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1日发(作者:什么思什么想成语)
2004年第3期学术研究 20世纪90年代广府文化研究概述◎甘于恩 贺敏洁 黄碧云 [摘 要]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亚文化。本文回顾广东地区20世纪90年代研究广府文化的概况,点评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学术表现,并指出在广府文化研究上存在的不足。[关键词]广府文化 90年代 研究概述[作者简介]甘于恩,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辞典学、应用语言学及文化学研究;贺敏洁、黄碧云,暨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32。〔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3-0115-04题调查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以广州一广府文化指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它从属于岭南文化,在岭南文化中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地区对广府文化的研究极为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取得了诸多进展和成果,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1)对广府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广府方言等地的语言文字应用为研究重点,不少内容也涉及与文化的关系。(2)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出资赞助的《岭南文库》和全省高校协作的《岭南丛书》,以广府文化的比重最大,其中有曾昭旋的《岭南史地与民俗》,杨万秀、钟卓安的《广州简史》,李新魁的《广东的方言》,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关履权的《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耿云志和崔志海的《梁启超》,钟文标点的《广州城坊志》以及一批历史名人文集。(3)召开了各种以广府文化为专题的研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绩突出。主要有:詹伯慧、张日 主编、甘于恩等参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的《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李新魁主编的《广州方言志》(广州出版社,1998),这些专著深入揭示了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方言的重要特点,加深了人们对粤语的认识。此外,詹伯慧、甘于恩等的《广东地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问会。例如,1996年召开的“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研讨会”,确认了珠玑巷与广府文化的“源”和“流”关系;1997年6月荔湾区召开了“西关文化研讨会”,与会者认为西关文化是广府文化的缩影和典型代表,会后出版了《别有深情寄荔湾———广州西关文化研讨会文选》(广东省地图出115
版社,1998),收录讨论西关文化内涵的论文和介绍西关史料的文章,内容涉及文物、古迹、科技、粤剧、曲艺、建筑、医药、陶瓷、饮食、书画、出版、商贸多方面;1995年在暨南大学召开了由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拓展了粤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中有的论文涉及了粤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如陈恩泉的《粤方言文化的影响力》。(4)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广府文化进行研是一部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著作;罗检秋的《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则较深入地探讨了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及地方文化的影响。二90年代有关广府文化的论文数百篇,其中不乏较具理论深度者,内容涉及12个方面。(一)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如詹伯慧的《广究,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例如:龚伯洪的《广府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用大众化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广府文化的源流,内容涉及语言、学术、文学、音乐、粤剧、绘画、饮食、建筑、风俗等,堪称普及广府文化的通俗读物;曾应枫的《俗话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也对广州的历史、人文、饮食、建筑、景东省闽粤客三大方言相互影响述略》(《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张振江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以语言为对象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97:1)和《试论人口迁移流动对广东方言的影响》(南方人口,1997:1)、陈伯 的《从粤方言词见赵佗遗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二)广府民系的文化特征。