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收入论文3800字_财政学收入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2023年12月31日发(作者：火星生活)

财政学收入论文3800字_财政学收入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财政学收入论文3800字(一)：安徽省财政收入主要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从经济理论与实际情况出发，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有着一种稳定联系。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学相关知识，就安徽省财政收入及其相关经济数据使用Eviews软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并根据得出的结论分析安徽省税收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对安徽省财政收入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财政收入；地区生产总值；税收收入；计量

一、基本理论与问题提出

（一）基本理论。财政，与国家的产生和国家的存在相互联系。国家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社会产品用来维持其本身的存在以及满足发挥其职能的需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财政收入的充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及数量。因此，可以用于衡量政府财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便是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包含税收收入、债务收入等其他各项收入，其中财政收入的绝大一部分是税收收入。

（二）问题的提出。安徽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财政收入也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财政收入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安徽作为中部地区的欠发达省份，财政收入发展水平相对而言较低，那么，安徽省财政收入如何实现稳定持续的增长呢，本文选择年安徽省税收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安徽省财政收入进行实证分析。

二、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

（一）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指各年的总税收，其中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多项税收，属于财政收入的核心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大的。

2.地区生产总值。依据财政学相关理论，想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应该在财政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相互依存的稳定关系。在统计上，两者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有稳定的协整关系。

（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

Y=C+C1*X+C2*X+μ

其中：

Y表示财政收入；X

1表示税收收入；

X2表示地区生产总值；

μ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收集与整理

采用2000-2018年安徽省财政收入、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作为实验数据。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

三、模型估计与检验

（一）模型估计

使用Eviews软件进行OLS回归。命令如下：

datayx1x2

lsycx1x2

得到如下结果：

pagenumber_ebook=78，pagenumber_book=77

（二）经济意义检验

根据一般性的经济理论，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以及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均应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对应到模型中应该表现为X1与X2的系数C1与C2均为正数，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C1=1.0088，C2=0.0325，均大于0，符合一般的经济理论，因此该模型符合经济意义检验。

（三）统计推断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由对该模型进行OLS回归的结果不难看出，模型的可决系数R2=0.9986，与1非常接近，所以该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高，即财政收入y能够很好地被税收收入X1和地区生产总值X2所解释。

2.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检验）。在α给定为0.05时，查阅F分布的上端百分点表格数据，并将对模型进行OLS回归结果中F统计量值与之进行比较可知应当拒绝原假设，在该模型中，解释变量X1与解释变量X2对被解释变量y的整体影响是显著的，即回归方程是显著的，满足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t检验）。在α给定为0.05时，查阅t分布的百分点表格数据，并将对模型进行OLS回归结果中的t统计量值分别与之进行比较可知：解释变量X1对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是显著的；解释变量X2对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满足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四）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因为模型中只含有两个解释变量（X1、X2），因此下面将采用简单相关系数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Eviews命令如下：

coryX1X2

变量间相关关系结果如下：

Y-X1：0.9989207

Y-X2：0.9967858

X1-X2：0.9951311

由上述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解释变量X1与解释变量X2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需要对该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修正，考虑将解释变量X1与解释变量X2进行对数变换，Eviews命令如下：

genrlny=log(y)

genrlnX1=log(X1)

genrlnX2=log(X2)

lslnyclnx1lnX2

所得方程为：

LNY=-1.5978+0.7301LNX1+0.3930X2

该模型的可决系数R2=0.9993，修正后的可决系数pagenumber_ebook=79，pagenumber_book=78=0.9992，均接近于1，F统计量值为11620.33，方程明显显著。当α取0.05时，所有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均通过，满足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2.异方差性检验。由White检验结果可知，当α取0.05时，通过查阅χ2分布表可知，nR2=5.1875，小于对应的χ2值，所以不拒绝原假设，即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使用偏相关系数检验法可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通过上述检验可得：LNY=-1.5978+0.7301LNX1+0.3930X2

