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学习理解

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锻炼身体英文)

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学习理解

文磬

"标准草书"是国民革命元老、"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首创。"标草"非"潦草"，标准草书是于老吸收历代书法大家所长"归纳出来的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

于老曾言："科学进步，文字亦简，印刷用楷，书写用草，习之者，皆道其便。"他认为“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他感到汉字太难认难写，为了“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挥全族传统之利器”，乃取百家草书之长，创立标准草书，其目的是“能以接受我国数千年的文化而使之发扬光大。并为子子孙孙每人每日优裕（节省）许多的时间，以增加其事业的程效。”他对各类字体有一妙喻，他说：“楷书如步行，行书如乘轮船，草书如乘飞机。”为了给国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实事，他于1932年发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将草书标准化，以恢复其文字功能。经他和标准草书社多年努力，《标准草书》一书在其生前，就修订9次，在大陆先后印行6次，在台湾印行3次。

可以说，即便在今之计算机时代，计算机还是不可能完全代替手写，人们还是有手书的必要。而手写当然要尽量快速、可辨认且比较美观。要达此目的，那最好的方法，当是学用"标准草书"。

而从于右任先生手书千字文，不但可见于老标准草书的风格和其神采飘逸的书法之美，还可体会标草的具体写法、特点，对普及标准草书是极为有益的。

这里，笔者想就千字文和标准草书的学习普及，提出如下一些思考建议。

一、标草学习，普及有难度

于老在创立标草时就曾言明，标草的原则是"易识、易写、准确、美丽"。

但是，鉴于于老所书为繁体，且草书与楷体相比有的变化较大。据标准草书研究者张权先生在《标准草书要领（修订本）》中所列，标准草书的"部首"有300-500多个，"代表符号"有100余，"单独符号"有150-180多个。由于草书简省了笔划，疑似字可列出320组，易混字有177组。

同时，于老手书千字文多数写法来自古代书法家的草书。据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常务副社长陈墨石先生说，于老书千字文中采王羲之写法的字就有217个，怀素的写法有126个，孙过庭写法有62个，此三人写法就达405字。于老和草书社创制的仅77字。即于老草书千字文中92.3%是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写法。这是标准草书的难能可贵之处所在，——写法有历史渊源。当然，由于历史悠久、当时书体可能的不同等原因，有些字也可能因此较难识别。

这些，无疑增加了标准草书学习的难度。

二、先易后难，为普及而简易适用乃至只"易"不"难"，当属于老原意

在《标准草书》一书"凡例"的"杂例"中，于老就曾具体提出：

"凡简字之草体亦可采用"。

"凡过于简单之字，不必作草"。

"凡过于冷僻之字，可不作草"。

这三个标准草书的具体原则，十分重要，充分体现了标草"与时俱进"的精神。这就是说--

标准草书，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凡简字之草体亦可采用"。

标准草书，重在应用，为了"易识、易写"，简单字和冷僻字也可不草。

正如张权先生在《标准草书要领（修订本）》中所说，"形成标准草书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

因此，标准草书的普及、发展，除了要全面，有尽可能多的现有汉字的标准草书写法之外，还应可注意"简易"。

这就要，先易后难，乃至只"易"不"难"。

三、学常用500字写法,使80%手书是“标草”

从普及标准草书考虑，笔者认为，了解标草基本写法，还可以对汉字学界研究的、汉字频度前500个常用字（覆盖率80%左右）特别注意，先行掌握。因为这样对学习用标准草书写汉字，其"功效比"可能会更高。也就是说，学习者只要会这500个汉字的标准草书写法，在写日常汉字时就有80%左右的字，可以用标准草书来写了。这对于普及发展标准草书，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习者还可以注意于老手书千字文中这500个常用字的。据统计，500常用字在千字中大约有近300个，也就是说，500个常用汉字的约五分之三已经在千字文中。可见千字文中的壹千个汉字，今天还是常用的。

其他于老手书千字文中没有的常用字，也可以用标准草书的偏旁、部件等"触类旁通"，加以运用。（可见本人所发《标准草书部分简易部首、构件、单字写法图示与理解》，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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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按于老所提三个标准草书的具体原则，即："凡简字之草体亦可采用"；"凡过于简单之字，不必作草"；"凡过于冷僻之字，可不作草"，来运用标草，先易后难、随学随用的书写汉字。

四、体会标准草书写法的具体特点，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在学习了解标准草书具体写法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还能体会到标准草书的书写，有这样的具体特点：

