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诏旨碑

2024年2月13日发(作者：一起去看海)

大明诏旨碑：讲述一代帝王的良苦用心

位于河南省济源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渎庙二门清源门西北侧，矗立着一座雄伟高大的碑楼，里面存放着一通巨大的石碑。该碑通高5.2米，宽1.7米，厚0.39米，是目前济源市现存体量最大的碑刻。碑文楷书，19行，足行40字，共计529字。碑额篆书“大明诏旨”四字，宏伟气派，龟跌高大威严，气势不凡。

根据碑文落款，可知此碑立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代第一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三年。当时为何要在此立下这通巨型的石碑呢？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碑文的内容吧。

碑文开头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有元失驭，群雄鼎沸，土宇**，声教不同。”这完全符合古代圣旨的格式。纵观整个碑文，这正是朱元璋为诏定简化天下诸神神号所颁布的一道圣旨。首先，他认为历朝历代对五岳、五镇、四海、四渎这些中国传统的山水之神加封了许多封号，“崇名美号，历代有加”，但朱元璋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也就是说山水之神都是受命于天的，如果凡间的国家对其进行封赠的话，就是对上天的不敬，因此，朱元璋皇帝认为应把历代所封名号全部革去，只用山水本来的名字来称呼，即“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济水神的封号也由元代的清源忠护善济王改为北渎大济之神了。

之后，朱元璋又对城隍神及历代忠臣烈士的名号进行了同样的简化，“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但是，对于孔子这位受到历代帝王备加礼遇的圣人，朱元璋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圣旨中说：“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此，所有封爵，宜仍其旧。”这样，就保留了孔圣人的所有封号。朱元璋皇帝挥舞着削减神号的大棒之时，天下诸神皆无幸免，而对孔子却能网开一面，这不能不说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对历代封建统治的深远影响使其然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祭祀神秘莫测的神灵，来威摄万民，稳固统治，历来就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因而，历代统治者对神灵的态度从来都是尊崇有加的。像明太祖这样大规模的消减神号的举动，在古代社会是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他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反常的举动呢？究其原因，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明王朝是通过元末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由于元末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加上长年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古语有云“邦之大事，在祀与戎”，是说祭祀和战争一样，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其花费自然也是巨大的。历代对神灵的不断加封，象济水神在唐代被封为清源公，宋徽宗又加封为清源王，至元代又加封为清源忠护善济王，这样“由公至王”，不仅是称号上的变化，而且祭礼的等级也会随之抬高，自然也会花费更多的人力、财力，而这些不断增加的花费最终都是要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个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不仅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而且，由于出身布衣，并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他深知百姓的疾苦和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境遇的好坏。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因而，朱元璋深知自

己刚刚上台，民不聊生，不能为了隆重的祭祀而大搞铺张浪费，进而失去民心，动摇统治基础。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施行削减诸神封号这样的“旷世之举”了。

此碑书法为楷书，字体工整，笔画遒劲，气度非凡，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但由于碑中无书写者的姓名，因此，长久以来始终不知是何人写就。通过查阅史料，笔者发现明代郎瑛所著《七修类稿•卷十一•国事类》中记载了一篇名为《本朝岳镇海渎碑》的碑文。经过比对，其碑文内容竟和济渎庙的这通《大明诏旨碑》碑文一字不差。文中提到“予尝亲至东镇碑下，其碑高可三丈，书乃詹孟举之楷，考之于时，洪武三年六月颁刻。遐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由此可知，这里提到的东镇碑应为詹孟举所书了。那么，这两通碑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据清代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礼三》记载：“（洪武）三年，诏定岳镇海渎神号。略曰：‘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帝躬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号告祭。”这里的记载，无论时间，还是祝文内容，都是和东镇碑以及北渎济水所存《大明诏旨碑》相吻合的。由此可见，当时凡是碑文中所提到的山水等诸神庙宇都会刊刻同样内容的碑刻，进一步的查询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发现目前山西洪洞县中镇霍山庙遗址、河北曲阳县北岳恒山庙、山东曲阜孔庙至今都还保留着相同内容的明代洪武碑，而且碑的形制和书体都和济渎庙的《大明诣旨碑》是惊人一致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在各地刊刻圣旨碑时，不仅内容一致，而且形制、书体都要严格一致，每一通碑都是那样高大、宏伟，这也许是出于体现至高无上的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需要吧。就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算下来，当时全国刊刻这样的碑刻应接近二十通了，象这样在各地大规模的刊刻相同内容、形制、书体的巨型圣旨碑，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极其少见的。

既然东镇碑是詹孟举所书，那么就不难推测其他岳镇海渎庙中的碑刻都应该是詹孟举所书了。詹孟举是明初著名的书法家，有名的书法家解缙就曾经师从于他。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詹孟举曾任铸印副使，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御用书法家。他善于榜书，其书法追求一种端重严整的苍劲感，当时宫殿、城门的匾额多出自其手。明人都穆《都公谭纂》中曾记载：“（洪武中），乃亲撰碑文，命詹孟举书，立于庐山之上。”又有人根据李文凤《月山从谈》记载“詹孟举尝作太学集贤门，字画遒劲，第用趯，太祖见，怒曰：‘安得梗吾贤路！’遂削其趯，”认为明太祖并不喜欢詹书的风格。那么，象《大明诏旨碑》如此重要的一通碑刻却让詹孟举来书写，恐怕并不能简单地说朱元璋不太欣赏詹孟举的书法风格吧。

关于这通巨大的圣旨碑，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有趣的故事。

这通圣旨碑，形制巨大，重达两万多斤，刻好以后，当时无法立到高大的龟座之上。传说因为立不起圣旨碑，连斩了三位知县，第四位知县上任，忙向年龄最老的一位长者求教，这位老者不理睬，眯起双眼，说了一句：“我都是土埋脖子的人了，能有什么好办法呢？”知县听到“土埋脖子”，突然醒悟，就先用黄土把龟座埋起来，将圣旨碑沿着旁边的斜坡拉上去，固定好之后，再把黄土清理掉，终于将巨大的石碑立了起来。传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言，但这在没有起重设备的古代，的确是个立碑的好办法，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目前各处所保留的明洪武圣旨碑中，要数济源这通保存的最为完好。据说，抗战初期，日本军队曾用飞机对济源城周围进行轰炸，济渎庙内现在还保留了当时被炸毁残存的碑座。当地村民为了保护这通圣旨碑，就将其推倒，就地掩埋起

来。一直到1996年，经历了50多年的岁月，这通碑刻被文物工作者发现，重新立起，并修建了高大的碑楼进行保护。

今天，每一位前来济渎庙参观的游客，无不为这通巨大的圣旨碑以及它所蕴含的一代帝王朱元璋忧国忧民之心而惊叹、而深思。有人说，济源是因济水发源而得名，而这通圣旨碑也正是因济水神而刻立的，这通《大明诏旨碑》就像是济源的名片一样，在默默地向世人介绍济水曾经的辉煌，展示着济源深厚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