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2024年1月4日发(作者：绿萝藤)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总第114期2005年第1期　　　　　No.1　2005JournalofJinan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SumNo.114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现状与思考邵敬敏,周　芍(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3　　[摘　要]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方言学界在语法调查中存在客观困难,二是语法学界对方言语法的认识存在误区。近年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开展了若干方面的专题研究,如概貌、词缀、虚词、代词、疑问句、特殊结构和句式等。今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一、开展方言语法调查的基础性工作;二、深化比较研究,三、变换研究思路;四、关注语言接触和相互影响;五、在理论与方法论上有所突破等。21世纪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必将成为新的热点和增长点。[关键词]　汉语方言;方言语法研究;理论思考[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05)01-0075-09　　20世纪80～90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吕叔湘、朱德熙等前辈学者的倡导,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90年代更是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21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将出现三个热点,或者说已经开始形成了三个新的增长点,那就是:1、语义语法研究;2、方言语法研究;3、历史语法研究。这三者分别从内部变换角度,共时横向延伸,历时纵向发展进行独立的或交叉的研究,从而构成一个立体的互补的汉语语法研究网络。汉语方言语法著作最早的一本应该是艾约瑟(JophEdkins,Agrammarof《上海口语语法》colloquialChine,axhibitedintheShanghaidi2alect)(伦敦布道团1853年初版,上海长老会1868年再版),第一部分是“语音”,第二部分是“词类”,第三部分是“句法”,一共30课,主要按照英语语法框架来描写上海方言口语语法。但这仅仅是一种记录,还谈不上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要数赵元任1926年发表的《北(清华学报》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3卷2期),该文对三地方言的语助词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并且取得非常有价值的结论,可以说这一、方言语法研究长期落后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汉语方言语法的描写,实际上还早于汉语共同语(官话)语法体系的建立,这主要是国外传教士根据他们实际需要编写了一些汉语教科书,不能不涉及语法,但是仅仅局限于沿海的一些方言。根据目前所看到的材料,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从那以来,虽然汉语方言的论著泱泱大观,不下几百种之多,可是方言语法研究却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不但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研究成果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也无足轻重。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之所以比较落后,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2004-07-10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邵敬敏(1944—),男,浙江宁波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芍,女,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生。(批准号:03BYY029)资助。国家社科基金“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　　3本文在第二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2004.12,武汉)上宣读。

　　・76・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第27卷　第1期　一是从语法学界角度来看,在认识上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以为汉语方言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语音,其次是词汇,而语法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太大的研究价值,所以不值得去做;第二,以为即使方言语法可以研究,那也是方言学界的事情,语法学家只需研究普通话的语法,也就是不需要去做;第三,认为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也还是才起步,这些课题都做不完,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涉及方言语法的问题,也就是没可能做。二是从方言学界角度来看,客观上存在一些困难:第一,在语音、词汇都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进行语法研究,有点力不从心;第二,语法研究对语感的要求更高,所以如果不是研究自己的“母语方言语法”,就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三,方言学界的学者在语法研究方面缺乏基本功的训练,在掌握先进的语法理论与方法方面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因此,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在认识上要有根本性的转变,认识到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一方面,方言学界的学者要进行语法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再学习;另外一方面,语法学界的学者更要关心,并且积极投入到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去,我们要提倡“从自己的母语方言语法做起”。