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数字化与《聊斋志异》的诠释

2023年12月31日发(作者：牛希济)

·《聊斋志异》研究·文章编号：员园园圆鄄猿苑员圆（圆园16）园2鄄园园16鄄09古典文献数字化与《聊斋志异》的诠释赵伯陶（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中图分类号：陨圆园苑援源19文献标识码：粤［续2016年第1期］《婴宁》属于《聊斋》名篇之列，小说中有两次调侃王子服为“贼”的描述，第一次在上元日的郊外，王子服因注视婴宁目不转睛，婴宁对其婢女有“个儿郎目灼灼似贼”的笑语。第二次在婴宁家：“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婴宁何以在嘲谑王子服“贼腔未改”后继之以“视碧桃开未”之语，看似家常闲话，实则作者艺术匠心尽暗寓于此。据《汉武故事》，西王母种碧桃，三千年一结子，东方朔曾三次偷食，乃被谪降人间。又有神话传说，谓西王母曾将碧桃赐汉武帝。唐韩偓《荔枝三首》其一：“汉武碧桃争比得，枉令方朔号偷儿。”碧桃，桃实的一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九《果部·桃》“：桃品甚多……其实有红桃、绯桃、碧桃、缃桃、白桃、乌桃、金桃、银桃、臙脂桃，皆以色名者也。”古诗文中多以碧桃喻指仙桃。以偷桃的东方朔比喻“贼腔未改”的王子服，谑而不虐，又抬高了王子服的身份，凸显了婴宁聪明机智与善于调笑的性格特征，注家失注，就令小说丧失了部分趣味。有关电子书籍的检索便利，在这里显然成为求全责备于注家的充要条件。《聊斋》中的一些志怪小说，实则系医家临床实录，至今仍有认识价值。《产龙》表面看是一篇有关“龙”的小小说，实则乃乡里传闻的笔录，作者不过略加渲染而已。李氏妇所产女婴属于现代医学所谓“脐膨出”患儿，是因先天性腹壁发育收稿日期：圆园15鄄05鄄07作者简介：赵伯陶（1948-），男，北京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 All Rights Rerved.

不全在脐带周围形成腹壁缺损，导致腹腔内脏脱出的新生儿畸形，程度有轻有重。据说6000至7000个新生儿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例，这在有互联网的今天已经不难检索到这类新闻。“肉莹澈如晶”是刚出生婴儿的透亮羊膜的形象描述。原来胎儿在4至6周的时候，肠子发育快，腹腔发育慢，腹腔装不下大量的肠子，肠子等内脏有可能突出体外，6至8周以后，随着腹腔发育，肠子就会缩回腹腔，恢复正常。李氏女婴属于“巨型脐膨出”患儿，或由基因变异所致，这在现代，治疗也有一定难度；古代的医疗条件简陋，肯定造成患儿腹腔感染，随之内脏脱出，最终死亡。文中所谓“大如琦戋钱”的龙鳞，可能是血块或胎衣部分脱落的迹象，这在现代医学临床的视阈中也不足为奇。作者为我们记述了古人对“巨型脐膨出”患儿的认识，尽管涉及迷信，但仍具有一定的医学研究价值。三古典文献的电子图像版，如PDF版或DJVU版的图书资料以及国家图书馆面向读者开放的地方志资料库等，对于《聊斋志异》的诠释也大有裨益，至少减少了到图书馆检索相关资料的烦琐，特别是地方志的检索，有时反复出纳借阅查考也不一定能及时找到需要的内容。《鸽异》一篇虽非《聊斋》中的名作，但寓意深刻，连同其附说两则，剖析世俗人情，入木三分。同《促织》一篇的写作明显借鉴明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有关蟋蟀的知识一样，这篇《鸽异》在写作过程中，蒲松龄也特意参考了张万钟《鸽经》的相关内容。《鸽经》是我国目前为止已知的最早的一部记述鸽子的专著，传世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氏霞举堂刻《檀几丛书》二集本。全书分为六大部分，即论鸽、花色、飞放、翻跳、典故、赋诗，共计约七千余字。作者张万钟（1592-1644），字扣之，邹平人，乃清初著名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岳父。《聊斋志异》的近现代校点者由于无暇参阅《鸽经》，致使在标点“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一句时，错标为“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几十年来递相沿袭，未予改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出版《续修四库全书》，其第1119册收录清张万钟所撰《鸽经》一卷，经研读，所谓靴头、点子、大白三类，当属于以“花色”划分鸽之名目，《鸽经·花色》皆有品评，此不赘言。至于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三类，亦皆见于《鸽经·花色》，不过因蒲松龄写作时一. All Rights Rerved.

