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尴尬沙汀

2024年2月19日发(作者：迅雷bt)

孙德喜：尴尬沙汀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描述了自己在1980年代的一度尴尬：“我好像是一个界碑，这个界碑还有点发胖，多占了一点地方，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前后左右全都占了，前后左右都觉得王蒙通吃通赢或通‘通’，或统统不完全入榫，统统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统统都可能遇险、可能找麻烦。”（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56页）类似王蒙的这种尴尬，其实30多年前在沙汀身上就发生过。1950年初，沙汀一夜之间“从旧政权的阶下囚一变为新政府的主人”（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55页）论理来说，沙汀应该兴奋和激动才是，应该表现出踌躇满志。但是，他却陷入了尴尬：“解放区的文化人看他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国统区的朋友视他为根据地出身的党内干部。”（吴福辉：《沙汀传》，第355页）虽然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的文化人士都没有将他当作敌人，但是双方面都没有将他当作亲近的朋友，他可以从中感受到自己处境的微妙窘迫。身于这样的处境，内心涌起一股悲凉是可想而知的。

解放区的文化人将沙汀视为国统区的作家，是有根据的，也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沙汀与巴金、胡风等国统区作家不同，

他的最大问题是从解放区，——而且是革命圣地延安——去了国统区的，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无尽的猜想。尽管沙汀自己可能觉得问心无愧，对革命一直保持忠诚，但是别人未必认同。沙汀的出身虽然比较复杂，但是他一旦投身革命，便义无返顾。1904年，沙汀出生于四川安县一个在当地颇有地位的家庭。他家住在安昌镇西街，祖上留下了可观的田产。他所诞生的杨家大宅，可以与巴金小说《家》中的高公馆相比，同样挂着“国泰家庆”与“人寿年丰”的对联。虽然沙汀的父亲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去世，他的母亲独立支撑起这个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并没有立即垮掉，更何况沙汀的舅舅郑慕周是当地势力强大的袍哥会的头面人物，因而，沙汀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像鲁迅丧父后那样受人歧视，遭到冷遇，而且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尽管沙汀当时的生活条件还不错，但是在读书时不仅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原名杨朝熙的沙汀阅读了发表共产党人理论文章的《中国青年》，深受影响，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只青”，取的意思是“只有青年才有前途”（吴福辉：《沙汀传》，第65页）。与此同时，沙汀对辨证唯物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开始向革命方面倾斜。1927年初夏，沙汀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沙汀来到了上海与周扬、周立波等人组织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沙汀投入了小说创作，

从而成为革命者兼作家。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沙汀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中去，一方面参与集体创作“大众体长篇小说”（吴福辉：《沙汀传》，第176页）《卢沟桥演义》，一方面到前线去慰问抗战官兵、采访伤兵。忙碌了一阵之后，许多文化人感到上海生存越来越困难，于是决定离开上海，疏散到大后方，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于是，沙汀回到了他的家乡四川。回到家乡，沙汀安顿好妻儿以后，迅速与这里的文化人取得联系，全力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并创作小说。如果沙汀就这样在四川一直待下去，他虽然不一定会改变将来的命运，但是或许可以减少对他的某些不信任和猜疑。但是就在1938年，沙汀受到当地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激荡，于是向组织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组织的批准。经过18天的艰难行程，到了延安，沙汀见到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于是立即要求到前线去采访。但是，由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正缺人，再加上老朋友周扬的挽留，沙汀只好暂时放弃了到前线的计划。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不久，遇到了贺龙将军到这里发表演讲，他对贺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从贺龙身上感受到的威严，而且发现贺龙特别诙谐，充满着农民的智慧。沙汀于是决定要通过采访，为贺龙写点东西。很快贺龙离开延安到前线去，而且向“鲁艺”要人充实部队各级干部，恰巧“鲁艺”的一期学员学习期满，沙汀便抓住这个机会，随学员一起跟贺龙到前线去。沙汀去

