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之论赞

2024年2月13日发(作者：小学科学课程)

教学信息范晔《后汉书》之论赞徐 硕（衡水第一中学 河北 衡水 053000）【摘要】范晔《后汉书》是史书经典之一，在前四史中以其独特的“论”“赞”、著称。然而，关于“论”“赞”、前人讨论的却并不是很多。基于自己阅读的兴趣，我整理了范晔“论”、“赞”的相关内容，以及提出自己的思考与疑问。【关键词】范晔；《后汉书》；论；赞【中图分类号】K234.0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7-0258-02一、关于《后汉书》论赞的资料整理情况在我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发现关于范晔《后汉书》的研究并不多，这是一个令人疑惑且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我目前手头的资料来看，《中国史学史》著作，如金毓黻先生所著，谢保成先生主编的，都没有对《后汉书》中的“论赞”开设专章来讨论，甚至连多花些笔墨来讨论《后汉书》中的论赞都没有；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后汉书》的成书过程，具体内容，以及具体内容所反映出的思想。比如：谢保成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三编：《逐渐成长的汉唐之际史学》的第三讲：《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彪<续汉书>志》中只着重讨论了“《后汉书》纪传”，并且笔墨侧重于“编纂特点”，而“编纂特点”则主要写范晔开创的七类传，即“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讨论，而关于“论赞”只是偶尔提及，一笔带过。金毓黻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史学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中关于《后汉书》的笔墨本就不多，而讨论《后汉书》时也只是追溯历来“东汉”史的书写，以及《后汉书》的形成。白寿彝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史学史论集》中有论文《范晔》，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他开始开设专章讨论《后汉书》的“论赞”。但是，我以为，白先生的论述还是比较粗糙的，并且受时代影响，阶级分析的味道很重，限制了思路的开拓。对此，我比较疑惑，因此，我的猜测有二：一、这些史学家生活年代的特殊性，他们出身较早，从小读史便是从二十四史开始，所以对于此思维定势，以至于忽视；二、他们成年后，正处意识形态出塑期间，大家则更多的关注的是思想，或是用阶级史观去分析，以期望解释当下。若关于《后汉书》论赞讨论，在往前追溯，较为集中的则是刘知几《史通•论赞》，但是，刘知几对于范晔的论赞评价并不高，说他坏了史书体例，并且只是无病呻吟般地卖弄文采：“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徇私笔端，茍衒文采，嘉辞美句，记诸史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刘知几对范晔论赞的评价在之后争议不断。那么，今日关于范晔《后汉书》论赞的研究，目前我能找到的只有三篇相关文章，分别是：王春淑《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评析》，1998年10月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25卷第4期；唐莹：《<后汉书>的序论赞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梁娟娟：《范晔<后汉书>论赞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7月。有些遗憾的是，三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讨论问题的角度与内容。不由令人深思，关于范晔《后汉书》之论赞是否已经“言之无物”了呢。以上是关于我收集资料的情况，难免有疏漏与错误，根据梁娟娟在其硕士论文中的学术史回顾，范晔的论赞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以1980年为界。在1980年前，对《后汉史》史论的研究仅仅散见于学者对《后汉书》的总体评论之中，涉及范晔论赞的地位、“嗣论以赞”的设置方法以及范晔论赞袭用华峤之辞三个方面。二十世界八十年代，关于《后汉书》论赞的研究进入系统化。并且主要包括：一、对《后汉书》论赞在史书论赞发展中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二、关于《后汉书》序论赞的文学特色；三、倚重论赞总结范晔的史学思想。二、外：“论”、“赞”之结构，在《后汉书》中的表现形式关于论赞，根据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的说法，可以追溯至《左氏春秋》中的“君子曰”，直至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则是论赞更为明显的表现形式的开始。此后，论赞的形式相当多样。刘知几总结为：“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258新教师教学 2016年第27期

