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镜铭与社会研究

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花开花落)

两汉镜铭与社会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铜镜铭文作为文物考古资料，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不仅信息真实可靠，

其内容也较典籍更贴近生活，是研究两汉社会思想、风俗礼仪的重要资料。本文

以出土的两汉铜镜铭文为研究对象，分析、阐释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本文所利

用的汉镜铭文均出自建国以来在公开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主要来源为《考古》、

《文物》、《考古与文物》和《考古学报》等考古学专业期刊。

文章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我国铜镜的起源以及先秦秦汉时期铜镜

形制、装饰风格的发展和演变。重点介绍汉代铜镜，分为纹饰和文字两方面。纹

饰方面，将两汉时期的铜镜按镜背纹饰分为蟠螭纹镜、蟠虺纹镜、草叶纹镜、星

云纹镜、禽兽纹镜、规矩纹镜、连弧纹镜、变形四叶纹镜、神兽纹镜、画像镜、

夔凤纹镜、龙虎纹镜等十余种，以流行时段的先后为序进行描述，包括纹饰的刻

画手法、图案的布局以及此类铜镜的流行区域等，并附彩图，以便更为直观地展

示两汉铜镜的风貌。文字方面，将两汉镜铭作简单的镜铭文本整理，按其文本类

型分为昭明铭、日光铭、清白铭、铜华铭、皎光铭、日有熹铭、善铜铭、青盖铭、

尚方铭、姓氏铭、吾作镜铭、来言铭和纪年铭，各列举几例较为完整、有代表性

的镜铭，对汉镜铭文的文体性质、用字情况和字体变化作简要说明。

文章的主体为论述铜镜铭文所反映的两汉时期的社会追求、宗教信仰、礼仪

风俗、经济活动和民族关系。社会追求主要为长寿、富贵和功名，体现汉代尚奢

功利的社会风气和非理性的生命意识。汉镜铭文反映的宗教信仰为对日、月的自

然崇拜和对西王母、赤松子、王子乔等神仙的信仰，神仙信仰实为求得长生，而

铜镜本身也因与日、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赋予一种神秘的灵性，成为可辟邪

的神器。礼仪风俗部分主要阐述充满趋吉避凶观念的婚姻活动、被礼教约束而渐

趋含蓄委婉的示爱方式、尊师重孝的社会风尚、繁费铺张的宴饮活动以及由反映

仕进的镜铭所引申出的男色风气。经济活动包括手工业和农业，手工业部分阐述

镜铭所记述的铜镜成分和铸造使用情况，农业部分阐述由于耕作技术不发达而产

生的靠祭祀求丰收的农耕思想。民族关系部分主要论述汉镜铭文反映的新莽、东

汉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国家疆域观念的形成。

文章利用史书记载、文献典籍结合甲骨卜辞、秦汉简牍、碑刻、画像石等资

料对汉镜铭文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溯源和补充。采用镜铭与文献记载互证的研

究方法，以镜铭内容印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诠释镜铭的含

义，展现文献记载所缺乏的汉代普通社会生活状况。

关键词：两汉镜铭礼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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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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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mRelicsaIld心chaeologVNew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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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g一l

AbstI?act?．．2

绪论一5

一选题意义?．5

，

二研究史回顾．．5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一11

第一章两汉铜镜概述?．．11

第一节铜镜的起源问题?。1l

第二节两汉铜镜的形制、纹饰?。12

第三节两汉铜镜的文字?．．19

第二章两汉镜铭反映的社会心理??一24

第一节对长寿的渴望??．．24

第二节对富贵的崇尚??．．30

第三节对功名的追求??。32

第三章两汉镜铭反映的宗教信仰??．．34

第一节日月崇拜?一34

第二节神仙信仰?～39

第四章两汉镜铭反映的礼仪风俗??一45

第一节婚恋风俗?．．45

第二节宴饮习俗?～54

第三节家庭观念?．．59

第四节尊师风尚?一62

第五节男色风气??63

第五章两汉镜铭反映的经济活动??．．65

第一节手工业经济．．65

第二节农业生产?一68

第六章两汉镜铭反映的民族关系??．．74

结语82

附图．??．．83

参考文献?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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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选题意义