的时候“多少带点浪漫成分的心愿”（吴福辉：《沙汀传》，第215页），但是，跟着部队生活了一段时间，那种“浪漫”便渐渐消退了，代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烦恼和焦虑。在随部队的行军过程中，沙汀与和他一道来到部队基层何其芳觉得自己简直成了部队“喂养的两匹牲口”（吴福辉：《沙汀传》，第222页），原因是他们在与部队的行军中，“只是杂乱无章地跟着吃、睡、走路，不了解敌我情况，不能访问，不能工作，变成了部队的负担”（吴福辉：《沙汀传》，第222页）。这让他们这些文人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而且“软弱而无用”（吴福辉：《沙汀传》，第227页），于是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而且，他们与士兵之间悄悄地产生了裂隙和隔膜。在部队里，“营以上的干部才有马骑，而为了这群知识分子就需专门配备一支马队。当马伕的战士，往往与他们的关系很僵，认为他们是特殊阶级。”（吴福辉：《沙汀传》，第227页）显然，无论是沙汀还是士兵在那种环境里，都有对能打仗的崇拜而忽视了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的差异，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某种不可替代的功能。尽管沙汀等人并不惧怕作战部队的艰苦条件，而且做好了与官兵们同甘共苦的心理准备，但是由于缺乏军事知识，对具体环境不熟悉，再加上体能上不如官兵，更容易让官兵们对他们产生误解和误会。不仅如此，沙汀在行军中先后三次丢了行李，令他最心痛的是，他在过平汉路的夜里将非常珍贵的笔记丢了。沙汀苦闷，何其芳同样感到

苦闷，他在苦闷时“回忆他早期的诗作”（吴福辉：《沙汀传》，第227页）。沙汀则以“喝上一台酒，吼几句京戏，或者干脆读其芳的手抄诗稿”（吴福辉：《沙汀传》，第227页）宣泄苦闷。他们身在自己的军队中，与自己的在一起，却感到十分孤独和落寞，其尴尬可想而知。与此同时，沙汀看到根据地的农民与他家乡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都有“保守、自私、狡猾、贪图实利种种弱点”（吴福辉：《沙汀传》，第231页）。如果说四川的农民是国统区的农民，拥有那些缺点是可以批判的，那么解放区的农民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应该具有很高的觉悟，但是实际上却一样，究竟如何描写和表现这里的农民？看来沙汀心里是很困惑。此外，沙汀在文艺思想上，“与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论不合”（吴福辉：《沙汀传》，第235页）当时延安的主流文艺理论强调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和民间创作的重要，而沙汀与何其芳却反驳，他们认为“仅仅强调大众艺术，会‘降低艺术水准’”（吴福辉：《沙汀传》，第236页）。结果，缺乏政治头脑的他们被人扣上“将艺术脱离抗战，脱离政治”和“新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大帽子。沙汀心里不服，虽然可以与人家吵上一通，但是被扣上的帽子不是轻而易举可以甩掉的，心里肯定摆脱不了这个阴影，要想爽快起来不那么容易。于是，在写完贺龙的书之后不久，他正式提出了返回四川的请求。对于这次返回故乡的原因，长期以来沙汀没有解释，“他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出回故乡创作

的动机，那很容易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也不能给自己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吴福辉：《沙汀传》，第358页），倒是贺龙在50年代初的一次春节会议上为他打了圆场，说他由延安回四川是“老公跟起老婆走”（吴福辉：《沙汀传》，第357页）。