时疏忽，将“黑”单置于“石夫妇”之前，竟生歧义，也难怪此处断句不易。所谓“黑石夫妇”，《鸽经》作“石夫石妇”。《鸽经·花色》“：石夫石妇，种出维扬。土人云，石夫无雌，石妇无雄。石夫，黑花白地，色如洒墨玉；石妇纯白，质若雪里梅。短嘴、圆头、豆眼，鸽之小者，此其一种。”可见石夫石妇之羽色系因雌雄而不同，雄者“黑花白地”，雌者“纯白”，“黑石夫妇”当属于蒲松龄百密一疏中的错误著录。雀花，当即“鹊花”，或属蒲松龄引述时之笔误。《鸽经·花色》“：鹊花，银嘴金眼，长身短脚，文理与喜鹊无别，故名。”狗眼，《鸽经·花色》“：狗眼，雀喙鹰拳，宽肩狭尾，头圆眼大。眼外突肉如丹、高于头者方佳……按狗眼，乃象物命名之义，以狗之眼多红，故名。实为西熬睛，俗多不知，故仍旧呼可耳。”正是《鸽经》通过《续修四库全书》的修订而有了电子图像版，方令今天的注家有了不费吹灰之力置于案头从容研读并发现问题的可能。蒲松龄喜好竟陵派文风，对明末刘侗等所撰《帝京景物略》一书很熟悉，对于此书语词多有借鉴。《公孙九娘》中有“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一段描写，“坟兆万接”四字即从《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禾黍中，荒寺数出，坟兆万接”一段挦撦而来，坟兆，谓坟墓之间的界域。《八大王》后有作者所撰《酒人赋》，内有“至如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风定尘短，客旧妓新”的一段描写，其中“风定尘短”四字，谓风住少尘的晴和天气，直接来源于《帝京景物略》卷三《报国寺》“：每日霁树开，风定尘短，指卢沟舆骑负载者，井井。”欲要发现这种联系，没有古典文献数字化的成果是难以达成的。《褚生》一篇言及京师“李皇亲园”，蒲松龄并没有来过北京，但所述园中景致井然有序，也得益于《帝京景物略》。所谓“李皇亲园”，即明武清侯李伟的庄园，又名清华园，故址在今北京市西北海淀区的清华大学一带。李伟（1510-1583），字世奇，漷县（今北京市通州南）人，为明神宗万历帝生母慈圣皇太后的父亲，封武清侯，卒谥恭简。《明史》卷三茵茵《外戚》有传。小说以下有关“水肆梅亭”的记述，亦非虚构，当谓李伟之孙李诚铭（？-1638）在京师南城所建之李皇亲新园，故址今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带。《帝京景物略》卷三《城南内外·李皇亲新园》“：三里河之故道，已陆作乂，然时雨则渟潦，泱泱然河也。武清侯李公疏之，入其园，园遂以水胜。”《胭脂》一篇，有论者认为作者暴露了封建司法的黑暗和腐败，其实细绎其构思与情节，似与社会制度性的批判毫无关联。蒲松龄写这篇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抒发对赏识他的山东学政施闰章的感激之情，其所述案件或许有一定的现实依. All Rights Rerved.