近年来，在秦汉史的研究领域，文物考古类论著已占相当比重，这突出反映

了秦汉史研究越来越倚重考古新资料的发展趋势。出土的大量文物，大大丰富了

文献资料在社会生活记载方面的缺失和不足。将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资料结

合，能够客观、科学、全面地分析历史问题。

铜镜是日常生活用品，铜镜铭文作为镜背装饰纹样，其内容并非刻意的记载

或说明，而是真实情感、愿望的抒发。因此铜镜铭文的陈述更贴近使用者的平常

生活，表达社会的最普遍欲求。粗看汉镜铭文内容不难发现，我国古代的社会民

众普遍倾向于以改善具体生存状态为思考内容和行动指南，对于崇高的精神哲理

和知识修养并不十分关心，人们靠承袭殷周以来的有关礼俗和解释宇宙的一

般认

知、生活经验来支配行为和思想，这些传统往往以非文字的仪礼、习俗等形式潜

存于历史中。铜镜在汉代人的婚丧嫁娶中都扮有重要角色，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因此镜铭能够直接鲜明地反映两汉时期人们的思想欲求、生活习俗和思考方

式，真实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

目前对于汉镜铭文的研究多是从文字学、训诂学的角度对铭文中的字词进行

释义，很少从史学角度分析镜铭内容的思想文化背景。汉镜铭文做为实物资料应

与文献资料充分结合，作为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更准确地认识、了解汉代历史。

另一方面，唯有掌握先秦秦汉历史文化之大要，才能正确理解汉镜铭文的大意，

并对其所反映的风俗人情、思想欲求进行溯源、分析和评价。

二研究史回顾

对于镜铭的研究起初属于金石学的范畴。随着金石学在两宋时期的兴起，著

录研究铜器铭文的著作也随之出现，铜镜铭文亦在其列。这些著作大体可分为五

类：图像和铭文并重的图录类，只著录图像的图像类，只著录铭文的款识类，集

录镜铭的集录类，以及收录铭文字形的字书类。两宋时期著录研究铭文的著作主

要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和洪适的《隶续》等。其中，

《宣和博古图》收录汉唐铜镜达113面之多，将铜镜按纹饰和铭文分为乾象门、

水浮门、诗辞门、善颂门、枚乳门、龙风门、素质门、铁缆门八类。对著录的铜

镜摹绘图像、摹写铭文并作出释文，开创了图录类铜镜著录的先河。《啸堂集古

录》为款识类铜镜著录作品，仅收录铜镜铭文14例，不绘图像，只摹写铭文并

有释文，但所录镜铭的删节、脱漏现象十分严重。《隶续》收录汉代镜铭3例，

对句中的通假字、简省字、反书等现象给予了说明，且引用汉代碑刻和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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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铭文进行考释，为后世研究铜镜铭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此外，同时

