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蘑菇圈》的三重象征意蕴

2024年2月21日发(作者：漫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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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评论2020年第6期|总第49期阿来《蘑菇圈》的三重象征意蕴唐小祥内容提要：阿来的《蘑菇圈》由松茸这种藏地的特殊物产入手，来观察它与藏地社会和人群间的复杂互动,

以及由此所折射出的人性明暗和人生况味。小说塑造了阿妈斯炯这个善良坚韧而又理性智慧的藏地女性

形象，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反思和忧虑，包涵了多重的象征意蕴：既象征着消费社会中包括藏地在内的边

疆的奇观化命运，也象征着当代中国乡村自然史与激进现代性的复杂缠绕，以及在时代剧变中对人性温

暖和悲悯的守护。关键词：蘑菇圈

消费社会

自然史

现代性阿来的《蘑菇圈》初刊于《收获》2015年第

既象征着消费社会中包括藏地在内的边疆的奇观

3期，后与《三只虫草》《河上柏影》一起收入“山

珍三部”，最近又因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新

化命运，也象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则和精神态

度，以及在乡村自然史与激进现代性的复杂缠绕，

在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时代剧变中所守护的那一份

人性的明亮和温暖。的思考和呈现”而获得鲁迅文学奖。与《尘埃落

定》《空山》《瞻对》《格萨尔王》等长篇对藏

地历史的当代重构相比，《蘑菇圈》的故事时间

也发生在当代史的内部，但都被处理为单纯的时

一'

“消费社会”中藏地的奇观化命运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就预示了藏地未来的

空背景，不构成叙事的主要内容。作者从人们对

藏地特殊物产松茸的需求这一切口，来观察它与

藏地社会和人群的复杂互动，以及由此所折射出

某种命运：的人性明暗和人生况味。小说在当代波诡云请的

历史风云中塑造了阿妈斯炯这个善良坚韧的藏地

早先，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女性形象，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忧患，但同时也借

“蘑菇圈”这个核心意象，写出了多重的象征意蕴：

“早先”是指1955年以前，人们没有分门别

类的现代科学概念，只是在实用理性的指导下，

把蘑菇分作有毒的蘑菇和没有毒的蘑菇两类，以

便于采摘和食用。“机村”是阿来藏地书写的根

据地，类似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福克纳的约克

纳帕塔法，《空山》的副标题即为“机村传说”，

与《空山》写于同一时段的短篇《水电站》中水

电站所在的那个村庄也叫“机村”，最新出版的“六

部曲”亦取名“机村史诗”。这一年（1955年）

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

T《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此后全国各

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掀起了农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高潮。正是在这一高潮中，工作组进

驻到机村，不仅带来了激进的革命理论和思想，

也带来了分类学和命名法，曾经那个统一的“总称”

被解构，“蘑菇”在概念和修辞上有了自己的“家族”

和“子孙”

