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交子务遗址”及“官交子发行日”考略

2024年2月15日发(作者：先知是什么意思)

““益益州州交交子子务务遗遗址址””及及““官官交交子子发发行行日日””考考略略

成都 罗天云

诞生于北宋前期的“交子”，是中国最早的流通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交子最初出自益州[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成都府降为益州，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恢复为成都府]的民间，已无异议。由于交子自诞生到成为国家法定货币，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学界将其划分为早期交子（私交子）和收归官办后的交子（官交子）。有关私交子的发行地址、时间，文献均无记载，也无实物考证；但最早的官交子发行地址及发行日期是有史料可循的。2021年1月12日，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举办了首届博物馆交子学术论坛暨“交子节”发起仪式，王巍理事长倡议创立每年1月12日为交子节，并向全球发布征文启事。笔者从中颇受启迪，获益不少。下面依据历史文献资料，就有关管理交子的“益州交子务”地址及官交子发行时间略陈孔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益州交子务地址

益州交子务最初设在何处？虽未见文献详细记载，但南宋李攸的《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中，有蛛丝马迹的流露。该篇记述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在颁诏设置益州交子务前，两次敕令有关地方官员计议此事，写道：“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搯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随即又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1]

这段记载中提到薛、张二人上奏建言在益州的“系官廨宇”“别置一务”。“系官廨宇”即益州衙署。“别置一务”就是另外设置一个机构。

交子务属益州管理交子的重要官府机构，自然最宜设在其主管官知州（府）所在的官署廨宇。据四川省文史馆编的《成都城坊古迹考》载：宋初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吕余庆知成都府，以孟蜀策勋府为治所，地址在宫城近侧。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据有州城，在战争中，后蜀宫殿化为灰烬。所谓策勋府当在其中。后来张咏任益州（成都府已降为益州）知州时，始就孟氏文明厅为设厅，王氏西楼为后楼，重修公宇，作为成都府治。

张咏《益州重修公署记》：“今之官署，即（隋）蜀王（杨）秀所筑之城中北也。”[2]有学者考订认为，张咏重修的益州公署（成都府署）“位置在罗城西北，直至明清未改，清代所谓古天府之成都府署即在此处（在今正府街）。” “正府街。东接线香街北口，西至西府街。本街自宋代以来，历为成都府衙署所在。”[3]

益州交子务作为朝廷赋予管理纸币的职能特设机构，设在益州衙署内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其条件也是具备的。

（一）益州公署规模大，条件优越。据张咏《益州重修公署记》载：“其东因孟氏文明厅为设厅廊，有看楼。厅后起堂，中门立㦸，通于大门。其中因王氏西楼为后楼，楼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回廊，廊南暖厅，屏黄氏（名筌）画双鹤花竹怪石在焉，众名曰双鹤厅。次南凉厅，壁有黄氏画湖滩水、双鹭在焉，（其画二壁洎鹤屏，皆于坏屋移置）因名曰画厅。凉、暖二厅，便寒暑也。二厅之东，官厨四十间。厨北越通廊，廊北为道院，一厅一堂。厨与道院，本非正位，盖撙减古廊二础之外盈地所安也。凉厅西有都厅，厅在使院六十间之中，所以便议公也。院北有节堂，堂北有正堂，与后楼前堂为次西位也。 1

节堂西通兵甲库，所以示隐故也。凉、都二厅南，列四署，同寮以居。前门通衢，后门通厅，所以便行事也。公库、直室、客位、食厅之列，马厩、酒库、园果、蔬流之次，四面称宜，无不周尽。疏篁奇树，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殚记。东挟戍兵二营，南有资军大库，库非新建，附近故书。改朝西门为衙西门，去三门为一门，平僣伪之迹，合州郡之制。允谓得中矣。不损一钱，不扰一民，得屋大小七百四十间，有以利事矣。”[4]经张咏重修后的益州衙署，分东、西、南三大片。东、西有楼有厅，南边有凉暖二厅，有厨房、道院、节堂、正堂，房屋多达七百四十间，是益州官员办公行事、休闲生活的好地方。将交子务安排于此其用房及场地应不成问题。

（二）交子务的职能决定其只能设在州署。朝廷赋予交子务印造、发行、保管、兑换交子的职能，成为朝廷及益州的重要货币管理机关，因此把交子务设在州署内，便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掌控指挥，完全为其职能所决定。正如《宋朝事实》所载，“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5]

