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

2024年2月19日发(作者：没事爱上我做什么)

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篇一：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

编者按：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其根本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导向，是指导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准则和标尺。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核心价值观建设，它有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从本期起，《学习时报》将刊发“国外核心价值观建设”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白皮书形式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并较为成功地构建与传播了这一价值观——“共同价值观”。

共同价值观的内容及特点

1991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项内容作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基础。第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强调在处理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时，各社区和社团的局部利益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个人利益须服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第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突出家庭的重要性，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建单位，是国家稳定的基石。第三，关怀扶持，尊重个人。强调公民权利不容侵犯，尊重并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同情和帮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第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在遇到问题和矛盾时，应存有忍让与求同存异的精神，并通过协商对话、权威协调的方式消除分歧与矛盾。第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倡导各种族、各宗教信仰者的彼此尊重和相互宽容。

共同价值观具有东西方元素交汇、传统与现代整合的特点。它既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国家、社会、家庭对个人的优先地位以及整体主义价值观，同时也体现了西方社会提倡个人自由独立、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并兼容现代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新需求，强调协商、共识、稳定和宽容的精神。

确立共同价值观的背景

共同价值观立足新加坡具体国情而确定。

首先，新加坡社会结构复杂，作为由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构成的移民国家，国民价值观念差异较大，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历史上曾发生过比较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需要有超越种族和群体利益的国家力量来协调各方关系，有必要建立一种各种族各群体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

其次，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处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急剧变迁之中。一是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削弱，核心家庭数量上升，家庭中角色失调现象普遍化，家庭稳定受到挑战。二是现代化进程带来个人独立性的增强，社会结构原子化的危机显现，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功利观念不断强化。三是西化倾向严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的全球化进程中，新加坡政府曾一度倾向于选择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但随着社会生活中“吸毒、性解放、高消费和政治自由主义”现象的蔓延，政府开始反思西方文明是否适合新加坡。因而，处于社会变迁中的新加坡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建立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传统与现代以及东西方融合的价值观，既强调家庭稳定、国家和社会利益，也重视对个人权利尊重等现代文化。

共同价值观的确立实质上是文化重建的过程，对于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整体上调整了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新加坡不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政府廉洁高效，并且克服了许多后发型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普遍出现的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社会公平度高，社会秩序良好，各种族和睦相处。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精神基本得以实现，即“通过各种社会构成之间的和睦、和谐来维持和促进国家的稳定”。

共同价值观建设的主要途径

新加坡通过制定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公民教育、媒体管理及社区管理等途径，全方位传播和塑造共同价值观。其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各社会主体是重要参与力量。

政府从国家层面积极倡导和培育共同价值观。首先，新加坡将共同价值观精神融合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指导方针中，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先于民主与自由”，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其次，新加坡以法律、政策、规划等为载体，将共同价值观精神贯穿其中，在公民教育、媒体管理、社区管理等领域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另外，新加坡政府重视自身道德建设，以廉洁、高效、精干的良好形象发挥示范和导向作用，把对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制定一系列规范公务员行为准则的法律和条例，如《公务员法》、《财产申报法》、《反贪污法》以及品德考核制度、申报收入制度、谢绝馈赠和宴饮制度等。

以法律建设为载体推动道德建设。新加坡政府认为，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和传播须以相应的法治为基础和保障，运用法治的强制力量促进人们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因此，政府制定了一整套体现共同价值观精神的法律、法规和禁令。比如，在提倡家庭观念方面，1995年新加坡制定了《父母赡养法》。另外，为鼓励三代同堂和照顾父母老人，政府规定对两代人以上共同居住的家庭在组屋分配上给予价格优惠和优先安排等，对有意与父母或子女就近居住的家庭给予专款资助，以法律形式保证家庭价值观的实现；在公民的日常行为和道德规范方面，新加坡做出了详细的立法规定，从随便攀折树木、乱吐口香糖到垃圾丢弃、房屋外观，均作出细节要求，并实行严厉的罚款。

