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6日发(作者:看后感)
三国鼎立局面概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即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再统一的时期。从民族的角度来说,这又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属于这个时期的前期,隋唐历史则属于后期。前期的封建割据是为后期的再统一准备条件,使后期历史达到更高的统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含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魏、蜀、吴三国的鼎立,约在公元196—266 年之间。第二个阶段为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战,约在266—420 年之间。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是南北朝的对峙和南北朝的并趋衰弱和周隋的转强,约在420—589 年之间。这一时期,共达三百九十四年之久。
一、曹操稳占中原
魏、蜀、吴三国的鼎立,是以曹魏的盛衰为发展主线的。建安元年(196)曹操迫汉帝迁都许昌,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实际上架空了皇帝,结束了汉朝的统治,这可以说是揭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同年,曹操以军事编制的形式,推行屯田。在当时北方普遍粮荒、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的情况下,这是较有效地保证军粮供应的措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民的就业问题,这对曹操军事力量的充实、政治威望的提高,都有重大的意义。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宫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的基本力量。这是历史性的重大战役,开创了他稳占中原的局面,使曹魏在以后三国历史发展中始终占有优势的地位。
袁绍占冀州
建安初年,在关东各地割据称雄的人物中,势力最大者是袁绍。他起兵讨董卓时任勃海太守,乘董卓西迁长安之机,夺得了冀州。当时的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称得上兵强粮足。随后他又取幽州、青州、并州,兼有河北四州之地。这四州,在当时是具战略形势的要地,其北有乌桓、鲜卑,可以为用;南有大河为阻,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在袁绍初占冀州时,其谋士沮授就向他进言:“将军..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了,很高兴,说,“此吾心也。”袁绍占据北方的雄心,早在讨董卓时就有了。当时,“绍与曹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袁绍早已看中了河北四州这块地方。曹操虽有本领任天下之智力以与人争衡,但也同样看重河北这块地方。袁绍占有河北,这是他强大的基础。曹操想发展他的功业,也必然以河北为争夺的对象。
袁绍的父祖,四世三公。他是一个煊赫的世家子弟。袁家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故他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号召力。
曹操在许(今河南许昌县西南)兴起后,迎献帝都许,假献帝之命,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不甘屈居曹操之下,并且也受不了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气焰,决心要灭掉曹操。建安五年(200),袁绍举兵攻曹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
曹操在官渡战前的几次胜利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在军事上所处的地位,有相当大的困难。在建安元年前后,占据南阳一带的是张绣,荆州是刘表,扬州是袁术,徐州是刘备。建安元年,吕布袭取了徐州,刘备来许投靠曹操。当时刘备已很有名气。曹操的谋士对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意思是劝曹操要杀掉刘备。曹操却回答说:“方今收 1
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建安二年,曹操征张绣。张绣先投降,后又反复,曹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败而归。建安三年春,曹操再征张绣。刘表派兵援助张绣,曹军腹背受敌,又听到袁绍将要攻许,遂退兵。袁绍很想拉拢张绣,以便南北两路出兵夹攻曹操。建安四年冬,就在袁绍进攻的前夕,张绣听从谋士贾诩的劝告,又归降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封张绣为列侯,食邑二千户,此在曹魏一代的封侯中,封户是最多的。
袁术和吕布,一个在扬州,一个在徐州,结为儿女亲家,但关系时好时坏。建安二年,袁术称帝,遣使清吕布送女完婚。吕布先允许,送女在路,继而后悔,追回绝婚。袁术大怒,发步骑数万,七道进攻吕布,为吕布所破。曹操乘机东征袁术,袁术败走淮南。建安三年九月,曹操攻吕布,围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引沂、泗水灌下邳城。吕布手下的宋宪等举城降。吕布求为曹操将,曹操不允,缢杀之。
袁术被曹操所败后,困顿淮南,又遇天旱地荒,士民冻馁,极为狼狈。
他打算通过徐州、青州,北投袁绍。曹操派刘备带兵去徐州截击。袁术不得过,想折回寿春,发病死在路上。
刘备在许,深得曹操的器重。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当曹操派刘备去徐州邀击袁术时,谋士们都反对,谋士程昱等对曹操说:“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刘备离开许都前,曾与外戚董承等受献帝衣带中密诏诛曹操。刘备到徐州后,立即派人与袁绍联络,共同反对曹操。
曹操对刘备是很重视的,他决不会让刘备在徐州站住脚。他计划在袁绍出兵之前,先消灭刘备。他手下的将军们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③谋士郭嘉也赞同曹操先灭刘备。刘备到徐州还未来得及整顿,曹操大军一到,刘备战败,只好经青州,北投袁绍。这一战,从决策到胜利回师,都在建安五年正月之内。而袁绍也正像曹操所估计的,“见事迟,必不动”,待曹操回师北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还没有动。
至此,袁术、吕布死,张绣降,刘备败。在经过这几次军事胜利以后,许地被四面包围的形势已转化为稳定的局面。至于刘表,这是个划地自守的人,曹操根本看不起他。
曹、袁两方的军情曹操东征刘备,许都空虚,正是袁绍对曹操发动进攻的最好时机。袁绍的谋士田丰也向他建议:“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要抓住这一时机向许进兵。袁绍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却说儿子病了,无心出征。田丰气愤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袁绍在曹、刘交战时坐失良机。在曹操已回师官渡的时候,他却又坚决出兵了。
在讨论出兵时,田丰又提出不同意见:“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袁绍又不从。田丰强谏,袁绍怒,把田丰下在牢里。
袁绍移檄州郡,数曹操罪恶。建安五年二月,袁绍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了。
论兵力,袁绍军队人数是远远超过曹操。关于袁数,诸书记载都称为十万人。如《三国志·魏志·袁绍传》称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曹操军队的人数,诸书记载多谓不过万人。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而《荀彧传》载荀彧对曹操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按当时的情况讲,曹操兵士不如袁绍众多,是没有疑 2
问的,但少到兵不满万,似乎又太少了。裴松之就不同意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他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并举了几条事例,说明曹操兵数“不得甚少”,“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官渡之战前,当时人对于曹、袁双方的军情,是有评论的。曹操和袁绍自幼就有交往,知己知彼,曹操对能战胜袁绍很有信心。在听得袁绍提大军十余万将攻许的消息后,曹操手下诸将都以为不可敌。但曹操却说:“吾知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②荀彧和郭嘉都是三国时代有名的谋士。两人都先仕袁绍后投曹操,对曹、袁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荀彧评论曹、袁,认为曹操与袁绍相比有四胜,“绍貌外宽而年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郭嘉称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内容与荀彧所说大致相同。
官渡之战前夕,凉州从事杨阜到许来。回去以后,凉州人士问他关于曹、袁形势,杨阜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令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三国时评论曹、袁优劣的还有很多人,荀彧、郭嘉、杨阜之说是有代表性的。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其心,也就必然不能容人、不能用人。好谋少决,就必然当断不断,失掉时机。作为一个军事家,这就足以招致失败了。
官渡之战的序幕
官渡之战,是由三个战役组成的:一是解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之围,二是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之战,三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主力决战。自马和延津之战,又可看作官渡主力决战的序幕。
袁绍驻黎阳,派大将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曹操谋士荀攸建议曹操领兵趋延津,虚张声势,好像要从延津渡河袭击绍军的后路,袁绍分兵西来应敌。然后掉转兵力,快速行军,掩袭围困白马的袁军。
袁绍见曹操兵趋延津,以为曹操要从那里渡河抄袭自己的后路,果然分兵,西趋延津迎击。曹操得知袁绍已分兵西下,即从延津急行军,斜趋白马。曹军离白马只有十余里路了,颜良才得知这一消息,仓卒应战。曹军大破袁军,斩颜良,遂徒白马军民,沿河往西撤退。
曹操能取得白马之战的胜利的原因,第一,曹军主动,袁军被动。曹操以计分散袁绍兵力,袁绍果真陷入曹操的计谋。第二,曹操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第三,曹操所采取的速决战。黎阳在河北,白马在河南,相距不过几十里路。这就要求曹操从延津向白马的进军,既要机密,又要迅速。既到之后,作战又要速决。不然,黎阳袁绍援军一到,战局便会全部改观。速决战使曹操获胜。
曹操从白马后撤的时候,袁绍从黎阳渡河追击,在延津南又打了一仗。
这一仗,曹操又获胜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醜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 3
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醜。良、醜,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延津南之战,曹操正是利用了袁绍军队的贪婪无纪律的弱点,采取了以白马辎重饵敌的策略。袁绍兵骑虽多,但到了“分趣辎重”之时,已经乱了阵脚,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了。
打了白马、延津南两个战役之后,曹操从容地把军队撤退到官渡。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曹操是早有安排的。撤军到官渡,这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撤退。
