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长城

2024年2月9日发(作者：宋词大全)

宁武县，汉为娄烦县地，置有娄烦关。今县南的宁化村即为娄烦关南口，县北阳方口即为娄烦关北口。北魏时广宁、神武二郡先后治此，隋为崞县、静乐县地。唐治宁武郡，明朝时无县的建置，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设宁化巡检司，十一年改巡检司为宁化守御千户所，隶山西都司。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设三关总兵，驻于宁武关，统领偏头、宁武、雁门三关边防事宜。宁武之称，取广宁、神武二郡尾字而得。

宁武关城，在阳方口南二十五华里，关城北依华盖山，南靠凤凰山，恢河水自城南向东流去，关城两翼顺河而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据《山西通志》载：“宁武关，古楼烦地，据雁门、偏关两关之中。战国时，赵武灵王曾在此置楼烦关，以防匈奴。唐末置宁武军，明初为军屯，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筑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巡抚都御史李侃言，宁武北临云朔，西带偏保，最为要冲，请设关置守备。于是，因辽宁武军旧石立关。（嘉靖）二十二年置三关镇守总宁武，辖雁门、偏关二关。明景泰元年筑城，方四里，高二丈五尺，下有堑。”城东、西、南三面门，东门称“仁胜”，西门称“人和”，南门称“迎薰”。门上皆建有关楼。“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巡抚魏绅拓广周七里一百二十步，增碑五尺，加辟北门，亦建正楼于上。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宁武道郭光复始甃以砖，又筑东西关城，皆砖甃。”3宁武关城，因踞凤凰山之北，历来又有“凤凰城”之称。

宁武关一带，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的贵族经常率兵由此南下，有时战争在此连绵不断。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东渡黄河，挥师北上大同，经宁武关，同据险顽抗的明三关总兵周遇吉在此地进行了一场激战，攻下宁武关，生擒周遇吉，为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扫清了道路。

山西三关之一的宁武关，宁武关有着“北屏大同，南扼太原，西应偏关，东援雁门”的战略地位。据有关资料，山西有不同时代的长城总长度累计3500多公里，属长城分布较多的省份之一。山西境内的长城，承载着太多山西的历史信息和社会人文信息。山西长城分布于9个市40余个县（区），总长度累计3500多公里，现存较完整的城墙和遗迹有1500多公里。山西长城遗迹按朝代可分为战国长城、东魏长城、北齐长城、北周长城、隋城、宋长城、明长城、清长城，但以明长城修筑规模最大，前后共修筑了154年。作为当时拱卫京都的屏障，明长城分外长城和内长城，外长城约450公里，由河北省怀安县延入晋北的天镇县，向西再向西南，经阳高、大同新荣区、左云、右玉、平鲁、偏关，直达黄河东岸；内长城约

400公里，由河北省涞源县延入灵丘县，向西再向西北，经繁峙、浑源、应县、山阴、代县、原平、宁武、神池、朔州朔城区，至偏关白羊岭（古称丫角山）与外长城会合。另外还有沿黄河修筑的从偏关老牛湾到河曲县石梯子的长城，沿太行山脊修筑的始于灵丘县牛邦口经五台、盂县、平定、昔阳、和顺、左权至黎城东阳关的长城。“山西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些长城关隘如著名的‘外三关’偏关、宁武关、雁门关，就全部在山西境内，而平型关、娘子关更是闻名遐迩。

打我从小开始，长城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已经深深地牢记在心。一首歌唱得好，“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于是亲自走一段长城就成了我的一个夙愿，”为此，我心仪许久。

山西长城徒步穿越，是自虐之旅、摄影之旅，更是人文之旅。骄阳下漫长的翻山越岭徒步穿越，晋北大地毫无遮蔽下的艰苦行进，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自虐之旅；一道道残破的边墙，就是一条条大地的伤口，一座座依旧挺立的墩台，犹如一位位坚守职责的将士，苍凉、壮观、恢宏，这是一条摄影之旅；追寻长城内外几度牧场几度良田的历史变迁，回忆塞北风沙中的金戈铁马，感受历史进程的点点滴滴，这又是一条人文之旅。

山西境内的长城遗迹很多。从兴县西北部的黄河东岸开始，沿管涔山和恒山山脉向河北方向延伸，蜿蜒的古长城和矗立的烽火台，依旧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蚀痕，横亘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向世人昭告着那已经远逝的昔日烟云„„

山西境内最早的长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晋之后。其时赵国疆域最大，立足都市晋阳，迅速向西、北、东三面进行军事扩张，特别是赵武灵王在位期间，锐意改革，实行胡服骑射，不断开疆拓土，进一步展现了晋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把中原农耕文化同北方游牧文化交汇融合，成为继晋之后我国古代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为了有效地防守得到的土地，就出现了最早由战国时代赵肃侯修筑的、分布于恒山和管涔山两大山系长城。

在山西境内，古长城遗存和遗址，总长度在3400公里以上，其主要基础，依旧是秦长城。当马上皇帝朱元璋坐了天下后，又拣起历代君王的旧皇历，修筑长城二百多年未曾歇息。大同境内长达400公里的明代古长城，历尽600多年的风雨，至今仍雄伟壮观，成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道久远的风景线。

