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及其作品详解

2024年2月6日发(作者：淘宝客户)

汪曾祺

汪曾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事》、《受戒》等。

人物简介

汪曾祺(qí)（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

高邮人，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汪曾祺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

格言名诗

1989年在上海从《新民晚报》上读到汪老的《老夫子自道》非常知趣，特引用如下，供朋友们一读： 我自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钻研文学，读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载。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世无争，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人物生平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自由的。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现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人物评价

[1]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

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

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相关事件：

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

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严嵩吃河豚的故事

艇巴鱼是有毒性鱼类，其血液、内脏和卵巢都含有剧毒，误食艇巴而丧生的事时有发生，就是那些自恃的闯海人，因一时不慎，处理不当而中毒致死的也屡见不鲜。因艇巴鱼毒还演绎出不少民间传奇。 明代世宗朝有个贪鄙奸横的权臣严嵩，80多岁的时候，从山东蓬莱纳一渔家少女为妾。吃腻了山珍海味的严嵩，其下属独出心裁地为其婚宴策划出艇巴宴，以示献媚助兴，得到严嵩首肯，遂带上艇巴鱼，还有从山东雇佣的庖厨一起火速赴京。为防万一，以年轻的岳父为担保一同前往。 婚庆那日，当朝重臣、达官贵人、地方要员等宾客云集，纷纷前来恭喜道贺，热闹非凡。当最后一道香喷喷的清炖艇巴鱼端上桌时，垂涎欲滴的宾客争相为食，一眨眼工夫，一大盘艇巴鱼早已入口下肚了。 正当大家余兴未尽品评着艇巴鱼的美滋美味时，中间南侧靠窗一桌有一身穿长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徒然倒地，口冒白沫，浑身抽搐而不省人事。“有人中毒了！”婚宴一派哗然、乱作一团。严嵩爪牙直奔厨房捉拿厨子，可厨子一个也不见了，“岳父”也没了踪影。 慌乱中严嵩勃然大怒，责问小妾：“何以解毒？” 小妾说：“惟有黄汤。” 严嵩问道：“何为黄汤？” 小妾说：“即粪水。”

严嵩即刻下令去茅厕担来粪水。 为解毒活命，宾客们顾不上颜面尊严，人人端起碗，个个扬起脖，闭上眼将粪水喝下，哇哇地将抢食的艇巴鱼等食物全部呕吐出来，甚至五脏六腑都要倒出来，婚宴霎时臭气熏天，一片狼藉，一片哀鸣。

话说首次进京的乡下人，忙完了艇巴鱼这道菜，都跑到街口看光景溜街去了，他们被生擒回来。正想问罪，此时那位倒地的仁兄苏醒过来，道出了事情的真象。原来，席间书生外出小解，待他回来时艇巴鱼被一扫而光，就顿时生了大气，癫痫的老病复发„„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黄汤”解鱼毒的故事(小说《三侠五义》中有相似的故事，即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河豚鱼的有毒成分是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人食入豚毒0.5mg-3mg就能致死。河豚的肝、脾、肾、卵巢、睾丸、眼球、皮肤及血液均有毒。以卵、卵巢和肝脏最毒，肾、血液、眼睛和皮肤次之。毒素耐热，100℃8小时都不被破坏，120℃1小时才能破坏，盐腌、日晒亦均不能破坏毒素。 每年春季是河豚鱼的产卵季节，这时鱼的毒性最强，所以，春天是河豚鱼中毒的高发季节。中国《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河豚鱼有剧毒，不得流入市场。捕获的有毒鱼类，如河豚鱼应拣出装箱，专门固定存放”，所以，河豚鱼还是不吃为

好。仅有少数人是拼死吃河豚，但多数人是因不认识河豚鱼而不小心吃了引起中毒。

敦煌变文

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学者泛称之为“变文”，变，是改编，改写的意思。

佛教东传，翻译注释大量涌现，但一般民众仍难接受，所以约东晋以来，有些和尚就用浅近的方法如“唱导”来传教。唱导讲究声，辩，才，博。其留下的底本称之为“讲经稿”。稿中每每穿插许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极尽铺张，故事部分畸形膨胀，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佛经本身则变成了故事的素材。这种作品，就称之为“变文”。

【又】变文是唐代兴起的说唱文学，“变”指“经变”，佛教用语。以佛经的内容为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即变文。“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的俗讲，连说带唱，后来内容扩大，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1899年敦煌千佛洞从佛经中发现大量唐代变文钞本，即敦煌变文。

挂枝儿释义

一作《倒挂枝儿》或《挂枝词》。民间曲调名。为北方民间曲调《打枣竿》流行至南方的改称。盛行于明天启、崇祯年间。一般七句四十一字，可加衬字，平仄韵通押。内容多写恋情。明代小说中常填此调，用于嘲谑。

举例《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王美此时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编出一只《挂枝儿》来：“王美儿，似木瓜，空好看，十五岁，还不曾与人汤一汤。有名无实成何干，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娘。若还有个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这些时痒？”

