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说与陕北民歌精神主题[权威资料]

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国外vps)

路遥小说与陕北民歌精神主题

路遥，这个颇受读者欢迎的当代作家，已经离开我们有二十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仍然深深震撼着亿万读者的心，激发着读者内心深处火热的生命激情。他的作品之所以深受读者欢迎，与路遥独特的精神气质有很大的关系。路遥的精神气质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又有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但是作为影响路遥精神气质的原初因素――陕北民间文化，对其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陕北民歌是陕北民间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陕北文化精华的艺术体现，深深影响路遥艺术气质的形成和他的小说创作。

陕北民歌包括信天游、民歌小调、秧歌调、酒曲和部分风俗歌曲，其中信天游最具代表性。陕北民歌节奏自由纯朴大方，高亢悠长，句式结构特别。艺术手法上多用比兴，托物言志，借景抒情。陕北民歌真实朴素地记录陕北人民的生活命运、向往追求。在陕北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陕北人以一种近乎悲壮苍凉的率直和大方来充分表达内心最真诚的感觉，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和情感的宣泄。陕北民歌是陕北人用心谱写出来的艺术。

路遥“对陕北有着无限深情，无限挚爱那一块贫瘠而抚养他长大的土地，和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以及一草一木，像儿子眷恋母亲似的„„”，“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写陕北、歌颂陕北”，所以说，陕北成就了路遥这个著名作家。他之所以对陕北如此热爱，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陕北这个特殊地区有它特殊的文化传统、文化氛围，路遥从小生活其中，耳濡目染，受到彻里彻外的深刻影响，陕北文化溶化成他的血肉，决定了他的心性，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陕北文化是路遥文化意识的根与源。陕北民歌作为陕北所特有的

一种艺术已深深融入路遥的心灵深处。“路遥心情舒畅时，常哼几支陕北民歌，粗犷地道，颇富感染力。我至今仍不时在眼前浮现出路遥唱陕北民歌时悠哉游哉的那份自得其乐！” 在封闭落后的陕北农村成长起来的路遥“从小浸泡在陕北民歌的海洋之中，可以说，一直埋藏在他心里的音乐，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和艺术修养最基本的因素之一”。李星认为：“我们不能不看到陕北古老民歌信天游在形成路遥的心理气质中的作用。信天游是路遥所受最早的艺术教育。它不仅启发他感受着陕北高原的自然美，而且让他看到高原男女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唤起了他对陕北生活和生活在陕北土地上的粗朴厚实的农民的同情和爱„„他的心头经常响起信天游的旋律”。

一、路遥小说与陕北民歌的浪漫气质

路遥的小说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具体地描写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陕北人所经历的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具有史实风格。同时，他的小说中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路遥的这种浪漫气质与陕北民歌对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陕北在历史上是多个民族杂居地区，虽有儒、道、释、基督、伊斯兰等宗教存在，但都没有占主导地位，人们始终按照自己心灵的和生存的实际需要选择信仰，因此陕北是一个文化宽舒地带，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统治陕北人的灵魂。陕北民歌大面积生长在黄土地，是自由心灵的象征。它演绎着人们自由的心灵，大胆袒露着爱与恨，尽情张扬着人性中深藏的隐秘，执着地寻找着贫苦和苦难之外的想象力空间，且以自然的智慧将贫苦和苦难升华成各种各样的美丽和幸福，并以此来驱除日子中的黑暗、孤寂与困苦。陕北民歌的这种精神气质对路遥的浪漫气质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路遥的浪漫气质反映在小说中使小说精神气质上与陕北民歌精髓相通。

1.大胆火辣奔放执着的爱情

路遥小说的爱情观是他的这种浪漫气质最集中的体现，这种爱情观受陕北民歌的影响最大。在陕北民歌中，那些描写爱情的歌曲最为精致。陕北民歌对质朴爱情的描写可以说淋漓尽致、妙不可言。陕北民歌热烈地讴歌着纯真、炽烈、忠贞不渝的爱情，抒写陕北人对理想爱情的执着追求。陕北民歌以一种自由的心态唱出：“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天上的星星配对对，人人都有干妹妹”。高尚的爱情不受世俗物质利益束缚：“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爱的专一：“一块块木炭烧成灰，我是真心爱上你。你是吸铁我是针，咱俩相爱心连心。蜜蜂落在花心上，一心心贪在我心上”;爱的永恒：“鸽子出笼一对对，咱二人相好到白头。寸草芽芽寸草心，咱二人死活一条心”。陕北民歌抒发了陕北人以“铡刀剁头不后悔”的火辣激情，主动执着追求着自己的爱情：“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来呀嘛来看你。半个月我跑了十五回，为看妹妹咋把哥哥跑成个罗圈圈腿”。陕北民歌就是这样歌唱爱情的，有海誓山盟但不给人虚假之感，感情真挚而没有矫揉做作之态。在心为歌，在言为歌，顺理成章，自然成曲。