明代长城分南北两线进入山西后，在偏头关一带交会，被称为内外长城，外长城由张家口入山西，经大同、偏关直达黄河天险。内长城经阜平进入山西，经灵邱、繁峙而达神池。进入清代后，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相信众志成城，决不以修长城为御敌之策。然而，为抗拒白莲教农民起义军渡河入晋，后来的嘉庆帝又重新走上了修墙御敌的老路，在黄河壶口瀑布天险处筑起了长城。从此，在中国万里长城绵延不断的修筑史中，这一段清长城，总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作为战争的遗迹，长城和关隘，在山西这块苍茫的土地上，已经变成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战争文化的珍贵实物。

千百年来，久经不息的边患，连绵不断的烽烟，使得山西北部的偏头关、宁武关和雁门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也为古老的三晋厚土，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

作为山西境内外长城和内长城的交会处，偏头关重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巍然屹立在偏关河的西岸。这一带的长城依高山陡崖而建，与黄河天险相连，形成一道拱卫中原的屏障。

地处偏头关与雁门关中路的宁武关，重建于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现存关城分西关和东关两部分，城墙依山而建，堪称雄险，在军事上可北屏大同，南扼太原，西应偏关，东援雁门。与此地50公里处，有历史上曾声名显赫的军事城堡——宁化军城。

雁门关修筑于代县城北的大山腹地，进可攻，退可守，是大漠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在赫赫有名的三关中以其雄险独树一帜。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在此建立雁门郡，秦时仍为天下三十六郡中之一郡，汉武帝时曾“发率万人治雁门关险阻”。如今的雁门关，为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重修长城时所建。与之相接的旧广武城，也是山西内长城体系中一座以屯兵积粮为主的军城，现存建筑成于辽代。城墙上的敌楼，与远处的烽火台遥遥相望，在古代战争中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登古关而远眺四周，茫茫山野上的古长城和烽火台遗址，让人们眼前不禁浮现出久远的历史画面。当年，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就是在这宏阔的三关防线，谱写了一幕幕威武不屈、英勇杀敌的壮丽史诗，也留下了血染疆域、忠诚报国的慷慨悲歌。

这段古长城,属明内长城，也叫内边。西起忻州市代县的白草口河东，东至朔州市山阴县的新广武村，全长5964米。这段保留至今的长城，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巡抚都御史李景元所筑。白草口为唐雁门关即西陉关北塞，新广武为明雁门关即东陉关北塞。长城外砖砌，内土筑，高8～10米，上阔4 米(史载一丈五尺)。上有戍堡、敌楼，下有暗门。现保存完整的敌楼有“针扃”、“雄皁”等。楼有额匾，落款均为“万历丙午仲秋之吉，巡抚都御史李景元、兵备副使李茂春、左参将陈天爵、管粮通判蒲喜轮立”。敌楼多数筑于长城外侧，面宽10米，进深8米，总高15米左右。壮橹楼建于长城正中，前后两道门可将长城封闭。靠白草口一段，原垛口、女墙筑于石山上，现内无土墙，唯有砖垛口，巍然矗立于奇岩陡峰之巅，十分雄险壮观。暗门筑于内可屯兵、外可冲锋的地段。门洞砖券，高2 米，宽1 米，门置距外墙0 米处。长城顶部三层城砖铺面，可以走马。长城附近建有烽火台、兵营暖屋(现毁)。此段长城的位置，历史上称陉岭，是区分内外、捍卫中原的门户。据清乾隆年间《代州志》载，明万历二十三（1595）年，巡抚李景元筑雁门关边墙，“绵亘十五里，坚固精好，外护雁门，内巩省会，敌不敢窥焉”。从白草口至新广武的这段长城，正是明朝雁门关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段古长城又俗称“猴儿岭长城”，是山西境内唯一包砖和建有空心敌楼的长城。由白草口过海拔一千七百五十米的猴儿岭山，过新广武城向东北，经水峪口、沙家寺至胡峪口。从胡峪口向东出山阴县境，入应县境，至马兰口。

新广武城两侧的山上蜿蜒着只剩夯土的长城，长城上的包砖哪儿去了？据当地老乡介绍，是陆续被当地人拆下来盖房、垒猪圈了，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国家大修防空洞，附近各村都有任务。当时有一条公路直达山顶，社员们开着大汽车上山去拉长城的砖修„地下长城‟。靠近白草口的长城全凭地势险要，车上不来，长城包砖才保存得比较完整。即使是这样，这段长城仍是山西境内现存长城的精华部分。

2009年12月3日下午，我从白草口攀登这段古长城，沿着长城走向新广武，一路边走边拍，欣赏领略古长城的险峻沧桑，流连缓步，不觉天色渐黑，不敢停留，匆忙下至新广武，历经四小时，意犹未尽。

山西万里长城及其关隘

中国古代万里长城的最早出现，根据文献记载和专家们的研究，据说是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相当于我国东周的春秋时期。而春秋时期最早修建长城的则是南方的楚国，这是我国当代古长城研究专家们的看法。古文献上记载，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时，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派兵攻打楚国，楚成王派一叫屈完的人带兵迎敌。在召陵这个地方，两军对垒，齐桓公问屈完：“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则回答：“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1这两人的对话若翻译成今天的语言，那就是齐桓公说：像我齐国这样强的兵力，谁能够抵挡呢？我如果用这样强的兵力去攻打你楚国的城池，有什么的城能不被我攻打下来呢？但是楚国屈完这个人偏不怕他。

