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古代文学复习资料 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2024年1月9日发(作者：珠海海洋乐园)

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11世纪下半叶，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这些词人活动和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和徽宗（1069～1125）三朝。

此期词坛，有两大创作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此外晏几道和贺铸，虽然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乐府供职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大晟词人群。虽然社交上分为两大群体，但词风却是“各尽其力，自成一家”。

苏轼在柳永、王安石之后进一步大力拓展词境而开宗立派，黄、晁二人师法其词而自成面目；秦观学柳永而又自辟新境；贺铸从唐诗中吸取养料，豪侠之气与绮丽柔情融为一体；周邦彦在音律、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而另开一派。这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调并存的繁荣期，也是名家辈出的创造期。 其中创造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他们各自开辟出不同的创作方向：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第一节 晏几道

当苏门的黄庭坚、晁补之沿着苏轼所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行的时候，耿介孤傲的晏几道（1038～1110）则仍然按照乃父晏殊所承传的“花间”传统，固守着小令的阵地，写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男女悲欢离合。小山词里既有确指的思恋对象，情感也非常真挚。晏几道为人执着痴情，黄庭坚曾说他有四痴: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即使是四位歌女流转人间，明知不能重见，他仍然一往情深地苦恋着对方。不是表现拥有爱情的欢乐，而是追忆已失落的往日爱情和表现刻骨铭心的相思，并把爱情当作一种纯精神性的追求，这成为晏几道恋情词的一大特色。如为怀念歌女小蘋而作的《临江仙》

上片写梦回酒醒后的落寞感伤。前两句以六言对起，描画出自己今日孤独冷清的环境和心情。

“去年春恨”一句，承上启下，过渡到当前的春景。“落花”二句写作者倚楼所见之暮春景象。

下片回忆当初的情景。前两句回忆初见小蘋时的情景。“记得”二字，语气郑重，言之凿凿。“两重”句，借衣饰之美衬写小蘋人美，也包含两情相悦之意。 “琵琶弦上说相思”，口不能言而“说”以琵琶，小蘋娇羞含忍之态已见，而弦凝指咽处更是风情万种。“当时”二句，出语俊逸，以长在之明月绾合今昔，今时之月，犹是昔时之月，曾照玉人归楼台。

全词含蓄凄美，措辞婉妙，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清人冯煦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情深韵长，细腻动人；2.委婉顿挫；3.善于化用前人诗句。 小山恋情词的结构，始终是建立在对过去的温馨回忆和现在的苦闷相思这两重今昔不同的情感世界之间。 语淡情深，则是小山词的风格特色。他善于用平淡的语言、常见的景物，表现不同寻常的深情。

第二节 秦 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他少年豪俊，胸怀壮志，攻读兵书，准备驰骋边疆，建立不朽的奇功伟业，并以为“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

不料，世事艰难，他37岁时才中进士，到43岁才在朝廷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不久即被卷入党争的政治漩涡，随着苏轼等屡受迫害，先后被流放到郴州、横州和雷州。由于他的人生期望值过高，对于人生的挫折和失败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故一旦希望破灭，就异常失望和痛苦。秦观心理承受能力较弱，被贬到雷州时，曾自作挽词，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故此后不久即逝世，年仅52岁。

秦观和晏几道一样，都是“古之伤心人”。词中泪水盈盈，情调悲苦，与他的经历和个性气质都有关系。在北宋词坛上，秦观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手”。晁补之即说黄庭坚不是当行家语，而认为“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陈师道也说东坡词“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 。秦观

词的内容并没有脱别恨离愁的藩篱，其妙处在于情韵兼胜，即情感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 柳永的慢词，篇幅容量大，又长于铺叙，但有些结构单一疏散，语言俚俗，过于直露，而缺乏深长的韵味；五代以来的小令，语言含蓄，结构缜密，意境深婉，但体制短小，韵味有馀而容量不足。秦观则以小令作法的长处弥补慢词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达到情韵兼胜的审美效果。宋人蔡伯也早已指出：“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称者，唯秦少游而已。” 如名作《满庭芳》