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推进公民教育。教育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辅助力量，政府把共同价值观融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之中，形成合力推进共同价值观建设。首先，学校是共同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新公民学”和“公民与道德”等专门的教育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和公民意识、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意识、宽容和合作意识等，并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采用实用性、操作性强的教育方法，避免空洞说教。其次，家庭是共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渠道。新加坡成立了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并启动学校家庭教育计划，专门负责对家长进行培训，包括如何对学生进行共同价值观教育、如何凝聚家庭成员、自律策略、有效沟通技巧等。另外，新加坡注重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的共同价值观教育作用，制定和推行专门的学生社区服务计划，包括清洁环境计划、福利院和儿童组织服务等。新加坡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每年开展全国性教育活动20多个，来宣传共同价值观和公共道德，如文明礼貌月、植树运动、国民意识周、睦邻周、礼貌周、敬老周等。

严格管理媒体，塑造良好舆论环境。为更好地发挥媒体对共同价值观的传播作用，新加坡政府重视对媒体运行方向的引导，并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管理。1974年，政府颁布《报章与印刷出版法令》，此后又在1977、1986、1988和1990年进行四次修改，其中规定报刊的出版执照每年更换一次，当政府认为报刊有违法违规行为时可以随时撤销执照。同时，规定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禁止发布关于暴力和种族宗教仇视的言论，加强对国家团结和民族和谐的宣传。

重视社区管理和基层组织的作用。首先，新加坡政府通过组屋政策打造现代社区，促进种族间的融合。新加坡有九成以上人口居住在

政府统一建设的组屋内，政府对组屋的人口构成做出严格要求，规定每个组屋区必须按照与全国种族比例相同的人数居住。这一政策打破了传统的按种族聚集居住的模式，推动了现代社区的形成，有利于种族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从源头上减少了种族矛盾。另外，新加坡注重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新加坡的基层组织主要有人民协会、公民协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它们是新加坡国家政权的基础，发挥着政府与居民间的沟通桥梁作用。新加坡政府将这些组织的目标定位为宣传政府政策、促进种族和谐、鼓励居民交往、提供社区管理服务、加强社会凝聚力等，为弘扬共同价值观奠定良好基础。（陈偲）

【篇二：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

[摘要]新加坡“共同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诸多相通之处：都是社会复杂价值结构中多样价值形式的有机组合；都由社会迅速变革期多重因素推动而确立；都具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内在品格；都以社会和谐与秩序稳定为目标追求。通过两种核心价值观的比较，得出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些结论。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基本机构；整合

[作者简介]上官酒瑞，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山西太原030006

[中图分类号]b22；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9－0093－04

选择、确立和维系核心价值观是执政党和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体现了两国执政党与政府在社会迅速转型时期整合多元价值的基本诉求。通过比较这两种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结构、功能与特征，可揭示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本规律，为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经验。

一、基本结构

一般常态社会的价值结构都具有复杂性，由不同的价值形式组成。诸多价值形式中，占据整个价值结构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并引领和统帅其他价值形式、决定价值结构性质与发展方向的一种或几种价值形式的有机统合，就构成了该社会特有的核心价值观。

共同价值观是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1月15日通过的，其基本内容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助，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该核

心价值观具体可诠释为：一是整体主义。主要是规范个人、集体、社会和国家利益关系时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序列中，国家和集体利益具有至上性，个人利益附属于整体利益，利益冲突时个人应主动甚至牺牲自身利益来保全整体利益。二是威权主义。这种政治体制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着各种政治资源，具有足够的权威向人民和社会团体规定义务，并有能力必要时强制执行。三是国家合作主义。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模式，国家合作主义认可合作体制之内各社团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独立利益，不鼓励体制之外的利益表达，国家以仲裁人的身份制约利益表达。因此该体制更多地提倡和谐，反对公民及社会团体以对抗的形式向政府表达意愿，主张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四是种族和宗教多元主义。政府尽可能保持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平衡与和谐，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倡不同宗教间的容忍和节制，不同种族间的协调，消除历史隔阂与分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型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十七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重申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使命，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

无论是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还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由社会复杂价值结构中的几种价值形式构成，它们彼此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筑了两国的核心价值观。

二、确立背景

历史表明，大凡社会迅速变革时期，旧的价值体系被解构，而新的价值结构难于立即建立，社会常常处于价值真空或失范状态。该时期的价值多样化要比一般常态社会表现得更为鲜明，体现为主体价值选择、价值评价、价值追求等差异性。新加坡和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就是社会价值结构变迁的结果，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首先是经济现代化的推动。1959年新加坡自治，1965年独立后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短短30年迅速实现工业化，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新加坡相似，中国1978年开展的改革开放大大地