如龚隽的《试观、民俗做了通俗的介绍;叶春生的《岭南民间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对岭南三大民系(粤、客、闽)的民俗做了较为深入的理论阐述,其中粤系民俗基本以广州为重点,涉及了神话、饮食、民居、花卉、婚嫁、节庆、迷信等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叶春生的《广府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和刘志文的《广州民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都将笔触集中在广州一带的民俗上;由吴绍营、叶春生主编的《广州市志・风俗志》(广州出版社,1998)则从行业会社习俗、生活习俗、礼仪、民论广州文化的特色及未来抉择》(广州日报,1994年8月4日)、王世理的《试论岭南学派的形成特点和作用》(岭南文史,1995:4)、杨豪的《“广府人”考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1期)、黄淑娉的《广东与香港的区域文化研究》(思想战线,1997:4)和《广东汉族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广西大学学报,1998:6)、姜永兴的《论广州西关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广东史志,1997:4)、蒋志华的《广东文化学研究一瞥》(广东社会科学,1997:3)、张士勋、黄家泉的《广州城市文化形象建设的定位与对策》(广州大学学报,1999:1)、李如龙的《闽粤方间信仰、岁时节令、民间娱乐、道德风尚、广州语俗、水上居民习俗八个方面对广府民间习俗做了全面而又简要的介绍;涉及广州民俗的专著还有刘志文的《广东民俗大观》(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和广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广州市民间文学言的不同文化特征》(暨南学报,1999:6)、马云驰的《形成、发展、变化中的深圳文化》(广东社会科学,2000:5)等。(三)广府民俗的特点。如黄淑娉的《广东三套集成编委会的《广州话俗语大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此外,杨式挺的《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收录考古学论文29篇,内容涉及广东早期铁器、岭南青铜文化、南海早期交通贸易、西樵山文化等问题,甚具学术价值;由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则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了广府等区域文化,116台山“细仔”制》(岭南文史,1995:3)、黄新美的《珠江流域水上居民的历史与现状》(岭南文史,1995:4)、韩伯泉的《广州商贸习俗探释》(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6:3)、刘怀君的《珠江三角洲城镇民俗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97:2)、萧亭的《从岭南民俗文化的历史背景说到广东民性民风的特征》(岭南文史,2000:
1)、刘付靖的《东夷文化与岭南民俗“封利是”》(学术研究,1997:8)、叶春生的《广府民俗源1997:8)、罗斯宁的《清代广东曲家梁廷南的戏曲理论》(学术研究,1996:12)等。(六)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如陈伟明的流及其特征》(广东民俗,1998:3)、《广府民俗的特征》(广东民俗,1998:10)、《广府文化习俗刍议》(岭峤春秋,1999年2卷)和《珠三角的自梳女》(民间文化,2000:2),陈伟明的《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商业活动与民俗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7:3)和《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交通活动与民俗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2)也涉及了广府民俗形成的背景因素,《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96:1)、王荣的《试论岭南文化特质的成因———以岭南方术为例》(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增刊)、李世源的《珠澳等地北帝庙探秘》(东南文化,1998:1)、王承文的《六祖惠能早年与唐初岭南文化考论》(中山大学学报,1998:3)、杨鹤书的《明清之际广州佛教管窥》(岭南文史,1998:3)。(七)粤剧与广东音乐。如李瑞的《岭南琴刘志文的《社会转型期的岭南民俗文化走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2)则讨论了新世纪珠三角的民俗变迁。(四)历史文化与考古。如凌峰的《外来文派传人黄炳 》(岭南文史,1994:1)、袁润澄的《粤剧的复苏之兆———关于粤剧现代命运的理(中国戏剧,1994:9)、费师逊的《“跳论思考》化对南越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4)、于兰的《秦汉时期岭南越人与外界的交往》(暨南学报,1994:4)、骆腾的《从广州秦船台遗址看秦汉时岭南船文化》(岭南文史,1995:1)、《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考古研究的实践与思考》(南方文物,1995:1)、《广东洞穴石器文化考禾楼”———远古稻作文化的遗存》(中国音乐学,1997:1)、余其伟的《中国扬琴在粤乐中的应用》(岭南文史,1997:3)、黄日进的《广东音乐的意境及其表现手法》(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2)、罗小平的《析广东音乐在新世纪所具察》(南方文物,1995:3)、李绪柏的《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广东社会科学,1996:3)、乐正的《近代广东旅美华侨与岭南文有的生命力与文化力》(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4)、黎田的《对粤乐三个问题的剖析》(人民音乐,1999:10)、苏学成的《探索掌板(锣鼓)在粤剧音乐中的表现功能》(戏曲艺术,2000:3)等。