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

2024年2月11日发(作者：民主推荐)

第36卷第3期2021年6月天中学刊JournalofTianzhongVol.36No.3Jun.2021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刘杰（天津开放大学文法学部，天津300191）摘要：汉武帝爱情故事的发展演变先后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几个时期，受到史官思想、宗教观念、士人思想和市民生活的影响，历代汉武帝爱情故事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关键词：汉武帝爱情故事；史官视野；道教色彩；士人理想；世俗化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5261(2021)03–0078–06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就参与主体而言，不同人物其爱情活动会表现不同的特点。帝妃爱情是爱情文学中的重要类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汉武帝的爱情故事除了具备爱情题材本身特质外，还涉及政治、宗教、神话、民俗等方面的内容，表现力丰富，是帝妃爱情的代表。梳理汉武帝爱情故事的发展演变历程，分析相关的文化背景，对于探讨中国帝妃爱情故事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两汉：史官视野中的汉武帝爱情故事汉武帝爱情故事最早主要见于《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武帝纪》和《汉书·外戚列传》等历史典籍。汉武帝后妃，史书记载比较详细的有陈阿娇、卫子夫、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等。以上诸人被汉武帝宠幸的原因各有特点，结局也不尽相同。（一）政治联姻：武帝与陈阿娇的爱情陈阿娇出身高贵，武帝即位时，她便被立为皇后。纵观中国文学史，汉武帝与陈阿娇的爱情生活为文人津津乐道的内容有二：一为金屋藏娇；二为千金买赋。然而这两件事并不见于史书记载，史书所记的汉武阿娇爱情故事，并不像后人传诵的那样充满两小无猜的童真和凄婉悲戚的哀怨，而是处处显示出两人的结合基本属于一场政治联姻。《汉书》记载：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栗姬日怨怒，谢长主，不许。长主欲与王夫人，王夫人许之。会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谮栗姬短。景帝尝属诸姬子，曰：“吾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心衔之而未发也。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耳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1]3946显然，在史书记载中，汉武帝与陈阿娇之间与其说是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婚姻。后世文学据此演义，不断突出金屋藏娇与千金买赋的故事，爱情成分才逐渐凸显。（二）几经波折：汉武帝与卫子夫的爱情卫子夫出身卑微，因偶然机会入宫。卫子夫受宠后，带来了整个卫氏家族的兴盛。元朔元年卫子夫生男据，遂被立为皇后。元朔、元狩年间卫氏家族势力盛极一时，尤其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收稿日期：2019-12-2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251）作者简介：刘杰（1972―），男，江西宜春人，副教授，博士。·78·

刘杰：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成为打击匈奴的领物。卫青与平阳公主的婚姻则进一步巩固了卫氏家族与王权的关系。然好景不长，随着卫子夫的年老色衰，汉武帝很快另有新宠——史书记载先后有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尹婕妤和钩弋夫人等。但是由于母以子贵，此后卫子夫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皇后身份和地位。征和二年，卫皇后因太子谋反事被收玺绶，随即自杀。卫子夫不因政治原因而始，却因政治原因而终。此前霍去病、卫青也已先后去世，显赫一时的卫氏家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三）情深意切：汉武帝与李夫人的爱情李夫人，因其兄李延年和平阳公主推荐被汉武帝宠幸，汉武帝与李夫人的爱情生活，《汉书》中记载了两个片段：其一是李夫人病中拒绝与汉武帝相见；其二是李夫人病逝后，武帝为其招魂。两个片段情节感人，颇能表现汉武帝对李夫人的一往情深，因此常常为后世文学所引用。汉武帝招魂的事件，《史记·孝武本纪》这样记载：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帏中望见焉。[2]458齐怀王闳之母王夫人在卫子夫之后、李夫人之前见宠于武帝。