如果是从国统区来到延安，那自然是受到充分的肯定，而且在革命队伍中写起自传来一定非常自豪，也一定会大书特书；如果是组织上要求到国统区工作，那么也会得到“服从革命需要”或者“听从领导安排”等肯定性的评语。而沙汀则不同，他是自己向组织上请求的。尽管组织上也同意了，但是在延安那些们看来，多少总有些问题，在情感上也可能有些微妙之处。不知沙汀后来是否感觉到这点，他当时终究还是离开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沙汀当时离开延安还是非常明智的，不知他当时是否已经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就在他离开延安以后，那里发起了整风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如果沙汀还待在延安，以他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生经历很可能遭遇不测，在严厉的政治审查中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关进监狱，遭受迫害都有可能。即使没有遇到严格的干部审查，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同王实味、丁玲、艾青、萧军一样受到敲打敲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的“四川脾气”（吴福辉：《沙汀传》，第236页）决定了他在整风运动中不会交上好运。

沙汀于1939年11月与妻子玉颀离开延安，并没有立即回到了他的老家川西北的安县，而是先到了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1941年“皖南事变”标志着国共两党自抗战以来合作关系的破裂，共产党人在重庆的处境非常艰难而危险，中共南方局决定疏散在重庆的共产党员作家，疏散地主要是延安和香港。在延安的周扬托人带信给沙汀，希望他重回延安，“重庆组织上似乎也有这个暗示”（吴福辉：《沙汀传》，第267页）。沙汀此时在心中也作了权衡，最终决定还是回老家安县。沙汀心里很清楚，他的老家决不是理想的去处，那里是国民党和袍哥会的地盘，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他这个共产党人回到那里，无疑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也是困难重重的，形势对他来说肯定是非常严峻；回延安去，固然是回到了们中间，但是过去在延安的经历他一定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回到那里心情未必舒畅。更何况他的创作长于批判和讽刺，在延安很难有用武之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批判和讽刺同样没有用武之地），而家乡的人和事，山和水，草与木，他是那样的熟悉，家乡许多人的音容笑貌都刻在他的脑海里，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经过这一番权衡，沙汀最终决定疏散到自己家乡。

果然，他在家乡没有得到安逸和温馨。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迫使他过着半流亡的生活，按照吴福辉的说法，“他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和得到代价”（吴福辉：《沙汀传》，第269页）。当

他回到他曾经生活过的安县城关安昌镇西街的杨家老宅时，沙汀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安谧、宽敞”（吴福辉：《沙汀传》，第270页）和舒适的家的感觉了。他本来指望就在这里继续写作他的长篇小说《淘金记》，但是这里现在“破败得像一床烂棉絮，连空气都是阴沉、死灭，无法忍受的。”（吴福辉：《沙汀传》，第271页）沙汀只好另觅住处，并且不得不与妻、儿分居。虽然沙汀有舅父郑慕周的庇护，但是政治迫害还是“尾随而来”。1942年春夏之交，安县来了个神秘军官杨穗，在他的讹诈下，郑慕周不得不让沙汀离城躲藏。这样，沙汀只好一个人躲到离城十里的乡下。乡下的条件虽说不错，但是沙汀却失去了自由，相当于被软禁起来，搞得他“一点写作的欲念也提不起来”（吴福辉：《沙汀传》，第277页）。不久，这个令人讨厌的杨穗走了，沙汀以为自己的政治避难结束了，自己可以自由活动了，但是很快他就听到了成都行辕密令县府逮捕自己的消息。郑慕周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将沙汀安排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去避难。这次他来到了距安县城60多里远的睢水。主人同样出于安全考虑，将沙汀安顿在一个三层楼上，他“整天关在这个房间里，绝对地不出街一步。”（吴福辉：《沙汀传》，第280页）过了一段时间，沙汀才与外界取得了联系，并且“在停笔半年之后，终于决定要用笔把这个禁锢他的世界，戳个窟窿，使自己能够稍稍透出一口气来。”（吴福辉：《沙汀传》，第281页）然而，他也仅仅是