路遥小说的爱情描写继承陕北民歌的爱情观，书写了一种理想的爱情。这种爱情执着浓烈，不理会世俗的偏见，不理会物质地位的差异，以“荞面搅团一疙瘩，我和妹妹生死在一搭”的勇气追求心心相印之爱，刻骨铭心之情。路遥的小说中这样的爱情比比皆是，如《姐姐》中小杏，她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不怕闲言碎语和政治压力，以一颗善良、诚挚的心关心自己所爱的人;《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为了忠于自己的爱情，不畏强暴，不怕威胁，毅然拒绝了以神圣爱情作条件换来的优越生活;《人生》中刘巧珍对自己的爱情更是有自己执着的追求，不理会世俗的眼光，大胆追求高加林，真诚表达自己的爱情。“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我妈还亲„„” 这朴素的表白真实地传达了爱的深沉，爱的极致。

在《平凡的世界》中，这种理想的爱情就更多了。如田润叶与孙少安的爱情，金波与青海姑娘之间的爱情，田润生与郝红梅之间的爱情等等。尤其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最能体现这种理想的爱情观。一个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掏炭工人”，一个是出生高官家庭的省报记者，两个人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但是他们的爱情却突破了世俗，突破了外在的差异，追求心灵的相通，从而爱得轰轰烈烈。正如田晓霞日记中写到：“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尘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制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是溶合在一起――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 孙少平也幸福地体味到：“他饱饮了爱的甘露。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在人世间枉活一场！”这是一种没有任何附加的灵肉合一、纯洁之至的爱情，这种爱情理念与陕北民歌中“不爱你的金来不爱你的银，单爱哥哥好人才”的爱情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路遥在他的小说爱情叙事中直接引用陕北民歌，增强小说的浪漫色彩，也更说明他受陕北民歌影响之深远。如《人生》中写到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时，两次引用陕北民歌《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平凡的世界》中写到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时，先后五次引用陕北民歌《冻冰歌》。所以说，路遥的爱情描写直接受到陕北民歌的影响，追求最本真的爱情，使小说的爱情无比高尚纯洁，感人至深，也使小说的浪漫色彩更加浓烈。

2.超越严酷现实的高远理想

陕北民歌充满了乐观精神，而这种乐观精神的形成除了艰难的环境历练和历史、遗传因素外，还和这里的宽广博大的地貌有关。生活在黄土高原的陕北人，心灵是自由的，是无法小气的。他们永远怀揣着最美的梦想，生活再苦再

累，也如在梦幻之中一般。所以，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穷困反而使陕北人更加期盼美好的生活，思维更加活跃，想象力更加丰富，在最悲伤的时候，也不忘记快乐，就连表达苦难也是用最优美的旋律。这块土地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用自己的生命在贫瘠的大地上书写浪漫，书写自由，书写美好。于是陕北民歌中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乐观精神。它妙就妙在不是用苦难表达苦难，而是把苦难转化成一种比幸福更高境界的幻觉来表达。这样就使本来苦难的生活，通过演唱民歌而形成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另一种快乐而抒情的景象。可以说，陕北民歌的核心精神就是苦难中的乐观、艰难中的抗争。所以，陕北民歌优美的旋律和苦难的现实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在现实与理想极度对立的背景下，在忘我的抒情境界中，在想象和幻想中创造出感人肺腑的音乐。陕北民歌中许多歌曲唱出了人们对于苦难的超越，展现了艰难生活中的乐观精神。如陕北民歌《阳婆婆》：“阳婆婆我看着你升看着你落，月儿明明呀明晃晃呀好唱歌。精尻子落得个穷快乐，一辈子走南来又闯北，天边边找下个安乐窝。就这么走，这么走。”很好地展现出黄土高原上人们在艰难生存中随遇而安的旷达和悠游四方的乐观精神。