推动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历经30年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主要指中国)，必然带来资源的自由流动与思想的自由表达，呈现为经济成分、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就业形式等的多样化和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的特征。这必然加剧价值结构的复杂化，造成人们价值生活的混乱，反过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文化诉求，经济现代化的“价值颠覆”效应更要求两国政府确立一套与此契合的核心价值观。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与价值追求。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开始，新加坡人民长期备受殖民统治，不同殖民者带给他们以不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民众长期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价值共识难以达成。到1980年代，新加坡社会已经步入迅速变革期，造成了价值结构的混乱，所以制定一套各种族、各信仰的新加坡人均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就具有紧迫性。在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严重地消解了传统计划体制下确立的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地位与统帅功能，影响了广大民众的价值追求。因此，整合多元价值，重构核心价值观也成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职责。

其次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共存、融通与互动。新加坡独立后就融入世界体系，并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观念随之而来。全球化及其带来的“西化”倾向日益腐蚀着新加坡，西方价值观使这个开放的亚洲社会正在失去本色。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在1989年的施政演说中说：“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亚洲价值观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西方价值观的流行与长期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必然发生抵触，毕竟它们是两种异质的价值体系。而且，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的社会，处于东西文化的交汇点，这种特有的社会结构与地理条件更加剧了其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全球化激烈地冲击着执政党和政府长期持守的主导价值观，加之“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西方思潮的宣扬，严重地影响了一些中国人的理想信念与价值判断，造成社会价值结构的混乱与价值共识的失落。而且，全球化给两个国家带来的价值多

元化都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病症”。如1980年代新加坡传统三代同堂家庭已趋解体；遗弃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犯罪率居高不下；离婚率不断增加；个人至上，无视社会和国家利益；缺少见义勇为精神等。这些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于当今中国社会，其生成原因固然多样，但表象背后是两个社会价值共识的缺失与价值结构的失范。一因此，当时新加坡政府重构核心价值观的责任就是当前中共及其政府的重要使命。

三、内在特征

透视两套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新加坡和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都囊括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贯通了古代和现代的价值观念，彰显了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寻求共识的基本品质。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深层内核可归于儒家思想。李光耀曾把儒家思想概括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称之为“八德”，并作为治国之纲。这八字深深浸透于共同价值观。忠孝，忠即忠于国家，孝即孝敬父母，乃东方社会的整体主义价值观，要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但共同价值观还提倡社会关怀与尊重个人，体现了现代西方社会个人独立和自由的价值取向。仁爱，即“爱人”，不仅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仁慈、仁义和仁道，而且包括了现代性的博爱精神。种族和谐与宗教宽容也是仁爱观念的体现。礼义，就是礼貌和信义，人人讲礼貌，处处讲信义，是对广大民众的要求，也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不过，这些礼义已经没有了传统社会的繁文缛节，但也不能与西方社会的文明礼貌相提并论。廉耻，主要是对官德的要求，要求官员为官清廉和有羞耻之心。李光耀非常推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把社会发展寄望于廉洁有效的政府，强调领导人必须具备廉洁之德才能治理好国家。但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新加坡对官员清廉羞耻的判断和约束不仅依靠道德，更注重法制。由是观之，共同价值观融合了许多儒家思想元素，但又非传统儒家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是有继承、有扬弃，是具有现代性色彩的新型儒家理论，它兼容了国内各种族、各宗教的文化需求，并掺合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这种价值观体现了包容东西、会通古今的特征，为新加坡社会不同群体、不同种族人们的精神共享搭建了心理平台。正如李路曲教授指出的，“共同价值观虽然从总体框架上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但在内涵上已相当程度上‘现代化’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继承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既尊重差异化又宽容多样性，既具有崇高性又包容大众化，体现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整合性品格。其包容性和整合力的主要表现：首先是作为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历史与现实表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理论武器，中国社会应该有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自封自命)，他们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信仰和精神支柱。其次是作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反映了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利益与要求。社会中由于智慧水平与知识层次难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民，可以选择信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为价值目标和精神追求。再次是作为精髓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表明，任何具有爱国主义情操、认同改革开放，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人就具有投身国家建设的强大动力与精神支柱。最后是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一个具有并能践行荣辱观的公民，一样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与价值追求。由上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本品质。重新确立了人们社会精神生活的指导原则，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种群体，为日益多元化社会中的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形成价值共识提供了精神纽带。