通过与外界的联系“稍稍透出一口气来”而已，他的生活仍然处于地下状态，他还不能公开活动，不能走出庇护他的场所。他所能做的只是悄悄地写作，至多可以独自从后门出去到河滩边散步。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汀感觉到威胁在渐渐的淡薄，便大着胆子到街上走走，甚至到茶馆里坐坐，随后他还可以将岳母与妻子接到身边来，从而使他的孤独得到了缓解。直到1942年秋写完小说《淘金记》，沙汀在睢水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融入了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可是仅仅略微松了口气，沙汀在中秋节前夕又得到了要逮捕他的消息，不得不赶紧收拾点文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具，到睢水以南更加偏僻的苦竹庵去避难。1943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形势逆转，沙汀的处境更加严峻，他在舅父的安排下转到了刘家沟。这里不仅更加荒凉偏远，而且条件更是简陋，主人刘荣山给他临时腾出的屋子，“塞满酸菜罐子，发散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破烂家具偏没有一张桌子，最要命的是没有窗户，也就是没有白天写作所必需的阳光。……有一面墙是上段是用破晒席夹成的。”（吴福辉：《沙汀传》，第301页）沙汀在这里上午伏在木柜上艰难地写作，下午独自一人出门爬山，散散心，同时活动活动筋骨。他在这样的条件下创作了长篇小说《困兽记》的大部分篇幅。1944年春，沙汀在散步时遇到一片罂粟，便疑心有人要以此为借口前来抓捕自己，于是神经紧张起来，在一个深夜里匆匆逃离。一场

虚惊之后，沙汀又回到了苦竹庵，专心继续写完《困兽记》。直到1944年初夏，沙汀在何其芳的帮助下才离开这里重返他阔别3年多的城市，当他从大山里钻出来时，“朋友们几乎认不得他了。”（吴福辉：《沙汀传》，第305页）一到重庆，沙汀就参加了文艺界的整风学习，重点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学习，沙汀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尽管他在深山里创作的《淘金记》受到了一些朋友的赞扬，但是拿自己的创作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一对照，他发现了问题，他的作品所描写的基本上都是“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与毛泽东所倡导的刻画工农兵形象相距甚远。“如果按照整风文件衡量，似乎不是主要的写作方向。”（吴福辉：《沙汀传》，第307页）这样一对照，沙汀难免不感到忐忑不安，内心同时产生了羞愧。此时，周扬再次邀请他到延安去，然而沙汀再次像上次那样作了权衡，这次他还是以“家里的拖累”（吴福辉：《沙汀传》，第309页）为由谢绝了周扬的盛情与好意，实际上，他的问题在于“反映落后的生活，讽刺、暴露，是不如歌颂党和党所领导的斗争来得重要，但自己只能‘退而求其次’”。（吴福辉：《沙汀传》，第309页）因而他在重庆待到了1942年底。由于形势的紧张，沙汀等人又一次被要求疏散，他只得再次回到了苦竹庵。这次他在这里专心创作了《还乡记》。抗战胜利以后，沙汀的处境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更加危险，国民党四川当局对他下了通缉令，“三年，一

个长长的梦魇。在梦里总有人在背后追赶。”（吴福辉：《沙汀传》，第336页）“他跑到哪里，哪里都有一对凶恶的眼睛。”（吴福辉：《沙汀传》，第337页）住在苦竹庵，沙汀已经感到不那么安全了，“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从睢水家出门溜上河坎，或者经红石滩、邓家碾房绕个大圈子，进入山岰，到萧家避些日子。”（吴福辉：《沙汀传》，第342页）在苦竹庵的日子里，沙汀不仅经受着恐惧的煎熬，还要经受着孤独、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俄国作家契诃夫将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称为巨大的精神病院——“第六病室”，沙汀则将他在苦竹庵视为他的“第六病室”，这里的生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与此同时，“沉重的家庭负担加重了他的精神困境。”（吴福辉：《沙汀传》，第338页）由于子女多，他不得不给朋友们写信，催促出书寄版税。到了1948年，沙汀受到了“日渐严重”（吴福辉：《沙汀传》，第341页）的胃病的困扰，导致他的写作几乎停顿下来，甚至体验到了死亡。疾病折磨了两三个月，沙汀终于脱离了险境，身体逐步康复过来。但是，身体还没完全康复，沙汀又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永兴避祸。就在前往永兴的途中，沙汀一到河清的一位熟人家“一头坐下就不能动弹了”，（吴福辉：《沙汀传》，第345页）随后人家雇了滑竿才将他送到永兴。就这样，直到1950年春，随着当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与解放军的到来，沙汀才终于走出了他的“第六病室”，恢复了自由。