吴哥

雄踞在金边西北约310公里处的吴哥古迹群，是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遗址，现存古迹主要包括吴哥王城（大吴哥）和吴哥窟(小吴哥)，全部用石头建构以及精美的浮雕艺术是吴哥古迹的两大特点。吴哥古迹始建于公元802年，前后用400余年建成，共有大小各式建筑600余座，分布在约45平方公里的丛林中。吴哥王朝辉煌鼎盛于11世纪，是当时称雄中南半岛的大帝国，也是柬埔寨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吴哥王朝于15世纪衰败后，古迹群也在不知不觉中淹没于茫茫丛林，直到400多年后的1860年被法国博物学家发现，并向欧洲和世界广为宣传介绍，才重现光辉

云谣集杂曲子

云谣集杂曲子》，敦煌曲子辞总集。编者不详。载于斯一四四一、伯二八三八等敦煌写本。原本今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中国学者从伦敦抄回十八首、从巴黎抄回十四首，经整理，恢复此书三十首的原貌。全书共使用十三种曲调，除《内家娇》外，其余十二曲均见《教坊记》。

白雪遗音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俗曲总集。清华广生辑录。嘉庆九年(1804)编订，道光八年(1828)由玉庆堂刊刻。全书二十二万字，分四卷

该书收入当时流行的十一种小曲的曲词七百一十篇(一般一篇一首，有些为一篇二或三首，最多者为一篇十二首)。卷一收〔马头调带把〕曲词一百八十二篇，〔岭儿调〕曲词三十

二篇；卷二收〔马头调〕曲词二百五十七篇，〔满江红〕曲词二十一篇，〔银纽丝〕曲词八篇；卷三收〔剪靛花〕曲词三十五篇，〔起字呀呀哟〕曲词三十四篇，〔八角鼓〕曲词四十九篇，〔南词〕曲词六十五篇，〔九连环〕曲词一篇，〔小郎儿〕曲词四篇，〔七香车〕曲词一篇；卷四收〔南词〕曲词二十一篇，并弹词作品《玉蜻蜒》中“戏芳”、“游庵”、“显魂”、“问卜”、“追诉”、“访庵”、“露像”、“诘真”、“认母”等九个选回。书前有序文五篇，分别为高文德、常琴泉、陈燕、吴淳、华广生撰写。序之后附有〔马头调〕“黄昏卸得残妆罢”词与曲谱，未注板眼，仅以一炷香式录下工尺谱。书中曲词内容极为广泛，叙事、抒情、写景俱全，有取材于戏曲故事的，有流传于街衢里巷的优美的情歌，也有描摹四时风景的兴怀之作。从华广生自序中可知，这些曲词是耗费三年生活之资，经多方搜罗、友人函递，才汇辑而成。是书对于研究清代的曲艺史，探讨单弦八角鼓、时调小曲、弹词等曲种的演变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散文的联系和区别

明初散文以朱元璋开国功臣宋濂，刘基为代表。宋濂论文力主宗经其散文以传记文成就较高。刘基则是诗文兼善的作家，他的散文以寓言杂文最有特点。明中叶散文和诗歌的发展一样，出现了前后七子与反前后七子的激烈论争，此期散文流派众多。“前后七子”主张复古，独倡秦汉古文，由于模拟过甚，被后人斥为“伪体”，仅“后七子”之宗臣以散文名，他的《报刘一丈书》是明代散文中少有的一篇好文章。明嘉靖年间，“唐宋派”兴起，他们继承南宋以来尊崇“八大家”，（韩柳欧曾王三苏）古文的既成传统，自觉提倡唐宋散文，与“前后七子”相抗衡，故有“唐宋派”名之。其散文使明代散文出现了转机，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归有光。万历年间的“公安”，“竟陵”两派散文，抒写“性灵”。各有特点，二者文学革新运动的直接产物是散文创作中，出现了的小品散文，这是对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代表了两派散文的创作成就。明末散文上承明中叶余绪，出现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张岱散文汲诸家之长，兼“公安派”之清新和“竟陵派”之冷隽又独具风貌，成为晚明散文大家。同时主张复古的“复社”，“几社”，由于使古学务为现实所用，故其散文于拟古之中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现实性很强，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均是明道散文中很有思想容易的佳作。

清代散文，初承明代“唐宋派”一脉，代表作家有候方域，魏禧等人。候方域散文被时人推为第一。清中叶以后“桐城派”古文一统天下，势力极大，蔚然成为清代古文正宗。“桐城派”古文一布局严谨语言雅洁著称。这是唐宋八大家古文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影响达远至于民国初年。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管同，梅曾亮等人，骈文在清代也十分流行。清初的陈维崧便是骈文名家。清中叶以后骈文屡与古文争胜，出现了著名的骈文作家汪中，他的《哀盐船文》，“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是一篇十分动人的佳作。

明清两代，不以文名的思想家的散文值得注意。明代有嘉靖万历年间的李挚，其散文思想性强，极富鼓动性，揭露假道学最见功力。清代则有清初的黄宗羲，唐甄（？）等人，其散文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封建帝王，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于开通民智，进行思想启蒙起到很大的作用

五四时期散文

1，最重要是受无私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白话文运动），散文文体文体简短自由，与五四时期追求自由的思想潮流契合。

2，五四文人强调个性，张扬自我，力主打破传统，开创新风。于是散文也应时应运发达起来。

中国饮食特点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

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