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天津海运河运

2024年2月18日发(作者：赵钱孙李百家姓排名表)

论文天津海运河运

明朝海运与漕运利弊简析

[摘 要]海运的发展在明朝时期，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人们的海洋、海运意识却是在不断加强的。相较于漕运的诸多的弊端，海运更显现了其优越性，体现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的重要性以及趋势。从漕运、海运二者的相互利弊的对比，可以从历史角度来更好地认识到海洋发展这个潮流趋势，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及把握时代主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明朝;漕运;海运

一、明朝漕运的弊端分析

明朝时期海运相比元朝时期有所衰落，人们最初反对海运，多源于海运多风涛之险。海上运输在明朝时期被认为是十分艰辛而冒险的事业，特别是长途航运。明朝初年，辽东军饷短缺，令从江浙往辽东运粮，结果有近一半的运粮商船沉覆在大海之中。尽管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海运经验，但长途航运仍被视

为十分危险的事业。特别是在季风季节，一般只有大型海船才敢贸然出海，而且必须“习知水性风势”，“详悉水势地形”。

明朝受惠于元朝会通河的开通，大兴漕运。《明史?河渠志》载：

“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

漕运虽较海运安全，但是运河的修建及使用亦有诸多弊端。

维修运河费用巨大。运河年年淤塞，年年修筑，浪费钱财。据《剑桥中国明代史》记，在大运河一段，沿徐州洪挖了半个世纪的淤泥……，花了80年，吕、梁洪才被清淤，阻塞的河道比较通畅。这只是涉及到运河的小段，可见费时之久。又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虽然依附于一个有广阔空间的大国对于一个普通耕作者来说能得到一定的好处，但也肯定要增加运输负担，对于耕作者来说负担就转化成更高的税赋。在开始时，加于漕粮(以及其他税项)的主要附加税称为“耗”。这是用来弥补粮食

散落、霉烂和丢失的损耗。至于从湖广远运至北京的漕粮，附加税可高达粮食成本的80%……明政府不愿把这些损失纳入其财政制度的运营成本中，因此也就依靠纳税人支付运费。漕运制还把其基础设施的费用，特别是维修大运河和造船的成本，分摊给运河流过的地方的文官政府和军事单位。”

其次，沿河的人民力役负担相当的繁重。《明史》载：

“弘治二年，河复决张秋，冲会通河，命户部侍郎白昂相治。昂奏金龙口决口已淤，河并为一大支，由祥符合沁下徐州而去。其间河道浅隘，宜于所经七县，筑堤岸以卫张秋……，越四年，河复决数道入运河，坏张秋东堤，夺汶水入海，漕流绝。时工部侍郎陈政河道，集夫十五万，治未效而卒。”

“世宗之初，河数坏漕……诸大臣多进治河议。詹事霍韬谓：‘前议役山东、河南丁夫数万，疏浚淤沙以通运。然沙随水下，旋浚旋淤……’”

由此可见漕运的开挖疏浚，使加重的服役人民的负担。

运河的修建及使用中违背了自然环境规律，造成了许多的危害。自隋修建大运河，元朝的开会通河等运河。致使黄河改道，使黄河进入了“河患”的频繁期。关于运河与黄河的关系，我们从徐光启的论述中可以看到：

“河以北诸水，皆会于衡、漳、恒、卫。以出于冀;河以南诸水，皆会于汴、泗、涡、淮，出于徐，则龙门而东、大水之入河者少也。入河之水少，而北不侵卫，南不侵淮，河得安行中道而东出于兖，故千年而无决溢之患也。有漕以来，惟务疏凿之便，不见其害。自隋开皇中，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人以为百世之利矣，然而河遂南入于淮也，则隋炀之为也，……当在今东平之境，而迩年张秋之决，亦复近之。假令寻禹故迹，即会通废矣，是会通成而河乃不入于卫，必入于淮，不复得有中道也，则仲晖之为也。故曰：漕能使河坏也。”

徐光启指出运河诸多弊端，隋朝永济渠，元朝会通的开通破坏了黄河流域各水系的入海通道，运河的发展还破坏了沿线的农业，其作用是消极的。

二、明朝兴海运的原因分析

明朝结束乱世，承惠于隋唐、元朝的运河发展，从而大力兴运河而罢海运。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兴海运的愿望。

明朝丘浚较早提出了恢复海运的意见。他在成化二十三年进《大学衍义补》，提出海运与漕运并行的意见，其言：

“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

虽然其说未行。可以看出海运均有运量大、费用低、省人力等好处。

丘浚针对“海道险远，损人费财”的观点又言：

“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

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边海之夷，诚万世之利。”

二十年，总河王以?缫院拥拦I?，言：“海运虽难行，然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东，南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无险，所当讲求。”帝以海道迂远，却其议。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言：“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皆可湾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间开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风。初允其议，寻以御史刘?Q疏沮而罢。是年，从给事中胡应嘉言，革遮洋总。”

嘉靖时期，虽然海运发生事故，但是仍有大臣仍提出发展海运。

“隆庆五年，徐、邳河淤，从给事中宋良佐言，复设遮洋总，存海运遗意。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岛人商贾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胶各运米麦至天津，无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舟由近洋，岛屿联络，虽风可依，视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风顺而柔，此时出海可保无虞。” 六年，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

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山东副使於仁廉复言：“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馀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居其中，天设水递，止宿避风。惟皇城至旅顺二百里差远，得便风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辽，则大洋无泊;淮安至胶州，虽仅三百里，而由胶至登千里而遥，礁碍难行。惟登、莱济辽，势便而事易。”时颇以其议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长庚传》。”

明朝时期有“三饷”，大臣们从实际出发，提出“饷辽莫如海运”的观点，亦可见当时对兴海运的认识。

“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命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度。山东副总兵黄荫恩亦上海运九议，帝即令督海运。先是，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自登州直输宁

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为督漕侍郎?p大典所沮，乃命易驻登州，领宁远饷务。十六年加光禄少卿。福王时，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粮务。南都既失，廷扬崎岖唐、鲁二王间以死。”

可以看出，由于运河不断的淤塞，黄河屡决，沿海的商船贸易发展，嘉靖、隆庆、万历间，有许多人提倡海运。社会各阶层都认识到了海运的便利，对于海运在国家经济安全、减轻百姓负担、提高运输等方面的优势给予肯定。

综上所述，对于海运的发展认识在明朝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但是可以看出人们的海洋、海运意识却是在不断加强的。纵然明朝没有像元朝大力发展海运，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百姓都认识到了海运之利。相较于漕运的诸多的弊端，海运更显现了它的优越性，体现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的重要性以及趋势。从漕运、海运二者的相互利弊的对比，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来更好地认识到海洋发展这个潮流趋势，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及把握时代主题都有借鉴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诚如《管窥集?明清史散论》，紫禁城出版社，第230页。

[2]张廷玉《明史》简体字版，卷49～卷100，中华书局，第1385页。

[3][英]崔瑞德，[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79页。

[4][英]崔瑞德，[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74页。

[5]张廷玉《明史》简体字版，卷49～卷100，中华书局，第1389页。

[6]张廷玉《明史》简体字版，卷49～卷100，中华书局，第1390-1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