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狄浦斯王》中“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

2024年2月13日发(作者：五月的天空)

论《俄狄浦斯王》中“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

作为一部伦理悲剧，《俄狄浦斯王》主要围绕“杀父娶母”的“神谕”故事展开。本文认为：“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神谕”既是戏剧情节的“突转”，又是剧情发展的焦点，推动了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戏剧人物伦理关系的变化。其二，“神谕”故事充分展示剧作家的叙述目的，即围绕着“神谕”故事而展开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忤逆、乱伦、恐惧、痛苦、绝望、罪恶、责任、自杀、自残、流放等伦理命题，体现着戏剧人物生命历程中所承载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神谕”故事的警示意义在于告诫人们必须遵守伦理禁忌，也体现了剧作家对血缘伦理秩序的维护，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古希腊戏剧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启示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杀父娶母”；伦理主线；伦理选择；伦理叙事

张连桥(1982－)，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铜仁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湖北武汉 430079)

本文系贵州省社科基金项目“贵州土家族民间文学六十年流传与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1GZQN32)、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美国荒诞派戏剧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1QN014)的阶段性成果。

古希腊神话反映了古希腊原始先民对伦理与道德的诉求，其“神与神”、“神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承载着原始宗教的伦理表征及其核心价值。“希腊神话是古代希腊人类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上的想象化和抽象化。”其中，“神谕”(Oracle)故事是古希腊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希腊历史的组成部分。“神谕”故事用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甚至体现了人们对于“神谕”的接受差异从而导致事物发展的差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因果报应”原则是古希腊历史变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神谕’，绝大多数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着这项基本原则的严肃性和这条基本规律的不可抗拒性。”黑格尔也说：“神谕是和希腊所有独有的那种民主政体方式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神祗通过其所选定的人发布指示，对古希腊民族、家族、个人未来的幸与不幸做出判断和预言。可见，“神谕”在古希腊人的各个生活层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古希腊人独有的宗教信仰及其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俄狄浦斯王》就是一部有关“神谕”故事的悲剧。剧中出现的三个“神谕”推动着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戏剧人物伦理关系的变化；“神谕”故事充分展示剧作家的叙述目的，即围绕着“神谕”故事而展开的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忤逆、乱伦、恐惧、痛苦、绝望、罪恶、责任、自杀、自残、流放等伦理命题，体现着戏剧人物生命历程中所承载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神谕”故事的警示意义在于告诫人们必须遵守伦理禁忌，否则就要遭受惩罚；同时也体现了剧作家对血缘伦理秩序的维护，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古希腊戏剧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启示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神谕”与伦理困境

在《俄狄浦斯王》中，戏剧开篇展现了充满戏剧张力的现实境况：瘟疫突然降临忒拜城，庄稼枯萎、牛羊倒毙、孕妇死亡、家园荒凉。面对着这样的灾难，作为国王的俄狄浦斯竭尽全力想办法拯救城邦，但瘟疫久久不能解除，最后只好派克瑞翁前往阿婆罗神庙请求“神谕”。克瑞翁带来了戏剧中出现的第一个“神谕”：“消除那污染忒拜土地的病害／若让它留着，我们便无药可救……放逐或者

流血，清偿一笔血债／城邦眼前的激烈动荡，正是因为／这笔血债不曾得到偿还…拉伊奥斯曾是我们这地方的王……他被杀了。如今‘神谕’清清楚楚／惩治凶手，无论他们是谁。”由第一个“神谕”得知，由于前国王被人谋害而忒拜人没有惩罚凶手，这就违背了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忒拜的土地受到了“病害”的“污染”，一直没有消除这个“病害”，从而惹怒神祗，因而神祗降临瘟疫惩罚忒拜人，若要瘟疫消除，必须查找并惩罚凶手。凶手是谁?凶手在哪里?叙述者设下悬念，并根据剧情需要，引出先知特瑞西阿斯，由他告之凶手是谁，因为先知“心灵通晓一切，可以言传的和无法言传的，天上的和地上的”。先知的“出场有其特定的戏剧动机，但从根本上说他在这个悲剧中的出现不仅是受到传统的激发也是出于传统的要求”。