《汉书》对此也有记载，《汉书》中，汉武帝招魂的对象变为李夫人，并且明确由方士齐人少翁主持，对事件过程也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四）旷世奇缘：汉武帝与钩弋夫人的爱情众多皇妃当中，武帝与钩弋夫人的爱情故事无疑是最富神奇色彩的，钩弋的出场即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汉书》记载：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1]3956整个过程充满奇幻色彩，这极有可能是属下精心安排的一场奇遇。之后又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在钩弋夫人身上，妊娠十四月乃生，汉武帝由此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所生之子即后来的昭帝，《汉书》记载：“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这极有可能是一处倒因为果的记载，汉武帝想立钩弋之子为皇太子，才编造出其妊娠十四月乃生的神话。关于钩弋夫人去世，《汉书》记载模棱两可，先记载武帝欲立钩弋夫人之子为太子，又担心其年迟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钩弋夫人无故被武帝赐死，只因为“子为储君，母当赐死”，是封建社会立储规律的牺牲品。从与汉武帝相识，到最后去世，钩弋夫人的人生经历始终充满了离奇色彩。综上，汉武帝宠幸过的皇后妃子有陈阿娇、卫子夫、王夫人、李夫人、尹婕妤、钩弋夫人等，史籍记载较详细的有陈阿娇、卫子夫、李夫人和钩弋夫人4人。汉武帝与皇妃的爱情生活有一共同特点：爱情并不限于男女之情，大都涉及政治事件。如汉武帝与陈阿娇的婚姻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卫子夫受宠，带来了卫氏家族的显赫，之后又因巫蛊之祸土崩瓦解；李夫人得宠则使李延年、李广利分别被封为协律都尉和贰师将军。唯一没有卷入政治漩涡的钩弋夫人，最后也因政治原因被汉武帝赐死。二、魏晋南北朝：充满道教色彩的汉武爱情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武帝爱情故事主要见于小说笔记类文献，以《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十洲记》为主，亦散见于《三秦记》《列仙传》《博物志》《搜神记》《西京杂记》《拾遗记》等。汉末以来，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武帝故事由历史记载转入宗教传说和文学叙事。叙事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叙事视角和叙事态度也随之改变，汉武帝爱情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往往以道教背景为依托，充满了宗教色彩，体现了道教对汉武帝故事的吸收和改造，下面分别从道教方术和女仙降授两个情节分析道教文化对汉武帝爱情故事的影响。·79·

刘杰：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一）汉武帝爱情故事与道教方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帝爱情故事主要涉及李夫人和钩弋夫人，其中多处加入了道教方术的成分。钩弋夫人故事本来就充满了神奇色彩，汉末以来，《汉武故事》《博物志》《搜神记》等小说在史料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主要包括两点：第一，钩弋夫人解黄帝素女之术；第二，钩弋夫人尸解仙化。《汉武故事》有一段记录钩弋夫人的文字，据《古小说钩沉》本摘录如下：（钩弋夫人）由是得幸，为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解黄帝素女之术……既殡，香闻十里余，因葬云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发冢，空棺无尸，唯衣履存焉。起通灵台于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乃止。[3]439–440在《博物志》与《搜神记》等小说中也有相似内容。黄帝素女与尸解属于道教方术，前者为房中养生之术，后者为得道成仙之术。汉武帝与李夫人的爱情故事本来就具有方术色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色彩被进一步强化。以《搜神记》《拾遗记》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对汉武帝爱情故事中招魂情节的叙述，一方面有其历史本事依托；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影响。至于其中出现的入海寻潜英之石，为李夫人依图刻形的情节，则是魏晋文人以道教文化为背景整合汉武帝爱情故事的结果。（二）汉武帝爱情故事与女仙降授汉末以来，汉武帝故事中多次出现了汉武帝与女仙交往的情节，《幽明录》记载：汉武帝在甘泉宫，有玉女降，常与帝围棋相娱。女风姿端正，帝密悦，乃欲逼之。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疮经年。故《汉书》云：“避暑甘泉宫”，正其时也。[3]180简短的文字包含了女仙降授的基本情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一是玉女降甘泉宫，常与武帝相娱；二是武帝欣赏玉女的美貌，对其无礼；三是玉女惩罚武帝；四是武帝谢罪，得到玉女原谅。