--为简易而连笔；

--为简易而改变笔划顺序；

--为简易而不拘泥笔划、只形似；

--为简易而省略笔划；等等。

这些标准草书简易的"特点"，应该也是可以在具体书写时融会贯通，灵活的、创造性的运用的。不过，应该务必注意应用的结果是"易识"，如果不"易识"，那实际应用的作用和意义就大受影响了。

此时有如上之言，用《千字文》中的话说，是不是有点“求古寻论，散虑逍遥”？倒也未必。还是希望有利于台海的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汉字书写者能乘上标准草书这“飞机”，并见教于各方的汉字应用与研究者们。

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标签：杂谈

于右任开始致力于草书的潜心研习是在1927年前后。此时，他书写的草字多属二五面目，偶有魏碑笔意。于是他即着手搜集历代草书墨迹、榻本及论著，以后又在敦煌发现索清的《月仪帖》及楼兰、居延等地出土的简牍，更使他振奋不已，并赋诗以记：“月仪墨迹瞻残字，西夏遗文见草书。踏破沙场君莫笑，白头才到一踌躇。”从此，专心热衷于草书之钻研，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草。”可见他对习草识草下了多么大的功夫。并由此体会到掌握草法之艰难，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强大的西方文化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威胁，特别在“五四”运动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研究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时，曾偏激的认为中国文化之落后导致了中国社会之落后，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主张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字进行改革，以拉丁文代表汉字的呼声很高，而此时于右任站在既珍爱祖国文化瑰宝——汉字，而又使他书写起来省时省力，适应时代潮流的立场上，把草书作为汉字的一种实用的手写体来提倡，主张印刷用楷书，手写用草书，遂萌发构建“标准草书”这一艺术蓝图的宏伟设想。1931年，他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草书社”，广泛搜集历代草书及有关论著，经过研究，结果发现一大草书文化现象，即草书《千字文》在历代草书中最为普遍繁多，且可构成时序性发展系列。于是以此为线索，收集到的草书“千字文”包括刻石、拓本、墨蹟、典策等有100余种，涉及的书家达140余位。

1932年，他将“草书社”更名为“标准草书社”，邀集一批同仁开展了前无古人的草书标准化研究工作。他们是：“三原于右任，泾阳周伯敏、吴江杨天骥、鹿原刘海天、巩县刘延涛、洛阳曹明为、蓝田李生芳、盐城胡公石、长安李祥麟”。当时，大书法家沈严尹默对此举也饶有兴致，常去上海静安寺社址参与探讨，并有《题于右任〈标准草书〉歌》赞曰：

高论尝闻静安寺，整齐百体刚草字。

美观适用兼有之，用心大与寻常异。

……爱此标准草书名。“用心大与寻常异”，表明于氏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是，要使草书走出艺术家的象牙之塔，易为大众所接受，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正如于公自己所说的：“唯其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之唯一希望也。”充分显示了他的人格特征。

标准草书研究工作一开始，于公“每一书之编制与旨义语人，人多以通汇章、今、狂，以成书，字不同姿，人不同习为难事”。（刘延涛：《标准草书·后序》）他常告诫同仁们：选字毋致死笔，钩字勿作死笔。他说：“二五之书，组织未必皆巧，百各有其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笔笔皆活，随意可生态也！试以纸覆古人名帖仿书之，点画部位无差也，而妍媸悬殊者，笔活与笔死也。”刘延涛说：“故无死笔，实为书法中之无上要意，„活‟之一字，亦即先生论书之一字荆金丹。”由此可见，“草活”实为于右任书法艺术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他的书法艺术的灵魂所在。有人曾请教过他，如何才是美字？他回答：“字活便是美（字）”。世间其流传于氏书作不少，其中也有代笔、假冒者，如以笔活笔死检验，即可分清其真伪。

