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西昌泸山)
2021北京卷《王充痛批韩非子》注释及译文
《论衡·非韩》
王充
秦代韩学是主流,统治者“尊韩”,而两汉的韩学主流则是“非韩”。在两汉的主流文献中,韩学几乎就是暴政之学、亡国之学。韩学在两汉时期的坏名声应当归因于:推崇韩学的秦王朝二世而亡,韩学由此成为了秦王朝的陪葬品。
韩学成为“不仁之至”之学。到了东汉,王充是韩学批判的重镇,特别是《论衡·非韩》篇,长达五千多字,可谓“非韩”的长篇力作。这篇《非韩》既批判韩非子“非儒”之不当,以此为儒家正名,进而又认定韩学为“非”,因为韩学包含了“无德之患”。
今儒者之操【操行】,重礼爱义,率【带领、引导】无礼义士,激【激励】无义之人。人民为【变成】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闻伯夷【商纣王末期孤竹国第八任君主亚微的长子,后天下宗周,伯夷和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风【作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软弱的人树立了志向】;闻柳下惠【姬鲁国柳下邑人,是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其"坐怀不乱"的故事广为传颂,孔子以为“被遗落的贤人”,孟子尊为“和圣”】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会使轻薄的人变得敦厚,心胸狭隘的人变得宽宏大量】。此上化【最高的教化】也,非人所见【这是最高的教化,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
齐有高节【高尚节操】之士,曰狂谲、华士,二人昆弟【兄弟。昆:哥哥】也,义【坚持道义】不降志【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分,指与世俗
同流合污】,不仕非其主【不在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君主那里做官】。太公封【受封、被封】于【在】齐,以【认为】此二子解沮【瓦解、涣散】齐众,开不为上用之路【开了不为君主效劳的先例】,同时诛之。韩子善【称好、赞赏】之,以为【认为】二子无益而有损也。
夫狂谲、华士,段干木之类也,太公【姜太公,姜尚】诛之,无所却到【去除和得到。后来周公姬旦指责太公,并礼贤下士】;魏文侯式【扶轼致敬】之,却强秦而全魏,功孰【谁】大者?狂谲、华士之操,干木之节也,使【假使】韩子善干木阖门之节、高【以……为高,看重】魏文之式是【对的、正确】也,则善【称好、赞赏】太公之诛非【错的】也。使【即使】韩子非干木之行,下【贬低】魏文之式【指责段干木的操行,贬低魏文侯对他的尊敬】,则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为有功【魏文侯正以尊敬段干木的办法而收到了功效】;是韩子不赏功、尊【尊重】有益也。
《论衡》精彩语段(译文)
今天儒者的操行,是重礼爱义的,他们引导不懂礼的人,激励没有义的人,使人民变得善良,喜爱自己的国君,这也是很有好处的。听说伯夷的作风,会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软弱的人树立志向;听说柳下惠的作风,会使轻薄的人变得敦厚,心胸狭隘的人变得宽宏大量。这是最高的教化,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
(段干木闭门隐居不肯出来做官,魏文侯很敬重他,坐车经过他居住的里巷时也要扶轼俯身表示敬意,秦军听到这事,终于不敢攻打魏国。假使魏国没有段干木,秦兵一进入国境,国家就有被灭亡的危险。秦是强国,打仗没有不胜的。把战争强加给魏国,魏国必败,三军即使苦战,也要血流千里。如今魏文侯向闭门隐居的人表示敬意,就使强大的秦国军队退却,保全了魏国的领土,拯救了三军士兵的生命,论功没有比他更大的,论赏没有能超过他的。)
齐国有节操高尚的人,叫狂谲和华士。二人是兄弟,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屈从别人的意志,不在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君主那里做官。姜太公吕尚被封在齐,认为这两个人使齐国人士气瓦解人心涣散,开了不为君主效劳的先例,就同时把他俩杀了。韩非赞赏这种做法,认为他俩留着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其实,狂谲、华士、段干木这类人,姜太公杀了他们,并没有排除和得到什么;魏文侯扶轼俯身向段干木表示敬意,退了强大的秦军而保全了魏国,功劳谁的大呢?假使韩非赞赏段干木闭门隐居的高尚节操,那么魏文侯尊敬段干木,就是对的;狂谲、华士的节操与段干木的节操一样,韩非称赞姜太公杀了他们,那就错了。即使韩非指责段干木的操行,贬低魏文侯对他的尊敬,但段干木正以这样的操行而使国家得到好处,魏文侯正以尊敬段干木的办法而收到了功效,这可见韩非不奖赏功劳,不尊敬有益的人。
姜太公杀了他俩,韩非认为是对的,这是认为人没有天生的品行,草木没有各自的本质。姜太公杀了他俩,假使齐国还有像他俩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因为他俩被杀的缘故,就不保持自身的清高;假使没有他俩这样的人,虽然供养他们,他们的品行终究不会感化别人。尧不杀许由,尧时的百姓也没有都在树上搭窝居住;周武王不杀伯夷,周朝的百姓也没有都隐居饿死;魏文侯到里巷对段干木表示敬意,魏国人也没有都闭门不出。由此说来,姜太公如果不杀狂谲、华士二人,齐国人也不会都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清高廉洁的品行,是人通过努力不能做到的。人通过努力不能做到清高廉洁,那么即使供养他们让他们努力去做,也不可能使他们得到鼓励而做到;如果人通过努力能够做到清高廉洁,用杀人的办法来禁止他们,是不可能使人们停止这种努力的。那么,姜太公杀他俩,对于教化百姓没有好处,白白地杀死了没有罪的人。赞赏没有功绩的人,杀死没有罪过的人,这是韩非不对。姜太公杀无辜,韩非表示赞同,这样说来,韩非的政治主张是用杀死无罪的人了。周公旦听见姜太公杀了狂谲和华士,就指责这种做法不对,于是便亲自拿着礼物去看望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
人,就像狂谲和华士之类。周公旦以礼待他们,姜太公却杀掉他们。周公旦与姜太公他俩的操行,谁做得对呢?宋国有个车夫,马不走,就拔剑杀掉它并丢到沟里。再驾一匹马,马又不走,他又杀掉马丢到沟里。像这样三次。用这样的方法驯马,够厉害了,但不是王良驯马的方法。王良驾车,没有疲沓不走的坏马;尧、舜治理国家,老百姓没有作乱的。王良是驯服马的心,尧、舜是顺服老百姓的思想。人和人本性相同,人与马不同种类。王良能调理与人不同种类的马,姜太公却不能引导同本性的人。这样看来,周公旦敬重地位低下的人,跟王良驯马的作法是一样的;姜太公杀死狂谲和华士两人,跟宋国车夫杀马的作法是一样的。郑人子产早晨出去,走过东匠闾,听见有妇人的哭声,就按住他车夫的手让车停下,仔细地听。过了好一会儿,让官吏把妇人抓来审问,原来是个亲手杀死自己丈夫的女人。第二天,他的车夫问:“夫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是恐惧的。凡是人对他亲爱的人,知道他病了就会忧愁,知道他快要死了就会担心,已经死了就会悲哀。现在她哭丈夫死去,不悲哀而是恐惧,这就可以知道其中必定发生了不正当的事情。”韩非听说这事就指责说:“子产不也多事吗!坏人一定要等自己的耳朵听到,眼睛看到之后才知道,那么郑国查出来的坏人就太少了。子产不依靠地方长官,不运用参照对比的方法进行考察,不明白法制,光靠自己尽力用耳听,用眼看,费尽心思来发现坏人坏事,不是也太没有方法了吗?”韩非指责子产,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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