他胸有成竹地回击了齐桓公的恫吓，针锋相对地说：你虽然强大，若以德去服各诸侯小国，谁能够不服你呢？但是你如果强以武力来进犯我们楚国，我们楚国却有方城可以防守，还有汉水阻挡你。你兵力再强大，又有什么用呢？齐恒公听了屈完的话，后来只好退兵。诸如齐桓公代楚这样的事，据知后来在公元前624年和公元前557年时还发生过两次。其中一次是晋襄公派处父伐楚，另外一次是晋平公派荀偃伐楚，也都因为楚国有“方城”这种特殊的防御设施，都只好草草收兵。对这

两次晋国出兵伐楚而后又因“方城”阻御无奈退兵的事情，《左传》一书中也都均有相关记载。

“方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城池？为什么像齐和晋这样的强国在它的面前也无可奈何呢？

我国著名古长城研究专家罗哲文先生认为，当时楚国赖以抵御强敌而又能每每奏效的这种“方城”，即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长城。他说，无论是齐桓公伐楚，还是后来的两次强晋伐楚。

“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楚方城防御其他诸侯领国侵扰上的功能，而且也说明了方城不是一般孤立城市的城垣，而是连绵不断的城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这便是长城的开始”。2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种种迹象看，长城的最初出现于我国古代，其实用功能首先是为了战争中的防御。春秋时楚国长城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防范来自它的北部诸国如晋、齐、秦、鲁，郑的进犯的。1981年以后，经过河南、湖北等省区文物考古界和楚文化研究会等多方面的考察与踏勘，已证明楚长城的总长度大约近500公里。实际调查的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完全相符。

与古楚国长城的始建年代相比，位于山西高原上的古晋长城的出现则要晚出大约300年以上。其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春秋时期的晋国其四邻均是一些落后的戎狄部落或弱小诸侯。从军事方面来讲，自西周建国初期直至春秋时期中叶以后，大约500余年间，晋国基本上一直处在一个向外进行军事扩张的状态中。从某种角度讲，还有一个自然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晋国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四周山河阻隔，天然封闭。一些具有能力与晋国进行军事抗衡的大国，如齐、楚、秦、宋等距离晋的核

心地域又很远，即使意欲犯晋，碍于像太行山和黄河这样的天险屏障，再加上晋国本身已有的军事实力，这就可能成为古代长城在山西高原出现较迟的另一个原委。

较为准确地讲，我国古代长城在山西高原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韩、魏、赵三家于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彻底瓜分晋国之后。当时，魏国在山西高原的西南部隔黄河与秦国相对峙，赵国则将其军事扩张的目标基本指向塞北翟、代之地及太行山以东齐、燕的势力范围。韩国在当时的实力大不如魏、赵。在秦、魏、赵的强力夹缝中，它则不得不逐渐地避其身边的强敌，而将有限的军事力量施加于比它更弱的郑、宋一类的小国，渐次向东南方向发展，以至最后将其国都由山西境内迁出，定于太行之外和黄河以南的郑地(今河南新郑)。在韩、魏、赵这三个由晋派生出的新诸侯国的各国发展中，魏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2年)，因魏国在此之前时曾经一度攻过黄河，占领了河西原来属于秦的一些领地，为了能永久保住这些地方，所以就有了发生于此年的“筑长城，塞固阳”3之举。据知这是战国三晋筑长城的最早记载，但其所建地理位置并不在山西界内，而是在今天陕西省洛水东岸一线。真正最早在山西高原范围内建筑长城的，应该是战国三晋中的赵国。史曰：赵肃侯十六年(公元前333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4这里所记载的两件事，实际上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一件是讲赵肃侯十七年这一年赵国攻打魏国叫做黄的地方，没有攻打下来。后面筑长城则是指赵国在另外一个地方筑长城以防另有强国攻赵。根据当时赵所处环境分析，赵所攻打的魏国的黄，当在今山西南部沁河上游一带，而赵当年修筑长城的地方则应该远在今天山西北部忻定盆地的西北方一线。因为赵当时要时时提防秦对其西北代地的突然侵袭。根据有关方面近年来的考察，从今天山西兴县西北部的黄河东岸开始，向东经岢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诸县，直到山西东界的广灵与灵丘交界一线，沿着管涔山和恒山山脉伸向今河北境内，近500公里的距离内均有战国长城遗址与遗迹发现(其中从今阳方口开始向东，其走向基本与明代的内长城有所重叠)。这些战国时代的长城遗迹与遗址，应该而且也只

能是三晋之中赵文化和赵历史的孑遗。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后，特别是战国七雄的鼎立之势基本形成之时，赵国立足晋阳，据有今山西北部大片土地，其向西、北、东三面的军事扩张速度非常迅速。1979年以后，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古代长城遗迹调查的结果表明，战国时期赵国长城的分布地域及其建筑总长度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无疑是居于前列位置的。除了其初期在今山西境内的修筑，赵的长城约大多数则分布在今内蒙古阴山以南以及与山西隔河而望的陕北地区，还有恒山东侧的冀西地区。正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一篇有关古长城的调查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当时的赵国也和魏国一样，在今山陕之间的黄河以西拥有大片土地。现在宜川县西北就是赵国的定阳故地(《战国策·齐策》五)。而黄河以东，现在山西离石、柳林诸县附近，也是赵国当日的离石、蔺(《战国策·西周策》)、皋狼诸地(《战国策·赵策》)。”5在司马迁的笔下，同样记载了赵国的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在实行了他的著名的胡服骑射制度之后，又在修筑万里长城方面建立了业绩。史曰：“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胡俗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处引文中司马迁所说的高阙，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库布齐沙漠西北处的杭锦后旗东北阴山山脉。