官渡之战和曹操的胜利
官渡位在中牟县北,在古官渡水的南岸。此地比延津更靠近许都。出为曹操缩短了防线,也缩短了补给线。而对袁绍来说则是深入敌境,分散了兵力,延长了补给线。选择在官渡与袁绍决战,是对曹操有利的。
官渡之战,曹操是守方,袁绍是攻方。当曹军撤至官渡,袁军进到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时,沮授向袁绍献策:“北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这仍是出兵前田丰、沮授向袁绍建议的策略。袁绍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就把沮授的意见否定了。
建安五年八月,袁军自阳武连营稍进,进迫官渡,大军依沙推为屯,东西数十里。曹军亦分营相当。从八月到十月,袁、曹两军在官渡相持了两三个月。由于袁军兵多势强,曹军兵少势弱,曹军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据《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载:“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曹操乃为发石车(即“霹雳车”),击袁军之楼,皆破。袁绍又挖地道,欲袭曹营,曹操辄于年为长堑以拒之。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相持期间,曹操曾一度打算撤退到许,再与袁绍决战。他写信与留守许下的荀彧商议。荀彧回信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坚守官渡。
袁绍也曾试图分兵扰袭曹操的后方。他曾派刘备到汝南一带协助当地的地方势力,扰乱许南。最初确也给了曹操后方一些威胁,使得“自许以南,吏民不安”。但刘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三国志·魏志·曹仁传》)。曹操派曹仁将骑出击,刘备败退,尽复诸县。袁绍又遣别将韩荀抄断西道,为曹仁击破。袁绍就再不敢分兵出击了。
派兵扰乱曹操的后方,是田丰、沮授等尝向袁绍提出过的建议。但这时情况已有变化,此计已不适用。袁绍讨曹操的檄文中虽然说到“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这说的是四面包围的形势。但这时实际出兵的,却只有袁绍亲自率领的黎阳、官渡这一路。荆州刘表根本没有出兵的打算(参看《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曹操已占有河内,委魏种“以河北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并州高干的军队,一时也就出不来。官渡之战的前一年,建安四年八月,曹操已派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捍东方。青州刺史是袁绍的长子袁谭。从一出兵,袁谭就在袁绍身边。袁绍似根本就没有从青州出兵的打算。这样,虚张声势要四面包围,实际上只是一路兵。在这种条件下,派游军远离大军主体,到汝南一带去活动,是冒险的。
官渡会战,曹操的胜利是由两次奇袭袁军辎重的成功及在最紧要关头袁绍战略决定的错误所决定的。
九月间,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荀攸对曹操说:“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锐而轻敌,击可破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采纳荀攸的建议,派徐晃、史涣在路上邀击韩■,大破之,烧其辎重。冬十月,袁绍复遣军运粮,使部将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护送,宿绍 4
营北四十里乌巢。袁绍谋臣许攸与审配不和,攸家犯法为审配所治。攸往投曹操,将袁绍辎重屯集乌巢,“袁军无严务”的情况告诉曹操,并建议曹操乘夜往袭。曹操听从许攸的意见,决定由曹洪、荀攸留守,自己亲自率兵夜袭乌巢袁军粮谷。曹操“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资治通鉴》卷六三)但天明以后,淳于琼看见曹操兵少,便开门出击,后又入营自守。曹操一时攻之不下。
袁绍听得曹操往攻乌巢粮屯的消息,以为曹操本营必已空弱,决定攻取曹操的本营。袁绍对袁谭说:“就曹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部将张郃、高览等攻操营。张郃反对说:“曹操精兵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事去矣,请先往救之。”并说曹操营固,攻之必不能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资治通鉴》卷六三)袁绍谋臣郭图迎合袁绍,力主进攻曹操本营。“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的袁绍,采取两听的办法,一面以重兵攻曹营,一面也派了一部分轻兵去救淳于琼。
袁绍援救淳于琼的军队将近乌巢。曹操眼看两面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曹操十分沉着冷静,仍决定集中兵力,先攻破琼营。时“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资治通鉴》卷六三)援军眼见琼军已破,也不战自败。
张郃、高览攻曹操本营的结果又如何呢?郭图自惭他的计策失算,却反来陷害张郃,对袁绍诬说张郃“听得军败很高兴”。张郃一怒之下,遂与高览焚烧攻具,投奔曹操。
至此,袁军败局已定。军中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降曹营的消息,全军大溃。袁绍仅和儿子袁谭单骑逃回河北。官渡大战就这样结束了。
袁绍回到邺,悔恨交集,于建安七年夏天呕血而死。袁绍有两个儿子,长子谭,次子尚。袁绍死后,两子争位,互相攻伐,臣下也分为两派。袁谭战败,跑回青州,求救于曹操。这时曹操正要去征刘表。是继续征刘表呢?还是回师北救袁谭?群下意见,“多以为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荀攸说:“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遭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接受了郭嘉的意见,回师救袁谭,并以女嫁之。
建安九年,曹操取邺,袁尚投奔幽州袁熙。袁谭的求救,本是时势所迫。曹操约为婚姻,也不过借以笼络。袁谭借曹操攻袁尚的机会,大肆扩充势力。十年,曹操攻斩袁谭。幽州守将以幽州降曹操,袁尚、袁熙奔三郡乌恒,后又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黑山农民军张燕有众十余万,也于此时投降曹操被,封为列侯。十一年,曹操攻取并州,斩高干。十二年,征三郡乌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西喜峰口附近),东指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胡汉降者二十余万。曹操占据了河北四州,征服了乌桓,自领冀州牧,让还兖州。从此,曹操稳占中原,邺成为曹氏的基地。
二、三国局面的形成
曹操消灭袁氏,占有河北四州,已统一了大半个北方和中原地区。余下还未被曹操控制的地方,西有马超、韩遂占有的关中和陇右,南有刘表占有的荆州,东南有孙权占有的江东。
刘表在荆州
刘表,年轻时就已知名,初平元年(194),由何进推荐,任荆州刺史。
刘表到荆州时,北有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南阳有户口数百万,原是一个富庶的地区。袁术在南阳,对刘表构成很大的威胁。南有少数民族的强梁,隐然割据一方。刘表先任用荆州人 5
士蒯良、蒯越、蔡瑁等,诛杀了一些不服从命令的少数民族领袖,安定了荆州八郡。由于袁术“奢淫欲肆,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既与刘表不和,又北联公孙赞,与袁绍、曹操为敌,结果被曹操所败,南逃江淮间。后张绣占有南阳,与刘表关系友好,荆州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刘表采取对皇帝“不失贡职”,在地方保境安民的政策。所以自初平元年(194)到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去世,近二十年间,中原和关中地区迭遭变乱,民不聊生,荆州却比较安定的。很多北方人逃难到荆州依靠刘表,荆州地区多少有点乱世乐园的味道。据《后汉书·刘表传》称: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治,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刘表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只有保境安民思想,而没有兼并一统野心。
他能使荆州人民在战乱时代,保持二十来年的安定生活,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对于投奔荆州的北方才学之士,刘表虽然都能给予赈赡,使之过安适的生活,但却不能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从长安逃到荆州去的王粲后来就对曹操说:“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所谓对避乱到荆州的俊杰都“不知所任”,王粲就是一例。对诸葛亮,徐庶,庞统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曾荟集在荆州的俊杰之士,刘表却一个也未任用。
刘备得诸葛亮官渡之战时,刘备在袁绍帐下。袁绍派他到汝南去联络当地的黄巾余部,扰乱曹操的后方,同时也是为了与刘表取得联系,夹击曹操。官渡之战后,曹操亲自征讨刘备。刘备遂南奔荆州依刘表。刘表驻襄阳,使刘备屯樊。樊在汉水北,与襄阳隔水相望,是荆州的北方门户。刘表害怕刘备的声望,不敢用他,但又想依靠他抵御曹操,所以就让他屯樊。
刘备在荆州的最大收获,是得到诸葛亮出山作他的助手,这是刘备一生中的大事。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随叔父诸葛玄避乱荆州,住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躬耕陇亩,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备知道诸葛亮,是由于司马德操和徐庶的推荐。据《襄阳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优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徐庶也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往驾顾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备三顾茅庐,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对他吐露自己的心志,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自己不度德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由于智术短浅,半生颠沛,以至今天。然志犹未已,请先生指教。诸葛亮对刘备讲了一席话。诸葛亮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 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攻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①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诸葛亮分析了天下形势,指出曹操在北方,孙权在江东,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两块地方刘备已不能与他们竞争;荆州是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而处其两地的刘表、刘璋 6
都是暗弱不能守成的人,刘备正可攻占荆、益之地。如能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边结好孙权,遇有机会,就可以荆、益两路出兵中原,成霸业,兴汉室。诸葛亮这一席话,使刘备长了见识,就恭敬地请诸葛亮出山作助手。以后的三国鼎立之势,果如诸葛亮《隆中对》中所分析的那样。
曹操南征
建安十二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刘表有两子,长子刘琦,少子刘琮。刘表派刘琦为江夏太守,死后遂以刘琮为嗣,代领军众。当曹操进兵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时,刘琮瞒着刘备,暗地向曹操投降。在曹操大军压境时,荆州人士曾分为两派,一派依附刘琮,劝刘琮投降曹操,一派不同意投降,他们后来多跟随了刘备。
