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禁锢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使茅盾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看了这些文章，感到以前人好像全在黑暗中，这时才突然打开了窗户。此后茅盾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18年11月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茅盾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十分佩服，鲁迅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也使他激动不已。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从1919年起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先后翻译了契诃夫的《在家里》《卖诽谤者》等10多部短篇小说和剧本，撰写了《近代戏剧家传》等长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34名俄国革命作家。对这一段历史，茅盾作了这样的概括：“大概是1920年罢，我开始叩‘文学’的门。那时候，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可是我们中国方面对于这件创造人类历史纪元的大事业的真相，知道得很少，特别是关于文化方面。然而对于俄国文学的热情却普遍地提起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文学接触，我们还只阅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我自己在那时候是一个自然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倾向者。”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时茅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由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茅盾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茅盾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一边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的专门著作，那时还没有翻译过来，因此学马列主义只有读外文书。”他“只懂英文，而英文的马列主义书籍不易买到”，只好读当时苏联出版的英文版杂志里有关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单篇文章。这些表明，茅盾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对国家的命运与前途有了新的认识，他注视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茅盾在探索革命真理的长河中可喜的新开端。

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时，也把《新青年》杂志移至上海。那时，茅盾是上海新文学阵地上的一员闯将，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文学理论界的新秀，也是中国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中坚骨干。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就把茅盾纳入建党先进分子的视野，并邀请茅盾为《新青年》写稿。从《新青年》杂志移至上海后的

第二期就开始发表茅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先后刊登了他的译作《游俄之感想》《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一封公开的信给〈自由人〉月刊记者》《西门的爸爸》《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等论文、小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主办了《共产党》月刊，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共产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茅盾在该刊第二号上发表由他翻译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等文章。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劳工阶级的政府——劳工阶级的专政——这政府欲把现今产业私有的制度改做一个共产党的社会，在这社会，产业的主有权是在社会上一般人手里，由劳工来管理的。”在《美国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罪恶，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只有一条路，可使劳工们获得自由与人的生活——这条路就是劳工阶级的专政！一切权力归到劳工们！”通过这些翻译活动，茅盾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内部组织。茅盾认为，《美国共产党宣言》是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论文，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这使茅盾学得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茅盾从小萌发的民主主义思想终于纳入了共产主义的轨道。

以上可以看出，茅盾走向马克思主义，除了来自自身对追求真理的渴望，还有三个重要的外在因素：一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二是五四运动的激励，他开始积极地、大量地撰写文章，探讨主义，议论时弊；三是结识陈独秀，受到陈独秀思想和《新青年》杂志的影响。1921年，26岁的茅盾终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总结自己的这一思想转变历程时说，“近来我已找到了一个路子”，“这是什么路子呢？就是我确信了一个马克思底社会主义”。

忠诚于党的事业思想的形成与坚守

1920年3月，俄罗斯共产党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以后，加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步伐。同年8月，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宣告成立。茅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一组织“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本来还有张东荪和戴季陶，可是刚开了一次会，张东荪和戴季陶就不。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诞生后，茅盾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了这一组织。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记载：“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即茅盾）、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茅盾随即转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实际上在加入中共早期组织后，茅盾就坚定了此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志向。他把自己从事的文学作为服务党的事业的阵地，首先对《小说月报》进行了改革。《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它的前期以描写才子佳人居多，反映小市民的消极心理，提倡鸳鸯蝴蝶派鼓吹的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1920年11月茅盾担任该刊主编，由茅盾起草的《改革宣言》明确指出：（一）“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二）“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三）主张广泛介绍欧洲各派文艺思潮以为借鉴，“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相袒”。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开设“小说新潮”专栏，除了发表翻译的外国小说，还发表有关文学评论，其中有茅盾写的《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等大量文学评论文章。从1922年起，《小说月报》开始有新的东西出现，如描写学徒、农村木匠和贫农等方面生活的作品。《小说月报》全面改革后的第1期，印刷5000册，马上销售一空，读者纷纷来电要求增加印数；第2期增加了2000册，到年底的第12期发行增印到1万册。茅盾主持