从高阙至今天的山西大同市的直线距离足有500公里以上，可见当时赵国长城的修筑规模何其宏伟壮阔。至于云中、雁门和代郡的地望，已确知其中有的在今山西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区，有的则完全处于山西省境内。

公无前221年，秦始皇赢政统一六国后，中华民族首次形成大一统局面。这位当时刚38岁的千古一帝在诸多国家大事中，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将原来由秦、赵、燕等诸侯国分别修筑的长城联结为一体，以抵御来自于北方戎狄及匈奴部落的侵扰袭击。《史记·蒙恬传》中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后世人们

习惯上所说的“万里长城”一词，罗哲文先生认为实际上即始于此。需要指出的是，秦万里长城中虽然有大约近半数的长度是利用了赵长城，但其所在位置却全在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当时山西境内的赵长城则可能均被命令予以拆毁。为什么秦要在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这样一个长达万里的距离中统一修筑长城的同时，又要命令拆毁原来六国诸侯境内各自修筑的长城呢？原因据知是害怕在此之后再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诸侯割据局面。这极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山西境内极不容易发现战国时韩、魏、赵三晋长城遗址遗迹的主要原因。从各个方面看，西汉建立后虽然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曾经呈现了更为庞大的气势，但仍然是在北部边疆秦长城的基础上予以增补加修，仍然是为了防范来自北部草原匈奴的侵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山西省有关部门在晋东北的广灵县曾经发现汉代长城遗迹。这是目前在山西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汉长城遗址，使人倍觉珍贵。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有关此过汉长城的修筑时间问题。在翻阅有关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在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的《山西通志·古迹卷》广灵县内容里，发现有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在当地直峪山修筑长城的记述。此处记述明确说到该处长城遗迹在清雍正年间还保存着，今人常常对地方志的记述抱一种怀疑态度。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再去到官修的《汉书》中去取得印证。果然，《汉书》在汉武帝元光五年有关内容中也有相关记载。史曰：是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6无论从出动上万人的工程规模看，还是由其地理方位分析，人们都无法怀疑地方志中的记载和《汉书》的有关记述，以及当地遗址本身存在这三因素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应该能够足以说明西汉长城确实在此存在的真实性。

如果再对西汉初期匈奴与刘汉政权在山西北部地区的军事对峙稍多一些了解的话，那么，对这种历史真实的理解或许就会更为深刻。例如，早在汉元帝后元六年(公

元前158年)时，由于匈奴数万骑兵从山西北部长驱直入，西汉朝廷就曾“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勾注”。7所谓“飞狐”，即飞孤陉或称飞孤口，其位置正在今天山西广灵县的东部；至于“勾注”即勾注山，具体位置也就在今广灵县往西的繁峙与代县一带。应该相信，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广灵汉长城遗迹，正是当年西汉戍边军屯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

两汉过后，从三国直至隋唐之初，亦即从公元3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初，500年间中华民族又沦入了一个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战火纷飞的动乱时代。由于前后有数十个割据政权分布于大河上下与江淮流域，所以长城在战争中的特殊防御作用又在此时显现了出来。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几个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小朝廷，都曾在山西大地上多次大肆修筑过长城，其中北齐时期在晋西北的管涔山由北向南在关帝山西隅一线修筑的百余公里长城尤为突出。而在南北朝与东晋之前，建都洛阳的西晋司马氏政权为了抵御其西部羌胡民族和北部东西鲜卑人的不时袭扰，也曾有效地利用了秦汉时的长城设施与来自西北的侵略相抗衡。

关于山西境内历代所建长城的总长度，国家有关部门在作过勘察了解后，至目前已调查确认大约3400公里以上。南北朝以前的约为1000公里左右，其中绝大部分已很难找到遗迹。现在能够确认其遗址遗迹的古代长城，在山西境内基本上均是隋唐以后的遗存。而保存较为完好的部分，则几乎全是明代新建或重修过的长城。考古界与古建筑学界认为，长城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防御建筑，从东周的春秋时代开始，直至明朝建立，所经多数朝代均有修筑。通过对山西境内古长城的调查了解，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虽然南北朝以前的古长城遗迹目前在山西已很难寻觅，但若征之于历史文献，有许多记载却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如以有关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在山西境内所修筑长城的记载为例。就极易得到。

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是北魏时期政治作为仅次于孝文帝拓跋元宏的一位政治家。史载，在其执政的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他曾“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8罗哲文先生认为此处的筑畿上塞围，“即是从现在北京居庸关，向南至灵丘，再向西经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而达山西河曲县。当时把这道长城称之为畿上塞围，是因为它环绕于首都大同的南面，用它来保卫首都之意”。9大同即当时北魏都城平城所在之地，灵丘、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长城关隘均在今山西境内。可见，这条畿上塞围的大部分遗存地皆应在山西高原，这无疑便于我们今天的考察与寻求。