劝刘琮投降的人,主要有蒯越、蔡瑁、韩嵩、傅巽等。他们对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三国志·魏志·刘表传》)
他们劝刘琮投降的理由,不外两项。一是以人臣拒人主,这是叛逆。这正是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得到的好处。二是打败了不如投降,打胜了也是刘备的,对刘琮没有好处。这理由是很动听的,刘琮听了他们的话,遂投降曹操。
待曹操大军到了宛,刘备才知道刘琮投降的消息。刘备处在这个地位,抵御是不可能的,遂决定退到江陵。江陵原是荆州的郡治,那里存有军用物资。
曹操征荆州,主要是北方已大体统一,关中诸将也都服顺,征荆州,下江东,已提到曹操的日程上来。但曹操急于攻荆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让刘备在荆州站住脚。刘备在荆州数年,已经取得荆州人的敬服和支持,一旦刘备取刘表而代之,占有荆州,将是极大的麻烦。
曹操也知江陵存有军用物资,怕刘备先去占有,便急速赶到襄阳。听到刘备已过襄阳去江陵,曹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县之长坂,赶上刘备。江陵是去不了的,刘备只得与诸葛亮,张飞、赵云斜趋汉津,与关羽率领的水军会合,又与来迎接的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会合,一同到夏口(今汉口)暂驻。
孙、刘联合和赤壁之战
曹操征荆州和刘表死的消息传到江东后,鲁肃清孙权派他以吊丧为名去荆州察探军情。鲁肃到荆州时,曹操已驱军南下。鲁肃与刘备会于当阳,同至夏口,刘备派诸葛亮随鲁肃去吴,商议联合破曹,同时由夏口移住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
时孙权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诸葛亮见到孙权,陈说孙、刘联合破曹之计:“豫州(指刘备,刘备曾为豫州刺史)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听了诸葛亮一席话,心里安定了些。曹操到了江陵,就送信给孙权,内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诸葛亮到时,孙权正在为此事忧虑。曹操此次南征刘表,目的不仅在争荆州,也要一举解决江东,来信中的语言很明白的了。摆在孙权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抵抗,要么投降。孙权的部下以长史张昭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倾向投降。张昭等对孙权说:“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 7
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汁不如迎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力排众议,主张抵抗的是鲁肃。《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载:当孙权诸将皆劝权投降曹操时,“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时,周瑜正外出到鄱阳,鲁肃劝孙权召还周瑜参与讨论。周瑜也是主张抵抗的。周瑜对孙权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令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周瑜、鲁肃和诸葛亮的议论,增强了孙权抗击曹操的信心。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孙权拔刀斫前奏案说,“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就此定下来了。曹操的兵力,在他给孙权的信里称八十万。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记周瑜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孙权方面的兵力,周瑜曾要求五万人,孙权告诉他:“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授。”可以估计,周瑜率领的第一线兵力是三万人,孙权续发人众是多少,没有明确记载,可能也是三万左右,因为孙告诉周瑜:“卿能办之者诚快,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盂德决之。”孙权如此气壮,人众不会太少。刘备方面的兵力,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共二万来人。孙、刘联军合计,第一线的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曹操由江陵水陆东进,孙、刘联军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
曹军战士多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交战之前,军中已疾疫流行。刚一交战,曹军不利,便撤到江北。周瑜部将黄盖针对曹军不习水战,船舰连接一起的机会,建议用火攻。周瑜采纳了黄盖的火攻并诈降之计。黄盖先向曹操送了降书。正好遇上东南风起,黄盖以斗舰在前,余船在后,向江北进发。曹军以为黄盖来降,都高兴的出营观看。离曹军二里来路时,来船同时点起火来,火烈风猛,船行如箭,直冲曹军船群,烧了曹操的战船,还延及岸上兵营,曹军烧死落水无数。周瑜率军随后攻到,曹军大败。
曹操带领败兵由华容道(今湖北潜江南)撤退。一路大风,天寒地冻,又遇上这一带道路泥泞,步兵携草铺路,冷饿马践,死伤甚众。曹操总算逃得性命。
赤壁之战虽败,曹操还希望能保有荆州。他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北回。
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曹仁困守江陵经年,终因孤军悬远,后援补给困难,撤军北归。但曹 8
操还占有了襄阳,取得以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孙权占有江陵、夏口、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荆州东半部。刘备占荆州的南部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今湖南和湖北西部),以油口(油水入江处,今湖北公安)为驻地,改名为公安。后孙权又把江陵让给刘备。曹、刘、孙三家瓜分了荆州。
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初步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给刘备制定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曹操没有实现吞并荆州和江东的目的,但占有了襄阳,消除了从南部给许下的威胁,总算有所得。孙权占有荆州的东部江夏等郡,扩大了地盘,巩固了江东根据地,所得不少。成就最大的是刘备集团了。刘备奋战半生,在北方从未能取得个立脚之地。如今据有半个荆州,有了个安身立命之处,进取益州在望,荆、益两路出击与曹操争胜的理想也有了实现的可能。赤壁之战,对三国新局面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荆州为孙、刘、曹三家瓜分,却伏下孙、刘两家争荆州的祸根。
三、取益州和争荆州
刘焉、刘璋在益州
刘备取得荆州四郡,初步站住了脚步,但形势仍是很困难的。诸葛亮后来曾形容在荆州时的形势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而且取得荆州,只是实现了刘备雄图的第一步。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方略,是要“跨有荆、益”。现在已占有荆州,第二步就该跨据益州了。
这时,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已二十来年。灵帝时,刘焉历任刺史、太守、宗正、太常。他曾向灵帝建议,选派清名重流到地方上去当州牧,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他原来希望到交址去。后来听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三国志·蜀志·刘焉传》),便改求益州。刘焉在当时也属于“海内清名之士”(《三国志·蜀志·刘焉传》注引《续汉书》),又是皇家宗室。益州上层人士对于他当州牧是欢迎的。广汉人侍中董扶,巴西人太仓令赵韪都去官随刘焉回益州。刘焉走到荆州时,益州人马相、赵祗领导益州人民起义,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杀益州刺史郤俭,连破广汉、蜀郡、犍为三郡,有众万余。益州从事贾龙率家兵攻破黄巾军,迎刘焉到益州。
刘焉到益州后,与当地豪族关系紧张。他杀豪族王咸、李权等十余人,欲以立威,但结果适得其反。犍为太守任歧和迎接刘焉入蜀的贾龙,都起兵反对他。任歧和贾龙都是蜀郡人。任歧、贾龙都被刘焉打败杀死,刘焉也失去了益州人对他的支持。
赵韪原是跟随刘焉入蜀的。刘焉死,他以益州大吏的身份推荐刘璋为益州刺史。但后来赵韪也因反对刘璋而被杀。
汉末以来,很多北方人流入益州。这些流人与益州土著之间难免有些矛盾。刘焉、刘璋曾利用流人势力来抑制益州豪族。据《英雄记》记载:“先是,南阳、三辅入流入益州数万家,(璋)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
益州豪族大姓对刘璋不满,时思叛乱。刘璋暗弱,缺乏明断,不能控制局势。在刘备入益州前,益州的形势就是这样。
刘备取成都
曹操吞并荆州、江南的计划受挫以后,乃改而谋取关中。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要付伐张鲁, 9
进兵汉中。明眼人都会看出这是欲盖弥彰,因为当时占据关中的是韩遂、马超。如进兵汉中,关中是必经之路。不先取韩遂、马超,是不能进兵汉中的。韩遂、马超是知道曹操的意图的,遂联合起来,反对曹操。
曹操进兵关中,用计离间马超、韩遂,大破关中诸军,韩遂、马超逃往凉州。曹操遂占有关中,留夏侯渊屯长安。之后,曹操并不急于进攻汉中,反而于建安十七年和十九年两次出兵东征孙权。只是在东征无功后,才于建安二十年进攻汉中。
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进攻汉中,对益州豪族阴谋反对刘璋却有大用处。
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要把刘备引进益州来,达到驱逐刘璋的目的。刘璋的别驾从事张松对他说:“刘豫州(指刘备),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璋听了张松的话,派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带兵入蜀征伐张鲁。刘备当然求之不得,遂安排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守荆州,自己带领庞统、黄忠等入蜀。庞统,当时被称作“风雏”,与“卧龙”(诸葛亮)齐名。
刘备到涪(今四川绵阳境),刘璋来会。张松、法正、庞统都劝刘备在会上袭取刘璋。刘备不肯,说:“此大事,不可仓卒”。(《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自己是被请来的,没有助人讨张鲁,先把主人杀掉,这是丧失人心的事。为收一时之利而失掉人心,刘备不干。刘璋盛情接待刘备,给兵给饷,使他北讨张鲁。
刘备北到葭萌关(今四川昭化南)。但他没有进兵去讨张鲁,而是按兵不动,“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建安十七年,曹操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要赶回荆州,请刘璋助兵助饷。但这次,刘璋却很冷漠,给兵给饷不及刘备希望的一半。
张松听说刘备要回荆州,忙写信给刘备:“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知道了这事,报告给刘璋。刘璋杀掉张松,下令各关城防范刘备。刘备到蜀经年,已得到益州一些人的支持。现在又得到曲在刘璋的借口,便回师进攻成都。诸葛亮在荆州得到消息后,留关羽守荆州,亲率张飞、赵云入蜀,攻下白帝、江州(今重庆)、江阳(今泸州),与刘备合围成都。建安十九年,刘璋降。汉中是益州北方门户,对取得益州的刘备来说,汉中是必争之地。汉中也是关中长安的屏障,曹操也要争汉中。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