据，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但事情的诸多巧合与施闰章明察秋毫的破案技巧则完全是作者虚构加工的产物，据马振方的研究，当属于“真人假事”一类的构思。至于《胭脂》后附施闰章“奖进士子”一则，笔者检索国图地方志电子资料库，偶然发现也自有其本事，当非施闰章所亲历。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修博兴县志》卷一七《杂志》：“《聊斋志异》载有名士入场作《宝藏兴焉》文，误记水下，录毕而后悟之，料无不黜之理，作词云云，相传其人即博兴之魏基。基字休庵（见人物志），惟情事略异，词亦有出入，赘录于后。基早岁游庠，后道念既深，思脱尘俗，尝于学使按临时，作《宝藏兴焉》文，领题处故顶‘今夫水’，知无不黜之理，卷尾系词云：‘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了座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颠，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饶了俺，从今不在这泥里战。’学使阅文至此，知为异人，仍置高等，并和以词云‘：宝藏将山跨，忽然间在水涯。樵夫说了些渔翁话。脉理虽差，文字却佳。亦何妨虎入潭溪斗龙蛇。呆秀才，休害怕，谁肯把你放在他人下。’逾岁，学使易人，入场完卷后，复赘《黄莺儿》二首，学使以为犯规，遂褫其衿。基自此飘然远矣。”《重修博兴县志》所录魏基一事当非虚构，明末清初哄传于士子间亦有可能，蒲松龄移花接木于施闰章，正可见蒲松龄小说创作取材的广泛性。《海公子》一篇卷首所谓“东海古迹岛”，其地何在？注家一般不予理会，实则今黄海中确有其岛，并非蒲松龄虚构。古迹岛即今所称之长门岩，或称长门岛，旧称古迹岛、谷积岛，今属山东省即墨市鳌山卫镇。其主岛北岛由一大岛和一小岛组成。大岛又名嘉宝岛，在大管岛东南16000千米，距陆地最近点崂山头22500千米；大岛南北长450米，东西宽250米，面积为11.11万平方米，主峰在岛的中央，海拔高度84.7米，岛上植物繁茂，有树龄较长的耐冬五百馀株。乾隆二十九年（1764）《即墨县志》卷一《方舆·山川》“：谷积岛，县东南五十里，内多耐冬。”此与小说所记述之“有五色耐冬花，四时不凋”正同。《聊斋志异》中有关地名的类似问题，不在少数，查阅相关方志的确可以解决一部分疑难。如《八大王》一篇写临洮冯生“自婿家归，至恒河之侧，日已就昏”，注家多注“恒河”在“河北曲阳县北”，这与临洮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似误。按，临洮乃明清府名，府治狄道县，治所在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乾隆三年升为狄道州，系后话。循此线索，查考宣统元年（1909）《狄道州志》卷一《山川》“：恒水，在州西南三十里，源出西倾山，东入于洮。”可见“恒河”，即“恒水”，为古代古代洮河支流，上世纪初尚存，而今或已消失。. All Rights Rerved.

《罗祖》记述明代正德以后无为教祖师罗梦鸿成道始末，不无讹传成分，但小说中所涉及的地名都是真实的：“后石匣营有樵人入山，见一道人坐洞中，未尝求食。”石匣营在何处，两部全注本皆未出注。民国三年（1914）《密云县志》卷二之一《舆地·城营》“：石匣城，县东北六十里，亦曰石匣营，城西有石如匣，因以为名。印灵山峙其北，潮河经其东。明弘治十四年建，周四里二百二十四步，城形方正，置四门。”山，当谓印灵山，为雾灵山分脉。民国三年（1914）《密云县志》卷一之四《舆地·山》“：印灵山，县东北六十二里，石匣城主峰也。”可见石匣营故址即在今北京市密云区境内，这与罗梦鸿修道经历完全相符。地名如此，《聊斋》中所涉及的人物有些也并非虚构，查考相关方志当能解决部分问题。《龙戏蛛》讲述被雷霆劈死的齐东令徐公，两部全注本皆未注明其人，是为遗憾。小说中徐公实有其人，即徐国珍（生卒年不详），贵阳府（今贵州省贵阳市）人，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康熙十年（1671）任齐东县令，卒于任。徐国珍是当时济南府下知县一级有名的廉吏。康熙二十四年（1685）《新修齐东县志》卷四《知县》“：徐国珍，贵州贵阳举人，康熙十年任，多政声，士民思之，祀城隍庙。二十六年立祠行香寺侧，立传。”又同卷《名宦》：“徐国珍，兴学校，恤孤贫，治狱廉明，尤喜息讼，士民悦服，远迩歌颂，洵古遗爱也。邑顽户诡书积年逋欠，公力除夙弊，设法千馀金赔补，钱粮顿清，至今官民受益焉。城隍庙设主崇祀，亦以志不忘云。