再如北齐文宣帝高洋，这是一位在他那个时代就被人们比作为夏桀和殷纣的残虐的封建帝王。虽然他在位时间仅仅只有10年，然而如若论及他横征暴敛与大兴土木的“业绩”的话，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绝不亚于秦始皇时的大修万里长城，以及隋炀帝开辟京杭大运河的残酷程度与巨大规模。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记载的显示，他在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时，就曾不顾冬天的严寒，亲自君临晋西北的吕梁山上，“次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于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10这段南北向的长城，大约北部起自今天的岚县一带，南部一直修筑至现在汾阳与离石交界处的薛公岭(亦即历史上的黄栌岭)之处。其历史遗迹至今仍能在一些地方偶然发现。天保六年(公元555年)，高洋又“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又“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又“初于长城内筑重城，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11以上引文中古地名如恒州、总秦戍和库洛拔等均在今山西大同附近，坞纥戍则在今天平型关遗址的东北处。高洋死后，不到6年时间内，北齐连续就换了4位皇帝，至天统元年(公元565年)北齐后主高纬时，高纬竟又“自库堆戍东距海二千余里间，凡有险要，堑山筑城，断谷起障”。1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齐时除了于塞北修筑

长城之外，而且还曾在今山西阳城与河南济源间的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附近也修筑过数百里长城，以防御当时北周宇文氏的北侵。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笔下有关“齐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13的记载，即是史证。时当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春三月的时候。至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能见到这些古长城的遗迹。近年在山西阳城至晋城之间山区考察时，有关方面发现的所谓不明时代的长城遗迹，极有可能就是北齐时所筑长城的历史遗存。

北周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继西魏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维持时间很短的短命政权，但在长城修筑历史上仍有自己的建树与记载。

如北周静帝字文阐，虽然他只是一个在位一年多时间的短命皇帝，当突厥寇扰并州时，他也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六月，“发山东诸民修长城”。14据知，这次所修长城原计划自雁门关一直修到碣石临海滨的地方，但不久由于隋国公杨坚篡权，北周灭亡，故未及竣工。

范文澜先生曾经说过：“北朝和南朝南北对立。北朝和北境外强国也是南北对立。这些北境外强国都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发展、以捞掠人口和财物为专业的游牧国家，对北朝的威胁是严重的。北朝对南朝要攻、守、和、战兼施，对北境外强国也要攻、守、和、战兼施，所以北朝的处境比较复杂。”15正是由于所处的这种复杂的政治与军事环境，故而北魏、北齐、北周等北朝政权从公元4世纪末至公元6世纪末这200年间，在我国古代长城建筑史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从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个建筑高峰期。其特点是建筑地域布局广阔，建筑总长度则仅次于先秦长城和明代长城。另外一个特点，因为北朝各个政权几乎均以山西高原作为他们的主要军事和政治活动地域，所以，这一时期的长城修筑活动，在山西的古代地方史上显得尤其突出。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隋代虽然在中国古代史上只有37年的短暂历史，但在修筑长城方面却有许多文献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一次就征用丁伕多达百万人以上，去修筑陕北榆林至今山西大同西北部之间的长城。隋代修筑长城的地理区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几乎全部都集中在都城长安以北今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

根据罗哲文先生研究结论，“唐、宋、辽时期，长城的修筑工程几乎处在停息阶段”。16金代虽曾有过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但其修筑地域多在今天的黑龙江、辽宁与内蒙古地区。非常有趣的是，在北宋欧仅修和宋祁撰修的《新唐书·地理志》中，当记述到当时的太原郡所辖太谷县有关内容时，书中竟写到在太谷县“东南八十里马岭上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元年废”。17从那以后，后人多以为此段长城为唐长城。如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山西通志》即非常明确地写定这段长城“自平城至鲁口，沿山屈曲延三百里。武德二年筑，贞观元年废”。18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之间仅百年时间，为什么刚刚修筑好的150公里长城不到10年时间又要废弃呢？在非常险峻的山脉间修筑150公里长城，一筑一废，非同小可。为此，笔者曾翻过许多历史文献，修筑此段长城的具体记载难于稽查，怀疑清雍正版《山西通志》中“武德二年筑”的记述恐怕有误。近年有关方面在调查此段长城时仍以唐筑长城对待，笔者则以为其建筑年代很可能属南北朝，或者属战国时代。有关马岭长城的方位记载，《新唐书》中所说的“平城”即今天和顺县西部的仪城村，此村在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至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478年间，曾一直作为当时的平城县治之所在。至于“鲁口”这个古地名很可能就在今天祁县城东南约30公里处的峪口(即伏西河西流出山口)附近。峪口西约5公里处现有鲁村，当是一个历史的佐证。从今天的祁县峪口村沿山向东去，经马岭关遗址再一直向东至和顺仪城村，直线距离100多公里。古时的长城是依山势曲折修筑的，所以《新唐书》中所说“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应是符合实际的。

据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中讲，隋开皇十六年在今仪城村所建的平城县治，实际上就是战国时期赵国赵简子所建的平都古城的遗址所在。

那么，“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古长城如果不是唐长城的话，会不会是战国时期的赵长城呢？这又是一个历史文化之谜。总之，今天我们还仍然能够隐约见到的太谷县南的马岭长城遗址，确实应该被认为是山西境内古长城遗产中最有魅力的一个部分。