o不同种类的菌类植物获得自己的“命

名”，正是蘑菇和藏地参与到激进现代性中来的

肇始和标志。从1955年开始，机村和全国各地的其他任何

一个村落一样，都深深地嵌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农业合作化到大

跃进时期的粮食产量翻一番，从I960年代初的饥

荒潮到“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机村虽然地处偏

远的青藏高原，与主流文化圈隔着重重的山脉，

但并没能挡住政治运动的脚步，因此也就与外界

分担着共同的命运。不只如此，在某个特定的时

期，机村还扮演着与汉民族人群的合作者的角色，

帮助度过了重大的生存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两件

事上。一件是阿妈斯炯对吴掌柜的救助。在机村

东头的茶马古道上，内地的汉人吴掌柜开了一家

代喂马代钉马掌的旅店，后来山里通了公路，政

府建立了供销社，茶马古道就此衰落，吴掌柜也

携老幼回了内地老家。直到六十年代内地闹饥荒，

吴掌柜一家七口饿得只剩他一条命，于是又重返

机村。在这个过程中，阿妈斯炯从家里宝贵的盐

巴中匀出一些带给吴掌柜，延续了他的生命，吴

掌柜则教会了阿妈斯炯识别山上的各种野菜，直

作家作用研現117接帮助全村人度过了那场饥荒。另一件事则是阿

妈斯炯和工作组组长刘元萱的恩怨纠葛。在社会

主义革命时期，刘元萱怕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和

声誉，狠心抛下阿妈斯炯和胆巴母子，没有承担

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这是他有愧于阿妈斯

炯的地方。到了新时期，他在生活上夸张地称赞

阿妈斯炯所采的蘑菇之美味，在工作上利用自己

的职权助力胆巴在仕途走得越来越远，以这种方

式来缓解自己良心上的不安，来回报那个给他留

续香火的阿妈斯炯。在《蘑菇圈》里，阿来隐而不发，把宏大的

对边疆命运的思考具体化为阿妈斯炯的蘑菇圈的

危机，只是在小说的结尾，才以沉重的调子叹息

昔日蘑菇圈的濒危命运。小说写到了人们刚开始感受到自身命运时的

那种惊讶和疑惑：毫无预兆，蘑菇值大钱的时代，人们为蘑菇

疯狂的时代就到来了。在今天的语境下，这里的“蘑菇”显然可以

替换为“边疆”。但在它的前面，有必要加一些

限定，因为：不是所有蘑菇都值钱了。而是阿妈斯炯蘑菇

圈长出的那种蘑菇。它们有了一个新名字，松茸。

当其他不值钱的蘑菇都还笼统叫做蘑菇的时候，

叫做松茸的这种蘑菇一下子值了大钱。松茸“一下子值了大钱”的幕后推手就是“消

费社会”的“消费者”。这里的“消费”并不是

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或者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次

具体消费实践，而是当今社会普遍化了的一种意

识形态，它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

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的纪律来驯化他们；

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相反是让他们进入游戏

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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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评论2020年第6期|总第49期并同时只身担负起使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重任，就

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

®,

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区划阶层，正是在这种区划

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而是把物当做突出

自己的符号。消费者只是一个符号秩序，他的消

费活动受到符号的操控，真实的物本身死去了。

松茸之所以从默默无闻到“一下子值了大钱”，

并非因为它比阿妈斯炯蘑菇圈以外的其他蘑菇的

营养价值更高，食用口感更佳，而是因为阿妈斯

炯的蘑菇圈被建构成了一个差异性符号，使它处

于一个在消费者看来更高的等级序列，而消费者

购买这种处于更高等级序列的松茸，也就确证了

自身比其他消费者处于更高的阶层和等级。最能说明消费符码化的莫过于丹雅公司的项

目了。在离过两次婚、创过三次业以后，丹雅终

于开了窍，决定盘活当地资源，启动一个野生松

茸资源保护与人工培植综合体的项目。为了让人

们相信她公司的野外培植松茸项目的成功，让人

们看到野生状态下松茸的生长过程，她在阿妈斯

炯随身的东西上装了

GPS,准确定位到了作为机

村秘密的蘑菇圈，然后在蘑菇圈安装了自然保护

区用于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像机。经过对松茸的这

番符码化过程，丹雅公司生产的任何蘑菇，都可

以包装成阿妈斯炯蘑菇圈里的野生松茸，被投放

到城市的各大超市和饭店，被餐桌前各种自认为

处于社会较高等级的消费者滋滋有味地咀嚼。在符码化的消费社会中，松茸的命运也是藏

地乃至边疆的命运。阿妈斯炯晚年所心伤的蘑菇

圈的消失，也正是阿来所心伤的真实边疆在边疆

书写中的消失。今天有关边疆的书写，已经被“苍

山洱海”

“香格里拉”

“布达拉宫”等语汇彻底

符号化、奇观化了。特别是在旅游经济的刺激下，“边疆”已经成为人们体验和观看异民族、异文

化和异生活的一个标本，其真实的面目被人隐而

不彰、弃而不论；在这种体验和观看中，人们的

自我形象和心理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某种相对于

异民族、异文化和异生活的优越感悄然而生。正

是由于这种优越感，旅游才被赋予“疗伤”的功能,

“出去走一走吧”才成为生活中人们安慰某个失

意者的口头禅。所谓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并非是真的要去“看清”

