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老王》中的愧怍

2024年2月10日发(作者：马秀才)

《老王》中“愧怍”探微

江苏省盐城中学 浦启夫（224005）

杨绛先生的《老王》一文最后一句话“那是一个幸运的人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是全文的点晴之笔，内涵十分丰富，理解了这句话就可以解读课文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目的。

“愧怍”是“惭愧”的意思，为什么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产生惭愧之情呢？

幸运的人是作者，不幸的人是指老王，作者对老王感到深深的愧疚，首先来自对老王平时关心不够以至连死都不知道，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老王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不计后果地帮助我们，特别感人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然把那种时代难得一见又是病人需要的香油和二十个鸡蛋全部送给了我，无论于情于理，这都是一种极其鲜明的不对等，强烈的对照使作者产生自责之情；其次，这种不对等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表面看来，与老王比，作者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之所以幸运，是因为我们有工作，拿到微薄的薪水，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老王充其量是个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拉人载货的无业者，身体有残疾，住的是塌败的小屋，在人们的眼中，多少还有点嫌弃，整天为生计而发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可有可无的人，物质上的有和无形成对照，自然在作者心里产生一种优势感，所以，老王虽然一再帮助我们甚至最后把贵重的物品送给我，作者却误以为是老王把我们当作他生活下去的办法之一，因此每一次相助，作者都下意识地拿钱来还酬谢，因而自觉无愧，老王的真诚，换来的是我的“拿钱去侮辱他”，从深层意义上看，这是情感上的不对等，动乱年代，人性扭曲，使作者不敢相信人与人之间还有真情，这是作者对老王产生误会的根本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对老王是一种精神上的“负债”；第三，身份上的悬殊使作者轻忽了老王，尽管杨绛夫妇在文革中日子也不好过，但毕竟是知识分子，与身处底层的老王相比，无疑是秀才遇到文盲，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清高在潜意识深处影响着作者的待人接物，对老王所做的自然有了一点“漫不经心”的味道。鉴于上述原因，使作者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想要补救却为时已晚。

这种愧怍之情为什么“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而不是一下子就体会到的呢？联系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找到原因，那是在动乱的年代，钱钟书先生一家都遭到残酷迫害，课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不知怎么的”颇值得人玩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钱先生的腿其实被人打折了，钱先生遭人打，杨绛先生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她曾被剃成“阴阳头”，挂着“反动的走资派”的牌子和钱先生一起让“革命群众”押着游街批斗；工作也不在书斋里了，而是去打扫厕所，更可怕的是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折磨人是无休无止的，杨先生一家可以说是整日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晕头转向之余，哪里还有时间去顾及他人，更遑论感情上的反思？所谓“幸运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语，“幸运”是在那种年代里能苟活下来，不幸的是身心遭受无情的摧残，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为了划清界线，人们都纷纷躲避着作者一家，只有老王以他可贵的诚实、善良、纯朴无私地接近并帮助我们，老王没觉得自己不幸，认为我们不幸，同情心使他觉得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幸运的人对不幸的人的同情”。从本质上看，那段苦难的日子里，我们和老王都是不幸者，我们和老王的交往是苦难中的“相濡以沫”，老王“走”了，几年过去了，也许才容许作者喘口气来怀念老王，痛定思痛，作者才渐渐明白，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一切都扭曲了，不幸者给不幸者又能提供多大的帮助呢？作者误会了老王的同情，因而愧疚难安，她发现了底层老百姓的光芒，对“老王”们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悲悯，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这种“愧怍”具有深广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刻地反思。

怎一个“恨”字了得

——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赏析

江苏省盐城中学 浦启夫（224005）

湖南郴州有块“三绝碑”，这“三绝”是秦观的词《踏莎行·雾失楼台》，苏轼为此词写的跋，米芾为之写的行书，“三绝碑”成了郴州人民的骄傲，而当年秦观写此词时却是最为痛苦的时候，笔者以“怎一个‘恨’字了得”赏析这首词。

