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研究现状

2024年2月22日发(作者：写春天的句子)

王安忆研究现状

一、作家研究

斯炎伟:《忧伤并美丽着——王安忆早年生活印象片考》，《文艺争鸣》，2014

早年的生活印记是安静自足的王安忆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我们解读王安忆及其文本的一个特殊视角。迁居上海、与家人相处、插队安徽五河农村、考入徐州文工团和搭上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末班车,是王安忆早年生活中的几个重要节点,也是其诞生创作经验与艺术方式的关键时期。这些早年日常生活于平实琐碎之中呈现独特的戏剧性,于淡淡的忧伤中传递细腻的审美意蕴。它们多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艺术地融入了王安忆丰硕的"虚构"之中。

二、创作视角研究：

1. 儿童视角：

余敏：<儿童视角里的水乡风情——试比较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与汪曾祺《受戒》的儿童叙述>，《山花》，2014

儿童视角是小说叙事中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在儿童视角下的世界,有别于成人视角下的世界,同时以儿童意识看待世界,无意中规避了成人意志的主体社会,儿童视角常常会造成叙述说明的"空白"。儿童虽然生活在成人世界,受到成人社会的环境、事件影响,但儿童仍然是缺乏成熟世界观的旁观者,无法判断事件发生的间接诱因和现象的本质,只能直观地叙述生活,正是这样的角度更能表现日常生活的常态,另一个角度从叙事中体验真实的生活,使故事叙述具有真实、亲切的感染力。

2女性视角：

徐伟：《失落的天堂——论王安忆笔下在寻求自我中失落的女性》，《战士文艺》

，2014

王安忆的作品以女性的视角和话语窥探着女性细腻、曲折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历程,反映了女性对解放自我、寻求自我的种种探索。通过她们在寻求自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孤独、痛苦、挣扎和迷失,企图导向女性寻求自我走上和谐的两性文化道路。

邓满华：《以“边缘女性”书写为中心考察王安忆类型化写作》，《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以"边缘女性"的书写为考察中心,从情节的相似性、男性"镜像"观照模式、女性主体的象征性角度,概括了王安忆"边缘女性"的"类型化"塑造;从"人性关怀和文化消费"、"符号化和个性化"、"此类到彼类的尝试"三个角度,对王安忆的"类型化"创作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三、城乡描写研究：

城市：

钟媛：<简论王安忆的“上海世界” ——从《长恨歌》到《天香》>，《西南大学》，2014

王安忆是一个丰富多产的作家,在其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总是不断地转变与创新,呈现出多样的创作风格,获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她孜孜不倦地对上海进行书写,为我们展现了上海多样的风情风貌,自己也俨然成为了上海的形象代言人。本文以王安忆有关上海题材的小说为主要研究着眼点,以王安忆的特殊“历史观”为切入点,仔细分析在其历史观的关照下《长恨歌》、《富萍》、《天香》这几部上海书写的小说中的典型景观、日常生活情态、人物形象特征等,通过梳理,总结出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变化与清晰脉络,从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王安忆所建构的“上海世界”。

蒋浩：《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文化》，《安徽大学》，2013

弄堂是中国市井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书写,是其上海题材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王安忆看来,上海的芯子体现在弄堂生活中,弄堂的真实可感又唯独弄堂女性可以诠释,她通过对弄堂日常生活再加工,以弄堂女性的命运为载体,提取市井生活中的人类普遍的生存要义。王安忆以其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理性思考,超越弄堂中市井人生的琐碎与平庸,赋予弄堂文化以诗意的审美形态。王安忆小说中弄堂女性的塑造,是以她们的日常生活为基调,两性在弄堂这一文化空间内的和谐共生,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温婉的状态,体现了稳固的人类生态,蕴涵着作者深刻的人文主义思考。

乡村：

刘雯文：《论王安忆笔下的乡村世界》，《名作欣赏》，2014

纵观王安忆触及乡村世界的小说,可将她笔下的乡村世界按创作时间以及内容特性分为三类:精神向度上的村庄(即寻根文学背景下的《小鲍庄》《大刘庄》);美好记忆中的村庄(即以知青记忆为蓝本的"淮河岁月系列");现代理性审视下的村庄(即以江南小镇华舍镇为创作土壤的《上种红菱下种藕》等)。将它们进行这种分类也是由于具体时间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思潮和作家本人主观原因导致了她笔下乡村世界的这种变迁。从微观来看,王安忆的乡村题材作品对她个人的创作是一个题材上的拓展,同时从整个文学史乡土文学宏观意义上来看也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存在。

陈江平：《乡村与城市的镜像表达——论王安忆的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乡村气质的城市女性作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不断营造城市和乡村两个书写空间,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对照,二者互为镜像进行交替转换表达,确立了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共同的民间温情叙事和底层普通人的人文关怀,充分显示了一个文学自觉者的对乡村与城市的文学想象力和对文学艺术的个性化追求。

四、比较研究：

孙绍荣：《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中女性空间的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1

评论界小有规模的“张王比较”一直存在着,但是从女性空间比较其创作的同质性与差异性的尚不多见。本文以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为据,将女性空间分为生活的物质空间和内在的精神空间这两个层面,将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的比较研究放在性别与空间的理论框架内,从具体的文本解读出发,力求通过系统而深入的论析评价,探讨她们女性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第一层面:廓清由日常生活构筑的物质空间。张爱玲与王安忆都擅长从日常的生命流程入手,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和人文关怀描写女性的生存境遇,但具体描写呈现的又有所不同。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生活是在幽闭陈腐的旧公馆里展开的,张爱玲透过琐屑的日常生活,彰显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残病;而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女性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则是在开放的弄堂里展开的,王安忆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用热切的眼光地关注着女性的独立、坚韧与成熟,赞赏其坚韧蓬勃的生命力。第二层面:辨析由男女两性关系构成的精神空间。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中都将女性放在两性关系中进行观照,但她们各有侧重地从物质追求的层面上和生理欲望的层面上,揭示出两性关系的紧张和对抗。第三层面:探源两位女作家笔下女性空间表现差异的原因。由于时代的变奏、生命体验和文学诉求的不同,张爱玲的创作融入了较多的乱世与个人的生命体验,有浓厚的主观性,侧重描写历史场景中旧家庭的女性,揭示女性悲剧与文化的关系,具有历史的纵深感;王安忆则强调创作的理性,侧重描写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蛰居狭小浅陋的弄堂里,不问世事只管柴米油盐的平民女性,对女性的审视多从社会角度进行剖析,具有深厚的社会内涵和生活温情。两位作家以现代意识关注人性,注重挖掘心灵世界的深层内涵,通过对不同时代女性空间的深切关怀和深刻洞察,理智审视女性生存状态,坦然承认女性欲望,以缜密的思维剖析了女性人性上的脆弱与人格上的缺陷,彰显了在现代社会中仍富有启发警示意义的女性空间。从张爱玲到王安忆,概括了大半个世纪中国女性空间的历史演变,女性空间的发展变化不仅折射出女性成长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同时也昭示出女性空间发展的未来存在于不间歇的突围之中,一方面突围女性自身的局限和弱点,另一方面突围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