举人郭国琦述。”这与小说中“公为人廉正爱民”的评价相符，徐公堪称是封建专制社会一位难能可贵的县令，可惜全家竟为雷电所击而亡。《盗户》一篇近似于寓言小说，将社会怪现象和盘托出，发人深省。小说篇首：“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盗户”之名并非虚构，但非正式称谓，至于官府则概以“抚民”称之。乾隆二十六年（1761）《峄县志》卷一《灾祥》：“顺治三年，诸贼分踞苍山、花盘山、抱犊崮为巢穴，势益蔓延……（八年）三月，总督御史张存仁以满汉兵入山捕剿，诸贼相继荡平，独苍山攻数月乃下，竟一空垒，购杀贼首王俊，馀皆就抚，名曰抚民，分寨而居，各以寨头领之。七月班师还。”《云萝公主》附录两则所涉及人物，亦可在相关县志中觅其踪影。第一则“章丘李孝廉善迁”，当谓李缙益（生卒年不详），善迁或为其字号，顺治五年（1648）举人。康熙三十年（1691）《章丘县志》卷九《艺文志》载录清高珩《工部虞衡司郎中李仲卿墓志铭》有云“：封公举丈夫子三，长讳缙徵，以戊辰进士历任保定守；三讳缙. All Rights Rerved.

益，戊子孝廉。”其第二子即李缙明（1615-1666），字康侯，号仲卿，顺治三年（1646）举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历官大理左评事、工部郎中，卒于任。康熙三十年（1691）《章丘县志》卷六《人物志·贤良》有传。另据朱保烱、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李缙徵为明崇祯元年（1628）二甲第二十六名进士，李缙明为清顺治六年（1649）二甲第六十一名进士。李孝廉善迁则从未中进士。小说谓李善迁“锢闭三年，而孝廉捷”，有全译本译为中进士，大误。第二则“耿进士崧生”，县志中也有踪迹可寻，当谓耿文杰（生卒年不详），崧生或为其字号，康熙八年（1669）举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历官江西都昌知县。康熙三十年（1691）《章丘县志》卷五《选举志·进士》载录。朱保烱、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著录耿文杰考中康熙二十一年三甲第一百三十一名进士。《鸮鸟》是一篇嘲讽贪官与清廷稗政扰民的小说，宴饮中各用酒令道出自己心中所想，机锋侧出，暗潮汹涌，读后令人解颐。小说有“康熙乙亥间，值西塞用兵”的记述，当谓清廷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抗击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1644-1697）叛乱的军事行动。《康熙实录》卷一六八“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九月”“：己丑……议政大臣等会议：凡军行马驼为重，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不出征者，应各出马驼资助。再行文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各巡抚、文武大小官员，愿急公捐马驼者，皆定例议叙；罪人内有愿急公者，亦准其捐马驼赎罪。从之。”《康熙实录》卷一六九“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十一月”：“壬戌，安北将军伯费扬古疏言：‘噶尔丹在巴颜乌兰之地，宜分军进剿。’上谕议政大臣等：‘我大军进剿噶尔丹，宜分为三路……此三路官兵，俱令裹八十日口粮，中路随运米石，著诸王大臣官员急公之驼马驮运。倘不足，即动支正项钱粮雇车装载。西路军粮应随运几日，费扬古明白具奏。至师行，惟马最要，东光、吴桥、景州三处，户部见贮有刍豆。每佐领下发马十匹，交地方官饲养。遣侍郎陈汝器往督之。是师来年何月何日启行，著费扬古定议以闻。’”西塞，谓清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以西。小说所涉及的四位县令级官员，除益都令董或为作者所误书外，长山令杨、莱芜令范、新城令孙皆实有其人，相关县志所载任职时间亦无讹。令人殊可玩味的是，益都令董并没有参与到酒令的斗口中来，似乎多此一人；而除长山令杨所首倡之酒令外，其馀四令皆未遵照首倡者所谓“左右问所执何物”的规则，“两问”只剩“一问”，作者之构思似乎有欠讲究。可能的情况是，蒲松龄最初的构想为只及人事，不涉志怪，因而五通酒令正好为四位县令囊括（杨令之酒令一倡一答，占两通），. All Rights Rerved.