“异样的世界”，只是

通过旅游获得的那种优越感，来平复先前心里积

蓄的不悦或不满，或者进一步强化先前已有的认

知和自尊，而且旅游过程中的“看”也不是因为

真的热爱边疆的风景，更大程度上不过是热爱观

看者自己的眼睛，热爱由风景唤醒的陌生的自己，

而这种对观看者眼睛的肯定又是经由现代“摄影

术”实现。与理解是从不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相反,

摄影恰恰是从接受照相机所记录的表象出发，由

此确证现实和美化经验，它“已经成为经历某事

的主要装置,为世界设立了一种长期的看客关系,

拉平了所有事件的意义”铁“看客”的这种“看”

即是一种消费，一种旁观而不是进入/介入式的

消费，而任何不同人群之间的了解和融合都无法

经由旁观实现，都需要以平等开放的心态真正走

进对方，因此这种消费式的观看，非但不能增进

双方的认同和互信，不能加强一种同情意识和能

力，反而会进一步制造疏离或敌视，削弱那种休

戚与共感。这正是阿来作为一个普通的藏族成员最深沉

的隐忧，也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最大的挑战。正

是这种隐忧和挑战，构成了马尔克斯“孤独”的

症结，因为他和阿来一样，都“不能用常规之法

使人相信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葺但是在人们

想象的建构和旅游经济已成为重要产业支撑的诱

惑下，像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那样的东方主

义叙述，何马《藏地密码》那样的探险故事，在

读者中间仍然颇有市场；而在文学叙事以外，人

文学界的某些领域也仍在不断重复生产着有关边

疆奇风异俗的“地方性知识”，它们构成了消费

社会中打造旅游品牌和产品的重要资源。因此如

何让人们意识到“西藏决不是一个形容词”

®,而

是一个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如何化解把西藏

对立于日常生活，把边疆想象成一个他者、一片

有待被“发现”的“风景”的刻板观念，把西藏

还给西藏，就是阿来写作的内在愿景。在《蘑菇圈》里，阿妈斯炯的弟弟法海和尚

虽然出家在寺，却并非不沾酒色「'文革”时期，

机村的人心也变坏了，人们也喜欢取笑比自己更

无助的人；在松茸值大钱之后，法海和尚所在的

宝胜寺利用胆巴的关系让林业局发文把寺院周围

的前后山划为封山育林保护区，以垄断保护区内

的松茸，与外界想象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虔诚的佛

教徒形象大相径庭，而机村人不惜毁灭蘑菇圈，

竭泽而渔地疯狂抢摘松茸，与内地常见的那种逐

利而动的小市民并无二致；丹雅在做腻了倒卖服

装这类小本生意后，也利用自己与政府的关系玩

起了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游戏，与大城市那种投机

倒把的贪婪商人也相隔不远。小说中所有这些祛

魅的反浪漫叙述，都是对那种“选择性看见”的

藏地观察和书写的反思，对大众消费行为及其结

果的探寻和追问，对消费社会中藏地的奇观化命

运的反抗，这既是文学和文学家的眼光独特之处，

也是文学和文学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二'

自然史与现代性的纠葛《蘑菇圈》所蕴含的自然或生态题旨，在它

甫一问世时，就有人注意到了，比如“原生态文

化的挽歌”

®

“文化和自然之镜”

®

“生态文学的

典范”

©等等。但是如果单纯地把它看成梭罗的《瓦

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约翰•缪

尔的《夏日走过山间》那样的自然主义文学，则

会遮蔽和遗漏掉很多文本信息。因为阿来在小说

中处理的并不仅仅是自然主义文学通常讨论的敬

畏自然和生态保护之类的议题，还表达了对人与

自然之间一种崭新关系的思考，这种关系延伸到

当代中国社会的突出表现，就是本土乡村的自然

史与激进的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缠绕。迄今为止，

人们也尚未找到能解开此一缠绕的有效思路。在通常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人”

作家作用研現119与“自然”被区隔成两类存在，即使在古人“天

人合一”