在中国古代起自春秋而息于清代的2000余年的长城修筑史上，明代200余年的长城修筑成果堪称最为辉煌。罗哲文先生讲：“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19明代不仅将全国州县以上的所有城市的城墙完全用砖石予以包砌，而且同时将万里长城的将近2／3的区段也悉数用砖石包砌或用砖石加固。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长城实际上就是明长城。一般人都认为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而西至嘉峪关，事实上明代的万里长城还要比这个长度长得多。向东它甚至到了鸭绿江畔，向西则已进入新疆境内。皖南号称为“典核”的著名才子朱升在明太祖朱元璋即将登基但还没有完全征服天下的时候，向朱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后来明代建立后的200余年中，自始至终一直大修州府县城城垣和万里长城，证明“高筑墙”确成为失明王朝统驭天下的基本国策。

明代山西境内的万里长城区段，在整个明代长城修筑体系中，仍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山西北部在明之前历代所修的长城，此时无论对已经退回草原大漠中的蒙古贵族的残余军事力量，还是对刚刚建立政权的朱明王朝来讲，均被作为双方实行军事对峙前线的直接接触地域。特别是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式在北京建都后，山西北部的长城设施就尤其显露出了特殊的国防作用。《明史》记载，早在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59年)春天时，朱元璋就曾派他的

第3个儿子“晋王棡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20这可以被认为是明初在山西北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启始。明代北京西北部居庸关向西直至山西偏关的所谓内、外长城的修筑，事实上也应该启始于此一时期，而内外长城的最后完成和竣工，则可能一直延至明代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左右。因为在此之前不久，由于蒙古俺答的一再侵扰，嘉靖皇帝曾经不得不把正在家中为父守丧的山西蒲州籍兵部尚书杨博紧急召回，让杨总督宣化、大同及山西全部军务。任上，杨曾“于大同牛心山诸处筑堡九，墩台九十二；接左卫高山站，以达镇城”。21这里的大同牛心山即在今右玉县牛心村附近，堡与墩台皆为当时内外长城上的军事设施。这说明山西境内的内、外长城在公元1561年之前仍未完备。

明代的外长城东部起自居庸关，经今河北张家口市然后进入山西的天镇、阳高、大同、左云、右玉直到偏关、河曲。其向西的走向进入天镇后，实际上形成了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的自然分界标志。明代的内长城东部同样起始于北京市郊区的居庸关。然后向西经今河北保定地区的易县、涞源、阜平进入山西灵丘，再沿浑源、应县、繁峙、神池境内的山脉直至偏关老营堡，与外长城相连接。外长城的城隘以“堡口”著称，如山西界内的杀虎口、破虎堡、镇川堡等；内长城则以“外三关”’和“内三关”最为驰名，其中“外三关”即是指山西界内的雁门关、宁武关和偏头关。

最初，明王朝曾将北方长城划分为九个防守区段，时称“九边”，由于每边均设镇守官员；所以又称“九镇”。到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2年)时，在北京附近的昌平和保定又增设两镇，遂又成为“十一镇”。这“十一镇”分别是：辽东镇、蓟镇、昌镇、真保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其中太原镇和大同镇在今山西境内。太原镇管辖山西境内的内长城，全长800多公里；大同镇则管辖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外长城，全长335公里。

明代曾有许多彪炳于史册的著名历史人物或征战或屯戍或巡视干山西辖境的内、外长城之间。例如明初的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和后来明英宗时的爱国将领于谦，以及明嘉靖时鼎柱重臣杨博等人均是。尤其于谦，他不但以其一腔爱国热忱和英雄胆略赢得了后世人民的永久爱戴与纪念，而且还在山西高原留下了许多诗词瑰宝。其中《云中即事》和《咏煤炭》两首，一写当时塞外长城边障上戍边将士的生活情景，一借山西遍地皆是的煤炭抒发其高尚情操。尤如“边垂无事风尘静，坐听笳声送夕阳”和“鼎彝元赖生成力，铁光犹存死后心”这样优美精辟的佳句，至今仍被人们盛传不衰。

人所共知，在普遍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的长城修筑活动到了明万历(公元1573—162O年)以后，就逐渐进入了停息阶段。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皇帝登基于北京。从此时起，清廷虽然“对修不修长城曾经进行过长久的争辩。起初有不少大臣提出过修长城的事，清朝统治者也曾加以考虑过”。22但是，由于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特别是在整个北部边疆取得了突出的战绩，竟使阿尔泰山以东直至黑龙江流域的大片土地全部纳入了清王朝版图。所以约到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以前时，这位曾经3次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终于在要不要再修长城这个问题上得以大彻大悟。他断然决定用一种更能使蒙、藏、维等民族上层人物接受的政治统治策略，去替代军事冲突和传统的长城防御工程。他不但决定不再修长城，而且还用写诗的方式讥讽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大修长城的历代帝王是“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一方面他在修筑长城这个问题上嘲讽前代帝王，另一方面他还表示了对前代修筑长城而征役的普通平民的由衷同情。如在一次巡视山海关时他还顺便去看了附近的姜女祠。

爱新觉罗·玄烨，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最终在他第三次御驾亲征凯旋返归北京时，面对着居庸关这座长城上的著名关隘，欣然认识到了“悬崖壁立垣墉固，古峡泉流昼夜间；须识成城惟众志，称雄不独峙群山”23这个深刻的政治哲理。