然而如此设计实在难以收场，不如再增添原本令人讨厌的猫头鹰所化少年前来凑趣之情节，既易收束，也能于荒诞中稍微遮掩一下对当时清廷民间征马之政的批判锋芒，堪称一举两得。不过如此一来，益都令董就成为“多馀的人”，同酒令规则的原初设计一样，这也未能在修改中顾及到，当属百密一疏。其中被作者讥为“性奇贪”的长山杨令，即杨杰（生卒年不详），字俊公，奉天监生，康熙二十八年（1689）就任长山令，康熙三十四年以罣误去职。康熙五十五年（1716）《长山县志》卷三《宦迹》有杨杰小传，内云“：康熙中为令，编审公平，革除科敛，省刑恤囚，讼牒不遣悍吏。设义学，筑津梁。西关护城堤将圮，捐俸倡修，雉堞永固。重修关帝庙，置地膳僧。邑庙及一切祠宇，整葺甚多。后以罣误去，士民追思立碑。”这与《鸮鸟》中的杨令形象大相径庭，显然《鸮鸟》当亦属于“真人假事”类小说。《李象先》是一篇有关自记前生的“转世”类小说，主人公史有其人，并非虚构，两部全注本以及各种白话全译本皆未明其人为谁。其实方志有关李象先的资料不少，斯人即李焕章（1614-1692？），字象先，号织斋，乐安（今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人（乐安与寿光接壤，在其西北，明清同属青州府）。明诸生，入清，不应科举，是明末清初一位有民族气节的读书人。著有《织斋集》《龙湾集》《无学堂集》《老树村集》等；参编《山东通志》《青州府志》《乐安县志》《临淄县志》《益都县志》等志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寿光县志》卷一六《杂记》有“乐安李象先（焕章）《王皞黎传》曰”云云。雍正十一年（1733）《乐安县志》卷一二《人物》有传，内云：“李焕章，字象先。幼颖悟，博极群书，弱冠时，梦星冠紫衣人授以二笔，由是文思日进。所著有《龙湾稿》、《老树村集》、《织斋集》行世，邑续志，其手笔也。”民国七年（1918）《乐安县志》卷一茵《人物志上》亦有传，内容加详。李焕章出生于明官宦家庭，其父李中行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三甲第二百二十五名进士，曾任镇江知府，后晋参政。李焕章有兄李含章，字会先，号浮玉，明崇祯十二年（1639）副贡，南明弘光朝谏议大夫，因愤马、阮专政，弃官归，著有《遁山堂集》。另有弟李斐章，字茂先，邑廪生，著有《春晖堂集》。其季弟李玉章，字琳先，初尚衡藩郡主，国变后，以举义不果，被嫌遁去。在李家四位兄弟中，李焕章行二。民国七年（1918）《乐安县志》卷一茵《人物志上》有云：“时称节义文章萃于一门。”李氏家中有藏书数千卷，四兄弟自幼皆受过良好教育。小说中所谓“其弟亦知名士，生有隐疾”者，当谓李斐章。李焕章是明代生员，入清后不过三十岁，即放弃举业，颇有明遗民心态。蒲松龄谓其因“福业未修”而致功名坎坷，似非事实。康. All Rights Rerved.