此词叙写恋人离别时的哀愁。上阕写景，引出别意，妙在“抹”与“连”两个动词表现出风景画中的精神，显出高旷与辽阔中的冷峻与衰飒，与全词凄婉的情调吻合。接着将“多少蓬莱旧事”消弥在纷纷烟霭之中，概括地表现离别双方内心的伤感与迷茫。“斜阳外”三句宕开写景，别意深蕴其中。下阕用白描直抒伤心恨事，展示自己落拓江湖不得志的感受。结尾三句写船愈来愈远，回首“高城”，只见到昏黄的灯火；内怀无可奈何的别情。本词摹写景物，很能传神达意。秦观贬谪之后依然在写离别的愁苦，但此时与“艳情”的联系更加疏远，“身世之感”被凸现出来，词中更多反映的是谪宦中的生活和心态，词人也因此走向痛苦的深渊。如著名的《踏莎行》

这是一首写于贬谪途中饱含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抒情诗。词中也在诉说着离别的苦痛，其诉说的对象更像是志同道合的友人。哲宗绍圣

初年，秦观因受元祐党人的牵连，一贬再贬，他先为杭州通判，继又被贬监处州酒税，后又贬往郴州。政治上接连不断的打击，生活上相继而来的变化，使词人感到理想破灭，前途渺茫，因而处于幻灭与极度哀伤之中。这首词形象地刻画了词人被贬往郴州时的孤独处境和屡遭贬谪而产生的强烈不满与绝望。词中反映了作者幻想与破灭、自振与消沉之间的内心矛盾。

第三节 周邦彦

作为苏轼前后相继的词坛领袖，周邦彦具有与苏轼不同的艺术追求和贡献。苏轼如唐诗中的李白，追求创作的自由，强调性情的自然流露，力图打破词作原有的创作规范；周邦彦则如杜甫，创作时精心结撰，追求词作的艺术规范性，“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周词的法度、规范，主要体现在章法、句法、炼字和音律等方面。因法度井然，使人有门径可依，故“作词者多效其体制”。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早年“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元丰初，“游太学，有俊声”。神宗时擢为试太学正。

元四年（1089）出为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绍圣四年（1097）还朝，任国子主簿。徽宗即位，改除校书郎，历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政和二年（1112），出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

周邦彦词作的内容：

“漂零不偶”、羁旅行役之感是重要主题。《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咏物也是主要的题材。

周词的章法结构，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柳词善铺叙，但多是平铺直叙，一般为时空序列性结构，即按情事发生、发展的时空顺序来组织词的结构，明白晓畅，但失于平板单一而少变化。周词也长于铺叙，但他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如其名作《兰陵王·柳》

此词写于作者最后一次出京时。词中托柳起兴，抒写了伤离别恨之情和身世飘零的喟叹。词写欲留不得，非去不可，以柳发端，以行为愁，回想落泪，极回环往复之致，具沉郁顿挫的风格。

别情中渗透着漂泊的疲倦感。第一叠，写未别之时；第二叠，写乍别之际;第三叠，写渐远以后。 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备极吞吐之妙。

在构思和章法布局上颇具匠心。全词由实入虚，实虚不断转换。开篇景起，由堤上柳引出对往昔送别的回忆和久离京师的身世之感，又由回忆和久客淹留之感折回到目前的离席；由离席再生发开拓出去，预为行者设想别后愁思，又由预为行者设想为归入现实中自己的别后之思；最后，又由现实引发出对昔日相聚时的回忆。未别之时，回忆离别之苦；己别之后，则又回忆相聚时的欢乐，而诗人的

久客淹留之感，伤离恨别之情，完全在这种回旋往复的描叙中展示出来。

再如《瑞龙吟》

此词写故地重游，恋旧伤离的愁绪。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对这首词分析得极为精彩，试引述如下：第一片记地，“章台路”三字，笼罩全片。“还见”二字贯下五句，写梅桃景物依稀，燕子归来，而人则不知何往，但徘徊于章台故路、愔愔坊陌，其怅惘之情为何如耶！