然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在康熙皇帝去世不到70年的时候，他的不肖子孙们就因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违背了他不再修筑长城的愿望。先是在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川、陕、鄂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的义军几次进入陕西，逼近黄河并计划渡河北进山西时，山西清军就开始在黄河东岸一侧，从今石楼县义牒镇附近向南直至吉县、乡宁一带沿河修筑长城。后来又由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后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对山西的威胁，特别是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秋，当时由张宗禹率领的西部捻军意欲由陕西出发经山西驰援山东的东部捻军，这就更促使山西清军倍觉恐慌。在此前后，山西石楼、永和、大宁、吉县、乡宁由北向南沿黄河东岸修筑的大约150余公里长城已基本建成，并在沿线长城上设立了辛关、永和关、铁罗关、马斗关、平渡关等诸多关隘，以加强守备。但是，就是在清同治六年的十一月，由张宗禹率领的西部起义捻军，仍然还是从陕西宜川和山西吉县交界的龙王辿强行渡过黄河，攻破了由清军驻守的河清门长城，一举进入山西，并由此直下河南。当年的河清关长城遗址至今仍然保留在山西吉县壶口瀑布附近的龙王辿山崖间。这段清代长城已与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一起，成为当地颇享盛名的旅游景点。如果说明代以前2000多年间历代所修长城，大多是起着一种抵御外来侵略作用的活，那么，山西境内的清代长城则完全可以说是用来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的。

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山西沿黄河东岸的清代长城遗址，它标志了中国古代长城建筑的真正最后之结束。

中国古代长城历来多凭借自然天险而修筑，故而作为长城重要组成部分的要塞关隘也就几乎都处于山河之要冲位置。由于山西这块大地在中国历代政治军事史上享有独特作用，以及它那特有的以表里山河为特征的特殊地形地貌，所以，名关险隘在山西的分布有史以来又表现得尤其密集。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三晋著名关隘并指出它们遗址的地理位置。如：

马岭关，太谷县东南30公里；偏头关，偏关县城；

黄泽关，左权县东南60公里；雁门关，代县北15公里；

娘子关，平定县东北40公里；宁式关，宁武县城；

平型关，繁峙县东北60公里；蔚汾关，兴县城东；

黄芦岭关，汾阳市西30余公里；乌仁关，吉县西30公里；

永和关，永和县西北30公里；平渡关，大宁县西南27公里；

铁罗关，永和县西南30公里；天井关，晋城市南23公里；

东阳关，黎城县东北13公里；长平关，高平县北20公里；

老营堡，偏关县东北75公里；直谷关，广灵县南5公里；

杀虎口，右玉县西北30公里；茹越口，应县南20公里；

马斗关，大宁县西北25公里；„„

以上所举关隘均在山西境内长城线上，本身就是历代镇守长城将士的戍所，同时兼有军事、行政和来往交通管理多方面功能。

这些关隘在外长城一带多以堡、口、卫等命名，因地因时而变异。有的长城区段关隘设置相当密集，如从今宁武向东经代县至繁峙一段内长城上，在北宋时就曾设有20余处大小关隘。仅盘道梁至平型关之间，就有水峪、胡峪、马兰、茹越、小石、大石、大安、团城、凌云、葫芦、太和、白草、八岔、小莲、夹柳、燕水、雕窠，元冈等隘口，其中雁门关还未算进去，时称“十八隘”。有的长城关隘虽然地处偏远，但是在历史上曾经十分繁荣昌盛，如偏关县的老营堡。这本是明代内、外长城在山西境内的连接会合之处。1985年时曾有两位年轻记者到老营堡采访，堡内一位叫陈程的老人竟能极为详尽地讲出这座长城古堡繁盛时的状况。他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准确说出老营堡在历史上最后一次扩建时的情景。那是“万历癸酉年。即1573年，将老营堡向东拓城一倍，用千斤石百斤砖修建城墙。城墙周长五里十三步，3个城门，4个城楼，360个垛口。城头上有瞭望台，下有弹药库”。“老营城在极盛时期，城内有3000多户人家，全部是砖瓦房；沿街店铺林立，有43家字号。每年正月十五、五月端午、六月十八赶庙会，街头人群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南销胡麻油，北运棉布、铁货„„城中心建有魁星阁，四面有关帝庙、娘娘庙、城隍庙、文昌庙、马王庙等13个戏台”。24

在有明一代的长城防御史上，偏关老营堡有着重要的地位。

“铜偏关，铁宁武，生铁铸成老营堡。”这两句从明代一直传至今天的民谚，400多年来许多学者或百姓都能讲出或者耳闻过。

但是能够把老营堡的历史从一位偏僻乡村的老人口中侃侃道出，讲给20世纪80年代的两位年轻记者来听，这在今天却是不多见的。两位年轻记者后来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当写到这一节内容时，慨然以《不该遗忘的长城》作为章节标题，堪称具有时代的慧眼。