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 其中，范晔《后汉书》的史家评论包含在“序论赞”三部分中。白寿彝先生在《<后汉书>的论赞》（《范晔》）中说：“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 这里，白先生将“论”与“序”笼统地放在一起讨论，我以为，还是有失偏颇的，《后汉书》中的“序”实则非常丰富，非仅“评论”二字可以概括。据前人统计，范晔《后汉书》中共有序26篇，其中有18篇总序，另《皇后纪》中附有诸皇女传序一篇，以及《儒林列传》又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学术各作序一篇；《南蛮西蛮夷列传》中南蛮、西蛮又各有一序。范晔作序不拘泥于篇幅，长着有1700多字，如《党锢列传》；而短者只有一两百字，如《列女传》仅一百零九字。范晔作序，一为追根溯源，考其本末；二为说明设立此传的缘由。《党锢列传•序》则追溯至春秋，讨论春秋后士习的变化，特别详于桓、灵帝时期的党人活动和两次党锢。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论及：“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若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我想，这便也是范晔的目的所在。序之开篇，处于要地，既要开宗明义，又要达到激发人的目的。再观《宦者列传•序》，范晔则是强调宦者在东汉特别兴盛的原因，宦者在东汉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故为此立传。在《后汉书》中更为重要的是论，共一百一十篇，除去《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循吏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列女传》五篇没有论外，其他纪、传都有论。并且形式多种多样，有独论一人一事，合论数人数事，通篇总论等多种。如：《皇后纪》除篇末总论外，光武郭皇后、和熹邓皇后又单独有论；《隗嚣公孙述列传》中，两人各单独有论；《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中唯独齐武王演有论。此外，论的位置也并非局限于篇末，也有置于篇中的。最后，是“赞”。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提出：“厥后班孟坚《汉史》以论为赞，至宋范晔更以韵语。”梁娟娟在论文中总结：“赞”原是一种歌体，后来被引入史书中，用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到了范晔手中，则成型，以四言韵语的形式，成为史书体例。范晔的《后汉书》既设“论”又设“赞”，是否多此一举，是否累赘繁杂？关于此历来受到争议。赵翼就曾指责“范书之赞，……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韵语耳，岂不辞费乎？”而刘咸炘的观点则与赵翼的相反：“……赞在末，尚可见一篇之起止，然则蔚宗加赞于论后，虽成赘文，而适以自护奇书，无用而反有用也。”“赞”从文章内容来看，确实大多为意思的重复（也存在少部分为内容的补充），但是从结构来看，自有其合理性。“赞”成了各篇之间的自然分界，同时有时也是论的补充，毕竟论的随机性非常强，例如《梁统列传》中的论，只关乎梁商，没有论及他人。而《梁统列传》的赞“河西佐汉，统亦定算。褒亲幽愤，升高累叹。商恨善柔，冀遂贪乱。”则对梁统、梁商、梁冀三代人都有论及。据此，我们可以看到范晔的史论在《后汉书》中以卷首之序、随性之论、韵语之赞构成，这样的形式既是开创亦在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三、内：范晔论赞的“史学特点”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rved.

教学信息范晔的《后汉书》并没有自序，但是，他曾经在《与诸甥侄的书》写道：既造《后汉》，转的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明，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义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预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之，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体例为举其大略者，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谢保成先生认为范晔所言，归纳起来便是：1、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而班固《汉书》“唯志可推”，“博赡不可及”。2、自己所做传论“皆有精义深旨”，特别是“循吏”以下及周边传序论，为“天下之奇作”。3、提出“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4、“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5、“纪传体例为举其大略者，诸细意甚多”。