四、目标追求

通常而言，价值多元化是社会的常态，并可转换为社会创新与前进的动力。新加坡凭借弹丸之地成长为最具经济活力和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都可归于价值结构的多元化。但价值多元化进步效应的发挥应有一个前提，即复杂价值结构中价值共识——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因此，任何国家的统治集团都必须根据时空变迁不断进行多元价值的整合，选择、确立和维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价值整合的深层缘由在于人类对良性秩序的诉求。博登海默说：“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合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决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的或‘违背自然’的努力。”然而，社会秩序的生成与价值共识的存在具有密切相关性。迪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是分工，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就是“一般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就

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空间的价值共识，也就是核心价值观。所以说，任何执政党和政府为了造就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必须承担整合多元价值的使命。

新加坡和中国核心价值观虽确立时间有所差异，但目标追求具有一致性：社会和谐与秩序稳定。这不仅因为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即追求“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传统，而且也是两国改变现实价值结构状况的必然逻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历来注重社会秩序与和谐。李光耀曾指出：“四十年的治国经验，使我相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把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秩序联为一体，强调其建构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如果能够保留它的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具体概括在五伦内的价值观，将能促进家人与家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以及家庭与政府之间良好有序的关系。”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内蕴于共同价值观的各个层面，如国家至上，国家利益先于个人利益，是新加坡过去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国家处于困难时，个人不应质疑和挑战政府，而应表现极强的自制力，与政府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应采取求同存异和协商的方式；种族之间应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宗教之间应相互包容和体让。总之，共同价值观的宗旨在于和谐与秩序。这也体现于社会的其他领域，如政党政治中虽有反对党，但只占议会议席的极少数，人民行动党长期保持一党执政地位。这一方面是新加坡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对政治稳定的内在要求，但也说明大多民众对这种政治架构的认同。虽然近些年反对党势力日长，政治多元化的趋势有所增强，但都保持在秩序可控范围之内。

中国不仅是中华和谐文化的忠实承继者，而且超大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对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实践表明，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张力关系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基本主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们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如果说价值多元化是当今中国社会自由的一种表征，那么合法“公共秩序”的建构则有赖于广大民众高度的社会认同感，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

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因此，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实现一元引导和多元共存的有机统一。

五、基本结论

比较新加坡和中国两种核心价值观可见：第一，核心价值观是社会诸多价值形式中被选择和确立起来居于核心地位、具有主导作用的一种或几种价值形式的有机体系，是广大民众价值共识的凝结。第二，核心价值观是民族国家的凝聚力、黏合剂和导航器，任何政府都应始终注重核心价值观建设。以此来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熔铸社会精神支柱。第三，社会迅速变革具有“价值颠覆”效应，该时期的核心价值观建设任务更具有艰巨性和紧迫性。第四，核心价值观应具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品质，能对现存的诸多价值形式及价值冲突进行统摄、抑制、平衡与协调，起到价值定向与社会团结的作用。

比较而言，中国新型核心价值观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新加坡社会各方大力倡导、支持并践行共同价值观已经取得了理想效果。邓小平曾称赞说：“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应借鉴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建设的成功经验。如把学校当作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战场，把青少年和政府政党官员当作主要对象；社会多方参与共同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颁布相关法律保障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效性。

【篇三：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

新加坡是以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构成的脆弱社会，历史短，社会结构复杂，国民的价值观念差异性很大，在这种思想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且在国家治理方面独领风骚。新加坡能够成为世界上众多微型国家中的成功典范，首要因素是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是与人民行动党积极构建国家“共同价值观”密不可分的。

时代背景

能否成功构建适合本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能否正确认识与应对自身所处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环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面临的社会环境错综复杂，潜伏着各种隐患。

首先，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新加坡素有“世界人种博览会”之称，黄、棕、黑、白各色人种一应俱全。新加坡有十多个民族，

最大为华族，其次为马来族，第三为印度族，其他还有欧洲人、欧亚混种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泰国人、日本人、缅甸人等。在同一民族内，有帮、派、群、代的分别。各种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各操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方言，信仰自己的宗教。

其次，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宗教的社会。新加坡虽属弹丸之地，却是世界上宗教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各类宗教信徒约占全国10岁以上人口的86%（199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宗教问题往往与种族民族问题密切相关，宗教问题很容易引起民族和种族冲突，进而导致社会动荡，影响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稳定。