“敬畏自然”等话语中，“自然”也被

当做一个外在于人本身的事物，而环保主义者通

常所宣传的“人生活在自然之中”的“在”也只

是身体和需要上的依赖，“人们一旦出轨，自然

就会挺身而出发挥作用”，等“创伤得到医治，

人们又被重新整合到和谐的川流或系统之中”

®,

并非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所阐释的那个

“在……之中”

»如果从哲学上溯源，这种把“人”

与“自然”区隔成两类存在的思维和观念，按照黑

格尔的说法，是从中世纪开始，并且在近代西方哲

学的形而上学建制中进一步得以确立的：“中世纪

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

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

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如

实地思维各个对象，而在于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

的思维和理解，即思维这个统一本身；这个统一，

就是某一假定客体的进入意识”

O®

“人”和“自然”

之间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就这样主导了人们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并且在对人和自然究竟

谁先谁后、谁创造了谁这一问题的追问中进一步

巩固了此种对立。在《蘑菇圈》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

现为阿妈斯炯与蘑菇圈的关系，既不是笛卡尔式

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天真的浪漫主义者所信奉的

人生活在自然之中，而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相互

生成、彼此应和的特殊关联。这种生成和应和不

是某种神秘主义的特殊感应，也不显得牵强作态，

而是可闻可见、可触可感的实在关系。在小说开头,

作者运用复沓的手法写到布谷鸟的鸣叫：五月，或者六月，某一天，群山间突然就响

起了布谷鸟的鸣叫。那声音被温暖湿润的风播送

着，明净，悠远，陡然将盘曲的山谷都变得幽深

宽广了。阿妈斯炯说，要是布谷鸟不飞来，不鸣叫，

不把白天一点点变长，这夏天就没有这么多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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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评论

2020年第6期|总第49期听见山林里传来这一年第一声清丽悠长的布

谷鸟鸣时，人们会停下手里正在做着的活，停下

嘴里正说着的话，凝神谛听一阵。不止是机村，机村周围的村庄，在某个春深

的上午，阳光朗照，草和树，和水，和山岩都闪

闪发光之时，出现这样一个美妙而短暂的停顿。

不止是机村，不止是机村周围那些村庄，还有机

村周围那些村庄周围的村庄，在某一时刻，都会

出现这样一次庄重的停顿。®布谷鸟的鸣叫，将“盘曲的山谷变得幽深宽

广了”，使夏天变得更有意思了，让藏地的人们

在辛劳的忙碌中出现“美妙而短暂的”“庄重的”

停顿。因为机村的村民们都被布谷鸟所代表的那

种“静静地进行创造”，“主动的、默默无闻的

工作”

