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脉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使命

2024年3月3日发(作者：我们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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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脉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使命

作者：谢金良

来源：《人民论坛》2019年第11期

【摘要】江南，一个古老而鲜活的名词，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而又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中国精致文化生活的一个美好典型与范本。江南文脉的历史传承，启示我们必须把崇文重教、尚农乐耕、精益求精、中正和谐等精粹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江南文化 文化基因 文化审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江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文脉，是指江南文化的源流脉络。从距今约7000年前开始，先民们在江南筚路蓝缕，相继创造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些南方文化与北方的龙山、大汶口等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华文明最早的辉煌。任何文化都可以分成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它们组成相互依存、逐步深化的复杂结构。江南文化在前两个层面上都留下了优秀的遗产，但最值得我们总结继承的是其观念文化，也就是江南先民的审美基因、思维模式、价值判断和思想结晶。

何为文脉？文脉一词，最早源于语言学范畴，后来被借用成文化学范畴，有“文化的脉络”之义。因此，要寻找江南文脉的早期起源，首先就要探求远古江南先民的审美基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观念文化的核心。从历史到现实中的江南，堪称平原泽国，因受长江和太湖以及钱塘江流域等水体（以四处遍布的湖泊为多）的滋润，水土肥沃，植被繁茂，气候适中，景色宜人，百姓生活富裕，历来是宜居的人间天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独特性，造就了江南文脉独特的审美风格和鲜明的文化基因。

如果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考证和研究，我们只能求助于若干考古出土的发现成果。首先是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1977年出土的骨耜，作为农耕业的重要实物，证明了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先民们已开始种植水稻，也开始了饲养业和渔猎，逐渐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与此同时，制陶技术也出现了。河姆渡文化遗址1973年出土的稻穗纹陶盆、黑陶敛口釜、石斧、猪纹陶钵（这是中国最早以猪的形象作为装饰的陶器）、朱漆木碗（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木胎漆器），1977年出土的苇席残片，等等。从这些蛛丝马迹中，不难发现远古江南先民特殊的生活观念，比如尚农乐耕、追求精致生活、努力提高生活品质，等等。距今大约7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是考古学上首次确认的此类建筑，是该遗址最为重要的遗迹现象之一。在同时代稍晚一点的许多江南文化遗址，都有干栏式建筑物的“出土”。古书记载，北人穴居，南人巢居。但巢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干栏式建筑便是走向定居的一大进步。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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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现象，充分说明远古江南先民努力建设美好家园，追求和向往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如今的江南，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美好家园，或许便是源于早期这些审美观念。

距今7000余年，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文化遗址显示，此时先民不仅已普遍种植水稻，制造和使用穿孔斧、骨耜、木铲、陶杵等农用工具，以及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还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在编织、建筑（已有榫卯结构的木柱）、炊具制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平。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距今约6000—5300 年，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命名。此时的崧泽人开创了轮制陶器，开始使用还原焰烧制陶器，不仅制陶技术方法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十分讲究造型和装饰，使器物具有浓厚的艺术气质和神韵。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祭台”，在崧泽还发现了两口我国最早的水井。不少墓地陪葬品质精量大，丰富多彩，这都充分表明 6000 年前的崧泽人在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均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浙江杭州的良渚升起的。距今5300至45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被认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考古研究表明，此时的农业生产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其琢制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良渚农业的大发展提高了生产力，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展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既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工艺技术，也显示了其审美能力和创作水平。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当时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难发现，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虽有五千多年的跨度，但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一是注重精耕细作，不断改进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二是重视手工业制作，技术不断革新，品种日益繁多；三是注重生活品质，审美思维特别发达，工艺制作审美意味浓厚；四是重视房屋乃至宫殿、城池的建筑与设计，干栏式建筑物日趋繁多，建筑技术不断提高；五是崇尚天人合一的观念，敬重神祇鬼魅，已有墓葬殉物的风尚习俗；六是注重等级礼规，贫富贵贱有别，礼制社会制度逐渐形成。这些特点或明或暗，但都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特殊性，是构成江南审美文化基因的重要元素，也是理解江南文脉及其观念文化的主要窗口。尽管创造早期四个阶段文化的先民未必就是后来江南人的远祖，但是我们无疑可将江南文化土壤的早期成果之共性作为解读整个江南文脉的重要基础。

审美思维总是潜藏在人类生活和审美文化的细枝末节中，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族群的美学精神而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传承。要理解江南人的审美思维，有三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