然而不幸的是，先知却指出俄狄浦斯就是污染城邦的罪犯，是杀死先王的凶手，这对于正值、善良的俄狄浦斯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侮辱。于是，俄狄浦斯痛骂先知并认为先知和克瑞翁为了篡夺王权一起策划了这些谎言。克瑞翁听到俄狄浦斯的指控，前来与俄狄浦斯理论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后伊奥卡斯特出来调停双方，由此她转述了第二个“神谕”，即神祗告诉前国王拉伊俄斯的“神谕”：“从前有一天，拉伊俄斯听到一个预言，／我不认为那真是福波斯的神意，／我认为那是祭司捏造的。预言说，／他将遭到厄运，死在一个孩子的手里，／这孩子且是我和他所生的儿子。”第二个“神谕”的出现，引出俄狄浦斯杀死自己父亲的“巧合”——忒拜人说前国王死于路口，而俄狄浦斯王恰好在一个路口杀死过一个老人。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俄狄浦斯王就是亲手杀死自己父亲的凶手。此时，俄狄浦斯不仅要追查“弑君”的凶手，而且要洗清自己被指控为“杀父”的罪名。

在《俄狄浦斯王》中，叙述者利用王后转述的“神谕”来安慰俄狄浦斯焦虑的心情，反而使得剧情更加充满着张力；种种不祥之兆也让俄狄浦斯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中。在这种深深的恐惧中，俄狄浦斯转述了第三个“神谕”，即“阿波罗神谕所”——对俄狄浦斯自己命运的“神谕”，至此，面对着查找凶手和洗清罪名的双重压力，俄狄浦斯陷入了深度的伦理困境：一方面，查找凶手是作为国王的伦理责任与伦理义务，俄狄浦斯不得不查找凶手，以此拯救城邦；另一方面，查找凶手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洗清自己被指控的罪名。就像年轻时候的俄狄浦斯，曾经为了逃避对于杀父娶母的“神谕”内容，也陷入伦理两难之中：是离开故土还是留在双亲身边，最后他在不安和恐惧之下逃离故土，远离自己的(养)父母。如果“弑君”、“杀父”的指控属实，俄狄浦斯将会亲手断送自己的一切，在自己发布的命令下接受忒拜人的惩罚。按照戏剧中依次出现的三个“神谕”，简略表示为“神谕”①、“神谕”②和“神谕”③，简单罗列，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见，整部戏剧围绕着“神谕”的发布、“神谕”的确认、“神谕”的破解以及“神谕”的验证展开。三次“神谕”故事紧扣剧情，引人入胜；悲剧中惊心动魄的情节与戏剧元素都是围绕着“神谕”而展开。在古希腊人的心里，神祗是无处不在的，他们相信神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古希腊人同在。一方面希腊人以崇拜的方式和神祗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神祗以恩惠和宽恕为筹码实现对希腊人的统治和关怀。由此，三次“神谕”在整部戏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神谕”推动了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戏剧人物伦理关系的变化。

二、“神谕”与伦理选择

“神谕”贯穿《俄狄浦斯王》的始终，考验着戏剧人物的伦理选择。在戏剧中，无论是俄狄浦斯的父母，还是他自己，面对“杀父娶母”的“神谕”，所表现出的恐惧与害怕，说明他们具有分辨善恶是非的伦理意识，即理性意识。因此，“俄狄

浦斯能够正确地说出谜底，是因为他能够真正把人同兽分别开来，这是伦理选择的结果。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用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乱伦故事，对俄狄浦斯伦理选择的悲剧性过程做了诠释”。此外，《俄狄浦斯王》中，人物对于“神谕”的选择正是对“神谕”的解构，解构的过程体现了剧中人物不同的伦理选择及其伦理意识。那么，《俄狄浦斯王》中戏剧人物面对“神谕”，做出什么样的伦理选择呢?同时又是如何解构“神谕”的?