刘备取汉中张鲁在汉中已二十多年。他利用宗教在汉中进行统治。他信奉的宗教,叫“五斗米道”,因信教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就称五斗米道了。《后汉书·刘焉传》称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三国志·魏志·张鲁传》,鹤作鸪)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张鲁。”(《三国志·张鲁传》略同)五斗米道,是道教天师道的一支。东汉后期兴起的道教,最早的传播地大约是青、徐各州的滨海地区。自汉至南北朝,天师道之传布多与此滨海地区有关系。张鲁一家原是“沛国丰人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张陵到蜀,乃是客居。丰沛离东海不远,张鲁一家的五斗米道是从东方带去的。
张鲁原任刘焉督义司马。刘焉派张鲁和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入汉中,攻杀汉中太守而占有其地。后来张鲁又杀了张脩。刘璋以张鲁不顺,尽杀其母及家室。张鲁遂脱离刘璋,割据汉中。
张鲁在汉中的统治,只设宗教职,称祭酒、大祭酒,不置官吏。《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农民受剥削,生活普遍贫困,他 10
们的理想,就是平均主义,只求生活上都能过得去。张鲁义舍,义米肉,是符合农民要求的。不置长吏,少些官吏,农民所受的剥削是会相对地减轻些的。因此,农民对张鲁的统治,是“便乐之”的。
曹操自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出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征张鲁,张鲁降。曹操以夏侯渊为征西将军,留守汉中。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进兵汉中,与夏侯渊相持经年。二十四年正月,刘备部将黄忠大破渊军于定军山,并斩渊。曹操率兵争汉中。刘备据险固守不战。曹操军攻不能取,战士多逃亡,曹操不得已放弃汉中,五月撤军东归。刘备遂占有汉中。这年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这时,是刘备最盛的时期。他东边占有荆州,西边占有益州,北边占有汉中,完全实现了《隆中对》所说的跨有荆、益的形势。
刘孙失和与荆州之争
诸葛亮入蜀后,留关羽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以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曹仁派于禁、庞德屯樊北,与樊城为犄角之势。八月间,大霖雨汉水泛滥,于禁等七军被淹。于禁等登高避水。关羽乘大船进攻。于禁降,庞德被擒,不降而死。樊城发发可危。陆浑人民杀县吏,南附关羽,关羽皆加官号,给兵,使扰乱曹军后方。有的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往往遥应关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曾一度考虑徒许都以避其锋。
关羽是三国名将,当时人称关羽、张飞为“万人敌”。但此人孤高自傲,孙权曾遣使为子求婚于羽女,但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典略》)。关羽在荆州违背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略。关羽出兵攻樊城,留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关羽的主要助手,但《关羽传》中称他们“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
在当时的曹、刘、孙三角形势中,只有刘、孙联合,才能敌得住曹的压力,才能存在。曹操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比刘、孙任何一方大得多,刘、孙不联合就敌不住。刘、孙两方面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是都有认识的。诸葛亮、鲁肃在这方面是代表人物。刘备,孙权也都能这样作。
但在刘、孙联合中,荆州问题始终是个疙瘩。赤壁之战后,围绕着借荆州的问题孙、刘之间发生了争斗。孙权给陆逊的一封信中,曾评论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三国志·吴志·鲁肃传》)鲁肃索荆州时责备关羽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同上)孙权、鲁肃所说的借地,借的是江北江陵南郡。赤壁战后,曹操留曹仁守江陵。周瑜围江陵经年,到建安十四年,曹仁弃江陵走,周瑜取得江陵,“权以瑜为南郡太守”(《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次年,周瑜死,鲁肃代瑜领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程普俱屯江陵。鲁肃劝孙权以江陵即南郡借刘备,鲁肃改屯陆口,程普改领江夏太守。孙权以荆州借刘备,借的就是江陵南郡,并不是刘备占有的荆州都是孙权借给的。刘备取得益州后,建安二十年,孙权曾与刘备争荆州,结果两家妥协,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孙权以南郡换取了长沙、江夏、桂阳。按理借荆州这问题也该解决了,但孙权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等机会要夺占刘备的全份荆州,这已不是还和借的问题了,而是要占有荆州的问题了。
荆州问题的纠缠,并不是借与还的道义问题,而是军事形势上的实质性的斗争。荆州在谁手里,军事上的地理优胜条件就掌握在谁手里。荆州对于蜀汉进取中原,极为重要,对于孙吴保卫江东也是非常重要。荆州为军家必争的要区,刘、孙在荆州问题上的难以和解,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大军北上攻樊,后方江陵、公安空虚。这是孙权夺荆州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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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肃死后,吕蒙接替鲁肃屯陆口。关羽北攻樊,吕蒙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吕蒙遂假称病重,孙权也明令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关羽信以为真,把留在江陵、公安的军队调出一部分赴襄阳。
孙权得到消息,即令吕蒙进兵。吕蒙到寻阳(今江西九江)把精兵埋伏在船仓里,伪装商人船只,昼夜兼行,遂到南郡。士仁、麋芳不战而降。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吕蒙都好生款待,问所不足,疾病给医药,饥寒赐衣粮。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从前线撤回。将士听到家中平安,生活很好,都不愿跟关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孙权军队擒获,杀死,孙权取得荆州。孙权在偷袭荆州前,已与曹操暗中联络。孙权遣使向曹操称臣。曹操并没有作皇帝,孙权上书称臣,弄得曹操对人说:“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语)取荆州后,曹操以天子名义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子曹丕继承魏王位。这年十月,曹丕作了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消息传到成都,刘备以献帝已遇害,于次年四月(221 )也即皇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史称蜀国为蜀汉。
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师伐吴,与孙权争夺荆州。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自己亲率大军自江南缘山截岭,树栅连营军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昌北)。孙、刘两军相峙数月,最后,陆逊以火攻,烧刘军营,连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军。刘备夜遁,逃归白帝(今四川奉节)。
与孙权争荆州,刘备部下有不同意见。赵云就是不主张争荆州的,他对刘备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付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国志·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诸葛亮只于军败之后,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蜀志·法正传》)看来诸葛亮也是不同意代吴的。刘备的失败,就连魏帝曹丕也有所预料,《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帝(曹丕)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从地理形势看,从巫到夷道猇亭,约三百里,从秭归到夷道猇亭,不过百余里,所谓“连营七百余里”,不知如何算法。陆逊以火攻取胜,亦不知如何攻法。这些,旧史都不能详。
为了争荆州,孙权曾与曹操联络,上书称臣,并接受曹操的封爵,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客观形势是,吴、蜀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强敌——曹魏,唇亡齿寒,吴、蜀重修联盟,才是图存的必然决策。于是,在吴、蜀打了一大规模的战役后,孙权遣使臣到白帝向刘备求和。刘备到此已无力量与孙权争荆州,也就接受孙权和议。222 年,孙权与曹魏绝。223 年,刘备死。诸葛亮继续执行东和孙吴的方略。229 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改元黄龙。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
四、曹魏政局的发展
“唯才是举”,整饬吏治
吴、蜀夷陵之战和魂、蜀、吴的相继称帝,为三国时期的历史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三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三个领导集团为了打下自己的基业而进行了各种活动。第二阶段,则是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活动。在第二阶段中,各国内部的矛盾比较复杂,有不同于第一阶 12
段的特殊情况。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后来,曹丕继他执政并作了皇帝,魏国的政治局面就有了变化。
曹操主张只有整饬吏治,才能打击那些目无法纪的人,使百姓安心,社会秩序得到保证。他在指责袁绍在冀州时吏治的败坏时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速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取得冀州后,曹操特别强调“重豪强兼并之法”下令“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对于地方官中注意整饬吏治、打击豪强者多加以鼓励和支持。加王脩任魏郡太守,“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三国志·魏志·王脩传》)。王脩曾前随孔融,后随袁绍,都有好的声名。杨沛为长社长,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杀之,曹操“以为能”(《三国志·翻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司马芝为管长。豪族刘节为郡主薄,宾客千余家多不奉法,包庇宾客不服兵役,司马芝即以刘节为兵。满宠为许令,曹洪的宾客犯法,满宠依法治罪。曹洪向曹操求情。满宠知道后,未等曹操说话,就把曹洪的宾客杀掉了。曹操听到后,高兴地说:“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他甚至不问品行如何,只要有才能,都任用。有名的举才三令,鲜明他说出了他的这种主张。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三令的内容差不多,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唯才是举”。在用人的具体行动上,曹操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上层有世家、豪族、高资等不同成分。他们虽属于一个阶级,但属于不同等级。在同一等级中,又有各种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又各不相同。东汉中叶以后,有机会登入仕途者,更多为世家子弟。曹操唯才是举,打破了这种压抑人才的仕途积习。他既任用世家子弟,也选拔豪族俊秀。如李典,山阳巨野人,他的从父李乾有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李乾以众随曹操征战。李乾死后,李典代领其众。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臧霸,泰山华人,先随吕布,后归曹操,曹操使他领青、徐两州。又如许褚,谯国谯县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寇。后归曹操,为操的宿卫,很见亲信,官至武卫中郎将。李典等,都显然是豪族中人物,曹操任用他们,得到他们的效力。