《小说月报》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个刊物的面貌，成为新文学的园地。周扬曾说，20世纪“20年代初茅盾改组《小说月报》，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行动，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从鸳鸯蝴蝶派手里夺下来一块重要的阵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茅盾的功劳是很大的”。茅盾对《小说月报》的改革，引起了鸳鸯蝴蝶派的不满，他们寻机向新文学阵营挑衅。茅盾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宁愿辞职也不向恶势力低头。陈独秀得知后告诉他：“如果离开商务（印书馆），中央联络员就得换人，暂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茅盾再次服从党的需要而委曲求全。

对《小说月报》的改革，反映了茅盾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树立的新文学观。1921年1月4日，茅盾等12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宣言旗帜鲜明阐述自己反对鸳鸯蝴蝶派的立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同时阐明了文学研究会的社会责任——“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动一样”。文学研究会一成立，茅盾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由封建思想和买办意识混合而成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游戏消遣文学观，叫嚷创作为的是“给看官们时时把戏”“排遣消愁”。茅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文学观，是“应了要‘校正那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之客观的必要而产生的”。这一时期，茅盾先后发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社会背景与创作》《什么是文学》《文学与人生》《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等文章，主张文学反映社会、服务人生，反对颓废主义、唯美主义以及“为艺术的艺术”。茅盾对文学要反映怎样的人生，作了具体的阐述。他认为文学应反映“人类的生活”或“社会生活”，主张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这样，文学“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和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命运作奋战与呼吁”！他在《创作的前途》一文中批评当时文坛的一种倾向，“把忠厚善良的老百姓都描写成愚騃可厌的蠢物，令人诽笑，不令人起同情。严格来说，简直没有一部描写中国式老百姓的小说，配得上称为真的文学作品”。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则提出，新文学要求作者描写“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等等。在茅盾看来，文学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还应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被压迫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茅盾从各地报刊搜集了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67篇、剧本8个，从中选择了24篇进行评论，称赞“他们著作中的呼声都是表示对于罪恶的反抗和对于被损害者的同情”。茅盾这种以人民为创作主体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因为早在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就指出：“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在这里，列宁所指出的党的文学“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就是要反对“游戏”和“消遣”的文学观，就是要创立“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茅盾的上述新文学思想是符合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

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茅盾在党内的一个重要职务是直属中央的联络员。那时，各省党组织相继成立，党中央和各省组织间的信件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找茅盾谈话，对他说：“中央考虑到你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这是个很好的掩护，决定派你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不知你有没有意见？”茅盾当即回答：“中央的决定我服从。”陈独秀告诉他，把他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支部，主要任务是保持各省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具体工作有两项：一是外地给中央的信件，用“钟英”作为中央的化名，都寄给他，再由他每日汇总后送到中央。二是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去找他，对过暗号后，他问明来人所住的旅馆，就让来人回去静候；他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党中央。直到1925年离开商务印书馆，茅盾一直从事党中央联络员这一秘密工作。

除了认真履行中央联络员的职责，茅盾还走上街头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 年春节前夕，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动党员开展一个以送贺年片的方式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活动，这些贺年片正面印着“恭贺新禧”四个黑色大字，另一面印着陈望道写的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血和汗。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