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设博学鸿词制科以拉拢读书人，有人推荐李焕章，他即赋七绝《志不二朝》以明志“：志不二朝惟织斋，皇家爵禄视如灰。白头到死披长发，甘做大明老秀才。”李焕章二十九岁丧妻，此后独身四十馀年，游历几乎半个中国，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蒲松龄谓其“学问渊博”以及“其子早贵”，所言属实，李焕章有子李新命（生卒年不详），康熙八年（1669）举人，官至江西宁州知州。民国七年（1918）《乐安县志》卷九《登进志》著录。父子出处行藏大异其趣，反映了所谓“遗民不传代”以不堕家声的清初士大夫心态。小说所言李焕章自知前生事，当出自其所自言。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茵《谈异一·记前生》一则也提及“李御史嵩阳、乐安李贡士焕章，皆能记前生事”。可见其事在当时颇有流传。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著录李焕章《织斋文集》八卷，内云“：安致远《玉硙集·杂志》载焕章此事最详最诞。然焕章《与马汉仪书》云：‘某自宿命通来，不欲婚，不欲宦，得一大禅宗为之导师。’……《再与马汉仪书》云：‘某自丧乱来无家矣，不得已而放之山厓水次、僧寮道舍，亦以其村野闾巷罕可语之人、乏可语之事。’”邓之诚先生认为“：然则再生之事，焕章实自言之。故鼎革不入名场，妻亡不再娶，好游、好读佛书，栖僧舍，归之宿命，或有托而言，欲以解嘲耳。”所论中肯。惟邓之诚以焕章之父名为李中正，属百密一疏。李焕章曾与著名学者顾炎武同修《山东通志》，两人惺惺相惜，交成莫逆。青州府兵备佥事周亮工精通经史，对于李焕章频加青睐，两人不计地位悬殊，也结下友谊，成为知交，周亮工将其文与新建陈石庄、南昌王于一、商丘侯朝宗的文章一同刊入《四家文刻》之中，可见推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著录李焕章《织斋集钞》八卷，内有云“：其文跌宕排奡，气机颇壮，而汪洋纵放，未免一泻无馀。至于明季忠烈诸臣，多为立传，其表微阐幽，亦可谓留意史学。”对于山左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学者，蒲松龄何以将其书写为“寿光之闻人”？一种流行的传说是：李焕章拜读《聊斋志异》后，大为佩服，遇到蒲松龄后半开玩笑地说“：你写他县与我无关，但不能写乐安。”蒲松龄反问何以如此，李焕章说“：难道你不怕我写淄川？”于是《聊斋志异》几乎写遍淄川的临近州县，却有意不涉及乐安。《李象先》主人公的籍贯变成寿光，且以其字相称，移花接木大约也是一种障眼法，可令后世读者难以查考主人公为何许人。以上三大部分皆系举例性质，但仍可以看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堪称尽心竭力，取资多方，反复修订，不厌其烦。作者完全将文言小说撰写等同于传统诗文的创作，锤炼打磨，不遗余力，极力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境界，并不惜在畅游古. All Rights Rerved.

代典籍中作“贼”，千方百计挦撦语词故典为己所用。蒲松龄的诗歌创作就有此特点，其同时代人、倡导“神韵说”的诗坛领袖王士禛吟诗亦喜好化用前人诗句，其后世性灵派诗人张问陶写诗更有此好。笔者曾写有《偷句、偷意与借境：王士禛诗创作神韵举隅》（《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即刊）与《性灵与学识———〈船山诗草全注〉问题举隅》（《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专门讨论古人诗歌创作中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此不赘言。今天注释诠解《聊斋志异》是否也能像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做法一样去“挖脚跟”呢？显然，如果充分利用古代典籍数字化的成果，梳理这部空前绝后的文言小说，真正弘扬《聊斋》文化就指日可待，并非邈不可及了！（责任编辑：朱峰）更正启事我刊2016年第一期刊发赵伯陶先生《古典文献数字化与〈聊斋志异〉的诠释》一文中出现错简，应将14页倒数第一行与15页第一行文字插入14页第16行“比两句语明确《聊斋志异》……”之前。特此更正，望读者见谅！. All Rights R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