宋哲宗绍圣初年，秦观因受“元佑党人”的牵连，先贬为杭州通判，继之，又因“影附苏轼，增损《实录》”再贬监处州酒税，最后又被迁徙郴州。政治上连续的挫折与打击，生活上一再的变动和颠簸，这就使一个曾经怀有远大理想的词人感到理想破灭，前途渺茫，心情因之也极度低沉。这首词形象地刻画了作者被贬郴州时的孤独处境和屡遭贬谪而产生的不满之情。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表达了词人理想破灭的怅恨。“楼台”因其高大，雄伟，象喻为作者心中美好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现在一片迷雾之中消失了，“津渡”本来可以摆渡词人去实现理想，现在也在月色朦胧之中模糊不清了，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更是无从寻觅，这三句实际都指向作者的政治理想，“失”“迷”“无寻”三个否定的词诉说了理想的无情毁灭，词人以美好的事物在现实中的消失委婉表达自己政治上的失败，心中一片茫然，其极度失落无望之情跃然纸上。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写尽词人被谪郴州的凄凉、孤苦之恨。“孤馆”说明词人独自一人住在旅馆之中，郴州在当时还是个未开化之地，生活环境的恶劣自不待言，更何况词人是独自一人飘零至此，寂寞、孤独之意尽在“孤”字之中；“闭春寒”是被早春的寒冷包围，只能瑟缩在孤馆之内，又是寒冷又是孤独，简直让词人无法承受，到了夕阳西下、黄昏来临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送入词人耳鼓的是子规啼血的悲鸣声！“孤馆”、“春寒”、“杜鹃声”、“斜阳”这一系列意象集中一处，既衬托出荒凉而又寂寞的环境，又说明作者闭户不出，几乎断绝与人的来往，进入耳鼓的杜鹃的哀啼似在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这无疑触发了词人的乡愁，所以张炎《高阳台》中有“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这样的词句。王国维先生吟诵至此，不禁挥笔题曰：“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人间词话》）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表达词人的乡思离别之恨。“梅花”“尺素”代指亲人友人的来信，更表亲人友人对词人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关切，“梅”和“素”象征着纯洁的感情，有了这样的礼物和音信，似可略慰藉远谪他乡的客子之心了，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切反而加重了孤寂怨恨之情。“砌成此恨无重数”便是发自作者内心的最强音。“砌”字新颖、生动而有力。化无形为有形，有把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仿佛变成一块块砖头，层层垒起，发展到“无重数”这一极限，彻底阻隔了作者与亲人友人之间的联系，听不到乡音，看不见亲友，只能在荒凉、凄苦的环境中捧读亲友的来信，词人想到的是何年才能回归故里与亲人团聚？据说秦观被贬郴州达三年之久，天天盼望能回到朝廷，可惜遥遥无期，使词人绝望，“身似不系之舟，心如枯槁之木”，心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了。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是即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警句，表面是在追问郴江你本应绕郴山而行，为何却流向遥远的潇湘而去呢？实际是道出词人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迁谪之恨。词人本是怀揣远大理想，出于一片忠心，为国为民，不料想却遭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一贬再贬和这郴江之水流向潇湘是何等相似，作者的诘问，似在诘责天地造物的无情，实际不也是对腐朽无情的统治者的责问？据宋惠洪《冷斋夜话》记载：“坡翁绝爱此词尾两句，自书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苏武不仅赏识秦观的才能，而且也十分了解秦观的为人并同情他的不幸遭遇。秦观之所以被贬，也正是受到苏轼的牵连。所以“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喟叹、不仅发自秦观的内心，实际也说出了苏轼（包括与苏轼有相同命运

的知识分子）的深切感受，引起他强烈的共鸣。所以王士祯说过：“高山流水之悲，千古而下，令人腹痛！”（《花草蒙拾》）

吾道一以贯之的核心——忠恕

江苏省盐城中学 浦启夫（22400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第四》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儒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一份子，人的性情与整个宇宙是相通的，所以他人之心即为我心，一人之心即为千万人之心。我之所欲所恶即他人之所欲所恶。

忠从积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雍也》篇里所说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这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恕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第四章说得好：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

第一段孔门师徒的回答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归纳为“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其意义深长，不仅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而且对于促进当今世界的和平乃至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仁学的“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是“忠恕”。“忠”与“恕”实只一道，即二者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而“恕”更为基本。循此“一以贯之”之道，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从中引申出来。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如何能够避免冲突，逐步走向人类的永久和平？面对这个严峻而又宏远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逐渐建立起国际法”。但“国际法”如何正当地建立起来？各个国家和民族应如何承担“国际法”的义务？似乎这两个“国际”问题的答案仍潜存在人类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中，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孔子希望人类社会能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能够“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看来，“均无贫”应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若能“均而不贫”，就需要有一定的“自由竞争”；若使“自由竞争”不致贫富悬殊，就须引入“均无贫”的政策调控维度。只有这两个维度“趋近于平衡的中点”，社会才能“安无倾”。

在中国五千年得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原则，那么也有望逐步走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全人类的“多元一体”。世界和平离不开忠恕之道。发达国家需要“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所不欲饥寒、劳苦、衰乏，就应在“全球化”过程中负起更多的责任，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亦能得衣食、安逸、富足。诚如是，则实现世界和平“可运之掌上”。

总之，若要走向世界和平，除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之外，还须在经济上“平等互利”，在政治和文化上“和平共处”。也就是说，要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忠恕之道。

最后简略谈及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若要真正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也须实行忠恕之道。在中国哲学中，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氤氲”而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孔子强调“爱人”，但也“爱物”，故孔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迷而》）。不实行忠恕之道，只顾一代人的眼前利益，“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粮”，那么也就不存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作者联系地址：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199号 盐城中学高二语文组

邮编：224005

浦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