四、模型统计分析

由上述结果可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如果增加1%，财政收入将会增加0.730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地区生产总值如果增加1%时，财政收入将会增加0.3930%。得出，财政收入的增加绝大部分是通过税收收入与

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实现的。基于上述分析，安徽省财政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也符合现实中国内的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变化为同向。生产总值对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强，这一事实说明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不一定只有提高税率和增加税种等税收手段，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非常好时，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也可以带动财政收入规模的增大。因此，提高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

五、政策建议

（一）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扩大经济总量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之间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扩大经济规模为财政收入提供了保障。只有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有所增强，财政收入才能有保障。想要财政收入实现稳定增长的目标，就需要发展经济。在当前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安徽省应该积极进行招商引资，这将有利于安徽省的经济发展，也可以缩小与发达省份之间的差距；增加对固定资产、大型项目的投资与建设力度，增加对社会公共物品的投入，从而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积极刺激经济发展，出台对应方案，提高市场的活跃程度，增加商品的销售总额。

（二）优化调整安徽省产业结构，推进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

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与产品结构的转变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提供税收的能力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在运用税率和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当前中国的税制特点不难看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负税能力要高于第一产业。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需要加快这一方面的发展速度。目前，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安徽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用信息化来推动工业化进而完成基本现代化。现代化是提升工业化的一个过程，同时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互联网时代，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快速发展，要快速提高以信息产业作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并由此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安徽省还拥有一些美丽怡人的旅游资源，如黄山、天柱山、西递宏村等，可以凭借这些资源积极地发展旅游业，可以结合网络宣传从而达到发展相关产业的目的，增加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推动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使得财政收入有效增长。

（三）加快产权改革进度，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安徽省应该加快对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产权改革进度，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以此降低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限制，增加外贸产品的出口。与此同时，改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逐渐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提高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安徽省企业的运行效率，使其经济效率得到有效稳步提高。

（四）完善税制，加强征管力度

要以安徽省的实际情况作为起点，必须在合理、有效的范围内进行税制改革，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若征收税收太少，就会因为税收收入的缺少而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将不利于经济发展；若征收税收太多，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效果，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应该以实际情况作为参考，确定合理的征税范围，以此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安徽省应坚持依法征税，加大对税收的征管力度，严厉打击偷税、漏税、抗税、逃税等违法行为，增加合理的税收收入，同时避免超额的税收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加大自然环境保护力度

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就是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安徽省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相对来说较为丰富的省份，应该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在追求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应该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群众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以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财政学收入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适当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论文

摘要：税收治理方式的转变，从特定侧面反映着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税收占岁入比重是其重要度量。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税收占岁入比重，提高国家契约性特征，推进经济包容性增长。文章使用2001-2016

年30个省（市）经济指标进行计量研析，结果显示一定区间内各地税收占岁入比重对经济增速均有正向推动，其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据此研究税收制度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现存问题，提出了完善税收治理、加强人力资本供给、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优化产业结构等建议，对推进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建设意义。

关键词：税收占比；财政收入；包容性增长；实证研究

一、引言

美国政治学者MargaretLevi（玛格利特·利瓦伊）指出，税收治理方式的转变于特定侧面反映着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当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理念已深入人心。税收是政府获得岁入的主要方式，税制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作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制度，税制调整着经济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每一次财税改革，都是惊心动魄的，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1］。

一般来说，国家行使权力以取得税收收入为重要条件，有了税收收入，国家才能够维持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的运转，才能够保障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正常运作，也才能够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指导的能力。可以说，没有税收收入，国家就无法维持和存在，而税收收入的取得形式是划分不同国家类型的重要依据。通过获得税收收入，国家可以权威保障全社会的产权安