®的思想所打动。在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应

和中，自然的地理条件变得更加宜人了，人类劳

作的疲累感得到舒缓了。除此之外，小说中写人

与自然彼此应和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第107页，

胆巴跟阿妈斯炯讲刘元萱主任对自己特别照顾，

阿妈斯炯本来想把话回过去，说刘元萱曾经对她

也特别关心，但是一看到外面“天空湛蓝，河水

碧绿”，立即就收住了嘴。又如第177页，阿妈

斯炯倒在蘑菇圈的草地上，等她支撑起身子以后，

雨后的太阳照耀着近处的栋树、杉树和柳树，照

着远山上连成一片的满眼苍翠的树，而在这空濛

的苍翠之中，还横着一条艳丽的彩虹。这时，阿

妈斯炯就听见自己在心里说，“斯炯啊这一天到

来了”。等到阿妈斯炯打电话给儿子胆巴时，她

并没有陈述自己摔倒的事实以及身体上的不适，

只是告诉儿子自己看见彩虹了，而胆巴似乎也完

全能听懂“看见彩虹”的意思，回话时不自觉地

就带出了哭声。在阿妈斯炯那里，蘑菇圈不仅仅

是困难年代帮助她养活家人的果腹之物，晚年帮

助她给孙女积攒学费的生财之物，而且是她精神

情感的伊甸园，是她全部喜怒哀乐的寄托所在。

去蘑菇圈里转一转，不仅仅是因生存之需，更是

一种生活方式。蘑菇圈被商人高价收买，就是拿

自己的人格去抵换金钱；蘑菇圈的消失，意味着

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这正是阿妈斯炯心伤的深

层原因。由此，阿来笔下的“蘑菇圈”就好像契

诃夫笔下的那个“樱桃园”，以其浓厚的象征性

而与更宏大的存在联系起来。在人与自然这种相互生成和应和的关系背

后，其实隐含了阿来自己独异的自然史观。在《我

为什么要写“山珍三部”》里，他反复提到土耳

其作家帕慕克的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

我们对自然的无知而感到恐惧这种无知既包

括对自然本身的无知，也包括对无限索取自然所

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无知。前者使阿来意识到尊重

和保护自然必须从认知开始，于是身体力行去观

察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植物,写出了《草木的理想国：

成都物候记》，后者让他去思考人类对自然的过

度索取会有怎样的后果，于是松茸、虫草和柏树

就被拿来做试验，结果自是触目惊心。在《河上

柏影》的跋语“需要补充的植物学知识，以及感慨”

里，阿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自然史观：树站立在这个世界上，站在谷地里，站在山

岗上，扎根沃土中，或者扎根石缝中的历史是以

千年万年亿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人当然出现很晚。

他们首先懂得从树上摘取果实。然后，他们懂得

了燃烧树木来取得温暖与熟食，同时从不安全的

黑夜里取得使家人感到安全的光亮。他们懂得用

骨制的工具剥下树皮制成御寒的衣服，进而因为

这种成功的遮蔽生出关于羞耻的观念，或者根据

树皮衣服完好的程度美观的程度生出关于美，关

于尊贵与低贱的观念不过几千年时间。®也就是说，树不需要人，人却需要树。人的

生存无论在物质需求上还是精神观念上，都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都是在自然界中的生活，都是以

自然界为对象，而且正是在这个对象性的活动（“成

功的遮蔽”）中，人的感性的丰富性（“羞耻的

观念”

“美的观念”

“尊贵于低贱的观念”）才

逐步得以产生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

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

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

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

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

世界历史的产物。”

®因此，从漫长的历史演进过

程来看，人与自然是相互生成的，人类史与自然

史也是统一的，具体表现为二者相互关联和制约。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统一”也处于不同

的阶段，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人

类史”大致可以概括为激进现代性的历史，人类

史与自然史的关系，也就主要体现在自然史与现

代性的纠葛。在《蘑菇圈》里，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阿妈斯炯的蘑菇圈被村民、丹雅这样的商人和地

方政府所合围，大规模的开发和蘑菇成长环境的

恶化，是迟早要到来的命运，农耕时代阿妈斯炯

那种环境友好型的采摘方式一去不返，涸辙之鮒

的悲剧不可避免，自然史与现代性的交锋在这里

达于顶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不论是阿妈斯炯、法海和尚、吴掌柜、刘元萱、

胆巴和丹雅的现实生活遭际，还是1955年后激

进现代性所引起的历史动荡，都被安置于自然史

的基础上，都各各得到包容，一如陈忠实《白鹿

原》中的白鹿原对发生在原上的历史波澜的容纳。

尽管弗洛伊德、韦伯、齐美尔、马尔库塞、哈贝

马斯等思想家都曾经指出过现代性的内在紧张，

并以审美现代性来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金钱崇

拜，但在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工程，现代化程

度还在如火如荼地推进的当下中国社会，人工蘑

菇大棚对天然蘑菇圈的取代，就仍然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阿来并非看不到这一历史趋向，也不是

张承志和张炜那样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和文化保守

主义者，反而对那种为了满足“进步社会中某些

人对所谓'文化多样性'的观感”，就希望“一

些人与国家时时进步，另外一些人与社会停滞不

作家作用研現121动”的主张不以为然，只是目睹阿妈斯炯那真

有精神家园意味的蘑菇圈的消失，目睹那些唯利

是图者对自己身处自然环境的漠视，而又尚未“找

到新的语言方式、新的修辞方式、新的审美，来

表达新的内容”