第二片记人，“暗凝伫”三字，承上启下。“因念”二字，贯下五句，写当年人之服饰情态，细切生动。第三片写今昔之感，层层深入，极沉郁顿挫缠绵婉转之致。“前度”四句，不明言人不在，但以“犹忆”二字，深致想念之意。 “知谁伴”二句，乃叹人去。“事与孤鸿去”一句，顿然咽住，盖前路尽力盘旋，之此乃归结，既以束上三层且起下意。所谓事者，即歌舞、赋诗、露饮、闲步之事也。“探春”二句，揭出作意，唤醒全篇。

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晏几道、贺铸也善用前人语句，但他们往往是一首词中偶尔化用一、二句，而且主要是从字面上化取前人诗句，或是一字不改地全句嵌用，或是句法不变而略改几字。而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最典型的是《西河·金陵怀古》

调美，律严，字工，是周词在音律方面的特点。周邦彦与柳永一样，也长于自度曲。他新创、自度的曲调共五十多调，虽然创调之多不及柳永，但他所创之调，如《瑞龙吟》、《兰陵王》和《六丑》等，声腔圆美，用字高雅，较之柳永所创的部分俗词俗调，更符合南宋雅士尤其是知音识律者的审美趣味，因而受到更广泛的遵从和效法。

特色之一：结构细密，曲折回环。近人夏敬观说：“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具体地说，柳永词多依据时间顺序作流水式的铺陈，袁行霈先生称之为“线型结构”。如柳永《雨霖铃》从“长亭”饮别写起，到“雨歇”催发、执手相看，再到别后想象。别后想象再依“今宵酒醒何处”到“此去经年”的顺序展开。从时间发展来看，是一个“线型”的连贯过程。柳永依赖别后想象对平铺直叙作层次补充，读来也是一波三折，充满艺术感染力。然而，这种“线型”结构缺乏更多的变化，没有给词人留出太多腾挪回旋的余地。艺术天赋和功力稍不如柳永者，就容易流于平淡寡味。而周邦彦词，则是环形的结构。这主要是今昔的回环和彼此的往复。他的词常常是在：今——昔，昔——今；我——她，她——我之间翻来覆去地跳跃着。今昔是纵向的，彼此是横向的。今昔与彼此的交错造成一种立体感。这种环形结构，常见于他的一些代表作，如《瑞龙吟》、《兰陵王》、《玉楼春》等。《瑞龙吟》等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下面，就结合《玉楼春》做些简单的分析。

这首词是作者在和他的情人分别之后，重游旧地，怅触前情而写下的。它用一个人所习知的仙凡恋爱故事即刘晨、阮肇遇仙女的典故起头。据《幽明录》载，东汉时，刘、阮二人入天台山采药，曾因饥渴，登山食桃，就溪饮水，于溪边遇到两位仙女，相爱成婚。半年以后，二人思家求归。及到出山，才知道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这种由于轻易和情人分别而产生的追悔之情，在古典诗歌中，是常用天台故事来作比拟的。“独寻”二字耐人寻味，一步一步，其间有多少怅恨凄迷。独寻时忽然举目四望，唯见青山如障，夕阳如血，于苍茫空旷中愈显出自身的孤独。这就是五六两句“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这两句把视线引向远方，山的那边也许就是她的所在，但是路在那里？雁有翼而己身无翼眼巴巴望着大雁渐渐远去，自己的心也飞向了远方。五六句单承第四句，写“独寻”所见，可以说是第四句的拓展。七八句则又改从彼此的对比上落笔，写法是用两个比喻。她好比风后散入江心的云，了无影踪。而自己的心情则如雨后粘在地上的柳絮，无法解脱。这首词一共八句，上下各四句，好像两首七绝合在一起。但通篇对偶，又不像绝句。看它的形式似乎很呆板，但读时却不觉得呆板，因为各联之间和各句之间的接续富于变化。腾挪多变的章法结构和回环往复的内在结构克服了形式体制的呆板，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