排，用较低成本防止和解决“搭便车”问题；设立高效法治机关，压减产权初始设定和调整的交易费用。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理论研究税收占比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亚当·斯密［2］、大卫·李嘉图［3］、威廉·配第［4］等学者认为，应当少支轻税，国家应当充当经济生活守夜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凯恩斯阐释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政府应当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适当税收收入，对经济运行进行人为干预［5］。继凯恩斯财政理论之后，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给学派研究了最优税收规模，特别是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线性分析最优税收规模，勾勒“拉弗曲线”，将税收规模研究引向了深入［6］。二是实证研究税收国家发展。“税收国家”最早由德国财政学者鲁道夫·葛德雪提出，国家不应依赖税收收入，应开展经济生产活动获得盈利收入［7］。熊彼特观点相反，认为税收国家与现代国家同步诞生发展，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组成，近现代最重要的国家转型是从“领地国家”转变到“税收国家”，对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治理制度［7］。塔奇斯根据收入来源的不同，将国家类型分为领地国家、贡赋国家、关税国家、税收国家、贸易国家、自产国家。财政社会学逐渐形成，并在欧洲迅速发展，其重要观点体现在政府的收入形式中，唯有“税”最能承载起宪政制衡的理念、集中体现社会契约精神［7］。

国内学者对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财政社会学理论，推进我国走向税收国家。一些学者从税收国家角度或实践工作经验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租金国家、自产国家向现代税收国家转型的混合财政阶段，我国需要完善税收制度规范政府运行，提高国家契约性特征，减少掠夺性可能带来的损失，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8-17］。二是结合实际工作，提出提高税收占比的建议。部分学者分析我国的财政收入结构，指出目前非税收入比重依然偏高，税收收入比重仍然偏低，财政收入缺乏可持续性，提出要推进政府层级扁平化，转变政府职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现代税制建设；改善发展环境，加强人力和物质资本供给；健全市场机制功能，让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18-30］。三是探索提高税收占比的实证研究，提出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建议。国内学者关于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间关系方面的研究，多采用总量或相对量做简单数量分析，并单一分析税收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缺少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工业化程度、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影响税收收入相关变量同步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往往不同。王小利（2005）、刘寒波等（2008）、白彦锋等（2013）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税收收入、GDP间关系，非税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31-33］。另一些学者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税收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结果表明税收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34-36］。王乔、汪柱旺（2009），廖楚晖、段吟颖（2014）运用计量模型研究了财政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虽然呈正相关但不具持久性，这说明我国需要调整财政收入结构，进一步提高税收占比［37-38］。四是完善税收制度，优化产业结构。学者们研究了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了税收制度对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意义，建议推进营改增，深化消费

税改革，加快环境保护费改税，优化税制优惠政策，强化财政投资引导，完善税收制度优化我国产业布局［39-52］。五是加强税制供给，提升生产要素生产率。陈涛（2002）、朱丽斯（2002）、汪柱旺（2011）研究了税收制度对生产要素生效率提升的路径和机制，建议优化税制安排，改善发展环境，充分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发挥激励相容机制作用，让全体人民更好享受发展成果［53-55］。六是完善税制体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杨斌（2013）、胡怡建（2018）、黄凤羽（2018）分析了税收制度促进市场机制较好发挥作用的路径，建议完善税收征管制度，统筹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保障机会和规则平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防止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位以及在市场竞争领域过度干预，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56-58］。

三、财政收入形式的转变

（一）研究获得岁入方式转变的重要性

诺斯提出，国家是制度供给主体，既具有契约性特点，也有掠夺性特征，如果国家表现出契约性，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如果国家表现出掠夺性，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契约和掠夺的二元性是国家的本质，获得一定财政收入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因此研究税收制度变迁十分重要。国家物质基础是税收收入，税收制度是研究政权合法性、国家本质、国家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会受到税收制度的深入影响，通过何种渠道筹集一定规模的税收收入

关系重大，不同的影响会由此产生，其结果要么导致经济陷于严重困难，要么促进经济繁荣昌盛。税收收入就犹如资本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国家的性质足以受到税收取得方式的影响。因此，对税收收入的具体形式的深入研究，并以税收收入为基准，区分财政制度的不同类别，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分析，税收收入相比支出，其地位更为重要。