期的文人笔记，如欧阳修的《仇池笔记》、姚宽的《西溪丛语》和赵德麟的《侯

靖录》等，也零星记载了一些铜镜铭文。

元明时期，没有专门著录研究铜镜铭文的著作，仅在少数文人笔记和诗词汇

编中有所提及。如贺后徵的《文章辨体汇选》、梅鼎祚的《东汉文纪》和杨慎的

《丹铅总录》等，所录镜铭数量少，其研究较宋人而言，亦无突破。

清乾嘉至道光年间，随着金石学的复兴，各类金石著作著录大量涌现。图录

类有梁诗正、蒋溥等奉敕编修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

《西清续鉴乙编》四部记录清代宫廷所藏铜器的大型谱录，钱坫的《浣花拜石轩

镜铭集录》、刘喜海的《长安獾古编》、梁廷槽的《藤花亭镜谱》、陈经的《求古

精舍吉金图》、冯云鹏和冯云鸩合著的《金石索》等，除了摹绘图像、摹写和

释读铭文，还有大量的考证。款识类有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晕沅和阮元的

《山左金石志》等。集录类有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汉

镜铭文十一首。字书类有闵齐仅辑、晕弘述篆定的《订正六书通》。

清末民国时期是著录和研究铜镜铭文的高峰时期，图录类有刘心源的《奇斛

室吉金文述》、端方的《陶斋吉金录》、滨田耕作的《泉屋清赏》、张廷济的《清

仪阁所藏古器物文》、邹寿祺的《萝坡室獾古丛编》、福开森的《历代著录吉金目》、

梅元末治的《欧米蔸储支那古铜精华》、梁上椿的《岩窟藏镜》等。图像类有陈

介祺的《簋斋藏镜》、罗振玉的《古镜图录》、黄溶的《尊古斋古镜集锦》、徐

乃昌的《小檀乐室镜影》、陈宝琛的《徵秋馆吉金图》、容庚的《古镜景》、徐望

的《澹庐藏镜》、刘体智的《善斋吉金录》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集录类

有吴固生的《吉金文录》、徐元润的《铜仙传》、罗振玉的《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

王献唐的《国史金石志稿》、容庚的《秦汉金文录》和《金文续编》等。这一时

期所著录的镜铭数量不断增加，对镜铭文字的考释与研究深度不断攀升。尤以罗

振玉的《镜话》最值得称道，文章分析了汉代镜铭中存在的通假字、别字和错讹

字，并阐述了历代铜镜的特征和镜铭字体的演变。

建国后，田野考古事业蓬勃兴起，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提供了更多、更可靠

的铜镜铭文资料。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文博机构都出版了铜镜图录，不少重要

的考古发掘报告也公布了大量的铜镜材料，都涉及镜铭的著录。地方铜镜图录有

《浙江出土铜镜》、《陕西省出土铜镜》、《长安汉镜》、《湖南出土历代铜镜》、《四

川省出土铜镜》、《洛阳出土铜镜》、《鄂州铜镜》、《广西铜镜》、《吉林出土铜镜》、

《九江出土铜镜》等。考古发掘报告有《广州汉墓》、《洛阳烧沟汉墓》、《青海省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等。馆藏铜镜选集有《上海博物馆藏铜镜》、《故宫藏镜》、《旅顺博物馆藏铜镜》

等。这些著作大多从文博角度出发，详于铜镜的出土地点、尺寸重量以及纹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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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对铜镜铭文的研究不够重视，且释读水平参差不齐。铭文集录主要有林素清

的《两汉镜铭汇编》、《汉代镜铭集录》，以及孙慰祖和徐谷甫合著的《秦汉金文

汇编》等。

随着大量镜铭资料的出土和公布，学界对于铜镜铭文的研究已不再只是简单

的整理和辑录，对镜铭的文字学研究蓬勃兴起，包括镜铭的用字情况、字体演变

和铭文释义等方面。王世伦的《汉六朝镜铭初探》《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论述了两汉和六朝镜铭的减笔字，认为镜铭的减笔字流行于两汉，魏晋时期乃是