路遥出生在陕北的一个贫困家庭，后又因贫困而过寄给了伯父。“可伯父家里也很穷，勉强供完了小学，初中却再也供不起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是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所以路遥对陕北的苦难有着切身体会，他的童年乃至整个短暂的一生都伴随着苦难。困窘、屈辱的苦难生活经历给路遥留下了深刻的情感记忆，因而他的作品中蕴含了对于苦难的独特体验与感受。但他对这种苦难的体验不同于其他作家，不是反复咀嚼着苦难，诉说着苦难，而是对苦难的一种超越。可以说，路遥的这种苦难意识是对陕北民歌精神的吸收。陕北民歌苦难中的乐观、艰难中的抗争的核心精神，作为陕北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已深深渗透到路遥的内心深处，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路遥笔下，苦难成为人们积极进取的动力，是伟大人格形成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路遥笔下，从马建强、高加林到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人物形象在苦难中仍能保持自信、自强、勇敢、顽强的精神。他们都出生于农村，家境贫寒，不仅在少年时代饱尝了物质生活的困窘与辛酸，而且饱受精神上的痛苦。尽管如此，他们不忘却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保持应有的人格、尊严与操守。他们的世俗身份的低贱与精神世界的高贵不凡形成鲜明的差异，使他们的形象具有了理想化色彩。

《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在可怕的贫困中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承受着自卑、屈辱甚至被别人误解的痛苦，但是他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要在学习成绩上让同学另眼相看。而且他在困窘的境况下坚守着自己的清白和尊严，即使饿得“心火缭乱”，也不随便偷别人的瓜果和庄稼充饥。在他看来，在苦难的生活里，“除了自己的清白”，他已没有别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世界”，“假如我真的因为饥饿做出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是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显而易见，“苦难不仅没有让马建强颓唐消沉、自轻自贱或自暴自弃，反而教会他认识了那些对人生来讲至关重要的东西。”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家庭贫困，穿的破破烂烂，吃的是残汤剩水，承受着贫困带来的自卑与屈辱。尽管如此，他仍然喜欢读书，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追求着自己的精神境界，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他有宽阔的心胸，有乐于助人的品质。在汹涌的洪水中救起曾伤害过自己的侯玉英，帮助欺骗过自己感情的郝红梅，帮助遭老板蹂躏的小女孩逃离虎口。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离开了温暖的家庭，闯入城市过着艰辛的流浪生活。作为一名普通的揽工汉，为了起码的生存需要，每天要付出牛马般的沉重劳动，但他仍然挑灯夜读，对生活进行观察与思考，绝不沉溺在世俗的欲望之

中。对爱情，他不卑不亢，执著坚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孙少平这种积极进取、抗击苦难、帮助他人、执着追求的理想人格，具有激荡人心的伟大力量。

二、路遥小说与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

“逃离”与“出走”始终是历史上陕北人的人生追求。这一方面与陕北自魏晋以降兵隳不绝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陕北处于边地的边缘性和包容了他民族、他区域的生存方式后自然形成的文化维度的多向性有关，从而构筑了陕北人疏淡民族法理、放逐村落秩序的乡土消解心理与文化移植心理。历史上，“出走”成为陕北人一旦降生便生成的刻骨情结，也成为隐喻在区域民族灵魂深层的主体意象。初看起来，陕北民歌中的大多数都是男欢女爱的作品，与“出走”“逃离”并无关系。其实细细看来“出走”“逃离”的指向无处不在。陕北民歌中的“伤春”、“伤情”类作品，从内心传达出来的其实是陕北人“曲线救赎”的人生更新要求。所以，“走西口”成为改变“哥哥”命运的契机，也是妹妹逃离乡村社会的契机。但出走模式的断裂本身就揭示了陕北人出走的迷惘，一旦哥哥飞黄腾达，就是“卖了良心”也不回来。代代陕北人渴望出走，却始终走不出去，想逃离又无力也无法逃离，愤而成曲，忧而善歌，只能将代代的梦想化成虚渺的情爱，化为辽远的山曲，在料峭的山壑间汩汩流淌。

路遥作为一个陕北人，在其潜意识中就具有了出走和逃离的欲望。所以，当父亲把他留在大伯家时，他毅然接受了这一事实，因为他想通过读书走出贫困的农村，而这个条件只有大伯能提供。正是他的这一抉择，才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路遥这个“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中年汉子，“他用毕生心血熬制出长篇巨著后訇然倒地的巨响，他岂不是用自己的步履丈量了陕北人祖祖辈辈的光荣与梦想？！”路遥的小说创作继承了陕北民歌的这一精神主题，所以“逃离”与“出走”也成为路遥小说的一个精神主题。