曹操的主要助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也主要是来自世家的名士。曹操所用的士人中,最器重的一位是荀彧,是颍川人,父祖都是“知名当世”的人物。叔父位至司空。他们可能是颍川世家的第一流门第。荀彧又向曹操推举了许多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称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严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 13
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这些人物成了建安年间曹操集团的骨干,在曹操左右居于重要地位。
曹操所用的地方官,也多是名士。《魏书》载:“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注引)
荀彧所推举的,多是中原汝颍地区的人,系荀彧的家乡人士。曹操取得冀州后,网罗了一些冀州的人才,取得荆州后,又网罗了一些荆州人才。曹操到荆州时,王粲向他祝酒,说:“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农业经济的恢复曹操重视农业经济的恢复,采取各种措施安定流民,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促进了社会安定的局面。
建安元年在许下屯田,是曹操采取的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许下屯田以后,曹操和他的子孙们,又继续在各地屯田,其见诸记载的就有:颍川、魏郡、邺、汲郡、河内、河东、沛、洛阳、长安、汉中、皖、睢阳、芍陂、淮南北、襄城等地。屯田,特别是建安初年的屯田,为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对他在军事上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建立屯田系统的同时,曹操也重视郡县地方官的选用。一大批郡县守令在恢复农业方面作出了成绩,他们尽心农事,轻刑宽政,招抚流亡农民。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锺繇为司隶校尉,治洛阳。董卓乱后,洛阳人民散亡殆尽。繇“徒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三国志·魏志·锺繇传》)。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魂志·刘馥传》)。郑浑为下蔡长、邵陵令。时天下未定,人民流动,不治产业,生子无以相活,大都弃而不养。浑在官,劝课农桑,又开稻田,对弃子不养的,严加治罪。民初畏罪,后来富裕了,生下儿女也都养育了。人民感念郑浑,所育子女,多用郑作名字。后郑迁左冯诩,吏民数千余家相随。曹操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勤稼穑、明禁令,民安于农。曹操征张鲁,以苏则为金城太守。时值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有方,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又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曹操破袁绍后,以杜畿为河东太守。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耗减较少。杜畿为政,崇宽惠,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军粮皆仰仗河东。战后,粮食尚余有二十余万斛。杜畿在河东十六年,治绩为天下最(《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各地郡守和屯田官都注意水利,兴修水池、陂堨和灌溉水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贾逵为豫州刺史,“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戈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三国志·魏志·贾逵传》)。
曹操和他所用的地方官减轻农民负担,招诱流民屯田就农,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曹魏初期的单位亩产量,超过了前朝。
九品中正制和封国制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精神,到曹丕在位时就有了变化。
杨沛在曹操和曹丕两代的不同际遇,很说明这种变化。杨沛,冯翊万年人。初平年间,作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他历任曹操时期长社令,九江、东平、乐安太守,邺令,护羌都尉,京兆尹等职,一再为曹操所称赞。他任长社长时,曹洪的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打断他的脚,然后杀掉。曹操以为能。在九江、东平、乐安任内,也并有政绩。沛因坐与督军争斗而髠刑五岁。 14
输作未竟,曹操听到邺下颇不奉科禁,想起杨沛的严能,遂从徒中起沛为邺令。曹洪、刘勋等听得消息,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收敛。这样一位严能之吏,到曹丕时却是“冗散里巷”,“家无余资”,“妻子冻馁”(《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杨沛前后不同的际遇,说明曹氏父子用人标准的不同。像杨沛这样以严能起家的人,就不免走到末路了。
作为这一变化的标志的,是九品官人法的制定。制定的时间是曹丕已即王位还未受禅称帝的延康元年,制定的人是陈群。《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载:“文帝(曹丕)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关于九品官人法出现的背景和具体办法,《通典·选举典》有如下的论述:“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由此可以看出,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就是为衣冠士族服务的。州郡县的中正,都是在朝廷任职的本地人来承担,而这些任职的人自然是以本地的士族名士为主。担任中正职务的另一条件是德充才盛。德的问题一提出,无德无行,不仁不孝,受金盗嫂的人就很难品评出来了。所以九品官人法一出,就等于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三令的精神的否定。事实上也是如此。九品官人法出来后,中正一职就为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名士所把持,而九品所品评的人物,其高品都为世家高门所独占。当然,这里也有个演变过程,如西晋的卫瓘所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晋书·卫瓘传》)但不久,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夏侯玄和司马懿论中正制之失时,已经指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后来,到了西晋时代,在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品评人物制度下,如刘毅所说,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晋书·刘毅传》)。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实质上是汉末月旦评的延续,只是月旦评是社会舆论,九品官人法是官家评定。主持月旦评的人和中正官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名士人物,两者是一样的。
陈群在曹操时代,只作到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椽。他的态度是:“在朝无适无莫(凡事无可无不可),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但曹丕一上台,他就活跃起来了。另外,司马懿,在曹操时也无地位,曹丕时也重要起来。陈群、司马懿和魏宗室曹真的地位一样高,成为在曹丕死时受遗诏辅政的人物。世家高门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势力,陈群、司马懿是世家高门的代表人物。曹丕借助他们以巩固曹家政权,他们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度以发展世家大族的势力。
曹魏也有封国制,但名号是虚封,皆不食租。自曹丕称帝以后,朝廷对宗室颇多猜忌,同姓王公甚难自处。他们名义上是王公,实际上毫无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形同囚犯。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诸侯王不得互相交往,也不得与别人交往。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中这样评述魏之王公:“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另一位史家也评论:“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济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以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同上传,注引《袁子》曰)袁子,指袁涣子袁准,著有《袁子正论》。
魏王公的具体情况,可以陈思王曹植为例。“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
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所谓“前过”,就是曹操爱植才,欲立为王太子。曹丕即位后,怀恨在心,故对植特为苛薄严峻。曹丕有一次发世家子弟为兵, 15
诸侯国世家子弟也在发中。曹植上疏恳求停发他的世家子弟。他所陈述的情况,反映了曹魏诸侯王封国的可怜相。他说:“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士凡二百人。..而名为魏东藩,使屏藩王室,臣窃自羞矣。..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令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瞆者,二十三人。”就曹植的情况说,里面有曹丕对曹植怨恨的因素在内。但曹魏封国的整个情况和曹植的情况是不会有什么质的区别。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和王公封国的实际待遇,反映了曹丕统治下的政局之狭隘、猜忌的情调,已失去了曹操时期的相当开朗的色彩。
司马氏夺权
在曹丕所重视的世家名门中,他重用了一个日后跟曹家夺权的司马懿。
司马懿在曹操时并没有受到重用,终曹操之世,他位不过军司马。曹丕为魏国王太子时,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大为曹丕所亲任,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曹丕称帝,司马懿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由尚书、督军、御史中丞起官至抚军将军,加给事中录尚书事。黄初五年,曹丕以尚书令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当时,军权主要仍在曹氏手中。论地位,曹真、曹休、陈群也略在司马懿之上。太和二年(228),曹休死。五年,曹真死。青龙四年(236),陈群死。司马懿的地位逐渐突出。这以后的对蜀战事,多由司马懿主持。景初二年(238),司马懿讨平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更提高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