承袭汉代旧风。其在《浙江出土铜镜》一书的《序言》中，主要罗列了镜铭的内

容并讨论了字体特点，将汉代镜铭的书写体式分为通假字、错别字、减笔字和省

偏旁字，并分别举例说明。周世荣的《湖南出土汉代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

十四辑，中华书局收集建国以来湖南出土的有铭铜镜22l面，将镜铭摘录并按

时间段进行梳理和阐释，将镜铭字体分为小篆、缪篆、垂针篆、篆隶体、变形篆

隶体等类型，但多为简单介绍，并未对字体特征进行深入探讨。林素清的《两汉

镜铭初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册，1993年一文涉猎较广，

不仅将汉代铜镜类型和铭文字体特征按七个时间段分别讨论，对字体演变以及俗

讹、简省、通假等用字状况进行阐述，还进一步对汉代草书演变、隶变过程以及

缪篆的形成作了一定的探讨。李新城的《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

大学汉语言文字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对东汉时期的铜镜铭文进行了整理和

释读，并对其用字现象??读为字、异体字和错讹字进行分析，同时镜铭中出现

的部分特定词汇“威央”、“威田鸟”、“角王”和“黄羊”加以考释。著作有邱龙

升的《两汉镜铭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对铜镜铭文的书体

和用字进行了研究，按时间段分期阐述镜铭的文字特征。

近年来，对铜镜铭文的释义成为镜铭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王仲殊的《“青

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考古》1986

年第7期一文考证东汉盘龙镜、神兽镜镜背铭文“青羊作镜”中的“青羊”为

吴郡吴县的镜工之名，同时推断“三羊”和“黄羊”也是作镜工匠家族的名号。

刘航宇的《三羊、青羊、黄羊镜铭新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则持不

同意见，以洛阳出土的东汉“青羊”铭龙虎镜打破前文认为“青羊”铭盘龙镜、

神兽镜为吴镜的论断，指出“青羊"铭文镜制作中心为洛阳，出产龙虎纹“青

羊"

镜、四乳四禽纹“青羊”镜以及方枚神兽纹“青羊”镜，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

为吴郡所不能及。作者认为“三羊’’指三种祥瑞的金属，即铜、锡、铅，“青羊”

为青铜的代名词，而对于“黄羊”的解释较为模糊，应也是关于铜镜的吉祥称谓，

总而言之，“三羊”、“青羊”、“黄羊”都不是铸镜工匠的名号。

李振华的《“汉家长宁”铜镜考》《四川文物》1995年第10期介绍了四

川洪雅县文官所收藏的一面四印铭文神兽镜，对镜背十六字铭文“汉家长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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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作镜，公卿服者，富贵番昌"作了详尽的考释。“汉家长宁”乃是汉王朝统治

者自我祝愿之语，“黄羊作镜"中的“黄羊”即战国时期晋大夫祁黄羊，以秉公

办事著称，“作镜”即“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之意。“公卿服者”为祝祷用此镜者

位置公卿。“富贵昌番”乃祈求富贵昌盛、子孙绵延的吉语。文章还对该镜的铸

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是西汉初期作品。由于目前出土的汉代铜镜，未见八角

形者，因而在判定是否为汉镜的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文章对于铜镜铭文的

解读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尤其对于“黄羊作镜”四字的释义有不同于别家的独

到见解。苏奎的《铜镜铭文“其师命长”的考察》《考古》2009年第3期一

文认为汉镜铭文中“其师命长”一句中的“师"是指铸镜师本人，“其师命长"

为祝福铸镜师寿命长久之意。王卉的《汉代铜镜铭文词语通释与研究》华东师

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一文将汉代铜器铭文词语进行通释，

包括新莽和东汉时期的镜铭，并对镜铭中的“东王公西王母”、“黄帝与伯牙’’、

“王子乔赤松子"等神话人物进行探讨，分析其文化内涵。苏奎的《邛崃三段式

神兽镜的铭文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l期以《文物》2008年第7期公

布的一面四川邛崃市出土的神兽镜铭文为研究对象，对句中“九子’’、“西母东王”、

“妻元女’’进行释义，并均在《焦氏易林》中找到出处，认为此镜铭反映了以《焦

氏易林》为代表的汉代谶纬思想。

孔祥星的《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述评近几年汉镜铭文研究》《中国文

物报》2012年6月20日一文对20世纪以来的汉镜铭文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

指出在铜镜研究方面，年代学、类型学最为突出，纹饰的演变及内涵受到学界的

特别重视，铜镜技术研究也是一大亮点，而铜镜铭文的研究则是最薄弱的环节。

文章重点介绍了日本《东方学报》第84册登载的《前汉镜铭集释》，引入了日本

学界对镜铭字词释义的新观点，并对汉镜铭文的释读研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和要求。