为了编制《标准草书千字文》，初选前人草字达六十万个，经过筛选，再由于先生亲自一一遴选圈定。所选千字涉及刻帖、墨蹟、拓片、曲策等达一百多种，从《急就章》、《月仪帖》、《出师烦》、《十七帖》、《书谱》、《怀素自叙帖》等草书各帖，到《淳化阁帖》、《锋帖》、《大观帖》、《三希堂法帖》等大型枭帖，从新出土之《楼兰文字》、《流沙隧简》，到新影印之《古今尺牍》、《故宫周刊》，乃至日本刊印的《书道全集》，可谓应有尽有；涉及的书法大家一百四十多位，汉之崔瑗、张芝，魏之钟繇、吴之皇象，晋之索靖、王羲之、王献之，南朝之智永、唐之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怀素等等，历朝历代名家尽收其中，直到民国之王世镗。搜集之广泛，选检之认真，古今未见。其中有77字在古迹中找不到满意的，则由于先生及同人按“标准草书”原则，仿古意补写之，署名《草书社》，其书艺水平可与应选者相媲美。选用王羲之235字，怀素138字，孙过庭65字，智永25字，王献之24字，神闵字韵21字，曹植、贺云望各17字，皇象与董其昌各17字。真乃费尽心血，一丝不苟。时人称之曰《集字百衲本》，其实何止“百袖”。其价值更无以估量，古之《草书千字文》不下百种，无一能与之同日共语。

难能可贵的是，于右任在编选“百衲本”中的睿智卓识，并不以名家大师为限。他说：“字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为帛，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这一宏达广阔的艺术胸怀，源于他的平民出身，源于他录碑寻碑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反封建倡民主的革命思想，也源于他在此时恰与王世镗的结识。这位在当时名不经传的王氏对他的草书艺术影响颇深。

王世镗字鲁生，晚号积铁老人，天津章武人，1868年生，客居陕西汉中二十年。潜心研习学书，尤重章草，造诣至深，对世传《草法歌》研究后，集《稿诀》（百衲本），刻石于汉中，“纠前人之失，抒自得之见”。拓本传出，被人掩名诡称私藏古碑拓本，以行欺世谋利。王当时生活穷困，人微言理，遭此诬陷而无力起诉，遂以卖字为生。1932年他为汉中驻军旅长段象武作书。段虽喜好“于书”，但不识“王书”之长，遂将王书呈寄于先生请教。于接书后，大为惊异，拟为古人所作，立即电告驻陕南38军孙蔚如老友，速请王来南京。王抵达后，于竭诚以待，朝夕过从，尽出所藏，供其研讨。王得此良遇，书法愈臻，并完成一些著作。于帮他起诉冤案，得以胜诉；并嘱人收集散在民间的王氏墨迹刊印，为王的书法举办个展，誉满金陵；对其书作论著广为推崇，颇有“到处逢人说项斯”之热忱。当时有人认为，于身居高位，一代书法大家，却与一介布衣莫逆相交并为之大肆宣扬，似乎有失身分，于对此一笑置之。是见其品德与气度之不凡。

可惜不到两年，王于1933年11月病逝。于痛失良友，怀念不已。时将王安葬于南京牛首山晚清书法大家李瑞清之墓侧，交挽诗云：

青山又伴王章武，

一代书家两主盟。

以后又将由他撰文王书写的《于母房太夫人行述》模勒上石，原稿涂改之处，一任其旧。并集印王的书作，亲署《王世镗先生遗墨》，赞誉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1935年，王辞世两周年时，于又赋诗四首纪念故友，再次高度评价王书之成就曰：“三百年来第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直到1957年，于在台湾赋作《喜见居延汉简出版》诗中，仍对这位知音念念不忘：

故友书家王世镗，心魂日日在敦煌；

及闻得宝居延海，垂死狂呼木简香。

他对这位志同道合的书友，如此深情厚意，实在令人感动与敬佩！为了追求书道，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与王相互切磋，见贤思齐的谦逊精神，尤为难得，当时书家评说：“鲁生得右任而书名益显，右任得鲁生而笔意倍高”。刘延涛也说：“于王之交，使王氏之书由此一变，而先生之书亦由此一变，研究先生书法应珍视此一经过也。”

1936年7月，《标准草书》（集字双钩百衲本）历经四年的精心选编终于完成，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首次印刷（仅印500本）出版问世。于先生在自序中对特标“标准”千字文作了说明：“吾国习称，文之善者曰文豪，草之善者曰草圣，谓之重视草书也可，谓之高视草书也亦可。故善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或咨嗟其喜怒情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组织，则多所忽略！”故他特以“标准”来强调“字理”，提出四条原则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在此把草书生存的文化本义——易简；草书发展的文化走向——审美；草书依赖的文化素材——汉字，都概括包含了。所谓“准确”，就是说草书的构成尽管龙飞凤舞，势如云烟，但必须合乎字理，胡写乱画为草书之大忌，不准确便成“天书”，所谓“昨宵挥毫染