(八)绘画及工艺。如凡夫的《现代岭南画化的传播》(中山大学学报,1996:4),以及杨式挺的《“大湾文化”初议———珠江三角洲考古学文化命名探讨》(南方文物,1997:2)、黄国声的《清代广州的文化街》(岭南文史,1997:2)、陈表义的《元代岭南文化为何衰敝?》(广西派的佛教因缘》(世界宗教文化,1998:3)、毛萍的《明清石湾陶艺与中国绘画》(佛山大学学报,1994:5)、梁光泽的《晚清岭南油画(一)———有关最早的架上油画家史贝霖-关作大学学报,1998:3)、袁钟仁的《古代广州城的兴筑和扩建》(暨南学报,1996:3)、何国卫的《与“船场说”商榷》(武汉造船,2000:5)等。(五)历史人物与地方文化。如关汉华、王霖-啉呱的探讨》(岭南文史,1995:1)和《晚清岭南油画(二)———被认为是Lamgua(林官)所作的一幅风俗画的研究》(岭南文史,1996:1)、林家强的《顺德明清画人概说(上、下)》(岭南文史,1996:1、3)、于逢的《石湾人物陶燕军的《陈澧与岭南文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6)、关汉华的《试论阮元对广东文化发展的贡献》(广东社会科学,1996:6)、袁立春的《近代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经济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1:1)、胡波的《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学术研究,1995:5)、赖达观的《屈大均与佛山文化》(佛山大学学报,1997:5)、何天杰的《屈大均的儒学情结》(学术研究,塑———一代大师潘玉书》(学术研究,1996:10)、杨劲的《六榕寺一幅山水连景画存疑略释》(岭南文史,1997:1)、申家仁的《略论岭南移民及其对岭南陶瓷发展的推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0:1)等。117
(九)建筑及民居。如黎尚健的《试论广州较为明显的不足有:(1)对岭南画派和粤剧的研究,较多还囿于技术或技巧层面的分析,对其在文化学上的意义如何以及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等,少见有深层次的理论总结,这使得岭南画派和粤剧的影响难具应有的大气。(2)有些研究限于浅层次的介绍,缺乏理论厚度;更多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对广府文化的负面特征涉及很少。(3)对广府文化研究的整体规划尚欠缺,不少研究各自为政,体现为某些方面成为研究热点,而某些领域如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和大众传媒的文化学分析却乏人问津。(4)对一些口头文学形式重视不够,尤其是对民间说唱文学如《粤讴》、木鱼、民歌和童谣的研究还很缺乏。(5)从宏观上而言,对广府文化作自觉的理论综论还不多见,也鲜见把广府文化与其他岭南文化做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也妨碍了广府文化在整个汉学中的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有待于研究者理论素质的进一步提升。附注:本文只是对广东地区学者在广府文化方面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要的回顾,本地区以外的研究情况,因资料所限,未能涉及,敬请注意。骑楼街的历史、价值和保护》(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6:4)、黄强的《广东四大名园考》(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7:1)、黄国声的《清代广州的园林第宅》(岭南文史,1997:4)、陈泽泓的《清前期的岭南建筑》(学术研究,1998:4)、陈伟明的《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居住民俗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1)、阮桂城的《从西关大屋看西关文化》(广州文博,2000:1)。(十)饮食文化。如叶春生的《广州茶楼文化研究》(中国民间文化,1993:1)、丁俊之的《广东茶文化发展的轨迹》(农业考古,1995:4)、陈伟明的《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饮食消费与民俗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8:2)等。(十一)花卉和盆景艺术。如刘仲明的《孔泰初的治学风范》(广东园林,1995:4)、施俊嫦的《广州花市漫论》(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7:1)、何少云、黄淑美的《中国岭南盆景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99:4)等。(十二)社会用语与地名。如李军的《当代广东社会用语倾向分析》(广州师院学报,1999:6)、吴唐生的《岭南文化结构层次在地名中的反(岭南文史,1996:3)、何科根的《释“粤”映》》(学术研究,1997:1)、于伟昌的《广州社会标[参考文献]宋德华:《岭南文化与民族精神》,《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志语汉译英存在的问题》(广州师院学报,1998:8)、宋长栋的《岭南地名中所见语言的接触、浸徐南铁:《20世纪末岭南文化的现状分析》,《学术研究》1999年第12期。龚伯洪:《广府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润与交融》(学术研究,2000:9)。尽管10年间的广府文化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发展不平衡,不少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责任编辑:陶原珂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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