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这种宣传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从未出现过，因此贺年片一出现，立刻引起市民惊呼！陈望道回忆说：“当时，党组织建议我们向上海人民拜年，记得贺年片上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口号。我们一共七八个人，全都去，分两路，我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两路都是每家送一张贺年片。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都参加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茅盾奉命从武汉赶到九江，准备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因交通阻断被滞留在庐山，未能如期参加起义，遂于8月中旬返回上海。这时茅盾已被南京政府列入第一批通缉的共产党员名单。他只得隐匿在家中，开始拿起手中的笔，以“茅盾”的笔名继续同国民党战斗，写下了《幻灭》《动摇》《追求》等小说。这是否说明茅盾的革命理想有所动摇呢？1928年7月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作了深入的解剖。文章指出：“我诚实地自白：《幻灭》和《动摇》中间并没有我自己的思想，那是客观的描写；《追求》中间却有我最近的——便是作这篇小说的那一段时间——思想和情绪。”“我并不想嘲笑小资产阶级，也不想以静女士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只写1927年夏秋之交一般人对于革命的幻灭；在以前，一般人对于革命多少存点幻想，但在那时却幻灭了；革命未到的时候，是多少渴望，将到的时候是如何的兴奋，仿佛明天就是黄金世界，可是明天来了，并且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票……这就来了幻灭。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热望着革命的人们都曾在那时候有过这样一度的幻灭；不但是小资产阶级，并且也有贫苦的工农。这是幻灭，不是动摇！幻灭之后，也许消极，也许更积极，然而动摇是没有的。幻灭的人，对于当前的骗人的事物是看清了的，他把它一脚踢开；踢开以后怎样呢？或者从此不管这些事，或者是另寻一条路来干。只有尚执著于那事物而不能将它看个彻底的，然后会动摇起来。”他又说：“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虽然书中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说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罢，我就不懂为什么像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现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给大家。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很明白？”茅盾的上述剖白，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他否认自己动摇过。第二，他承认自己感到了“幻灭”，但这“幻灭”不是对革命理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幻灭，而是对自己的“革命速胜论”的幻灭。第三，他承认自己悲观和消沉，因为他当时还看不到革命的“出路”，又不愿做留声机和撞玻璃窗的苍蝇。他原来信奉的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即城市暴动的模式，然而大革命的失败以及随后的盲动主义城市暴动的失败，破灭了他对苏联革命模式的崇拜，可是他又看不见也找不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出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停下来，独立思考一番。在回忆录中，茅盾这样写道：“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 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1927 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仍是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买办统治的国家，只是换上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只有50余名党员，到1927年就发展到5万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

史不绝书，难道20世纪20年代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适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当然革命起来了也许还会失败，但最后终归要胜利的。”

正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动摇革命信念，茅盾又创作了《创造》，这是茅盾写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茅盾说：“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无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也是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当《幻灭》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离骚》：‘吾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年以后，三部曲合并成为一部长篇，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我在扉页上又写了几段话，并给全书取了个《蚀》的名字，这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正像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革命也是这样，挫折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在《蚀》的扉页的‘题词’中我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对党的坚定信念，使茅盾虽于1928年以后同党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但他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先后创作出版了《子夜》《蚀》《虹》《春蚕》《林家铺子》《双月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等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十分渴望早日回到党的怀抱中，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1930年，他同鲁迅一起参加组织了中共外围组织——左翼作家联盟，为发展革命文艺，团结和壮大革命文艺队伍，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作出了卓越贡献。1931年，茅盾担任左翼作家联盟行政书记，他曾向主持“左联”工作的瞿秋白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申请。这时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茅盾的请求没有得到党组织的答复。1940

年5 月，茅盾从新疆回到延安。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去鲁艺吧，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的建议，来到了鲁迅艺术文学院。他再次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几天后，张闻天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你的要求，认为你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你能理解。”张闻天转达的党中央的上述决定，说明党中央对茅盾是十分重视的。1940年9月下旬，周恩来致电中央，提出：为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来重庆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张闻天找茅盾谈话，对他说：“文化工作委员会虽说是研究机构，但我们只要有这块合法的招牌，仍然可以做许多工作。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不管是周恩来的建议还是张闻天的谈话都说明，利用茅盾是全国著名作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头衔，到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对于在国统区开展反蒋斗争是十分重要的，这时茅盾留在党外确实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一贯对党无限忠诚的茅盾，再次服从党的需要，愉快地到重庆工作。

1981 年3 月14 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茅盾用尽最后的力气，致信党中央：“耀邦暨中共中央：亲爱的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同日，茅盾还决定将自己积存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他在给作协的信中说：“亲爱的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资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1981 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党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他“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他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新兴

的革命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鉴于茅盾一生的表现，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决定指出：“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 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 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