如果不考虑小说主人公身份差异的话，我们可以从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中发现很多类似的情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王母降授汉武帝的故事，西王母降授汉武帝故事从汉末以来颇为流行，《汉武故事》《博物志》等小说中都有记载，《汉武内传》则是专门叙述该故事的小说。《汉武内传》与同时代道教典籍《真诰》都是女仙降授的道教类作品，其中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降授的场景描写，《真诰》中六月二十五日紫微夫人带着一位神女降至杨羲家，场景描写与《汉武内传》中的西王母下降的场面极为相似，尤其是女神的外形，大概具有当时女仙的共同属性。其次是降授的方式也极其相似。《汉武内传》与《真诰》在记载降授过程中，都有大段的仙真规诫内容，这些内容一般由韵散两种文体组合完成。再次是两部作品中都有仙真向凡人馈赠礼品的描写。另外，在对待男女情欲的态度上，二者也比较相似。尽管《真诰》中充满了房中术的隐语，但作品对纵情男女声色之欲的生活方式持否定态度。《真诰》和《汉武内传》等道教典籍对待男女情欲的态度，大致能反映魏晋时期方仙道对汉末民间道教粗鄙教规的整理和改造。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武帝故事中多次出现汉武帝与女仙的交往，最为典型的是西王母降授汉武帝的故事。汉武帝故事体系中出现汉武帝与女仙交往的情节，是受当时道教神话中人神恋爱故事影响，这正是魏晋小说家对汉武帝故事体系的贡献之一。至此，汉武帝的爱情故事不仅包括汉武帝与几位皇妃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汉武帝与神女之间的关系。三、隋唐五代：反映士人理想生活的汉武帝爱情故事隋唐五代，汉武帝爱情故事仍然出现在道教类文学中，如杜光庭的《仙传拾遗》和《历代崇道记》都有相关内容的记载，但这些已经不是主流了。汉武帝爱情故事更多以用典的形式出现在该时期的诗歌当中，如沈佺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刘希夷《公子行》、崔颢《邯郸宫人怨》、·80·

刘杰：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李白《白头吟》《妾薄命》、元稹《梦游春七十韵》、白居易《李夫人·鉴嬖惑也》、刘禹锡《相和歌辞·阿娇怨》、李贺《李夫人歌》、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李商隐《杂歌谣辞、·李夫人歌》何希尧《海棠》、曹唐《汉武帝思李夫人》、孟迟《兰昌宫》、胡曾《杂曲歌辞·妾薄命》《咏史诗·望思台》、李九龄《望思台》、罗虬《比红儿诗》二首、王涣《惆怅诗》十二首之二、曹邺《其二情》、韩偓《过茂陵》、徐夤《李夫人》二首。借汉武帝故事中的爱情主题反映士人的社会理想和情感生活是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下文拟从两个方面分析汉武帝爱情故事在唐代的发展演变，进一步发掘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一）汉武帝爱情故事对唐明皇爱情故事的影响唐明皇爱情故事以《长恨歌》为代表，《长恨歌》是受汉武帝爱情故事影响很深的一部作品。陈寅恪曾经指出二者的关系：“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者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虽然，此节物语之增加，亦极自然容易，即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陈传所云‘如汉武帝李夫人’者，是其明证也。故人世上半段开宗明义之‘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已暗启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4]13《长恨歌》受汉武帝爱情故事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诗歌中多处直呼唐明皇为“汉皇”，同时多用汉武帝爱情故事的典故，如“汉王重色思倾国”“金屋妆成娇侍夜”“九华帐里梦魂惊”等；第二，诗歌中还用了汉武帝爱情故事中的一些情节。《长恨歌》也有临邛道士为唐明皇招魂的情节，明显受到汉武帝李夫人故事的影响。关于临邛道士的身份及其方术渊源，《长恨歌传》言：“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皇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5]133这位“李少君”正是被汉武帝宠幸并扮演招魂角色的方士。可见，《长恨歌》中增加的招魂情节是受到汉武帝李夫人故事影响的。正如萧兵所言，杨太真在海外仙山的排场容止颇有些像《汉武帝内传》里的西王母及唐人用汉人典故[6]1166–1167。比较汉武帝与唐明皇故事可以得知，唐人喜欢言说汉人故事，并称本朝为“汉家”，称“唐明皇”或“唐皇”为“汉王”。“以汉喻唐”是唐人的一种言说方式，源于唐人对于汉朝的心理认同。