当沙汀走出了他的“第六病室”时，他感到了空气的清新和呼吸的舒畅，他觉得从此“不用化装，可以抛头露面，不怕见任何人”（吴福辉：《沙汀传》，第354页）了，“解放”的感觉油然而生。然而，沙汀还没将仔细品味这种“解放”的感觉，他就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就在他坐车前往成都就任军管会文艺处领导职务之时，与他同车的王维舟“突然”说：“共产党员可不能操袍哥啊！”（吴福辉：《沙汀传》，第355页）“为了隐蔽，在哥老当中混混是可以的，现在要注意影响啦！”（吴福辉：《沙汀传》，第356页）这简直是对沙汀的严重警告，也就是说，沙汀虽然还是自己人，但是还是需要警告一下的。如果他不是在家乡待了这么多年，而是待在延安，现在跟着大部队回来，那情形肯定不一样。然而，就是在家乡的这些年，沙汀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在创作上还是取得可观成就的，他不仅创作了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而且还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短篇小说，而那些长期待在延安的作家生活条件与写作条件虽然比沙汀强多了，但是其成果却无法与他相比，从宏阔的文学史来看，延安的作家中没有几人的作品能够与沙汀的相比。就是沙汀本人如果不是回到家乡，而是一直待在延安，也只能写写“贺龙传”或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类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一时可能受到赞扬，但是随着政治斗争的展开也可能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或者受到严厉批判。那么，他在延安与家乡之间选

择了后者究竟该如何看待？相信沙汀即使经历的1950-1980年代的各种政治波澜他都不会后悔的。

到了成都，沙汀虽然坐到了领导的位置上，但是他得补上延安的那一课，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党的文艺政策，与大家一道“洗脑筋”（吴福辉：《沙汀传》，第356页）。他虽然懂得“文艺为政治服务”，对集体主义与纪律性有明确的认识，但是真正按照这些理论和要求去做，还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他得通过思想改造清除头脑中一切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东西，特别是被指为“自由散漫”的思想和习惯。尽管如此，他还是遇到了令他不解的现实：他的朋友林如稷将他的《我所见之贺龙将军》印出来，而且相信一定会畅销，但是却碰了壁。林如稷“忘掉了新社会的书籍事业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川西的宣传部门对解放之初用一本书来宣传贺龙是否合适，改变做不得主，提出要请示上级。书被扣住不得发行。”（吴福辉：《沙汀传》，第358页）想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作为共产党员的沙汀虽然在地下状态写了许多小说和散文，但是还能够在国统区出版发行，而今到了自己人执政，就连歌颂共产党将军的作品都被扣，不能发行。真不知沙汀想到这事，他的心里到底是啥滋味！不仅如此，沙汀的尴尬愈益显得突出，组织上在他的档案材料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因该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应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吴福辉：《沙汀传》，第359页）更令

沙汀感到尴尬的是当年保护过他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遭到了镇压，有的人在遭枪决前游街时据说还念着沙汀的名字骂。沙汀听到这些消息后“心里的感受是挺复杂的。”（吴福辉：《沙汀传》，第359页）当年人家保护了自己，现在人家有难，沙汀却无能为力，没有给予丝毫保护，沙汀能不感到愧疚吗？其实，沙汀也很无奈，且不说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些保护过他的人遭到了镇压，就是知道了他也没有办法，帮不了忙，因为他在组织那里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他如果出面替那些帮助过他的人讲话，就可能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政治觉悟有问题，进而受到批评。