铜镜铭文不仅有助于了解汉代文字的发展与书写特性，为文字学的研究课题

提供了重要的素材，镜铭本身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陈直的《汉镜铭文学上潜

在的遗产》《文史哲》1957年第5期指出两汉镜铭体例三言、四言、六言、

七言乐府歌辞式五种，其中四言、七言皆为诗，六言类于赋，每种体例都举数条

镜铭为例，所引用的镜铭皆摘自金石集录。李立的《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文体学

意义初探》《学术交流》2002年第11期认为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结构完整、

句句押韵，音顿、节奏与传统七言诗相同，属于七言体诗歌范畴，以此证明两汉

是七言体诗歌的成型期，并推断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形成的时间可上溯至西汉中

期。文章指出，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介于雅与俗之间，既有民间歌谣通俗性、功

利性的特点，又具备高雅艺术那种整齐、规范的形式，说明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

『F处在七言体诗歌由民间歌谣向文人仿作发展的过渡阶段。同时对汉代铜镜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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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诗中频繁出现的四灵，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认为是出于辟邪祈

福之目的。胡淑芳的《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7

期一文中同样认为汉代铜镜镜背的七言铭文即七言诗，并推断七言诗的形成时

间应早于东汉。潘海东、林训涛的《汉镜铭文：完整七言诗成于西汉的确证》《江

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lO期认为完整七言诗的形成应当不晚于西汉中期。钱

志熙的《两汉镜铭文本整理及文学分析》《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一

文对汉镜铭文进行了文本整理与校录，认为镜铭的文体性质当属不歌而诵的韵

文，在文体形式上有七言体、三言体、四言体、骚体等种类，是与乐府和歌谣相

邻的一种文体，且多用异体字、俗体字、同声字，字体亦不规范，多有减笔。文

章指出，这是镜铭作为民间通俗文学在书写上的重要特征之一。作者阐述了镜铭

所反映的汉代社会意识及其文学价值，以镜铭的形式推断七言并非从五言发展而

来，而是直接从四言和骚体发展过来的，七言镜铭对于早期七言诗的形成起过重

要作用。

汉代镜铭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承载了大量反映社会风俗、思想意识的

信息。杨爱国的《汉镜铭文的史料学价值》《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阐述

了汉镜铭文所反映的汉代铸镜手工业状况、汉代广告以及祈求子孙繁昌、长寿富

贵的思想意识和神仙观念，但只是简单地将相应镜铭进行堆砌，且镜铭的出处不

明。文章分析了镜铭对研究汉代文字与书法的作用，并对汉镜铭文中的字句缺漏、

错别字等情况予以说明，认为这是铸镜工匠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致。刘美、经莉

莉的《从铜镜铭文管窥西汉人的社会追求》《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一文将铜镜铭文与文献记载相结合，阐述两汉镜铭所反映的当时社会对财富、高

官、爱情和长寿的追求。采用以文献补充、印证镜铭的方法，突破了只就镜铭内

容而论的局限。但文章篇幅有限，文献引用较少，对于镜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分

析不够深入。吴俊的《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的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8

年第1期主要论述了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的史料价值。包括镜铭反映的汉代

广西地区铜镜的使用情况、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当时的广告等。文章指出，大

约新莽前后，在尚方铭大量流行的同时，姓氏名开始涌现，东汉时期姓氏名与日

俱增，可见私人铸镜业十分发达，且不同地区之间已有贸易往来，市场有铜镜流

通。同时文章阐述了镜铭所展现的汉代人的家族观、爱情观和求仙思想，并分析

镜铭中的广告，宣传方式有以吉祥语吸引买主的，亦有赞美铜镜质量的，但文章

仅将相关镜铭予以罗列，并未作深入探讨。孙文丽的《铜镜铭文反映的王莽改制

与历史现实》《理论界》2010年第9期将新莽时期的铜镜铭文与文献记载相

印证，阐述了当时改立国号、托古改制以及边疆危机等史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文章所摘录的镜铭并非全部出于考古资料，且对个别镜铭的理解较为牵强，

但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王卉的《东汉镜铭中的“黄帝”与“伯牙”》《宁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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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2011年第l期一文分析了黄帝和伯牙出现在东汉镜铭中的文化含义，