获得财政收入或纯剩余，以此维持国家治理，即维护国家的统治，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出现和财政制度建立的主要原因，也是推动税制改革和国家形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因而，只要当一种财政制度无法筹集到能够满足国家治理需要的财政收入时，就有可能发生财政制度变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改革现有财政制度，加强财政制度供给，完善产权安排，才能取得适应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收入，适应于国家治理的要求。由于财政危机，引发了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实质是财政制度不适应当时的国家治理要求，最终促使了国家治理型财政制度的出现，形成了税收收入为主要来源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正因如此，马克思说，十八世纪以来，每场变革都有税收冲突的因素推动。因此，研究一定国家治理形式下的财政制度，人们能够了解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国家发展的趋势和改革方向。

国家出现之初，政府拥有国家所有的资源，名义上拥有一切权利，所有产权归国家所有，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于这些产权。但国家通过掌控自身所拥有的产权，获得财政收入的成本很大，因而，国家将财富产权赋予其他人，国家通过界定产权安排时确定的交易规则获得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及其他组织逐渐发展成熟，为了实现国家长期有序发展，国家不能通过过度掠夺获得财政收

入，岁入的获得要受到法律的限制，财政制度表现出更多的公共性。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是国家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每一次财政制度改革，就是一次制定新的交易规则的过程。

（二）财政收入形式转变

综合以前学者的研究结果以及经济史，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或者依靠自身垄断资源直接获得（掠夺等）和间接获得（特许经营等），或者通过订立契约依法取得税收收入。

获取财政收入的分封制国家，往往由不同的领主组成，这些领主或由国王分封领地，或由国王征服成为臣属，占据主导的君主实际上是较为有势力的领主，他向其他领主征收贡纳，以应对君主自身的需要，岁入一般是通过武力威慑获得贡纳。分封制国家产权的最高所有者是国家君主，特权集团由各级领主构成，社会存在明显区分的等级层次，且由习俗和名分确定。在这样的情形下，人力资本依附于封土，除极少数自由民，人力资本为封主所有。

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统治加强，集权型或君主专制政体逐渐形成，国家拥有所有财产和非财产的垄断特权。国家为了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依靠集权统治或行政命令，使用自身垄断资源直接获得资源使用租税收入；国家直接从事生产和销售，而且垄断贸易、铸造货币权力，垄断开采和销售自然资源权力。国家为了实现租金和利润最大化，操纵价格，导致国家全面控制整个经济的事物和人员，市

场机制被非市场机制决定。国家往往会限定甚至侵害人们的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薪资的判断权力等，以此来组织生产，压低成本，形成政府综合控制的经济形势。

随着“地下经济”变成了“地上经济”，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应运而生，国家和君王拥有的部分垄断权被其放弃了，个人的生产经营合法性得到认可，从而获得补偿。机制以外的收入进入机制内最终形成了税收，拥有普遍特征，所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就可以通过纳税，进而获得生产经营权利或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现代税制逐渐形成，促进了国家的形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改进。如果税金构成了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样的财政制度就是国家治理型财政制度。在建立国家治理型财政制度的过程中，随着各群体力量的增强，逐渐有效地限制了国家的掠夺权利，国家法制化逐渐提高，逐渐增强了国家的公共性色彩和契约性质。

治理型财政制度中，税收构成了岁入重要来源，政府遵循契约规则，依据法律法规，以界定绝大部分产权，从现代的意义上征收税金，课税权一定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财产权的定义和分配，使得国家治理型财政制度的建立被称为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国家治理型财政制度最终结束了特权时代，依法治税，导致了王权的崩溃，促进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出现，因此，国家治理型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兴盛具有密切的联系，从而也推进了现代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在国家治理下的经济社会中，个人是物权的主体，而且由于税制具有法治、公平的特点，劳动力获得自由，原封建制下出身、等级、特权等陈腐概念逐一让位于自由、平等的新型观念，长期以来人对土地的依附已经被冲刷殆尽，个人获得了空前解放，进一步演变为精神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解放。同时，市场经济促进了资