明帝死前,以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懿并授诏辅少主。少主齐王曹芳即位时,年仅八岁,加曹爽侍中。按照当时的官制,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曹爽的谋士为他划策,由他出面,奏请皇帝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年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太傅是个闲散高官。推司马懿为太傅,表面上是提高了司马懿的官位,使在自己之上,实际上是夺了司马懿的权。
景初三年(239)到齐王芳正始末(249)十年间,曹爽掌握军政大权。
他以弟羲为中领军,弟训为武卫将军,以何宴为吏部尚书典选举,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规为司隶校尉,把宫廷卫宿、京师守卫、官吏选举等权,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从景初三年春明帝死到正始八年,司马懿装病家居,这几年里,司马懿虽然官居太傅闲散职位,但仍利用其政治威望,抓权不放。正始二年(241)吴出兵攻淮南、六安、樊、祖中。吴将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攻柤中。司马懿亲督诸军南征。吴兵退,追至三州口,大胜而还。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水入汴,灌溉东南诸陂,开始在淮南北屯田。淮南北的屯田,是邓艾的建议。司马懿大力支持,使其得以施行。淮南北屯田和开广漕渠,便利了魏在东南的用兵。“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四年,吴诸葛恪欲园寿春(今安徽寿县),司马懿将兵入舒(今安徽舒城)防御。
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矛盾,也是逐渐发展的。明帝死时,宫廷中曾出现一次小的纠纷。明帝原拟以后事属燕王曹宇,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等共同辅助齐王芳。中书令刘放、中书监孙资,居中掌权日久,曹献、曹肇心内不平。刘放、孙资害怕燕王曹宇等掌权后对自己不利,乘间向明帝诉说燕王不堪大任,并向明帝推荐曹爽和司马懿。结果,燕王宇免职,曹爽被任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左齐王芳。在这一宫廷纠纷中,曹爽与司马懿是站在一边的。最初,曹爽以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何晏、邓柤等用事后,曹爽、司马懿间嫌隙渐生,曹爽作事,常常不再考虑司马懿的意见和劝告。正始八年五月,司马懿衡量了一下形势,认为还没到与曹爽较量的时机,遂以退为进,称疾家居, 16
不与政事。
九年冬,曹爽一党的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去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装出病危的样子来接见他。他回去后告曹爽说:“司马公已是尸居余气,形神已离,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又说:“太傅病不可复,令人怆然!”
曹爽信了李胜的话,对司马懿放松了防备。司马懿却阴养死士,俟机发动政变。
正始十年(249)正月甲午,齐王芳谒高平陵。高平陵是明帝的陵墓,在洛阳南九十里。曹爽和他的弟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等皆陪同前往。司马懿霍然而起,奏请皇太后,废爽兄弟。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率兵屯司马门。司马懿自率兵列阵阙下。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入据曹爽营。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接管曹羲营。司马懿对高柔说:“君为周勃矣!”(《晋书·宣帝纪》)原来阴养的死士三千人,至是也一朝而集,成为政变的骨干。司马懿亲自率领太尉蒋济等,勒兵屯洛水浮桥,上奏曹爽兄弟罪状。
曹爽得到司马懿的上奏,惶恐犹豫,不知所措。爽党司农桓范,原留在城内,听得司马懿发动政变,诳开城门投奔曹爽。他向曹爽建议,挟天子去许昌,招天下兵讨司马懿。曹爽犹豫不决,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司马懿处探风声,司马懿假意对他们说,曹爽是有过的,但不过免官而已。曹爽信以为真。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百端,自夜达旦。曹爽不能听,投刀于地说:“司马公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晋书·宣帝纪》)
曹爽将司马懿的奏疏送给齐王芳,请齐王芳免去自己的官,然后随齐王芳进城,被幽居在家中。几天以后,有人告发,黄门张当曾私以所选才人送曹爽、何晏等。张当供说,曹爽、何晏、邓柤、丁谧等阴谋反逆,拟于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等入狱,劾以大逆不道,皆伏诛,夷三族。曹爽一派人被杀后,齐王芳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司马懿虽固辞不受,但自此以后,魏之军政大权皆在司马氏掌握之中。
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权力斗争中,正始十年春的这次政变是关键性的一个回合。这一回合决定了司马氏的胜利。但曹氏已统治了几十年,朝里朝外忠于曹魏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司马懿与曹爽斗争中,尽量抓曹爽的缺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明帝托孤的元老忠臣。因此,他迷惑了一些人。在他与曹爽的斗争中,有些忠于曹氏的人也多站在司马氏一边。他们看到的是曹爽的缺点和司马懿的忠贞。司马氏要想取代曹魏的皇位,还须在整个统治阶级人心中培养出威望来,对于曹魏的忠臣还有待一批批清扫。正始以后,曹魏的统治,形式上还维持了十六、七年,就是这个原因。
嘉平三年(251),太尉、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以齐王芳暗弱,受制于司马懿,拟于许昌拥立楚王彪,与洛阳对抗。王凌的儿子王广不同意他的打算。王广认为:“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从王广的话里可以看到:这时司马懿虽然已经专权,但还没露出逆迹。
司马懿得知王凌的谋划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兵,迫使王凌自杀。王凌的计划没有出笼,就被司马懿扑灭了。王凌和同党皆夷三族,楚王彪被赐死。
这一年,司马懿死,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代司马懿主政。不久,进位大将军。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
李丰在中书两年,齐王芳常常召见他。司马师问他皇帝同他说些什么,李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镮打杀李丰。夏侯玄与曹爽是姑表兄弟,张缉是齐王芳皇后的父亲。三人都与曹魏的关系密切。
这一年,司马师废了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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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于寿春,讨司马师。战败,毌丘俭被杀,夷三族;文钦南奔,降吴。
司马师平毌丘俭后不久死去。他的弟弟司马昭代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司马昭带着皇帝东征,围寿春。次年,寿春破,诸葛诞被杀。
经过杀王凌、李丰、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几个回合的斗争,忠于曹魏的内外势力大体被剪除已尽。
高贵乡公曹髦是曹丕的孙子,东海王霖的儿子。他代替齐王芳即位时,只有十四岁。他作皇帝朝见群臣后,司马师问锺会:“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恩,武类太祖。”陈思王指曹植,太祖是曹操。能才同曹植,武类曹操,可真不简单。但这时,满朝大臣大都是拥护司马氏的人了,宫内近臣和宫中卫士也多半是司马氏的人,曹魏大势已去。
作了六年傀儡皇帝,曹髦实在忍不下去了,甘露五年(260)四月,曹髦决定与司马昭一拼。他召集近臣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尚书王经劝他不要鲁莽行事,称:“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眷秋》)曹髦从怀里取出讨伐诏书用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在曹髦入宫禀告皇太后的时候,王沈、王业赶忙跑去告诉司马昭,要他早作准备。
曹髦拔剑登车,率领殿中宿卫,官中奴隶数百人,鼓噪而出。头一阵遇着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仙的兵士看见是皇帝,个个心慌,一哄而散。第二阵遇到贾充,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魏的大臣,贾充却是司马氏的死党。贾充的部众看见了皇帝,也想跑。有个叫成济的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得了贾充的话,心里有了底,赶上去一枪,把曹髦刺死于车下。曹髦死后,又立了个曹奂作皇帝,改元景元(260)。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宇的儿子。这时,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剪除一尽了,司马氏所需的是对外立威,灭蜀灭吴也就提到日程上了。
五、诸葛亮治蜀及其后的政局
自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辅佐蜀汉后主刘禅,主管军国大政。刘备临死时对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恪遵父亲遗言,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刘禅,也确实作到了自己对刘备的诺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北伐中原,复兴汉室,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来的。刘备死后,诸葛亮是以“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作为他报答刘备、忠于刘禅的“职分”(诸葛亮《出师表》,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平定南中为了解除北代时的后顾之忧和开拓兵源财源,诸葛亮在北代之前,首先要安定南中。
三国时的南中,概指今四川南部和贵州、云南等地。这里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汉代统称为西南夷。刘备章武元年(212),以李恢为■降都督,住平夷县(今贵州毕节),总管南中事务。刘备死后,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西北)叟族领袖高定起兵称主,牂牁(郡治故且兰,令贵州凯里西北)郡丞朱褒据郡反叛,益州郡(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县东)大姓雍闿反,降吴。南中另一大姓孟获也参加反叛。南中的骚动,也使诸葛亮不得不先行南征。
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兵分三路。东路由马忠率领趋牂牁。中路由李恢率领出 18