认为是当时社会流行的黄老学说、阴阳五行思想以及神仙信仰等各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汉代镜铭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因此有学者专对一类镜铭进行研究。管维良

的《汉魏六朝铜镜中神兽图像及有关铭文考释》《江汉考古》1983年第10期

一文即以神兽纹镜铭文为研究对象。认为神兽镜是道教发展昌盛的产物，将神兽

镜镜背的神人、神兽纹饰与道教神灵相对应并引文献对镜铭内容进行考释。文章

引用的道教文献记载丰富，解释详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郭永利的《汉代铜镜

上的相思铭文赏析》《丝绸之路》2000年第1期一文将几类表达相思之情的

汉代镜铭逐一介绍、解读并赏析。作者指出西汉时期的六言相思镜铭形式近似楚

辞，措辞真挚朴实、缠绵悠远，而东汉时期的相思镜铭则有媚俗之气，神韵不及

西汉。认为相思镜铭的大量涌现与汉代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有关，且铜镜镜背的

相思铭应出自下层民众之手，有浓郁的民歌韵味。

田敏的《汉代铜镜铭文研究》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12年硕士学位

论文主要对相思铭、祝福买者的吉语类铭文和规矩纹镜铭文进行讨论与分析。

认为相思铭表达的是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与秦末汉初连年征战有密切关系。

祝福买者的吉语类铭文则是反映汉人渴望富贵与长寿的美好愿望。文章指出规矩

纹镜是新莽时期的官方制品，其铜镜铭文不仅歌颂王莽的文治武功堪比圣人，而

且还描述凤凰、天禄、距虚、辟邪等瑞兽降临，以显示王莽代汉是上应天命。文

章最后阐释了“其师命长”中“师”之涵义及“伯牙弹琴”的文化内涵。认为“其

师命长”的“师”应为铸镜师之意，而不是指道教的教职人员，所以刻有“其

师

命长”的铜镜也不是道教教徒修炼所用的特殊铜镜而只是一种普通日用品。理解

铭文“伯牙弹琴”的关键不在于伯牙在东汉被仙化而在于音乐的养生功效，音乐

不仅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甚至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音乐可以使祥瑞降临以去除邪

恶，这就解释了为何铭文“黄帝除凶”通常与“伯牙弹琴”并置的问题。有的学

者将镜铭与纹饰相结合，寻找内在关联和寓意，邓林的《汉代铜镜铭文与纹饰的

组合形式》《荣宝斋》2011年第9期一文归纳出汉代铜镜铭文与纹饰的十一

种组合方式，并对每种组合的思想内涵逐一进行阐释。

综上所述，目前对汉镜铭文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字词的考释和铭文书体的分析

上，对镜铭的文学价值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将镜铭作为史料与文献记

载结合研究方面，则略显薄弱，多为对一类镜铭甚至单个铜镜的铭文的文化解读，

缺乏全面、整体的研究，且文献资料引用不足，只笼统地以铭文大意发挥或想象

其历史背景，望文生义，似是而非，在对镜铭内容的理解上存在偏差。因此，从

史学角度分析、利用镜铭阐述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仍有可深入探讨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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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文章在概述两汉铜镜的纹饰与文字部分，使用的铜镜名称以及纹饰、镜铭文

本的分类均采用学界约定俗成的概念与分类方法。将不同纹饰类别的铜镜按铸行

时间的先后顺序逐一介绍其形制特点、铸造工艺和纹饰内容，每种铜镜各举一例

典型，并附彩图，结合文字叙述可更为直观地了解汉代铜镜的形态。

文章主体部分采用文献记载与铜镜铭文互证的研究方法，将镜铭置于两汉时

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和阐释。利用文献记载对镜铭中呈现的思想观念、礼仪

风俗进行溯源、阐述和分析，并利用甲骨卜辞、秦汉简牍、汉印、画像石等考古

资料作为辅助，对镜铭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补充，从而较为全面地了解汉镜铭文

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思想意识，对于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的个别字词的释义不作