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盛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朝则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与汉朝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文学中的“以汉喻唐”现象反映士人的两种心理：安史之乱前，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士人很容易把自己所处的朝代和汉代联系起来，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骄傲和自豪感；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暴露出了藩镇割据、宦官当政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士人从“以汉喻唐”的想象中获得对中兴的期望和对盛世的怀念。（二）阿娇、李夫人形象与中国诗歌的美人喻君臣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有代人立言的传统，这一传统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类型——代言体，代言体是代人言心或以人和物代己言心。唐诗中吟咏阿娇和李夫人的作品，多数属于代言体。这些作品中，代言是在双向互指的模式中完成的，表层方面，是由诗人代阿娇、李夫人立言，深层方面，则是通过阿娇、李夫人的境遇来代自身立言。因此，阿娇和李夫人在作品中既是被言说的对象，又是作者借以言说自身境遇的载体。诗人通过阿娇、李夫人所要代言的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士人行藏出处的一个重要话题——君臣关系。唐诗中关于阿娇、李夫人的作品，可以作中国文学史上以美人喻君臣关系的一种典范。有学者指出：“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乃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7]236这一点在与阿娇和李夫人相关的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81·

刘杰：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唐诗中吟咏阿娇和李夫人的诗歌多为乐府诗，这与乐府诗的表现传统有关。王运熙指出：“吴声、西曲的歌词现存约近五百首，其中大部分是民歌。这些歌词在内容方面的特点是几乎全是表现男女的爱情生活。它们生动地描写了少男少女彼此间的真诚的爱慕，会面时的天真愉快的神情和活动，别离以后的沉重而又痛苦的相思情绪……这些爱情诗歌在内容方面描写因失恋而形成的悲愁和痛苦特别多，这类诗篇往往通过女子的口吻描写她们的焦灼甚至绝望的情绪。”[8]6以阿娇和李夫人为表现内容的唐人诗歌正是利用了乐府诗的这种传统表现手法。这类诗歌又与唐前的乐府诗有所不同，由之前单纯的男女情爱描写转变为借男女之情抒发君臣遇合，主人公也由普通男女转为帝王妃子。阿娇与李夫人出现在代言体诗歌中，用以表现君臣遇合，正好可以构成君臣关系中的两种情况：阿娇代表被冷落或失宠的臣子，李夫人代表被宠幸和受重用的臣子。唐诗中的阿娇和李夫人的故事，是士人对君臣关系的一种暗示，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借帝妃爱情故事进行宗教宣传有很大区别。总之，汉武帝故事中的爱情主题在唐代主要表现士人的理想寄托和以汉喻唐传统下汉武帝爱情故事对唐明皇爱情故事的影响，反映士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而唐诗中的阿娇、李夫人典故则更多表现士人对自身处境的反思。四、宋元明清：民间化、通俗化的汉武爱情故事宋元以来，汉武帝爱情故事见于诗歌、小说和戏曲等文学体裁。相关的诗歌仍然很多，但多数是运用汉武帝故事中的典故，专门吟咏汉武帝爱情的作品不多。小说一般也是抄录前代，少有创新，如冯梦龙《情史》中关于李夫人的记载，基本抄录了《汉书·外戚传》和《拾遗记》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汉武帝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多取材于汉武帝的爱情生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叙述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故事，有《汉武帝望思台》《汉功臣叠土望嗣台》等；二是叙述汉武帝与李夫人、钩弋夫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有《汉武帝死哭李夫人》《金屋招魂》《再生缘》《钩弋宫》等。这些作品对推动汉武帝故事中的帝妃爱情主题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民间化、世俗化倾向与魏晋南北朝的宗教化倾向和隋唐五代的士人理想色彩不同，汉武帝爱情故事在宋元明清以来表现出强烈的民间化和世俗化倾向。元明戏曲中关于汉武帝故事的描写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尽管这些戏曲多数已经亡佚，但从现存的《盛明杂剧》本《再生缘》可以窥见大略。《再生缘》重点宣扬的是汉武帝与李夫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汉武帝被塑造成一位痴情男子形象，作品首先增加了李夫人转世为钩弋夫人的情节，第四出写道：我猛记得了也，臣妾前身原是李氏，上帝怜念陛下情深，命妾轮回，再蒙恩宠，掌中玉钩，为此印证者。把李夫人故事与钩弋夫人故事通过转世轮回整合成一个故事是作品的创新之处，虚构这一情节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把钩弋夫人说成李夫人转世，更能强调汉武帝对李夫人感情的真挚与持久。