此段文字自是表现出范晔的自信与骄傲，同时也表明他所作论赞实乃“皆有精义深旨”“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这样的观点是与刘知几的“所以辨疑惑，释凝滞”有出入，并非只有遇到疑惑需要解释时才出现论赞，论赞真正地成为“评论”。这又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有很大差别，司马迁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的论赞侧重的是“成一家之言”，直抒胸臆，直接发表见解和评论。清末学者牛运震评曰：“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笔。”虽然司马迁的见解深刻，但是部分学者仍然认为他的许多论赞大多是就事论事，有感而发，实乃“成一家之言”，主观性较强。班固的《汉书》旨在维护汉的正统，对大汉歌功颂德，这也奠定了《汉书》“赞”的基调。遵循儒家，惩恶扬善，读《高帝纪赞》、《武帝纪赞》、《公孙弘卜儿宽传赞》、《佞幸传序、赞》、《王莽传赞》等篇，终归难逃“追述功德，……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与司马迁、班固相比，范晔在《后汉书》中的论赞笔法，更能体现他的论史自觉意识。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从四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对此我将其进行了总结与补充：1.范晔首次明确“评论”应该独立出来。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写道：“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琼森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篇必有论，从史记开始。）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徇私笔端，茍衒文采，嘉辞美句，记诸史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王春淑认为刘知几基本是否定史籍中应该有评论的，但我以为，并非如此，刘知几强调的是有疑惑则由论赞，而范晔则是无形中将“论赞”常规化，使得“评论”的意识逐渐独立，而这样的独立又融于事件本身之中，例如他将一些论安插在文中，而并非仅仅是文末。2.论赞讲求“精义深旨”，而非经学的再现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变向传播。范晔批判班固《汉书》之赞“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可得”，甲便是经部，乙便是史部，班固为塑造儒家意识形态，“赞”皆是儒家思想的传达，而偏离了史籍的论赞之精义深旨，范晔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3.范晔论赞的最终指向仍是“以正一代得失”。比如关于东汉灭亡之原因，历来有许多讨论，有宦官乱政之说，外戚擅权之论等等。范晔在《后汉书》中开设了《党锢列传》《宦者列传》《皇后纪》等篇目，范晔虽是依照华峤《汉后书》中的《皇后纪》在《后汉书》中亦增设《皇后纪》，但是，原因却决然不同。华峤则是因为皇后是皇帝的配偶，地位相当，设立纪。范晔在《皇后纪》的序中道明了原因：“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并且范晔在文中又极其详细、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表明东汉看似亡于宦官，实际上是亡于女权专政。这是范晔“正一代得失”较为明显的表现。四、范晔的文笔多样、飘逸、开放，不拘谨。《史记》中“太史公曰”与《汉书》中班固的“赞”往往落落数语、言辞质朴。例如《仲长统传》篇末的论有500多字，骈散相兼，气势激越纵放，语言典雅明丽。刘知几批评范晔：“遗弃史才，矜炫文彩。”便也是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特点。四、若干疑问与猜想以上内容是我阅读相关数据以及范晔《后汉书》原本之后，基本认同的观点，包括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于此同时，我也对其进行了一些补充。但是，涉及到主观分析时，我还有一些疑惑，以及有些自己的猜想。1.刘知几在《史通》中写道：“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琼森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篇必有论，从史记开始。）”学者反驳刘知几以其范晔关于史论的观点不相一致。范晔认为“因事就卷内发论”，刘知几则认为“辨疑惑，释凝滞”。我觉得这样的回答略嫌粗糙。在我范晔《后汉书》的过程中，首先，范晔确实并非每卷末尾都要立论的，有些仅仅是一个赞而已。其次，有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后汉书》的书写，往往一卷要分分成好几个部分，在志中，如“律历”、“礼仪”、“祭祀”，都只在最后一部分最后给予一段“论”；而在“传”中则不同，比如方术列传，在第一部分的结尾便有长论，在最后一部分中的结尾只有“赞”而已，为何？论赞是否只是“随性”？我觉得应该进行更为细致的比较分析。2.关于论赞的具体内容与论赞本身：在讨论论赞时，确实应该关注具体内容，有些论赞的具体内容可以传达重要信息。比如：《桓帝纪•论》中写道：“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这里，范晔借用《左传》的典故来批评汉桓帝崇佛的荒谬，进而我们也可知，在佛教兴盛的宋，范晔却对此不感兴趣，有些学者进而思考解释，实为范晔推崇儒家思想。我以为，在讨论论赞内容时，不应该罗列说某一篇论中表达了什么观点，某一篇论中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应该讨论在“论赞”这样的特殊位置，讨论的什么样的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换言之，就是“论赞”的特殊位置应该说什么，范晔说了什么。比如，前文提到的《桓帝纪•论》可以表现出范晔对佛教的态度，《襄楷传》载襄楷上书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图。浮图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图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知黄老乎？”这段对崇佛之人的讽刺，亦能看出范晔对佛学的态度，《桓帝纪•论》的作用就可被替代。那么，是否当我们从内容角度进行讨论赞时，是否应该注重的是论赞独一无二的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实行？3.最后，我的疑惑是为何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对范晔《后汉书》的论赞进行系统讨论、研究？对此，是否是因为西方史学的传入，使得史论、方法得到了重视？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这样的原因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认识范晔《后汉书》之论赞是否有帮助？参考文献[1]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74年版.[2]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4]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M].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中华书局，1999年版.[6]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7]王春淑《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评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8]唐莹：《〈后汉书〉序论赞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5月.[9]梁娟娟：《范晔〈后汉书〉论赞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7月.2016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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