在路遥小说中，最能反映这一精神主题的就是《人生》，它通过高加林的“出走”与“回归”再次抒写了陕北民歌这一精神主题。高加林出生于贫困的农村，对于农村物质生活的困窘有深刻的体悟，而且深切感受到城乡物质与文明的落差。他积极地想通过自己努力学习，逃离农村，但上完高中后，又回到了农村。好在当上了民办教师，这又一次点燃了他“出走”的希望，所以他也格外努力，不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写一些文章发表。但是造化弄人，他的教师职务又被三星顶替，使他完全成为了农民。为此，他苦恼委屈，以自虐的方式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与不平。但逃离的欲望之火没有就此熄灭，他向往着外面的世界，认为那里才是他自由飞翔的天空。所以，他在卖馍时就钻进图书馆，憧憬着外面的大千世界，又想通过他二爸的关系达到出走的目的。最终，因为他二爸的调动，这个目的顺利达到，他体体面面地走出了农村，进入城市。但他不就此满足，他还想征服更大的城市。“我联合国都想去”的野心，使他加倍努力工作，最终获得了去省城培训的机会。也就在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向往时，克南妈的上告把他再次送回了农村，回到了生活的起点。心高气傲的高加林并未完成其征服城市、逃离乡村的光荣之旅，相反，心灰意冷地他再度回到乡村世界。乡村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陕北则是磁场的中心源，磁场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尽力吸纳，并无条件地剥蚀其“出走”的意志力。如此一来，代代陕北人渴望出走，却始终走不出去，想逃离又无力也无法逃离。作品以当代陕北农村青年的“出走”与“逃离”回应了陕北民歌“出走”和“逃离”的精神主题。 如果说，《人生》回应了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那么，《平凡的世界》则对这一精神主题进行了改造和升华，从而在理想层面上实现了陕北人“出走”的愿望。作品塑造了两个主人公，孙少安担当“回归”的角色，孙少平担当“出走”角色，把高加林一个人的性格

特质赋予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各自实现陕北人“回归”与“出走”的理想。

孙少安出生于贫困家庭，上学时成绩优异，但小学毕业后选择回家务农。他也就安心种他的地，搞他的生产队，完全以一个农民的标准要求自己。正因为如此，他毅然拒绝了自己深爱的田润叶的示爱，认为“门不当，户不对”，不是自己需要的媳妇。他需要的是贺秀莲那样不要财礼，不嫌弃自己家贫的勤劳能干的过日子媳妇，哪怕没有爱情。结婚后也就不再想那已远去的浪漫爱情，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他组织社员实行分产到户的政策，自己带头办砖厂，致富后，积极帮助乡民，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同时，他热心照顾自己的长辈，关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把一个家庭安排的井井有条，最后摆脱了贫困。所以说，孙少安成功实现了历代陕北人“回归”致富的梦想。

孙少平与孙少安出生于一样的家庭，但选择却截然不同。孙少平看到了农村物质与精神的落后，坚决选择了“出走”。他努力学习，积极接受现代文化教育，把握时代脉搏，先从精神上“出走”。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回到农村，毅然背着铺盖，走上了城市打工的道路。虽然比农村更艰辛，但毕竟是实现了其出走的目的。后来，生活依然艰辛，但他仍努力奋进，坚持到底，最终成为国家正式工人。在这个艰辛的奋斗过程中，他不忘帮助别人，完善自我，突显其自身价值。在爱情的选择上他也不同于孙少安，积极选择自己喜欢的对象，哪怕两人地位相差悬殊，他都不在乎。所以说，孙少平成功实现了历代陕北人“出走”的梦想。

尽管路遥以理想化的方式想解决陕北人对于“出走”的困惑迷茫，但他在深层次对这一问题还是迷茫的。我们从《平凡的世界》的结尾可见端倪。结尾写到孙少安虽然过上富足的生活，贺秀莲却因病逝去;孙少平不但失去了田小霞，更是带着伤残的身体回到了大亚湾煤矿。这种拒绝大城市，

本身意味着一种“回归”。所以说，尽管路遥想努力超越陕北民歌这一精神主题，但最终都未能超越。

综上所述，路遥生于陕北长于陕北，陕北的文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和黄土文化色彩。作为陕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陕北民歌，对路遥的心理气质和艺术素质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影响路遥浪漫气质的形成，使他的小说弥漫着一种浪漫色彩。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也深远地影响着路遥，路遥的小说正回应了它的这一精神主题。

责任编辑：侯波 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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