山西除了有长城的地方分布了很多关隘，同时还有不同于长城关隘这种类型的许多其他古老关隘存在于山西的险山与大川之间。诸如此类，我们也能讲出一些它们的名称和地理位置。

石岭关，阳曲县北25公里；白马关，盂县东北35公里；阴地关，灵石县西南25公里；天门关，太原市北郊区；黄榆岭关，和顺县东35公里；冷泉关，灵石县北20公里；石门关，原平市西北35公里；平岭关，广灵县北；赤塘关，忻州市西南25公里；两岭关，静乐县南30公里；白壁关，孝义市西10公里；合河关，兴县西北30公里；孟门关，柳林县西北孟门镇；金锁关，汾阳市西北15公里；泉子关，中阳县西南20公里；太平关，襄汾县西北10公里；风陵关，芮城县西南风陵渡口；黑龙关，蒲县东25公里；龙门关，河津市西北禹门渡口；蒲津关，永济市古蒲州西蒲津渡；横岭关，绛县南12.5公里；濝关，垣曲县东35公里；上党关，屯留县西；铁岭关，侯马市南6.5公里隘口村；乌岭关，沁水县西北15公里；穆陵关，万荣县西南17.5公里；五度关，陵川县南40公里；玉峡关，平顺县东南32.5公里；昂车关，武乡县东4公里；虹梯关，平顺县东17.5公里；与长城沿线的关隘不同，以上所举出的这些古代关隘大多分布于山西腹地各交通要道处，或是自然形成的山脉峡谷断陷位置，又或是著名的河流渡口处。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忻口战役的地方，古时就是忻口关之所在。在它的关城西边，西边是金山余脉，东边则是五台山脉的余脉。又如阳曲县北与忻州交界处的石岭关，古时关城两侧，西侧是云中山脉的余脉，东侧又是系舟山的余脉。再如平顺县东的虹梯关和玉峡关，则完全坐落深入在莽莽太行的群山峻岭之中。古人曾为两关分别作铭文并勒石于关上。《虹梯关铭》曰：

石崖攀天，仄磴千廻。仰干塞明，俯临蔽霾。

铁壁钩连，谽谺中开。观者骇魄，行子心摧。

亘如长虹，横绝天阶。彼昏者氓，肆其喧豗。

爰据培塿，以抗震雷。卒于大刑，亦孔之哀。

太行之阿，大河之隈。关门夷严，维帝念哉。

北山有石，南山有材。经之营之，突若崔嵬。

侍臣作铭，以诏后来。25

与《虹梯关铭》相比，《玉峡关铭并序》使人读后，更觉气势非凡。是曰：

玉峡关者，夏子创焉而命之名也，旧曰风门口，在隆虑万山之巅，为两河、三晋之界，盖天作之险也。前此弗设守，庸氓往往凭阻以拒命吏，兹大非失理与！乃即是关焉。关成面系之以铭：

太行盘盘，横厉中原。近引河朔，遥缀昆仑。

太原大梁，维国雄藩。壶关林虑；界于花园。

鸟道崎仄，轮摧马烦。怪不离列，熊攀豹蹲。

连崖壁立，屹如墉垣。绝顶中断，是曰风门。

俯临夜壑，仰逼朝暾。一夫挺身，万骑空屯。

设险甚固，王者道存。乃告守吏，受作键阍。

勒铭岩阿，宠以瑶琨。匪昧在德，用戒嚚昏。26

千年的古代关隘虽然许多已经成为破败不堪的遗迹和遗址；然而这些幸存的碑碣刻石以及保留在方志文献中的那些历史文字，都成为我们籍以认识已经失去完整

面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弥足珍贵的真实历史依据。这些与长城没有什么关系的古关隘，在一点上则与长城上的关隘存在着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与中国古代许多次战争密切相关。

清代初年曾在山西宁武府任过知府的河北人魏元枢，曾经写过一题为《查勘关隘遍历大关内外纪事二首》的诗歌。诗的上阕前二句为：“长城尽日此经行，谁挽天河洗五兵？”意思是说，我来长城查勘的时候战争早已成为往事了，可是想到千百年来曾在此戍守战死的征人，即使倾天河之水，谁又能洗净那战争留下的创伤与回忆啊？诗的下阕首两句则是：“驱车千里出重关，高卷双旌过市阛。”此处的描写却好像在说，我的查勘的车骑走过去了一道又一道的关隘，然而看到的竟是一派毫无战争气氛的繁荣景象，当年战火中的军旗应该已经是统统收卷起来并束之高阁了吧！

是的，中国古代的长城与关隘作为战争的标志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它们毕竟仍是人们难以忘却的历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全世界特有的一种景观生态，早已引起全人类的向往和注意。有人说过，万里长城是美国宇航员登临月亮回观地球时，唯一能够用肉眼观看到的地球人类文化建筑。还有人说过，山西是唯一一块存在着长城和黄河并肩平行的古老大地。把中华文明的两个著名标志联系在一起，黄河是自然遗产她却孕育了伟大久远的中华文化，万里长城虽是文化遗产，但它从诞生的那一时刻起，就紧紧地依附在自然山河之间和草原大漠之上。于是，就又有人说，这是两条巨龙，一条是人类的文化巨龙，一条则是孕育了人类文化的自然巨龙，而它们都属于中华民族，都被全人类视为文明之奇迹。这一切，真是构成了一个多么富有魅力的悠久的话题，这话题在山西最为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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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2页。

2.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3.《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45页。

4.《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02页。

5.《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括号内引文为史先生原文中所有。

6.《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页。

7.《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页。

8.《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页。

9.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10.《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9页。

11.《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3—254页。

12.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也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13.《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231页。

14.《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版，第5398页。

1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621页。

16.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17.《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03页。

18.《山西通志·古迹卷》，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第16页。

19.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20.《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2页。

21.《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57页。

22.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3.卜维义、孙丕任编：《康熙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24.马小林、张敬民：《西口大逃荒》，中国广播电视出极处1990年版，第78页。

25.《山西通志》点校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46页。

26.《山西通志》点校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46页

摘自《遗产生态的魅力》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本文作者：杨晓国

来源：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