“益州交子务铜印”和“益州观察使印记”，在州署内十分妥便，州署内的公库、直房，署旁有戍兵二营，具备值守、安保、储藏等设施及安全守卫职责，为交子的管理提供便利条件。宋仁宗时期，孙甫从彭州永昌县知县任满被提为监益州交子务，“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后卒不能废。”[6] 孙甫扭转了交子再次被废的命运。又如“（姚）涣第进士，监益州交子务，发奸隐万缗，主吏皆当死，涣曰：‘戮人以干泽，非吾志也，义不蔽奸而已。’请于使者，愿不受赏，于是全活者众。”[7] 可见当时主管交子务的官员的职权和地位及其与益州长官的密切关系。

（三）官交子自批准到发行，不到三个月时间，速度之快，令人赞叹。前引《宋朝事实》已见：“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这时的交子务，不仅没有自己的抄纸场，还极可能没有建立起直辖的印刷作坊，它可能是在原私交子基础上，利用其造纸场所造纸张及印制工具，来印制官交子，印成之后，由交子务经办钤印发行，正如《宋朝事实》卷十五所说：“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这样才能保证1256340贯官交子如期发行。可以肯定，加盖“益州交子务铜印”和“益州观察使印记”，应属于官交子制作流程中的最后环节，必须是经交子务经办后，才成为法定纸币。因此，又可以说是交子务完成官交子印制的最后一道工序。

综上所述，交子务作为朝廷管理纸币的特设专属机构，并与州署其它管理机构一样，也应当是在益州衙署办公。其交子是在交子务官员的主持下，在衙署内制作完成的。

二、关于官交子发行时间

关于官交子发行时间，文献史料记载如下：

1、费著《楮币谱》：“（薛）田、（张）若谷议以废交子为非便，请为置务，禁民私造，条奏甚悉。又诏梓州路提刑王继明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初，诏从之，始置益州交子务。时天圣元年十一月也。”“自（天圣）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8]

此段文字载明了益州交子务设立和官交子发行时间，分别是天圣元年十一月和天圣二年二月。

2、前引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载：“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

这段文字记载了官交子发行前的准备过程。朝廷同意设置益州交子务的公文到达益州衙署的时间是：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官交子发行时间是：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

2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天圣元年十一月：“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戊午（二十八），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9]

文中记载了薛田、张若谷等商议交子由官府发行的意见，并上奏朝廷请求设立益州交子务。朝廷批

复的诏书到达州府的时间是：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日（即28日）。

从上面几条材料看，益州交子务的设立时间，均为天圣元年十一月，其中两条宋人的记载甚至具体到了二十八日。而官交子发行时间，《楮币谱》为天圣二年二月，《宋朝事实》更为详细，为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

据此可知，管理交子的专属机构——益州交子务建立时间，及官交子发行准备过程和发行日期。中国古代纪时均采用帝王年号和干支纪年法，宋仁宗天圣元年为公元1023年，而十一月二十八（戊午）日，日期既与下月相交，又处于干支纪时的年尾，按照公历纪年法应为下一年年初，即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戊午）日，应为公元1024年1月12日。这个日子，可作为设立最早中央银行纪念日的参考选择。

关于官交子发行日期，《楮币谱》和《宋朝事实》记载详实，即为宋仁宗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按照公元纪年推算，应为公元1024年4月1日。

通过以上文献考证，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于中国北宋的成都，这是没有疑议的历史事实。为了加强和扩大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于成都的宣传，政府主管部门应考虑在成都市青羊区政府街选一合适位置，建造一座有关纪念性的景观标志物，上书“世界最早纸币管理机关——益州交子务遗址”，并在上面科学地介绍《益州交子务》和官交子在此地办理的情况，以供后人到此缅怀追思交子这一金融创新文明成果，更深入地了解成都的历史文化。同时还应将每年的4月1日，定为纸币文化日（节）。该纪念日可先在成都举办，以后逐渐向全国及世界推广，以此来填补金融货币历史文化没有节日的空白。通过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彰显交子的历史光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四川地区和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

（本文写作过程中，请教了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华仙教授，魏教授在百忙中对文稿部分史料引用，文字措辞等给予校正。在此，对魏教授的支持致谢！）

二O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注 释：

[1]、[5]（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中华书局1955年，第232-233页，第233页。

[2]、[4]（宋）张咏《益州重修公署记》，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78页,第79-80页。

[3] 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6] （元）脱脱：《宋史》卷295《孙甫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838页。

[7] 《宋史》卷333《姚涣传》，第10709页。

[8] （宋）佚名撰，谢元鲁校释《岁华纪丽谱等九种校释》，巴蜀丛书，巴蜀书社1988年，第215-216页。

[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天圣元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2342-2343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