讨会”,第二届(苏州大学2001)跟第一届(香港中文大学1988)相比,语法论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外“,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计划”于1992年开始就集中对汉语方言语法进行专题性的讨论,由李如龙和张双庆联合主编了一套“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之二,香港中文大学究丛书”,包括《动词的体》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之三,暨南大学出版社版1996)《、动词谓语句》(之四,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1997)《、代词》(之五,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等。此外,《介词》全国方言学会从1981年以来,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从1987年以来,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从1988年以来,都是每两年举办一次,这些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语法论文的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特别是2002年12月在哈尔滨举办了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研讨会,并且出版了戴昭铭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标志着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主要成就在于:第一,注重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思考。例如张振兴《〈方言〉与方言语法研究》、李小凡《当前方言语法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刘丹青《试谈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戴庆厦《汉语方言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鲍厚星《方言语法研究与田野调查》等。第二,方言的共时研究,开始联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考察,例如曹广顺、李纳《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地域视角》、邢福义《“起去”的语法化与相关问题》、李先耕《关于“起去”问题的再思考》、戴昭铭《弱化、促化、虚化和语法化》、冯力《中古汉(去)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语动态助词“却”、丁二、方言语法研究的春天已经来临朱德熙先生从80年代初就大声疾呼,要加强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的研究。他在1991年“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年会”的发言中还以自己研究“的”的深切体会指出共时和历时比较研究(中国语文》的重要性。《1993年第4期)可喜的是,80年代以来,对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开始逐步引起注意,而到了90年代,特别是后半期,这一研究进入兴旺期。其重要标志是各种方言学术会议开始从偏重语音研究逐步转向注重语法研讨,例如从90年代开始,广州一批中青年学者多次举办“今日粤语”小型研讨会,就以语法研究作为主要议题,并且出版两本《广州话研究与教学》论文集;再如“吴语研究国际学术研崇明、荣晶《昆明话“着”的语义语源探究》等。第三,注意了方言语法描写切入点的变化,有的强调比较研究,例如胡明扬《“着”“在那里”和汉语方言的进行态》、彭小川《关于“的”的一些思考》;有的联系语音探讨语法问题,例如郑张尚芳《温州话指代词系统及强式变化并近指变音》、汪国胜《大冶方言人称代词的变调》;有的从语法意义入手,但更多的还是从形式标记入

　2005年1月邵敬敏　周　芍: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77・手,比如重叠、被动标记、助词、语气词等。2004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将继续举办第二届和第三届研讨会,这标志着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形势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过。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现:第一,通论性质的方言学著作大大加强了语法部分的阐述,例如詹伯慧的《现代汉语方(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言》詹伯慧主编《汉语(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方言及方言调查》游汝(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杰《汉语方言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李如龙《汉语方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侯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2002)等。尤其是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上海教育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游汝杰执笔)比较出版社1988)第七章“语法”详尽地全面地描写了上海话的语法系统,观察比较细致,挖掘出不少很有研究价值的语料,也注意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语法现象,并有一些新的见解,例如提出了“后置介词”,建立了“拟词”(福建人民出版社等;陈泽平的《福州方言研究》1998)一共13章,语法就有8章之多,对某些有特色的词类,比如数量词、代词、介词,以及特殊的句式,比如肯定、否定和反复疑问句、受事前置的动词谓语句进行专题式讨论。