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长大后“杀父娶母”，拉伊俄斯夫妇有两个伦理选择：一是自杀；二是杀掉儿子。如果拉伊俄斯夫妇选择自杀，则保留年幼的俄狄浦斯；如果选择杀掉儿子，又要忍受失子之痛。最终，拉伊俄斯父母选择后者：刺穿婴儿的双脚并弃于悬崖。如果这个残忍的杀婴计划实现的话，“神谕”就被打破。然而，在牧人的安排下，婴儿存活了下来，且在邻国茁壮成长。对于王后伊奥卡斯特来说，她忍受着母子分离的痛苦，尽管如此，她觉得至少打破了“神谕”的控制。这一次，伊奥卡斯特对于“神谕”的破解是被动的，因为杀死婴儿的决定权在其丈夫拉伊俄斯手里。当俄狄浦斯成为忒拜的英雄而被推举为国王之后，伊奥卡斯特放松了对“神谕”的警惕，与俄狄浦斯结为夫妇；在俄狄浦斯追查凶手的过程中，随着真相被揭开，伊奥卡斯特多次主动地提醒俄狄浦斯不要追查凶手，试图阻止“神谕”对这两代人的控制和摆布。当伦理真相被揭开之后，伊奥卡斯特痛苦地喊着自己前夫的名字、回忆着自己的幼儿，最后上吊自杀。对她而言，既无法面对自己的儿子且是自己丈夫的俄狄浦斯，也无法面对她与俄狄浦斯所生的四个孩子。最后，伊奥卡斯特选择死亡，通过死亡逃避她陷入的伦理混乱。

根据“神谕”要求，俄狄浦斯召集全城百姓，展开地毯式搜索，高调宣称务必找到凶手并严惩不贷。为了消除忒拜的瘟疫，俄狄浦斯王可谓身体力行，想尽一切办法，以此拯救城邦百姓。由此可见，俄狄浦斯王当之无愧是忒拜的救星，也是忒拜百姓心中的好国王。作为国王，俄狄浦斯所做的努力，也符合他的伦理身份及其伦理要求。

在俄狄浦斯追查凶手时，曾责骂先知是一个不明真相的盲人，实际上，俄狄浦斯自己却是一个有着双眼却不明真相的“盲人”。同时，俄狄浦斯声称留着双眼没脸见自己阴间的父母以及在世的女儿们。为此俄狄浦斯刺瞎双眼作为对自己睁着双眼做错事的惩罚。俄狄浦斯为何要流放自己呢?流放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流放别人，一种是自我流放。俄狄浦斯的流放既是他曾经许下的承诺，对凶手驱逐出境；同时他的自我流放包含着更深层的自我谴责和自我磨难，因为死亡并不能更长久、更痛苦地折磨自己。俄狄浦斯在充满着忧伤和痛苦的选择过程中，无论是查找凶手时候的伦理两难，还是逃离故土时候的伦理困境，他最终都做出了自己的伦理抉择——试图对“神谕”的破解，尽管破解失败。因此，俄狄浦斯查找凶手的过程就是对“神谕”(包含先知特瑞西阿斯的指控和预言)破解的过程。

三、“神谕”与伦理叙事

从前面分析可知，《俄狄浦斯王》中三个“神谕”故事依次出现，通过剖析“神谕”故事中关于违背神祗的旨意、触犯杀父娶母的忤逆与乱伦等伦理问题，从而体现剧作家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剧作家书写“神谕”故事所体现出的伦理叙事的特征。所谓“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ethical narrative)，就是“神谕”故事本身包含着“杀父娶母”的伦理禁忌，无论“杀父”还是“娶母”都是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伦理准则；同时，根据“神谕”故事所展开的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忤逆、乱伦、恐惧、痛苦、绝望、罪恶、责任、流放、自杀等伦理命题，充分展示戏剧人物生命历程中所具有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因

