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冬儿姑娘》特殊的叙事角度

2024年2月6日发(作者：我们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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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冬儿姑娘》特殊的叙事角度

作者：周恬羽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4年第02期

摘 要：冰心的《冬儿姑娘》从“冬儿妈妈”的角度，以“冬儿妈妈”的独白来叙事。这种独特的叙事角度将浓浓爱意蕴含在其中，并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关键词：冰心 《冬儿姑娘》 叙事角度

《冬儿姑娘》是冰心一九三三年写作，原载于《文学季刊》一九三四年一月创刊号。本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母亲及其女儿的生活经历，丈夫抛妻弃子，母女俩相依为命。婚姻失败，母亲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生活艰苦，女儿小小年纪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作品从多层面多角度落墨，勾勒冬儿姑娘的人际关系，刻画其性格心理，赋予其身份定位，使人物丰满立体、充满张力。作为一个„活的真实的人‟，冬儿是冰心笔下最有光彩、最富人性的人物之一。”[1]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是其叙事角度的选用和蕴含在其中的浓浓的爱意。

我们通常见到的作品，大都以第三人称或者第二人称为叙事角度，而《冬儿姑娘》则是从冬儿妈妈的角度，以冬儿妈妈的独白来叙事的。这样的独白不同于冰心的《致小读者》，虽然都是在形式上的创新，一个是书信体，一个是独白式，但是，《致小读者》的作者“我”就是书信中的“我”，而在《冬儿姑娘》中，“我”却成了隐含作者，小说中的“我”是冬儿的妈妈。因此，这篇作品在视角上给人以独树一帜的感觉，作为读者的笔者像是无障碍听话，笔者就是“第三者”，就在冬儿妈妈和太太身边。

冬儿妈妈算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因此她的话语里有着浓浓的北京味。“庆王爷出殡”“海淀大街上看热闹”“内务府当差”“圆明园里那些大柱子”……这些事、物、景全是北京所特有的，用当下最时髦的话说“真接地气”。而在之前冰心的作品中，我们是很难看到这些接地气的话语的，她“出于良好的动机写出宣扬„爱的哲学‟的心理问题小说……但得到的是一个幻美的结局。她的心理问题小说比她的社会问题小说脱离现实更远一些”[2]。《冬儿姑娘》让我们看到了更真实的北京，人们仅仅是为了生存就要费尽心机。而从冬儿妈妈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冬儿就是这真实的典范。妈妈对冬儿的描述是“傻大黑粗的，眼梢有点往上吊着”，这哪像一个女孩子？更不像一般母亲惯常的描述，冬儿不美更不像一朵花。我们再看看冬儿的成长过程：“四五岁的时候，就满街上和人抓子儿、押牌、耍钱”；“八九岁就会卖鸡子……不卖鸡子的时候，她就卖柿子、花生”；十二三岁的时候跟着张宗昌部队的后头唱歌，“哪一天不吃着他们那大笼屉里蒸的大窝窝头”；十六岁那年闯下祸，拉了大兵的草料却没有请人家喝酒，躲到姨妈家；十八岁砸了香头家神仙的牌位。然而这么多的事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件是欢欢乐乐的，爸爸离家出走，妈妈虽然每天陪伴在冬儿身边，但是妈妈几乎没有参与冬儿的成长，反而是冬儿在充当着保护妈妈的角色。有一次，冬儿家后院的几颗老玉米刚成熟就被人拔了去，“冬儿回来知道了，就不答应说：„我不在家，你们就欺负我妈了‟，她直骂了一下午”。冬儿无疑是爱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