有的还注意到方言语法历史上的特点,例如钱曾怡主编《山(齐鲁书社2001)不但第二卷第三东方言研究》虽是部普及性著作,但对语法特别重视,从构形法、词语组合、词语位次、几类句子结构以及词类等五个方面进行了举例综述,很有启发意义。第二,个别方言的专著,除了语音、词汇,已经把语法部分作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钱曾怡等《烟台方言报告》(齐鲁书社(福建人民1982)、张振兴《台湾闽南方言记略》(语文出版出版社1983)、侯精一《长治方言志》章(乐立静执笔)专门讨论了构词法、词类、短语以及句式,而且还在第三卷第三章(孙韵珩、张树铮执笔)根据《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集》的语言材料专门讨论“清代山东方言语法”。还有的著作语法部分占到全书的大部分,例如高(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1980),该书的重点为语法部分,第一节“词法”,第二节“句法”;语法体系基本上采用《暂拟系统》,比较细致地描写了广州方言词的构造和调形变化规律以及句子的结构和类型。第三,出版了若干方言语法专著,这些论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某个方言的语法专著,即对某种方言社1985)、李申《徐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李永明《衡阳方言》1986)、詹伯慧、张日升《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988,(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陈昌仪《赣方言概要》(厦1991)、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的语法进行比较系统、概括的描写,特点是比较全面,也比较传统,可以让人对这一方言语法有个基本了解,缺点是无法深入探讨一些专题。著作方面,早期几乎都是境外学者撰写的,例如(日本东京南风书局李献璋《福建语法序说》(香港中文大学1950)、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台湾学生书出版社1972)、罗肇锦《客语语法》(粤局1975)、马诗帆、叶彩燕《StephanMathews》《门大学出版社1992)、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张启涣、陈天福、程仪(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河南方言研究》李新(广东人民出版社魁、黄家教等《广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1995)、曹志耘《严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社1996)、平田昌司《徽州方言研究》(商务出版社1998)、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中国社印书馆1999)、戴昭铭《天台方言初探》语语法综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等。90年代以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方言语法专会科学出版社2002)、汪化云《等阵方言研究》(巴蜀书社2004)等。著,比较有影响的如何耿镛《客家方言语法研(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究》钱乃荣《上海话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法》邢向东《内蒙古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部方言语言研究》乔更为可喜的是,有的方言志,语法部分已经从陪衬升级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内容大大充实,而且地位也明显提高。比较突出的如许

　　・78・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第27卷　第1期　(商务印书馆2000)、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陈(江苏教育出版社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2001)、张一舟、张清波、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巴蜀书社2001)、研究》林寒生《闽东方言语法(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等。此外还有曾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毓美《韶山方言语法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和《湘潭方言语法研究》(湖南教育出2001)、徐慧《益阳方言语法研究》题的研究。这也标志着这一研究逐步走向深化:第一,概貌研究,就某个方言区或方言点的某些特点进行概述,例如潘悟云《吴语的语法、(温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词汇特征》崔(湖南师范大振华《长沙方言的几个语法特点》学学报1992年第3期)、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方言1994年第4期)、汇和语法特点》吴启主(中国语言学报5,商务《常宁方言的语法特点》版社2001)等。(二)专题性研究的著作,这是方言语法研印书馆1995)等。长处是论述集中,特色鲜明,给人一个比较清晰的概貌。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北方方言区内部的语法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某些地区或者某个方言点都具有自己的语法特色,这类(语论文有胡双宝《文水方言的一些语法现象》究中的主流,在这方面,施其生和汪国胜的研究尤为出色。施其生的研究集中反映在他的论文(广州人民出版社1996)中,该书集《方言论稿》除了4篇是关于方言语音调查之外,其余14篇都是研究方言语法的,以汕头和广州方言为主,例如“论‘有’字句”、“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都很有见地。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列出10个专题分别作文研究1981年第2期)、汪平《贵阳方言的语法(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特点》张成材《西北(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方言语法调查提纲》(贵阳师专期)、徐凤云《黔南汉语方言的特点》了探讨,其中“大冶金湖话的‘的’‘个’和‘的个’”,用方言材料验证朱德熙关于现代汉语的“的”应该分为三个不同性质的“的”的论断,其他章节也写得比较扎实。