作者巧妙地把李夫人故事与钩弋夫人故事通过转世轮回这个情节联系起来，既使得汉武帝爱情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又能更大程度迎合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转世题材在宋元明清时期很多，如三国故事、济公故事等，作品虚构李夫人转世钩弋夫人的情节，正是借当时流行的转世题材整合汉武帝爱情故事，这也是汉武帝爱情故事通俗化的一种表现。第二，把历史故事与前期小说的悲剧结局改为一种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更适合中华传统文化审美心理，有利于读者接受。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普遍现象。小说戏曲中团圆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历经坎坷最终团圆的，有死而复生团圆的，也有共赴幽冥团圆的，《再生缘》中通过李·82·

刘杰：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夫人转世为钩弋夫人与汉武帝再续前缘，从而达到一种大团圆的效果，属于古代小说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方式的一种。无论是转世情节还是团圆结局安排，都是汉武帝爱情故事民间化、世俗化的表现。（二）汉武帝爱情故事与传统民俗宋元以来，汉武帝爱情故事表现出与传统民俗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特点。中国古代的一些婚礼习俗的形成可能受汉武帝爱情故事影响。如明人张瀚《松窗梦语》云：“七[9]123夕织女渡河，诣牵牛所，其说肇于汉武帝。”张瀚认为七夕牛郎织女传说肇于汉武帝的根据在《松窗梦语》中没有说明，可能与《汉武故事》和《汉武内传》等小说有关。《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汉武内传》记载西王母七月七日降临汉武帝。当时人们大概由此把承载婚恋内容的七夕和汉武帝爱情故事联系起来，张瀚的提法，能够代表当时的普遍观点。宋元以来一些民间习俗也与汉武帝爱情故事发生了联系。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段文字：《知新录》云：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自是以来，凡新人进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按此说非也。撒帐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见《戊辰杂抄》。[10]216无论是曾静的《知新录》还是赵翼的《陔余丛考》，距汉武帝朝已有约两千年时间，此时突然把撒帐的习俗附会在汉武帝和李夫人身上，显然缺乏依据。但这种说法说明民众对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改造与认同，因为撒帐在当时乃至当下都是很流行的婚礼习俗。如《清平山堂话本》中《快嘴李翠莲》记载李翠莲嫁与张郎后，“合家大小俱相见毕，先生念诗赋，请新人入房，坐床撒帐”，之后由先生念一大段撒帐的歌词。《红楼梦》第97回说宝玉与宝钗婚礼毕后，把新夫妇送入洞房，“还有坐床撒帐等事，俱是按金陵旧例”。尽管撒帐并不一定来源于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但宋元以来民间把撒帐的婚礼习俗附会到汉武帝与李夫人故事之上，至少能够说明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流传与接受情况。综上，汉武帝爱情故事的演变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表现了不同的特点。总体来看，汉代史书中记载的汉武帝爱情故事最为接近原貌，相关故事最大的特点是政治色彩浓厚，帝王的爱情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武帝爱情故事受道教文化影响最大，出现了招魂、尸解、容成等道教色彩浓厚的因素。隋唐五代，汉武帝爱情故事则被文人用来讽喻政治、感慨人生。宋元以后，汉武帝爱情故事则表现了通俗化的特点，并且与一些民俗文化发生了联系。参考文献：[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鲁迅．古小说钩沉[M]//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陈鸿．长恨歌传[M]//张友鹤．唐宋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7]沈祖棻．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8]王运熙．乐府诗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9]张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赵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责任编辑刘小兵〕·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