额外的考证。

第一章两汉铜镜概述

铜镜是以铜铸造，供梳妆打扮、整理仪容的用具。我国古代铜镜一般为圆板

具钮镜，根据铜镜的造型，可分为镜面、镜背、镜钮、钮座等部分。镜钮位于镜

背中央，有穿孔，可系丝绳，方便用手把持或悬挂。镜背又分内区和外区，大多

以弦纹或方格为界，靠近钮座的部分为内区。唐以后，铜镜形制开始多样化，除

传统的圆形外，还有正方形、菱形、葵花形、梅花形、盾形、瓶形、钟形、桃形

等，并有相当数量的带柄镜涌现。铜镜正面平整光亮，可以呈像。镜背多刻有各

种纹饰，且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也有少部分为素面，集中出现在铜镜发展的早

期。汉代铜镜镜背的装饰题材有花叶、乳钉以及神仙、瑞兽等，蕴含鲜明的宗教

色彩，另外，加铸铭文是汉镜的一大特色。鉴于铜镜能够如实呈现万物的特性，

古人常以镜鉴来比喻自持。《韩非子?观行》载：“古人之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

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目失镜则无以正

鬓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1可见铜镜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和重要。

第一节铜镜的起源问题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推断，我国最早使用铜镜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2000

年左右的甘青齐家文化。l975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发现一面铜镜，圆形，镜面

平直，镜背光素无纹，中心有拱形钮，直径6厘米，厚0．3厘米。21977年在青

海贵南尕马台发现一面铜镜，圆形，镜背饰凸弦纹，弦纹间有七个三角形饰纹组

1

战国韩非撰，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八《观行》，国学整理社辑：《诸子集成》，北京：中华

书局，1954年，第145一146页。

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卜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一1979》，北京：

文物?版祉，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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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七角星纹，镜钮残缺，在镜缘上钻有两个小孔，直径8．9厘米，厚0．4厘米。

1另外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亦藏有一面在甘肃临夏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重轮多角

星纹镜，直径14．6厘米，镜背有三重弦纹，外圈为十六角星，内圈十三角星，

各个角之间饰以平行斜线。z

商周时期，随着青铜铸造业的进步与发展，铜镜的数量日渐增多。商代铜镜

主要出于河南安阳殷墟。如在妇好墓出土四面铜镜，皆圆形，面部近平或微凸，

镜身较薄，背面正中有一拱起的半环形钮。其中大型一面，背面周缘饰凸弦纹两

周，内填排列规整的小乳钉纹一周，中心部位饰以叶脉纹，靠钮外又有一周凸弦

纹，直径12．5、厚0．4厘米图1。中型两面，一面背饰凸弦纹六周，弦纹之间

填以密排的竖直短道，直径11．8、厚O．2厘米图2。另一面镜背纹饰与前者相

似，周缘的小乳钉一部分已锈蚀脱落，边缘微翘，稍变形，直径11．7、厚0．2厘

米。小型一面，背饰凸弦纹五周，弦纹之间排以密排的斜行短道，直径7．1、厚

0．2厘米。3另外，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岗M1005和安阳大司空村南地M25各出土一

面铜镜。商代铜镜的铸造工艺与同时期的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相比，显得

较粗糙。镜背的纹饰风格与同时期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但与甘肃、青海、内蒙

古、陕北、辽西等地同时代或更早的青铜文化则有很大相似之处，应是出于同一

体系。

西周时期的铜镜，背面大多无纹饰，西周末到春秋初期出现一种动物纹铜镜，

与长城沿线北方草原地区铜器纹饰相近。这时重环纹、虺龙纹也开始出现在铜镜

装饰纹样中，与同时期中原青铜礼器常见的纹饰一致。对此，有学者认为，我国

圆板具钮镜的最初发源地是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以后在今长城沿线地区传

播。大约在商代后期，开始传入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直到西周时期，铜镜在中

原地区还是仅能为少数王室贵族所持有的奢侈品，虽然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个别

饰以西周铜器纹饰的铜镜，但大多铜镜仍保留有传统北方青铜文化的装饰风格。

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由于西北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区迁徙，以及中原诸侯向外扩