此外,徐烈炯、邵敬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上海方言语法研究》1998),就10个课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方法比学报1991年第3期)、钱曾怡、罗福腾等《山东(中国语文1992年第1诸城方言的语法特点》(牡丹江师范学期)、王磊《论牡丹江方言语法》院学报1992年第2期)、陈汝立《新疆汉语方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语法述要》(方言1993期)、何伟棠《增城方言的语法特点》(中年第2期)、屈哨兵《湖北宣恩话语法札记》较新颖,同时还附有“上海方言语法概要”。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大学1997)、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中出版社1998)、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论稿》国语文1993年第6期)等。第二,词缀研究,包括特殊的构词方式,这是方言语法研究的热点。例如熊正辉《南昌方(方言1979年第3期)、言的子尾》郑张尚芳《温(方言1979年第3期)、州方言的儿尾》甄尚灵(方言1984年《遂宁方言的形容词的生动方式》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等也都颇有特色。近年来又出现一种新的迹象,就是就某个专题进行集中的研究。例如:方小燕《广州方言(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句末语气助词》伍云姬(湖南师范大学出主编《湖南方言的时态助词》(湖南师范大学版社1996)《、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师范大出版社1998)《、湖南方言的代词》第1期)、周日健《广东省惠东客家方言的语缀》(方言1994年第2期)、乔全生《山西方言“字(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尾”研究》其次是重叠形式研究,包括形容词以及动词的重叠。例如陈亚川、郑懿德《福州话形容词重叠(中国语文1990年第2式的音变方式及其类型》(中国期)、马重奇《漳州方言的重叠式形容词》学出版社2000)等。三、方言语法专题研究的深化方言语法专题研究的单篇论文成倍增长,这反映了方言学家和语法学家都开始关注这一课语文1995年第2期)、朱景松《扬州方言单音动(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词的生动重叠》潘(语文研究家懿《海丰话形容词的生动形式》

　2005年1月邵敬敏　周　芍: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79・1994年第1期)、陈淑梅《湖北应山方言形容词(方言1994年第1期)、的重叠式》马重奇《漳州(语言研究1995年第1方言的重叠式动词研究》(语言研年第1期)、孟守介《诸暨方言的代词》究1994年第1期)等。第五,疑问句研究,因为疑问句是方言语法中比较有特色的,所以这方面研究最突出。例如:谢晓安、张淑敏《甘肃临夏方言的疑问句》(中国语文1990年第6期)、刘丹青、余蔼芹《广(中国语文1992年第4东开平方言的疑问句》(中国语文期)、游汝杰《吴语里的反复问句》1993年第2期)、宋金兰《甘青汉语选择问句的(民族语文1993年第1期)、特点》赵蔡欣《武汉(汉语学习1993年第6方言中的两种问句》期)、谢自立、刘丹青《苏州方言变形形容词研(中国语言学报6,商务印书馆1995)、究》徐烈(语言炯、邵敬敏《上海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研究》研究1997年第2期)等。第三,虚词研究,这也是个研究的重点,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第一,跟普通话的比较,从而发现方言虚词的某些特点,例如范晓《吴语(吴语论丛》“V-脱”中的“脱”》《,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邵敬敏《试析上海方言的虚语素“头”》(语文论丛》(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乔全(方言1990生《洪洞方言助词“着”的共时研究》(中国年第2期)、彭可君《贵阳话的副词“把”》期)、焦长华《无为方言反复问句“VP没有”的表(南昌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述》徐烈炯、邵(中敬敏《“阿V”及其相关疑问句式比较研究》语文1991年第6期)、林伦伦《潮汕方言的虚词(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1及其语法意义》(贵州大学期)、涂光禄《贵阳方言语气词初探》国语文1999年第4期)等。第六,特殊结构和句式分析,例如侯精一(语文研究1981年第2《平遥方言的动补式》(中国语期)、陈法今《闽南方言的两种比较句》学报1993年第1期)、陈满华《湖南安仁方言的(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句段关联助词》宋(语文研究1994年第秀令《汾阳方言的语气词》1期)、刘清源《成都话动态助词“过”的一个用(中国语言学报6,商务印书馆法———“VO过”》1995)等。第二,方言内部同类型虚词的比较,(吴例如钱乃荣《上海话的虚词“LA?”和“L?”《文1982年第1期)、乔全生《山西方言的“V+将(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来/去”结构》丁(中崇明《大理方言中与动词“给”相关的句式》国语文1992年第1期)、罗福腾《牟平方言的几(方言1992年第2期)和种常用句式》《山东方(中国语文1992年言比较句的类型及其分布》(方言第3期)、陈法今《泉州方言的述补结构》1992年第3期)、汪国胜《大冶话的“倒”字及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相关句式》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施其生《论广(语言研究1995年第1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仔)和期)、刘丹青《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中国语言学报6,商务印书馆1995)等。“着”》期)、邢向东《呼和浩特方言感叹句的常用句式》(方言1994年第2期)、张林林《九江话的“着”(九江师专学报1992年第2及其相关句式》(厦门大学学报期)、周长缉《厦门话的被动句》1993年第3期)、陈垂民《闽南话的“去”字句》(暨南学报1993年第3期)、丁力《安康方言中(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的“V开(NP)了”结构》第四,代词研究,既有建立系统,以描写为主的,也有分析其中的特殊用法以揭示其特点(吴语论的。