一是审美形式与观念。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江南地区早期的吴越部落有着鲜明的文化标志形式，如舟揖、农耕、印纹硬陶、土墩墓、悬棺葬以及好勇尚武、淫祀和断发文身，尤其是断发文身的习俗，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亦有考古实物可证。《史记·吴世家》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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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仲雍居于句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左传·哀公七年》记载：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太伯，又称泰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两个弟弟仲雍和季历。父亲传位于季历及其子姬昌（即周文王），太伯和仲雍避让，千里迢迢来开发蛮荒的江南，成为句吴（即吴国）第一代君主，东吴文化的宗祖。来自西北的王子，居住东南之后，引导人民兴水利、养桑蚕、种稻谷，竟然也断发文身，可见这不仅是早期江南生活习俗的重要审美形式和文化标志，而且也是江南气候和地理的特殊性所造成的。

二是审美内容与工艺。无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还是一个族群，审美思维大多是一脉相承的。据考古发现，崧泽文化陶器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在造型上充分运用弧线、折线的适当处理，器型种类繁多，且各不相同，尤其讲究造型和装饰艺术。良渚文化的各种陶器造型优美，已有极少彩陶，且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画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良渚文化可谓是承上启下各五千年，从其制陶和制玉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和完美主义，无疑也是江南审美文化得以持续传承的主要内容。

三是审美思想与价值。在江南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可以体现审美思想的比比皆是。首先是宗教信仰，这是审美思想的根源所在。从考古发现的祭台和墓葬表明，江南远古先民一向崇尚天地鬼神，无数精致的工艺品可以说大多是为了奉献给神灵的贡品。反过来说，坚定的信仰也促进了审美思维的发达，大大提高了工艺水平。汉唐以来，北民南迁的数量越来越多，唐宋时期由中原迁往江南的人口剧增，大大促进南北文化的交融，也进一步丰富了江南的审美思想。道教和佛教在江南地区都特别兴旺发达，与北民南迁有关，应该也是与早期信仰“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等观念一脉相承。其次是礼法制度的确立，表明贫富分化的加剧，使氏族社会迅速演变成国家型的阶级社会，于是崇尚权力和财富、追求高级享受的生活品质，也就很早地成为江南先民的生活指导思想。最后是历史故事的熏陶，如干将莫邪铸剑的传说、吴越争霸中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秦汉之际项羽与“江东父老”的故事、三国争霸中与东吴相关的故事、南朝宋齐梁陈的短暂接替、南宋赵家王朝的偏安图存，一段又一段历史演绎，既丰富了江南文化的精神，也裹挟了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观念，使之在生生不息的文化洪流之中得以传承。

俗话说：江南才子千千万，不如山东一圣人。唐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了638位状元，据不完全统计，仅苏州地区就有60名。到了现代，江南地区更是成为了院士的摇篮，1955至2009年当选的两院院士中，籍贯为江浙沪的达780人之多。回望历史，江南地区的才子佳人可谓比比皆是，除了前文提及的太伯、辟雍、干将、莫邪、勾践等先秦贤人，还有伍子胥、夫差、西施、钱镠、魏伯阳、孙策、孙权、周瑜、陆机、陆逊、葛洪、骆宾王、张紫阳、周敦颐、陆游、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徐渭、王阳明、章太炎、蔡元培、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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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钱学森、金庸、屠呦呦等历代名人，举不胜举，而且每一位都有许多传奇故事或不朽功绩。但遗憾的是，江南仍然缺少像齐鲁之地拥有孔子、颜回、曾子、孟子那样的圣人。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五百年前的王阳明儿时便晓得成为圣人的重要性，历经勤学苦练乃至冥思苦想加上人生挫败而在“龙场开悟”之后开创出心学，使人人都有望成为圣人。

当下的浙江学人开始重视阳明心学的研究与传播，无疑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江南人的历史文化使命。尽管江南缺少圣人，但却不乏神仙，也不缺乏大文豪、大哲人、大科学家。东汉魏伯阳著有《周易参同契》，被誉为“万古丹经王”；东晋葛洪《抱朴子》、北宋张伯端《悟真篇》都是修真成仙的宝典；西晋陆机《文赋》、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堪称中国美学与文论的杰作；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乃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一生都在盼望祖国统一；刘伯温，神机妙算，有功于大明的建立与巩固；唐伯虎，乃有明一代文艺奇才；鲁迅被称为“民族的脊梁”；蔡元培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刚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正在商海叱咤风云的马云，其实也是江南文脉的典型结晶。

为什么江南地区能培育出那么多优秀人才？除了政治、经济、地理等优越因素以外，江南人在文化传承上形成的特点也是不可忽视，如习文重儒的教育氛围，又如极重同乡情谊，经商、求学相互提携关照，都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明清时期，无论科考还是当官，拜同年、拜乡谊的风气贯穿始终。到了民国初年，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后，在他的提携下，江浙学人尽据要津，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的教育部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三位参事、两位司长，都籍隶江浙两省。“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之所以能在江南人的心里根深蒂固，是因为现实的环境给读书人造成的压力和带来的希望，或许是此地人才辈出的潜在动因。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邹文：《中国艺术全鉴》（全六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