®

,因而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困

惑与无奈。三、守护时代剧变中的人性温暖与悲悯《蘑菇圈》的叙事时空中，当代的一系列重

大社会和政治事件，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

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有明确的交待，而且还

围绕这些事件展开了有细部有情节的叙述：工作

组为了完成粮食产量翻番的目标，动员公社社员

拼命往麦地施肥，结果因为麦子长得过于茁壮迟

迟不肯熟黄而被连续三夜的霜冻给全部冻死，最

终庄稼颗粒无收，社长上吊赎罪;文化大革命时期，

机村在外上学的红卫兵开着卡车回来，兴冲冲地

揪出了村里最大的当权派刘元萱，在村里广场燃

起篝火连夜开批斗大会，散会后又打断他的一条

腿和两条肋骨。这些在当代史上实有其事的情节，

在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苏

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余华、方方等人的

作品中，已经成为经典的叙事场景。不过，令人

不解的是，尽管《蘑菇圈》也写了那些生死打斗，

也揭示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残酷，却让人在读完

之后感受不到愤怒和分裂，更感受不到恐惧和颤

栗，这与其他很多描写同类事件的作品，比如《现

实一种》《米》《风景》《檀香刑》带给人的仇恨、

阴森和暴戾之感殊为不同。在它的情节安排和人

物形象身上，人们始终感到一份沉甸甸的善意和

悲悯。最能体现这种善意和悲悯的，莫过于小说的

主人公阿妈斯炯了。在她与刘元萱的关系上，我

们常见的写法要么是让刘元萱把阿妈斯炯欺负得

更狠，以此召唤读者对刘元萱道德和情感的义愤，

要么是让刘元萱在新时期归来者的权力分配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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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评论