例如谢自立《苏州方言的代词》《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陈鸿迈《海口方言(中国语文1991年第1的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期)、张邱林《陕县方言远指代词的面指和背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项梦冰(方言1993年第《连城(新泉)方言的疑问代词》3期)、项梦冰《连城(新泉)方言的指示代词》(方言1992年第4期)、施其生《汕头方言的人(方言1993年第3期)、称代词》宋秀令《汾阳方(山西大学学报1994言的指示代词与疑问代词》第6期)、饶长溶《长汀话表可能的“V得”组合》(中国语言学报6,商务印书馆1995)等。总体来看,有关研究的数量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但是质量还有待于改进,尤其是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大部分停留在传统语法的层面,只有少数有所突破。

　　・80・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第27卷　第1期　另一方面又从平面上比较了北京话、广州话、文四、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思考虽然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跟普通话语法研究相比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因此,要想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就需要发现差距,寻找原因,明确改进的方向。第一,深化“比较”研究。方言语法研究,离不开比较这个基本的方法。应该说大多数方言语法学家已经比较娴熟地掌握了这一方法,也写出了不少比较色彩浓郁的论文。例如于根元的《上海话的”勒勒”和(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普通话的“在、着”》水话和福州话的有关用法,从而证明北京话中同语音形式的“的”确实应分化为不同的三个“的”。这比仅仅依靠分布来证明更有说服力。这类论文还有:游汝杰《温州方言的一些特殊语(吴语论法现象及其在台语里的对应表现》《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吴振国《助词“着”(双语双方言论文集在若干方言中的对应形式》三)、甘于恩、邵慧君《汉语部分南方方言否定副(双语双方言论文集四)、词的类型比较》邵敬敏、鲍茂振《从北京话、上海话、香港话看语言渐(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7年第3变的走势》期)。著作方面有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刘镇发《香港客粤(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以及、语比较研究》张惠(语文出版社2001),英的《汉语方言代词研究》李英哲《官话和闽方言中的几个动词短语结构(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1的比较研究》期)、林伦伦《广东闽方言语法特点的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傅雨贤《连平特别是后者就若干方言的代词进行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很有学术价值。余霭芹《汉语方言语(ComparativeChineDialectalgrammar,法比较》EHESS,Paris,1993)更是有意识地把若干个方言话祈使句的形式标志“好”———兼与普通话祈使(双语双方言论文集二)、句作比较》许绍早《广(双语东阳江话否定句和普通话否定句的比较》语法的材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建立起汉语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学。事实证明,这一比较方法是非常有潜力的。比如,我们把吴方言(上海话为代表)、粤方言(广州话为代表)跟普通话(北京话为代表)一起双方言论文集二)、胡性初《英东话否定句和普(双语双方言论文集三)、通话否定句的比较》邢(双语双方言论文集四)、福义《南味“好”字句》(双陈垂民《闽南话和普通话述补结构的比较》语双方言论文集四)、郑贵友《赤峰话中的“W+(双语双方言论文集四)、呢啊”是非问句》叶竹(双语钧《慈溪话普通话否定词语的用法比较》进行疑问句的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粤方言(广州话):问:有　搞错?　　　　　肯定性回答:有,有搞错。吴方言(上海话):问:有勿有搞错脱?　　　　　肯定性回答:搞错脱勒。普通话(北京话):问:搞错了没有?　　　　　肯定性回答:搞错了。“有没有”带动词性宾语提问的疑问句式,在粤方言里不但可以问,而且可以做正面肯定性回答,单独用“有”或者“有”加上动词性短语,台湾的国语也可以这样提问和回答。普通话却不行,不能这样问,更不能这样回答。有趣的是吴方言,可以这样提问,却不能这样做肯定性回答,换言之,提问跟粤方言一样,而回答则跟普通话相似。好像各取一半,恰好处于中间状态,双方言论文集五)、邵敬敏《上海方言与北方方(中国语言学的新拓言疑问代词比较研究》《展》,香港城市大学1999)等。但是,目前的方言比较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个方言跟普通话语法的比较,换言之,还属于单一性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应该把视野放宽,一是就某个专题,把几个相关的方言,加上普通话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二是方言跟有关的汉藏语言进行比较。这类研究最著名的当推朱德熙的论文,例如《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方言1980年第3期)一文中,这里的“的”字》种比较研究显得更为淋漓尽致。作者一方面从历史上考察了唐宋时“地1地2”和“底”的区别,