再次，新加坡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社会。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中，儒家文化是主体，西方文化也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使民众更乐于接受政治精英的统治和安排，更倾向于服从。新加坡被英国殖民统治过一百多年，加之独立后新加坡发展外向型经济，西方文化已经渗透到新加坡文化中。

总之，作为一个具有多元文化传统的移民国家，地处东西交通枢纽的开放的城市国家，东西方文明在此汇集碰撞，各种思想意识——包括积极的、颓废的——在此流动传播，但是尚未形成一种能够引起各种族共鸣的共同文化。这种国情的直接后果是矛盾多，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新加坡的兴衰存亡。显然，如果不主动采取措施来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念，新加坡人的认同感不会自然出现。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不同种族、不同宗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共同的价值观是缓解社会危机，增强国民凝聚力，保持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

主要内容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党要吸引民众，就要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和路线；要凝聚党员，就要明确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贯穿其中的是政党长期形成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一般认为，意识形态是对民众进行动员、解释、指导的一种思维框架。特别对于后发展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力量和资源。既然意识形态是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执政党整合社会的一个基本手段，那么，执政党总是选择和培育最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

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点内容作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白皮书》在国会审议的过程中，把“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分别改为“关怀扶持，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内涵丰富。“共同价值观”的根本目的是保持新加坡社会稳定。

共同价值观在“保持社会一致性和保持个性的某种自由度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得到了各民族广泛的支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共同价值观强调了国家、社会、家庭对个人的优先地位，强调了协商、共识、稳定和宽容的精神，同时也加入了尊重个人的原则。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精神是“通过各种社会构成之间的和睦、和谐来维持和促进国家的稳定。稳定是目的，和睦和谐是手段。这当中，国家作为各种社会构成之上的总代表，扮演积极主动的协调者角色。”共同价值观成为团结、凝聚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也是维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精神支柱。

具体举措

社会核心价值观要变成全民共识，并化为民众的思想和行动，不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执政党有意识地推广和建设，动员全社会力量，坚持不懈，把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着力推进。人民行动党采取各种举措，统筹兼顾，精心设计，使共同价值观从理论转化为实践。

1、人民行动党政府和领导人倡导并践行共同价值观。人民行动党政府和领导人高度重视培育共同价值观，率先垂范倡导和践行共同价值观。人民行动党通过党纲、领导人的讲话、党员的实际行动等倡导共同价值观。新加坡公务员不仅要践行共同价值观，而且要在更高层次上践行公务员价值观，以廉洁、高效、精干的良好形象发挥引领作用。

2、实施形式多样的公民教育，形成共同价值观建设的合力。人民行动党把共同价值观建设融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之中，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共同价值观建设。

学校教育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在新加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开设了专门的共同价值观教育课程，课程设置、内容安排都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生理和思想特点，既符合教育对象的认知规律，又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保证了教育的连续性和层次性。

人民行动党政府还十分注重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人十分重视自己与家人一起活动，经常向社会宣传长辈要多与孩子们在一起，提倡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李光耀在孩子们还小时，除非自己有集会，他都会和孩子们共进晚餐，并每年带孩子们外出旅游。另外，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人倡导保持一些传统习俗，比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特别强调新年除夕要坚持家庭聚会，这样可以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增强家庭的凝聚力。

此外，社会教育也是共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战场。媒体、社区组织、国家组织的社会活动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3、严刑峻法，为共同价值观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共同价值观本身没有法律效力。但是，新加坡以严刑峻法规范国民的几乎所有行为，用法治推进共同价值观建设。国会和政府制定了一整套体现共同价值观精神的法律、法规和禁令。从垃圾的放置，到泊车的位置，到商店招牌的挂法，到房屋每5年的粉刷，到水泥墙上的爬藤，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都有规则。新加坡立法之多，法律调整范围之广泛，世所罕见。新加坡由一个脏、乱、落后的殖民地成为市容整洁美丽、社会秩序井然、人民有礼守法，官吏廉洁高效、人民积极向上的国家，这与新加坡用法治保障推行共同价值观建设不无关系。

4、加强管理，提高共同价值观建设的有效性。新加坡加强管理，多管齐下，运用各种方式，形成共同价值观建设的良好氛围。比如，共同价值观强调“家庭为根，社会为本”，要求年轻人赡养父母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