或许是沙汀长期在国统区生活，没有经过延安的政治的淬炼的缘故吧，沙汀在就任文艺界领导职务之后，对于文艺的某些看法和主张也与某些领导不一样。比如，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党组书记的邵子南“主张首先加强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写作。”（吴福辉：《沙汀传》，第363页）而沙汀和艾芜则认为：“让大家写，写出来不好，批评它就是‘改造’。”（吴福辉：《沙汀传》，第363页）他们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在细微的地方有些差异，更由于他们之间的地位差距决定了沙汀与艾芜有些尴尬。好在邵子南与沙汀的关系还算可以，所以沙汀还能够“婉转提出希望邵重视党外一些资身文化人”（吴福辉：《沙汀传》，第363页）。只是他们之间的裂隙并没有消除。不仅如此，沙汀与其他领导之间

的关系也是如此。沙汀参与修改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虽然受到了文化部的重视，并且得到了洪深的指导，但是由于“具备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成逾铁路的贡献”（吴福辉：《沙汀传》，第364页），结果令贺龙强烈不满，大发脾气。在沙汀这里，他已经努力按照当时的文艺主旋律去做，但是仍然不合高级官员的口味。如果说当年的沙汀虽然在软禁和半禁锢之下进行写作，其独立和尊严还是存在的，他写什么，怎么写，没有人干预，他也没有因此而提心吊胆；如今不同了，他没有过去的那种自由，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认为“现实斗争是伟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跟不上。”（吴福辉：《沙汀传》，第364页）为了跟上形势，沙汀于1951年争取到参加土改的机会，第二年又参加了另一期土改，希望搜集新的创作素材，准备写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但是当他进入创作时，他陷入了郁闷和痛苦之中。他“对写新农民没有把握”，“不能把农民写得比工人完美，也不能‘泄气’，这太难了。他想起去年10月纪念鲁迅诞生七十周年时写过的文章，用检讨的姿态谈过去的创作‘暴露过多、光明太少’的毛病。可面对刚刚‘解放’的农民，发现自己的思想调整远没有完成。他不知道光明的颜料应如何调制，如何涂抹。他的笔提起来，却在一个绝好的题目面前凝住了。”（吴福辉：《沙汀传》，第370页）当然，在不是沙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许多来自国统区的作家面临的共同困境，而这个困境看似

文艺创作中的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问题，实质上是创作自由丧失的问题，他们在创作之前就得按照别人的思想观念构思，而不是根据现实生活去思考，这样的状况怎么不陷入尴尬呢？沙汀此时“最深的痛苦是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不能写‘自由’最想写的。”（吴福辉：《沙汀传》，第382页）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停止写作，而沙汀偏偏是那种视创作如生命的人，与那些将写作视为通向官位的跳板的人完全不同，然而沙汀的创作却不符合极权体制下的文艺要求。问题是沙汀与当时许许多多作家一样，没有看到这样的矛盾，为了争得创作的权利，只能向体制靠拢，努力按照极权政治的要求去看待问题。大跃进当中，沙汀在双龙、尊胜看到了无休止地该土、并社、夜战带来的弊病，看到大跃进中农村工作中的盲目蛮干，不讲科学性，“但是经过‘反右’，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从脑际掠过，他也会用学来的‘主流’论、‘本质’论，一一加以澄清。群众积极性挫伤产生的不满，用‘阶级斗争’学说一套，也便释然。”（吴福辉：《沙汀传》，第395页）他在故乡看到最真实的现实，然而经过“思想”的过滤，结果因“不够‘典型’”而被全部筛掉了。于是，他“先验地在寻找与‘政策’对应的例证。他没想到‘先进’的试点是按照特殊的条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实的虚假。他远远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驰’驶入错误的航道，酿成的是悲剧。”（吴福辉：《沙汀传》，第395页）他的朋友艾芜也是如此。艾芜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去，写