　2005年1月邵敬敏　周　芍: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81・这就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平面的共时的研究,还必须要联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考察,例如陕北方言的疑问句式没有“今天是二月二吗?”只有“今天是二月二?”和“今天是二月二不?”两类,后者形式上是正反问,但是表达上却属于是非问,因为回答只能够是“是”或者“不是”。我们据此可以推论出句尾的“不”正在经历语法化的过程,也反映出“吗”字是非问的历史演变过程应该是“:今天是二月二不是二月二?”———“今天是二月二不是?”———“今天是二月二不?”———“今天是二月二吗?”方言的证明可以参见台湾的歌曲“:酒干倘买无?”意思是:酒喝酒瓶卖吗?“无”的读音是[PO],就念双唇音,应该是“不”演变而来。这类研究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第二,变换研究的思路。语法研究通常是从形式入手,去寻找语义的解释;也可以从语义入手,去寻找形式的验证。现在的研究大多还是从形式出发的,无非这么几种角度:一是构词、构形,包括重叠式;二是词类,集中在虚词、代词等封闭性词类;三是特殊结构,例如动补结构、趋向结构;四是句式,包括疑问句。那么,我们能不能变换一个角度呢?比如说从范畴出发,例如关于方言的体貌范畴研究就很有启发。因为“体貌”问题一方面跟动词有关,另一方面又跟虚词,特别是时态助词有关,而且在各个方言里有不少变化,所以理应引起特别的关注。例如邢向东《神木话表过(延边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去时的“来”》(中国语文1991王晖《山东临句话的时间助词》(南开年第2期)、刘叔新《广州话的趋向范畴》出发来进行方言语法的研究,例如疑问、比较、致使、选择、因果、等同、程度等都可以成为研究的课题,同时还要提倡运用语义特征、语义指向、语义角色、语义结构等新的理论与方法来积极进行研究。方言学家急需进行再学习,从汉语语法研究中吸取营养。如果满足于现成的知识结构,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很难有新的突破。第三,关注语言的接触、渗透、交融和互相影响。语言,包括方言的接触,也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课题。例如我们在《现代汉语正反问研(汉语言文化研究》究》《第四辑,1994)中指出:南方方言的减缩类型“V不VO”格式正在渗透到北方方言里去,并有逐步取代“VO不V”格式的趋势,这里虽然有南方地区经济发达等外部原因,但起决定因素的还是语言的内因,即从人的认知上进行解释:南方方言类型的疑问结构结合紧密,更能显示疑问焦点,在语义理解上V与不V语义同时指向O,符合人们的思维走势;而北方方言类型的疑问句不但疑问焦点分散,而且由于中间隔着O,不V的语义指向却必须反搜索,不符合人们的思维走势,因此,后者就有可能被前者替代。同类论文还有温端政《从浙南闽南话形容词程度表示方式的演变看优势(语文研究1994年第1方言对劣势方言的影响》期)等。这方面“,双语双方言(国际)研讨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的研究不仅涉及比较研究,包括普通话跟汉语方言、普通话跟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跟外语、汉语方言跟汉语方言等多类型、多层面的双语双方言的比较研究,而且还进一步考察了方言之间的接触、交融和互相影响等问题。例如邢福义《“有没有VP”疑问句式》(双语双方言论文集一)、吴永德《香港汉语与大(双语双方言论文集陆汉语的词汇、语法差异》(双一)、周小兵《新加坡华语小说的语法特点》学报1991年第6期)、吕枕甲《运城方言的两个(方言1993年第2期)、表时间的助词》伍云姬(方言1994年第3期)、《长沙方言的动态助词》(语文研究1995戴耀晶《赣语泰和方言完成体》年第1-2期)等。胡明扬主编《汉语方言体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集中对体貌,论文集》语双方言论文集一)、陈垂民《闽南话和普通话(双语双方言论文集三)、“有”字用法比较》邢福包括时、态、体等重要的语法范畴进行研究,还(汉语方言比较讨论了余蔼芹提出的16种态《义《“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双语双方言论文集五)等。语法》1993)。除了语法范畴之外,我们提倡从语义范畴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涉及方言跟民族语

　　・82・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第27卷　第1期　言的比较,交叉和影响,特别是在民族混居地区以及边疆地区。第四,在理论与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方言专题研究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把事实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认识。对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包括对有关研究进行述评。例如:詹伯慧《汉语方言语法研(语文研究1994年第4期)、究大有可为》贺巍(方言1992年《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99年第3疑问句句式比较研究》期)等。这一研究不仅显示了汉语方言里反复问句的复杂性和多样化,而且揭示了这类句型的动态变化,因此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例如刘丹青最近出版了《语言类型与(商务印书馆2003),就通过吴语的介介词理论》词分析,在语序类型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类论文还有施其生《广东开平方言“的”字结(中国构:从“者”“之”分工谈到语法类型分布》《第3期)、项梦冰、曹晖《大陆的汉语方言语法研(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这方究》语文》1995年第4期)等。第五,开展方言语法调查的基础性工作。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对汉语各个方言语法的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因为当年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主要集中在语音方面,其次则是词汇,语法仅仅是一种点缀。即使是调查提纲也非常粗糙。可喜的是,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份比较齐全的方言语法的调查手册:黄伯荣等编著的《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面香港的青年学者就比较注意,例如邓思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2003),密切结合汉语方言语法,特别是粤语的双宾语结构、与格结构以及被动结构的语言事实,试图证明根据乔姆斯基“原则与参数”的最新理论也适用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在形式化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你可以批评他的某些例句不那么规范,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解释,但是这种尝试则应该予以肯定和鼓励。方言语法研究还需要以小见大,即通过具体课题的分析,挖掘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价值。