平夷,向益州郡。西路主力军由诸葛亮率领,经安上(今四川宜宾西),由水路赴卑水(今四川美姑),趋越巂(今四川西昌)。这年三月诸葛亮出师,五月渡沪,平复南中三郡,降服盂获。同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前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当时的南中,是比较荒僻的。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之是“五月渡沪,深入不毛”。诸葛亮这次南征,取用的是攻心为上的方针,要在使南人心服。当时马谡建议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某心而已。”(《三国志·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据传说诸葛亮对孟获曾七擒七纵。最后,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平服南中后,不留兵,不留官,“皆即其渠师而用之”。他认为:“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不留兵,不留官,不会是一官一兵不留。■降都督和各郡郡守,总是要由成都蜀汉政府派去的。“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大约是用作县邑官。少数民族地区的县邑,就由少数民族的酋帅来管理,称作邑侯或邑君。
《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有邑侯魏狼,苏祁邑君冬逢,都是少数民族的酋帅。这次诸葛亮出兵征服后的南中,有时也还有些变乱。如“越巂郡,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到张嶷为越巂太守时,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后,牂牁兴古獠人复反。马忠击斩刘胄再平南中后,■降郡督由平夷移驻味县(今云南曲靖),“处民夷之间”,蜀汉政府的势力大大向南推移了。
诸葛亮平南中后,达到了增兵增财的目的,“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华阳国志·南中志》)李恢平定南土后,“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三国志·蜀志·李恢传》)。张嶷平牂牁兴古僚人后,“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北伐
诸葛亮回到成都,休息整顿了一年。建兴五年春(227)出屯汉中沔阳,准备北伐。临发上疏(即后人所说的《出师表》)写道:“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次年,诸葛亮由汉中率军攻祁山。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从这次算起,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前后与魏有六次战争。五次是蜀汉发动的进攻,一次是魏进攻,蜀汉防御。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扬言要由斜谷道(由陕西汉中到郿县)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口(斜谷道的南口)。曹魏派大将军曹真率众迎战。诸葛亮率大军西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魂明帝曹叡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诸葛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天水南)。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驻军山上,为张郃所破,以致影响整个战局。诸葛亮斩马谡,取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这年冬,诸葛亮又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东)。魏派曹真迎战。诸葛亮因粮尽而还。魏部将王双率军追击,被战败而亡。
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魏 19
雍州刺史郭淮率众迎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成县西),郭淮退走。遂克武都、阴平两郡。
建兴八年(230)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今甘肃天水南),张郃由子午(由今西安南到宁陕东)、曹真由斜谷(郿县到褒城)出,三道欲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今陕西洋县)。因遇大雨,道绝,真等皆退走。这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输军粮。魏将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费曜、郭淮等御之。诸葛亮破费曜、郭淮于上邽,司马懿敛兵依险拒守。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来追,蜀汉伏兵弓弩齐发,张郃中矢而死。
建兴十二年(234)春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十万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输粮米。并进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司马懿对峙渭南。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病笃,卒于军中。蜀军退。
这六次战争,有两次是出祁山,一次是出斜谷,一次出散关,一次出建威,一次是魏军进攻,诸葛亮在汉中拒守。六次战争中,第一次,第六次规模比较大。
治戎和理民
陈寿评论诸葛亮,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干将略”(《诸葛亮传》)。治戎和理民,是封建时代治理国家的两大纲领,在和平时期是这样,在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这是丞相应当尽到的职责,也是有丞相才能的人才能尽到的职责。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立,极为不易。这种成就,是跟诸葛亮治戎和理民的成果分不开的。
陈寿称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饬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为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魏志·诸葛亮传》评曰)“用心平而劝戒明”,是诸葛亮贯彻于军政民政的一贯作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表明这位政治家的深刻的政治影响。
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见于史籍者不多。就流传下来仅有的简略记载而言,如建兴六年街亭失败后,取西县民千余家还汉中。建兴十二年屯田渭滨,耕者杂于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都表明,诸葛亮的军队是节制之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局
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治先后由蒋琬、费祎掌管。蒋琬还考虑过伐魏,兴复汉业。费祎就全无与魏争天下的思想了。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国大体上采取了保境安民政策,军事活动比较少。费祎死后,姜维在蜀掌权。诸葛亮对他很赏识,称他“思虑精密,敏于军事,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费祎时,姜维“负其才武,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姜维掌权后,又恢复了对魏的战争。他仍是贯彻诸葛亮的军事路线,重点首先在争取占有陇西。姜维自以为是天水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同上)他数次出兵,都是争夺陇西。
自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到延熙二十年(257)的五年之间,姜维五次伐魏。延熙十九年在上卦南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一次战争中,因另一路军队误期,姜维被邓艾打败,战士“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百陇以西亦骚动不宁”(《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段谷败后,不仅姜维的威望大减,蜀国蜀军也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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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后主刘禅是个庸材,他为政四十年,前期因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辅政,政治较为清明。但在费祎之后,他听信宦官黄皓,政治昏聩。就连大将军姜维也因害怕黄皓陷害而不敢驻在京城成都。
蜀汉晚期,朝政是相当腐败的。公元261 年,吴派使臣薛珝来蜀,回国后对吴主孙休说到蜀国情况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三国志·吴志·薛综传附子珝传》)姜维的抗战及其失败景元三年(262),司马师以锺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司马昭谋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锺会赞成。司马昭遂以锺会都督关中,筹划伐蜀。他对朝臣们说:“自定寿春以来(指讨伐诸葛诞),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指吴、蜀)。..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晋书·文帝纪》)
姜维听得司马昭派锺会都督关中,已经看出司马昭的诡计,赶忙从沓中上书后主说:“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略阳南阳平关)、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境),以防未然。”(《三国志·蜀志·姜维传》)后主信任宦官黄皓,迷信鬼巫,黄皓说王人告诉他,魏决不会进攻,刘禅即把姜维的奏章压下,朝中群臣都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景元四年(263),魏国兵分三路大举伐蜀。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带兵三万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沓中进攻,目的是缠住姜维,使他不能从沓中回撤。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带兵三万从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向桥头进发,截断姜维的归路。东路是主力,由锺会亲自率领,带兵十万分从斜谷(今陕西郿县南)、骆谷(今陕西盩厔南)、子午谷(今陕西鄠县南)三道,向汉中进发。
这时,姜维提出的御敌的方案是:“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①,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锺会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汉中,蜀军就是按照姜维的方案作御敌的安排。这时蜀在汉中的守军,有一万来人。于是撤诸外围守军,分为两部,分别退守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两城,守城军不过五千人。锺会进入汉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并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两位偏将带领一部分军队把汉、乐两城包围起来,自己却带领大军越过汉中向阳安关②进发。魏军不伤一兵一卒,不战而取下汉中。
姜维在沓中,听得魏军主力已到汉中的消息,急忙从沓中向汉中转移。
后面邓艾跟踪,紧追不放。姜维到了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桥头大道已被魏将诸葛绪占领。姜维假装要从诸葛绪军的北面过境,靠着地熟、人熟、情报快,在诸葛绪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时候,他却折回头以快速行军通过了桥头,等到诸葛绪再回到桥头的时候,姜维领兵刚刚过去。