本的转型和重新定义，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流动性极强，从某个行业流转到其他行业，从某地流转到其他地域，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推动了大规模的矿业开采和铁路建造；政府对资本及其所有者给予种种支持，金钱购买权利在更广阔的背景、更高的层面上继续进行着，直至财产的所有者获得全部的政治权利。

（三）中国地方政府层面的税收占比与包容性增长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实行统收统支制度、总额分成税制，学习苏联通过计划经济集中分配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了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密集资本，限制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国有企业获取剩余索取权，通过工业和农业剪刀差吸取农业创造的价值，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企利润。财政以国企利润统收统支管理为基础，国企获得利润时，大都转为国家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充分干涉经济活动，企业工商税、工商所得税以企业利润的形式直接支付给国家。国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下确定税制。集中可贵的财力，推进了重工业发展，保障了国家安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我国存在政企不分问题，导致产权难以明晰，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国有企业效率难以提高。

为了赋予地方财权，加强自身责任，增强其能动性，我国陆续开始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收入递增包干”等“分灶吃饭”为特征的税制，划分收入和支出的范围，并确定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一揽子计划。各地应根据收入情况，统筹地方支出，寻求自我平衡。此类制度主要

规范中央与地方彼此的权责分工。但实践中，却推动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的划分，地方包干型财政制度促进了以利润为导向税制向国家治理型税制的转型。地方政府意识到，与其通过非常规方式，向中央政府寻租，不如将自身掌控产权配置权向市场转移，依法征收税款，取代国企利润成为岁入的重要构成。地方政府这样一种自利行为，客观上促进了产权的合理界定和科学配置，突破了原有计划经济对产权安排的种种限制，给予市场及其他主体参与经济发展机会以及非政府控制资源，促进了政府向市场的分权，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从自己地区兴办企业获得更多财政收入，越来越倾向于尽量多开办自己的企业，并过多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为了防止外来企业与本地的企业竞争，对地方企业产生冲击，影响财政收入，地方强化了地方保护，造成了地方封锁和分割，加剧了低水平重复建设，膨胀了地方投资，市场价格信号被扭曲；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资源分配依然有待规范，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产权配置不平等格局仍未在根本上得到改变。

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分级包干财政制度问题日益凸现，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中央财政实力，地区间差距不断增大，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进行分税制财政制度改革：根据中央和地方事务的区分，完善财政的支出范畴；根据事务权力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完善税制，规分税收类型；建立两套中央和地方税务机关，中央政府实行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了分级预算制度，加强约束。

分税制财政制度，营造了促进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良好外部环境，使得行政干预和市场封锁弱化，让市场统一性得到保障；整体推进了税收管理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推动了政府职能转换、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改革。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得到进一步规范，中央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其调控力得到加强。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得到调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得到初步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控制了地区间财力差异继续扩大的趋势，促进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化。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虽然从公共预算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税入占岁入比例提升，但如果我们着眼整体岁入，我国财政收入依然存在着以利润为导向财政制度特征，不仅非税收入占据着较大的比例，而且财政收入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租金、利润型收入，国家政策体现出很强的掠夺性特征，因此，我国还仅仅初步建立了国家治理型财政制度，尚需不断加强制度供给，完善产权安排，增强积极激励相容，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四、完善税收制度供给的逻辑

一是推进国家治理型财政形成。纵观历史，税收制度的变迁是税收制度包容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由国家直接通过军事力量获得岁入，发展到经营拥有财产获得财产性收入，再到国家履行法定义务，依法取得税收收入，这一过程也是国家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国家功能和作用不断健全，制度供给逐渐完善，纳税对象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各主体自治意识不断提升，依法治税思想逐步得到接受，善治目标得以实现。随着税收占岁入比例提升，国家契约性质特征逐步

增强，国家行为得到更好规范，参与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促进了自由价格机制的形成，保障了参与者公平的讨价还价机会，形成了相应较为对等的权利，限制了拥有特权的利益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对无特权或拥有较弱特权的利益主体进行掠夺，保证了自由价格的形成和价格机制的正常运作。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完善税收制度供给，鼓励经济活动主体积极参与和支持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完善发展环境，保持合理增速，统筹全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打造发展“升级版”。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功能。切实发挥政府职能，防止因片面强调政府或市场功能而出现的失灵问题。推进竞争性市场体系加快建立，鼓励充分、公平、合法竞争，保障竞争机会平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推动制度结构改革与完善，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