当年朱德熙《关于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以及问句》《“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指出言里的分布》是继《汉语方言调查简表》《、方言调查词汇表》和《汉语方言调查词汇表》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调查表,前三个表只分别列举了37个、53个和200多个语法例句,显然依靠这样少数例句是不可能完成汉语方言语法调查那样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的,该表根据250多个方言点的语法资料,制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大纲,包含12章68节,涉及现行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各个方面,大体上可分为词类(8章43节)、句法结构(1章5(1章2节)、句型(1章18节)以及“语序与省略”这两种不同的词序代表了方言的不同句法类型,前者主要见于南方方言,后者主要见于北方方言。某些方言中“V-neg-VO”经常紧缩为“VV(o)”形式,它实际上有两种情况:1、省略式;2、融合式;他还指出,反复问句的各种句式形成节)。其特点是:第一,以词类调查为主,涉及构词形态、重叠、小类等内容。第二,句型的含义是广义的,包括一般所谓的结构句型、句类和句式。第三,调查项目比较传统,比如“区别词”就没有,否定、比较等项目只有相应句子的调查,疑问和祈使只在语气部分出现。第四,句子的变化和运用中的问题,除了语序和省略,其余还没能够触及。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这是一种基础性研究,应该提倡,并且在实践中修正和补充有关的调查项目。此外,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1996)收录1991年之前的汉语方不同的层次。这一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论,先后发表了王世华《扬州话里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共存》刘丹青《苏州(中国语文1991方言的发问句与“可VP”句式》(中年第1期)、施其生《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国语文1990年第3期)、贺巍《获嘉方言的疑问(中国语文句———兼论反复问两种类型的关系》1991年第5期)、余蔼芹《广东开平方言的中性(中国语文四十走年纪念刊文集,商务印问句》书馆1993)、徐烈炯、邵敬敏的《“阿V”及其相关

　2005年1月邵敬敏　周　芍: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83・言语法研究中涉及的语法条目2500多条,按照词法和句法顺序排列,并且先列语法意义相同的,再列语法形式相同的,七大方言区的顺序则按照传统的从北到南进行。这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材料相对比较齐全,对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有实用价值。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方言语法语料库、方言语法研究论著索引的数据库。第六,加强团队合作。方言语法研究跟方言语音研究很不一样。我们对一种完全无知的方言,通过听音、辨音、记音,加上整理,可以得出该方言的语音系统。但是方言语法却很难,事实告诉我们,语法的研究,如果不是自己的母语,几乎很难体会其中细微的差别,也很难理解其中的语法意义。对方言语法研究来讲,大多数的学者主要是分析自己母语方言的语法,所以我们提倡发扬团队精神,就某个专题,几个方言区的学者可以开展合作,群策群力,集中攻关。总的来看,由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还刚刚起步,无论是一般的全面描写,以建立某个方言的语法框架也好,还是就某个语法专题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也好,都是需要的。只有这样的调查研究积累到一定数量以后,才有可能取得方言语法研究上根本性的突破。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目前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极大部分还是以材料的收集和归纳为主,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突破不多,特别缺少新颖的角度。如果要真正做到在这方面研究有所突破,首先要加强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其次是抓住方言语法的特殊点,加强方言与普通话的语法比较,第三,加强多种方言间的横向比较研究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比较研究。第四,要强化理论意识,提高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水平。我们坚信,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将是一个新的增长点。有关研究的深入,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汉语语言学的语料宝库,而且具有方法论上意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而且将对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我们特殊的贡献。[责任编辑　范俊军](上接第74页)[5](德国)海涅.论浪漫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参考文献][1](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英)罗素.近代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李辰民.对欧洲中世纪文学“断裂”说的质疑[J].嘉应1979.[6]成仿吾.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J].创作周报,1923.5.[7]郁达夫.郁达夫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5).[8]郭沫若.革命与文学[J].创造月刊,1926,(3).[9]冯乃超.冷静的头脑[J].创造月刊,1928,(1).大学学报,2000,(2).[4](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责任编辑　吴奕　]

　2005年1月英文摘要・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