此，“神谕”作为一种独特的叙述模式，体现着戏剧行动与戏剧冲突的独特魅力。索福克勒斯根据剧情需要将忒拜城瘟疫缘由的“神谕”置于戏剧里的开篇，由查找凶手的“神谕”引出老国王抛弃婴儿的“神谕”，然后引出俄狄浦斯远走他乡缘由的“神谕”。三个“神谕”层层递进，内在的逻辑关系体现着剧作家的叙述策略。“在德尔菲阿波罗所(宣布)的神谕在戏剧中起重大作用并最终全都被事实所印证……神谕和预言主要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为其剧情的戏剧需要服务。”

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神祗制订的最高的法律条文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遵从的。在《俄狄浦斯王》中，歌队通常是由忒拜城长老们组成的，长老们具有很高的权力，其意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体族人最高的意志。在俄狄浦斯查找凶手的过程中，特瑞西阿斯、王后伊奥卡斯特及牧羊人等先后试图阻止俄狄浦斯的追查，因为对俄狄浦斯来说，不知道真相也许会更幸福。“虽然无知是天赐的幸福，这却不能改变恶劣的现实，但是俄狄浦斯愈是否决他们，愈是暴露出了他想知情的决心。这成为戏剧的推动力。”由此可知，《俄狄浦斯王》中的人物在“神谕”的导向和警告中，试图通过行动以此逃避“神谕”的预设结局。但是，无论如何努力破解，“神谕”的结局依旧不可能改变，这就是神话故事在叙述上的诉求。从上文梳理的三次“神谕”中，我们发现“神谕”穿插在整个悲剧的始终，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悲剧的各个要素；“神谕”故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在《俄狄浦斯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俄狄浦斯王》中“神谕”所折射出的伦理叙事特征还体现出剧作家的伦理取向与伦理判断。“杀父娶母”本质上在于打破了以血缘关系所维系的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由于这种血缘伦理关系的不可改变性和先天性特点，即便俄狄浦斯辗转到了邻国，成为邻国的王子，俄狄浦斯仍然在血缘关系上是拉伊俄斯夫妇的儿子。因此，“杀父娶母”破坏“父子”和“母子”的双重伦理关系，这是神祗所不允许的，也是古希腊人所不接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违背了血缘伦理法则就意味着违背了神祗的法则，因为血缘伦理准则同样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即便是在人类文明并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由此可见，《俄狄浦斯王》充分显示了索福克斯对血缘伦理关系和血缘伦理秩序的维护以及对破坏这种关系的行为所做出的道德谴责与价值判断。

综上所述，《俄狄浦斯王》通过运用三个“神谕”故事，巧妙地把剧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与伦理关系串联起来，从而构成一部触目惊心的伦理悲剧。戏剧中先后出现的三个“神谕”：围绕着追查“弑君”的凶手、揭露“杀父”的元凶和对证“娶母”的罪人而展开；三个“神谕”推动着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戏剧人物伦理关系的变化。无论是拉伊俄斯夫妇，还是俄狄浦斯，面对“神谕”的指控，他们都主动地做出了伦理选择，以期逃避“神谕”所预定的结局。然而，“神谕”最终验证了“杀父娶母”的可怕预言。戏剧围绕着“神谕”故事而展开的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忤逆、乱伦、恐惧、痛苦、绝望、罪恶、责任、自杀、自残、流放等伦理命题，体现着戏剧人物生命历程中所承载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俄狄浦斯王》中“神谕”故事的意义在于警示人们必须要遵守伦理禁忌，否则就要遭到严重的惩罚，剧中王后伊奥卡斯特的自尽和俄狄浦斯的自残与流放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同时也体现了剧作家对血缘伦理秩序的维护，由此，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古希腊悲剧伦理思想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启示意义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