2020年第6期|总第49期不到位置，以示对他当年所犯罪过的惩罚。阿来

的处理别具匠心，他既没有让阿妈斯炯在遭到刘

元萱的欺负后，带着满腔的恨意隐忍地活着，也

没有呈现刘元萱在新时期怀着负罪感终日寝食难

安的状态。阿妈斯炯什么人也不记恨，只是顽强

地勇敢地活下来，把法海和尚和胆巴照顾好。刘

元萱在新时期官复原职之后，也没有过深地忏悔

自己曾经的错误，只是在对阿妈斯炯的松茸的喜

爱和对胆巴事业的提携上，委婉地表露自己的心

曲。从阿妈斯炯善良的天性和刘元萱所处的知识

文化水平来看，这是符合实际、也是把自己摆进

去了的笔法。不把作者自己摆进去的写作，是一

种置身事外、居高临下的写作，当然就可以局外

人的身份和姿态，把场景安排得十分戏剧化，把

情节设计得极富张力，使作品充满极端的思想情

感和人物行为。从表象上看，后一种写法似乎更

像小说，也更能吊住读者的胃口，但其实并不符

合共同的人性的真实。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黑

白分明、善恶有报的事件屈指可数，更多的往往

处于一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无法有效规划和

描述的模糊和混沌地带，而这些所在正是文学专

攻的术业。阿妈斯炯的善良也体现在她对村民的态度

±o六十年代初机村闹饥荒，阿妈斯炯意外地从

吴掌柜那里学得识别山里野菜的方法，再加上她

自己背水灌溉所培育出来的松茸，使她不但平安

度过了灾年，还有余力帮衬村民，每到夜晚就出

门挨家挨户地送野菜和松茸，即使是曾经深深伤

害过她的工作组，她也照送不误。四清工作组那

个身材瘦小、领着组员读《人民日报》的女组长

来阿妈斯炯家询问胆巴的身世，显然是来者不善、

别有用心，但阿妈斯炯却并不防备和反感，反而

看女组长脸色蜡黄心里过意不去，不停地煮热茶

加牛奶煨猪肉给对方吃，等到女组长奄奄一息地

躺在病床上，阿妈斯炯又主动追进去拿蘑菇圈生

生不息的故事来安慰人。这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写

法，并非因为阿妈斯炯作为一个藏族女性要比其

他民族的女性来得善良和伟大，也不是说阿来在

写作过程中蕴蓄了过量的不忍之心，回避了生活

中的冷漠和不义，纵容历史深处的罪恶和暴行，

而是因为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

烟消云烟了，大多数人都不是主宰历史的英雄，

都经历过身心或情感上的牺牲，都或多或少要遭

遇无所适从的悲剧，都值得也需要一丝人性的悲

悯和温暖。二战前夕，本雅明在他那篇著名的《讲

故事的人》中就描述过时代剧变后人之卑微和无

力的境遇和心态：“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

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

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

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身区体。”®

在《蘑菇圈》的序言中，作者自己也表达过这层

意思：“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

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

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

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

®但是善良并不意味着愚昧和糊涂。随着九十

年代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商品交易的气息也

渗透到了藏地的人心之中。机村人天刚破晓就起

身去往林中寻找松茸，在林中踩出一条条板结的

小路来，还有一些村民更加心急，他们等不及蘑

菇自然生长，就提着钉耙上山，扒开那些松软的

腐殖土，取走连菌柄和菌伞都没分开的小蘑菇疙

瘩。面对村民们贪婪而疯狂的采摘行为，阿妈斯

炯并没有一厢情愿地去阻止，而且当儿子胆巴准

备在村里成立松茸合作社，通过订立乡规民约的

办法来保护松茸资源时，她不但不予支持，还说

出了下面的一番话来：你以为你把我的蘑菇圈献出来人们就会被感

动，就会阻止人心的贪婪？不会了。今天就是有

人死在大家面前，他们也不会感动的。或者，他

们小小感动一下，明天早上起来，就又忘记得干

干净净了！人心变好，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也许那一天会到来，但肯定不是现在。我只要我

的蘑菇圈留下来，留一个种，等到将来，它们的

儿子孙子，又能漫山遍野。®这种理性清醒、爱憎分明的处世态度，使阿

妈斯炯这位藏族女性形象显得更加立体和丰满。特

别是在胆巴和他妻子娥玛带女儿回机村看望阿妈斯

炯的晚上，两位年轻人傍在阿妈斯炯身边，静静地

听她回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种种。当她听说刘元萱

已逝的消息时，眼睛移向别处：“这下我不用再因

为世上另一个人而不自在了”，真是有种说不尽的

悲怆和解脱，而娥玛重复的那句“胆巴，你怎么有

这么好一个妈妈”

“阿妈斯炯，胆巴是什么命，有

你这么个好妈妈”,更让人潸然动容。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下过这样的判断：“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

埒的重要小说家一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

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一

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阿来能否当得起“小说大家”或者“重要小说家”®

的称号，无需时人臧否，自有时间和文学史的筛选,

但在《蘑菇圈》这部中篇里，他塑造的阿妈斯炯

这个人物形象“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

潜能的意识”，也就是那种在多变的尘世带给人

们的命运之中，仍然保持对人性亮色和温暖的向

往，仍然葆有生命的坚韧和情感的深厚，这种“促

发”对于遭遇时代剧变、亲历震惊体验的人们而言,

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注释：①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

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②

［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艾红华、毛建雄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③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诺贝尔

作家作用研現123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朱景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版,第133页。④

阿来：《西藏是形容词》，《就这样日益丰盈》，解放军

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⑤

孙德喜：《原生态文化的挽歌：论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

圈〉》，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⑥

程德培：《文化和自然之镜：阿来“山珍三部”的生态、

心态与世态》,《上海文化》2016年第11期。⑦

于国华：《生态文学的典范：阿来的"山珍三部”》，《东

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⑧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

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⑨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

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页。⑩ 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2016年版,第2—3页。⑪［德］席勒：《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文集》（第

6册），张玉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阿来：《我为什么要写“山珍三部”》，《阿来研究》

2017年第1期。⑧阿来：《河上柏影•跋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217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⑤®阿来：《文学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我们谈论文

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

页，第26页。⑰［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修订译本）,张

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6页。⑲⑲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第158页。⑳［英1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