翰，今朝不识所涂”，“草字出了格，神仙认不得”。所以切不可把“标准”理解为四个原则的一项“准确”。那么“标准”的含义是什么呢？于公的回答是“所谓标准，是拿古人的草法作标准的，是从古先圣哲千余年的演进当中，归纳出来的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但是草书内所有易识、易写，或准确、或美丽的写法，往往不止一式，遇到这种情形时，当如何决定呢？这就到了标准草书比较繁难的工作了，就是代表符号的整理。也可以说，代表符号是“经”，四个原则是“纬”，于古人千变万化的乱丝中，为之整理条贯，一经一纬的织成，一丝不紊的标准草书，此谓之标准。”有些人对“标准草书”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解，以为“标准”就是只能按照于氏所选、所写的草书形状亦步亦趋地书写，不能有所变化，否则就是不标准。他们误将“标准草书”所致力的草书字法字理的“标准”当作于先生在倡导草书艺术“标准”化。这种把此“标准”作为死规矩而不敢逾越一步的认识，实在是极大的误解。试看于先生书法的一生，本来就是大胆突破敢于独创的一生。他不但将篆、隶、魏融入行书中，更有魄力将碑体行书化入草书；他“临标准学书逾百本”，书写的学书作品不计其数，每次都有所变化，都是别有面目。正如刘延涛所说：“标准二字，当活看、活用，优游变化，余地甚广。临写之时，贵得其理，知其法，而不拘于形也。”

于右任在研究订正标准草书中，逐步发现、创造出了神奇的符号，找出了篆、隶、行、楷书与草书之令人惊异的对应规律，符号架起了衍化草书的桥梁，解决了草字产生与写草“准确”的关键问题。一组神奇符号的发现与整理，四个原则的确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字研究的一大创举，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标准草书》先后共出版过10次（不包括1949年后的大陆版），于先生曾对其作过多次修订，并9次再版，其中最后一次是在于老逝世后1967年出版的。据刘延涛说：于先生临《标准草书》逾百本。可以说这是他倾注后半生心血的艺术结晶，是对中国草字书法的巨大贡献，影响至不深远。毛泽东生前对于先生的草书十分赞赏。1959年10月16日，他要秘书田家英把已有的各种草书字帖清理出来，集中放到他的起居室，指名包括“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及《草诀歌》”。毛曾称赞过两位现代书法家，一个是沈尹默，另一个就是于右任。他认为于的草书写得很好，有骨力，《标准草书千字文》是很有意义的，要学草书就非先学它不可，可作为草书入门之径。还有《草诀歌》，这两本对学好草书极有用。

《标准草书》创立近七十年来，不仅为国内广大爱好者所珍视，作为法书范本学习，蔚然成风；而且在国外尤其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也极受重视，于右任先生则被誉为“旷代草圣”。据刘延涛在《标准草书》第十次本后叙中说：“日本之文教界，则已为深切之注意矣！其所编之各体字典，其草体，即采用„标准草书‟。日本之学„标准草书‟者，亦日益众多，至有开馆课徒立先生像晨夕焚香礼拜者，其虔诚为何如耶！”

纵观于草，绝大多数为字字独立，偶有连笔二三字的，但气势博大雄伟而带狂意，点画质朴而富有动感，劲节且似章草，厚实凝重而又流畅洒脱，拙巧合二为一，将大草、小草与章草熔为一炉，营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于草给人的视觉颇有速度感，似乎是挥笔疾飞，但仔细观察，即又处处可见留驻之迹，形成体圆笔方的艺术形象，这与他的碑体楷书的体方笔圆，恰巧形成鲜明的对比。试观他晚年书写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神灵如飞的速度，与笔笔似弯钢、“发条”（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语）的力度，交融一体，变化多端，意象万千，十分耐看，构成了独特的风格，艺术性极为丰富，调和了各种似相矛盾而又辩证统一的书法审美成分。从于体楷书的体方笔圆演变到体圆笔方的于体草书，说明其完全符合“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书谱》）的书法理论。

于草的另一特色是，寓巧丽于简约质朴之中，犹如茅台酒，看似清澈如水，品味则醇厚芳香，余味无穷。其简约之旨，正体现了他对作草提出的“四忌”：“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因为这些都影响书法艺术之美），同时，他刻意追求文字书写的削繁就简，以至把草书逐步简化到似乎不能再简的程度，这一特点又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令人警奇的是他简化的字约有百余个，与我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简化字完全相同。于草强调以富于变化和形断意连的“应接”来表现巧丽、浓烈的一面。他对东晋以来风行的“一字草”和明清时盛行的“连绵草”，则取其理而摈其诘。申明：“威而不猛，亦是发人深省。盖媚如无骨，与夫剑拔弩张，俱失之也。”故“威而不猛”实为于氏书法最为鲜明的个性风格，以此观赏其书法的点画形象和艺术意象，方能品得其味。其结字虽不见猛烈霸悍，却能显示出威力无比。观赏他的行、草大字对联与榜书牌匾，气势磅礴，宏伟雄强，极富立体感，如苍莽崑崙横空出世，使人为之震撼！