了几十万字的半成品长篇小说，造成的不只是精力的浪费，而是他后来的创作“搁浅了”（吴福辉：《沙汀传》，第396页）。此后，沙汀聊可欣慰的参加了对长篇小说《红岩》的修改，小说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惜的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吴福辉：《沙汀传》，第399页）。在随即到来的1962年，沙汀竟然“没有写成任何一篇新作品。他交了白卷。”（吴福辉：《沙汀传》，第407页）一个作家整整一年都写不出东西，这是多么羞愧和尴尬的事！虽然还有其他作家也可能“交了白卷”，但是对于一个视创作为生命的人那是多么痛苦啊！如果深入探讨沙汀的写作中断的原因，恐怕还源于一波又一波的文艺大批判，一部又一部作品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打入冷宫或者受到批判，沙汀虽然没有受到批判，但是他的内心也一定噤若寒蝉。当“接连传来的什么什么是修正主义作品，三十年代文艺要重新估价，五六十个作家要受到批判等消息”传来时，沙汀“变得不知所措”，“他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吴福辉：《沙汀传》，第422页）这意味着沙汀的文学生命进入了休克状态。到了“文革”前夕，沙汀发现“过去肯定的、赞扬的、采取的，今天却要否定、批判、放弃。”（吴福辉：《沙汀传》，第425页）身处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沙汀“除了强迫性的自我反省，检查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黑线流毒’，还能做什么？”（吴福辉：《沙汀传》，第425-426页）他没有发现，他此时所处

的现实已经背叛了他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背叛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而这是绝大部分革命者所忽视的，因而他们只能困惑、迷惘和压抑，只能扭曲自己去适应这背叛了历史的现实，并且承认自己有“罪”。而现实的严酷对他们的扭曲适应并不满意，还要对他们发动更凌厉的攻势。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既革了文化的命，也革了他们这些投入到革命中来的人的命，将他们拉上批斗大会，对他们进行肆意的侮辱和痛打，甚至将他们投进了监狱。1968年，沙汀以“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村’成员”等罪名被关进临时监狱昭觉寺。1940年代，沙汀在国统区虽到处避难，居无定所，大多处于半幽禁状态，但是他毕竟没有被投入监狱；而今他被抄了家，被囚禁，没有人给他提供庇护。时光流转，世事变迁，真是不可思议！历史竟是这样的不可理喻。

“文革”的灾难摧残着人，但也促成人的思考。走出监狱的沙汀面对着严酷的现实，开动了脑筋，“他想不通‘整’周恩来的人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而任何疑虑落到毛泽东的身上便无形消解了。这个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一代的共产党人是无法想象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的。”（吴福辉：《沙汀传》，第440页）尽管沙汀“想不通”，但是他毕竟思考了，巴金当年也是同样的“想不通”，但是一旦遇到成熟的条件，他就会将这些“想不通”的问题搞清楚了，

他的散文《思路》真实地记录了他思考清楚的问题。至于沙汀后来是否想通了这些问题，吴福辉在《沙汀传》中没有交代，但是据我猜测，如果他读到他的好友巴金的《思路》，也一定会拍手赞成，他也可能由此而弄清楚他人生尴尬的根本原因。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60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农村，在乡下生活了20年。大专毕业后，在中教系统工作8年，主要担任语文教师。硕士毕业以后在苏北某高校任教。世纪之交在武汉大学读博士，2003年回扬州大学文学院工作，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年来，教过几门课、出了几本书，发表过几篇文章、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跑过几个国家、交了几个朋友，喝过几杯浊酒，写下几首歪诗。座右铭为“在自由中逼近真理，在有限中开拓无限。”独立作家投稿信箱：tanys1980@ 自由写作精神，无所顾忌。来稿请注明“独立作家” 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