姜维走到阴平,锺会已经攻下阳安关口,正向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进军。姜维急忙会合由成都开来的廖化、张翼率领的援军,一同退守剑阁(今四川剑阁)。
剑阁,有大、小两座剑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连,形势绝险。姜维守住剑阁,锺会屡攻不下。后方遥远,粮运困难,军队给养大成问题。锺会一筹莫展,打算退兵。
邓艾进兵到阴平(今甘肃文县),听得锺会被姜维阻止在剑阁,正欲退兵,急忙写信给司马昭报告军情:大军已深入蜀境,功告垂成,千万不能撤退。他认为从阴平走山路向南,出剑阁西面一百多里,可以袭击涪(今四川绵阳)。涪在剑阁后面,离成都不过三百里,是成都的门户。 21
如果军队到涪,姜维势必撤兵来救,这样,锺会的大军就能不战而取剑阁,如果姜维不来援救,涪守军势弱,必然容易攻下。邓艾信送出后,不待司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说的计划,自阴平向南进军了。
邓艾所走的这条路,实在艰险。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烟。邓艾一路凿山开路。遇到险要之处,兵上们便攀着树枝,缘着悬崖,一个拉着一个的前进。
邓艾就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江油(今四川江油),驻守在江油的蜀军,大吃一惊,便向邓艾投降了。邓艾由江油进一步迫进涪。
蜀汉军驻涪的主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没有乘邓艾远来疲惫还没有站住脚步的时候向邓艾进攻。他的部将黄崇再三向他建议,诸葛瞻不肯接受。邓艾进攻了,他的人马都是处在不进就死的处境,攻势非常勇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派人去劝他投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瞻大怒,立斩来使。邓艾攻入绵竹,诸葛瞻和黄崇都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诸葛尚,听得父亲战死,说:父子为国家大臣,没能早杀黄皓,致使国破家亡,有何脸面活下去。也力战而死。
邓艾进军到雒(今四川广汉),离成都只有八十里。后主招来群臣会议。有的主张到南中去,有的主张到东吴去。光禄大夫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犹豫了半天,最后也就听了谯周的话,向邓艾投降了。只有后主的一个儿子北地王刘谌,很有点烈性和气节。他愤慨地对后主说:如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后主不听。刘谌觉得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带着妻子到他祖父刘备庙里大哭一场,先杀妻儿,然后自杀。
后主投降以后,又命姜维向锺会投降。蜀汉的兵士听得要向敌人投降,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有的史书记载称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九十四万口,将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参看《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六、孙吴对江南的开发。
孙吴的灭亡
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00
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 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征山越、蛮族和夷族
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为条件。孙权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①。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 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 22
一次就得兵四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①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黄龙三年(231),孙权以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三国志·吴志·潘濬传》)。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没县邑。孙权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务崇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发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②东吴时期,由于分置和增置,已增为四十三个郡和三百一十三个县。③通常情况下,郡县数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农田水利的发展
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⑤。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263),“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建安二十年,陈武从孙权征合肥,战死。“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志·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孙吴则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诸葛亮生前曾几次北伐,吴则很少主动向魏大规模进攻。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傅子》)。到孙权后期,三国鼎峙局面已大体稳定下来,孙权年事已长,为子孙皇位计的思想逐渐突出,他与将相大臣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出现了。陈寿评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评曰)。他 23
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发展而已。
与夷洲的交通
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种荆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其地并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见《太平御览》卷780 引)从用鹿觡矛,石镞刀斧看,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或已到晚期。从种荆为蕃障看,当时掠夺战争尚不严重。国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夺战争之后出现的。夷洲居民当时还没有城邑,也还没有国家组织。
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孙权使万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对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不然,他不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夷洲以外,北到辽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魏明帝曾诏辽东,提到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狂诱边民”(《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吴与南海各地的海上来往和贸易也比前代有所发展。吴的使臣曾多次泛海南出。交州刺史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各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导物志》。大秦的商人经南海来到吴的建业。大和尚康僧会,也是从海上到达吴都建业的。
孙皓与吴的灭亡
司马昭灭蜀之后,本来打算休息三年就去灭吴。但灭蜀后的第二年,司马昭就死了。司马昭死后不到半年,儿子司马炎即受魏禅为帝,改元泰始元年(265),西晋开始。又过了十五年,晋才伐吴。
吴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其人既残暴,多忌讳,又荒淫,好酒色,还使用一些酷刑来杀人。但这个人却有点聪明,也有才干,与蜀后主刘禅不一样。
吴的租税徭役很重。孙权时,大臣张昭、陆逊曾上疏,希望能减轻赋税。但孙权认为:三国分立,常要打仗,租税徭役不得不重。到孙皓时,虽然不打仗了,但修造宫殿,穷极技巧,功役费用以亿万计。人民服役,不胜其苦。后宫的宫女已有数千人,还年年要挑选。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陆凯曾上疏:“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茶毒百姓,不为君计。自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贺邵也上疏,“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三国志·吴志·贺邵传》)可是,孙皓对于陆凯、贺邵的上疏,却恨之入骨,贺邵因此被杀。
百姓受不了孙皓的压迫剥削,就起来反抗。施但领导的起义,有一万多人参加,直攻打到离 24
建业三十里的地方。交州、广州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斗争了好多年。
孙皓的荒淫暴虐,使吴国上下离心,伐吴的条陈,就时时在晋朝廷上提出来。大臣对伐不伐吴,分成两派。一派以羊祜等为首,主张伐吴。一派以贾充为首,坚决反对伐吴。晋武帝是个平庸募断的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咸宁五年(279)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王,则强敌也。愿陛下勿失事机。”(《资治通鉴》卷八十)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也上疏:“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疏到之时,武帝正与张华围棋。张华也说:“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这才下了伐吴的决心。
这年冬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沿长江上下六路出兵。一路由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领出涂中(今安徽滁县),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率领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一路由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一路由平西将军胡奋率领出夏口(今湖北汉口),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出江陵(今湖北江陵),最西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率领,从蜀顺江而下。六路大军共二十多万。但总领六路大军的却是始终反对伐吴最力的贾充。
在六路大军中,王濬一路作战最勇猛。吴军曾在西陵(今湖北宜昌)以西吴晋两国交界处,用铁索和铁锥把长江的水底、水面都封锁起来。王濬到后,破除了障碍,顺江而下。加上江陵、夏口、武昌诸路大军的胜利,晋军很快就到达建业,孙皓只得投降。孙吴的灭亡,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吴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差不多比蜀多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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