于右任为了振兴草书，在1941年至1948年，还创办了当时国内惟一的、专门研究草书的《草书月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书法的专业书刊，并创办草书社、《标准草书》、《草书月刊》。倾情致力草书创作，构成了他中年以后的书法倾向——明理变法，并期望“光大以永其传”。为了继承发扬中华优秀的草书艺术传统，推广与普及标准草书，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奋斗终生，并殷切呼吁：“国人共同努力，广草书于天下”，“为发扬民族传统之利器。”尔后，他以耄耋之年，几经修改，又作一首《题标准草书·百字令》：

“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古昔无穷之作者，多少精神贯注。汉简流沙，唐经石窟，实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荒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超音争速，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且莫迟迟相误。符号神奇，髯翁发见，标准思传付。敬拓，来为学术开路。”

老人为进一步完善标准草书的殷切期望、拳拳之心，能不令我们十分敬佩与深切感动！从中可以见到他创立标准草书的首要目的：于艺术美的追求中寓有改良文字、经世致用的深造意义。

于右任晚期的书法艺术与许多书法家不同的是，愈到晚年他的用笔，不但没有呈现出因老力衰而气虚笔弱的迹象，反而愈加遒劲铿锵，仍有切金断玉之力，且更加丰富多变；从结字来看，他以凌厉雄健而又婀娜多姿的笔势，在不断地运动中去营造出美丽的字型。他并没有为自己制定的“标准草书”所束缚，而是在其规范中，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使得他那超乎常人的笔墨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观赏他晚年的草书，尤其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作品，已把草书艺术演变到随心所欲、出神入化之境界。线条更加凝练浑厚，刚柔互济，使转自如，出入为羚羊挂角；体势纵逸奇崛，古朴典雅，拙巧相生，任其自然流露。有如“松风流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达到天人合一的美学最高意境。这就是于先生晚年书法艺术的重要特色。以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例，几乎每个字都会使人感到意外与新奇，他夸张但不失造字之理，他的墨线在波湾中前进，却又在跳荡中趋于和谐，时呈平衡拖长之形，时作短促三角或不规则圆形险绝之势，时而与主体紧相连结，时而纵放宕出却又回环呼应，随意挥洒，皆成佳构。给人以神与物游，仪态万千，艺术魅力妙不可言之美感。

于翁八十岁之后，草书作品最多，更臻于他书法艺术光辉之顶点。如1958年的《辛亥以来陕西死难烈士纪念碑词》、《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1959年—1960年三种《标准草书千字文》、1962年《国立历史博物馆建馆记》、《总理精神教育训词摘录》、1964年《文信国公正气歌》，以及未注明年代但为这一时期的书作《辛亥革命死难烈士纪念碑词》、《宋教仁石像题语》、《杜诗手抄》等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件件堪称“于草”中之珍品。

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酷爱书法，对于书极为赞赏，他说：“于先生通过他的笔墨将自己的个性、气质、才能及修养等在读者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书作才堪称名副其实的上乘之作，观赏于先生的书法作品就仿佛超脱了尘世，在仙境中翱翔。”“当他生命继续到八十多岁时，还不间断书道的研究，这的确很了不起。书法界还有谁能象他那将世态的变迁，人生的冷暖融入书法作品呢？！”著名书法家王澄在评论于翁晚年的书法时说：“此时之作品，精气内藏，已臻化境，碑帖之融合达到了高度的完美。所谓„人书俱老‟，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者‟，于此找到了最好的诠释和注脚。……八十多岁高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将其一生修养学问之精髓，将其一生为世做人之体悟，也将其对后世之寄托和希望，全部融入进去。这就是这一时期作品的艺术内涵和生命价值。”

于右任不愧为我国近现代一位成就辉煌、功绩卓越的书法大师、旷代草圣。继承与发扬光大，学习并深入研究他留给后世这份极为珍贵的艺术遗产，对于宏扬我国传统文化，振兴中华优秀的书法艺术，具有至关重要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