张，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铜镜也因此在中原普遍流传。4

第二节两汉铜镜的形制、纹饰

战国时期青铜礼器日渐衰落，青铜器趋向实用性发展，各种新的铸铜工艺技

术迅速崛起。战国铜镜不仅纹饰题材丰富，风格上亦己摆脱了商周青铜器装饰那

种过于庄重、阴沉的神秘色彩。这一时期的铜镜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辽宁、

吉林一带为中心，出土有双钮和多钮铜镜，纹饰有素面、星月纹和叶脉纹，同时

1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9年。

2郭兵：《形逝影碎??中国古代铜镜鉴赏》，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4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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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土中原流行的山字纹镜，这应是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产物；南方是包括中原和

江淮在内的广大地区，出土单钮铜镜，其中尤以楚地铜镜质量精良，出土数量亦

占多数。战国铜镜类别根据铸造工艺、纹饰、形制等，可分为素面镜、纯地

纹镜、

花叶纹镜、山字纹镜、菱形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羽鳞纹镜、连弧纹镜、

彩绘镜、透雕镜、金银错镜、多钮镜、嵌玉琉璃镜等类型。铸镜工艺方面，浮雕、

透雕、金银错、嵌琉璃等技术的使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秦汉时期我国进入大一统的封建时代，特别是汉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

一时期由于冶铁业的进步，以及漆器手工业的发展，铜器产量降低，日常生活用

具多为漆质，生产用具多为铁质，然而这一时期铜镜的铸造却有增无减，无论数

量、品种、工艺等都有发展。秦代因统治时期不长，考古出土的铜镜数量相对较

少，多是继承战国铜镜的样式，无明显突破。秦代铜镜主要有素面镜、彩绘镜、

蟠螭纹镜、弦纹镜、花叶纹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形制以圆形为大宗。其

中弦纹镜始终占据绝对优势，数量最多，延续时间长，在陕西地区表现得尤为突

出，是典型的秦文化的传统镜式。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秦镜残损比例之大，在

历代铜镜中空前绝后，且多数既残又缺，无法复原，似乎并非单纯在地底埋

葬时

间长、质量低劣造成的。不仅如此，不少墓葬中的铜镜残片甚至被有意识地分别

摆放。如西安茅坡邮电学院M104随葬的一面铜镜分裂为三块残片，分别放置在

墓主人的头侧和腰部。1由此推断，残损铜镜很可能是被人为打碎的。有学者指

出，秦人在使用铜镜入葬时有毁镜的习俗，这一习俗在陕西、甘陇地区的秦人腹

地比较流行，时间大致在战国晚期到秦统一期间。z

汉代在景帝以前，社会经济处于恢复时期，铜镜铸造工艺尚无显著发展，基

本保留战国、秦代遗风，铜镜的镜面较小，镜体较单薄。镜钮为桥型小钮，镜背

多见蟠螭纹和蟠虺纹，且保留有地纹。蟠螭纹镜主纹由三个或四个蟠螭纹组合而

成，纹饰线条有单线式、双线式和三线式，地纹多为云雷纹，钮座外为数重同心

圆弦纹圈带或方格，大部分在圈带问铸有铭文，素缘。广州西山石头岗的西汉木

椁墓出土一面蟠螭纹镜，圆涡纹地，主纹为四螭与四花蕾状叶纹相间缠绕，由较

宽而突起的单线条组成图3。3蟠螭纹镜在西汉前期较为流行，在今河北、

湖

南、湖北、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的汉墓中多有出土。

蟠虺纹镜以圆涡纹为地纹，钮座外饰方格，有的格内配置铭文。四虺置于方

格的上下左右，方格四角或四边的中部外侧各饰一乳钉，有的四角为草叶纹。1978

年8月安徽六安市淠河化肥厂出土一面四乳四虺纹镜，圆钮，十二连珠纹钮座，

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