四是促进人力和物资资本自由流动。国家治理型财政制度里，需要依法治税，以保障经济社会参与者平等、独立、有序为前提，更多地体现为契约性特征，依法规范政府行为，减弱国家对交换的干预，堵塞社会交换中特权的干扰，保障个人、私人性组织或企业等私人组织成为真正的产权主体，保护其合法权益，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维护和谐、保障稳定、创新税收制度在促进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涉及公民切实权益事项中的支持功能，优化人力资本供给。

五、实证研究

（一）模型选择

国内外众多学者使用数理方法，分析了经济运行中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了改进税制、促进经济增长意见。目前，对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影响和作用研究较少。笔者通过阅读文献，认为可以借鉴现有实证分析中的成果，研析税入占岁入比重对包容发展的支持作用：

1.模型选择

影响地区包容增长的因素有很多。首先，一个地区物质和人力资本是重要生产因素，是推动地区发展的关键力量。一个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充沛，往往经济发展潜力越巨大，而将发展潜力转变为真正发展实力，还与地方采取的发展战略有关。如果地方采取集约型发展模式，可以以较高效率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提高其促进包容增长的贡献。如果地方采取非集约型发展方式，虽然在短期可以通过其提高数量推动包容增长，但长期而言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某个地区所处发展阶段，也制约着该地区包容增长情况，产业结构反映了本地经济增长所处阶段，工业化程度越大，二、三产业占比越高，本地所处发展阶段越先进，反之，本地所处发展阶段越落后。再次，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程度，体现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效果，其程度越高，生产要素受人为干扰越小，自由流动程度越高，而其程度越低，生产要素可能受到越多人为干预。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反映税收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出完善制度供给建议。结合现有研究，将我国30个省份（因西藏缺少数据剔除）分为东部、中部（包括东北）、西部经济板块，使用以下模型进行分析：

Yit=β1Kit+β2Lit+β3Xit+β4CYJGit+

β5SCHit+β6GYHit

其中，Yit表示地区经济增长速度；Kit表示物质资本增长速度；Lit表示地方人力资本增长速度；Xit表示第i个地区税入在岁入中的占比；GYHit表示第i个当地工业化程度；CYJGit表示第i个当地产业结构；SCHit表示第i个当地市场化程度。

2.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变量指标主要有：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Y：用地方GDP增长率表示（变换为以1994年为基数的数据），用来反映地方经济增长变化情况；

物质资本增长率K：用各个省（直辖市）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代表（使用单豪杰测方式计算，换算成以1994年为基数的数据），反映地方物资资本投入变化情况；

地方人力资本增长率L：用地方就业人员增长率代表，反映地方人力资本投入变化情况；

地区税收在岁入中的占比X：用当地税入除以岁入表示，反映税收在岁入中的比例；

地区工业化程度GYH：用地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例表示，反映地方工业化进程；

地区产业结构CYJG：用地方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例表示，反映地方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地区市场化程度SCH：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代表，反映地方市场化进程变化情况。

选择指标均为百分数形式相对数据，主要原因是绝对值难以反映地区间相关数据的实际变化情况，相对数指标能够反映地区间这一变动。考虑资料可取得性，实证分析对象使用2001-2016年我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官方统计网站。基于上述，我们使用面板数据计量研究。

（二）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考察对象是全样本，因此使用变截距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析。选择计量估计方法时，由于地区发展过程中地方所持禀赋对经济增长具有较直接影响，

本文使用“截面权重”反映地方禀赋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同时选取广义最小二乘法作为分析方法，克服异方差和自相关。计量结果见表1所列。

表1计量结果

pagenumber_ebook=70，pagenumber_book=64

续表1

pagenumber_ebook=71，pagenumber_book=65

注：***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方程（1）显示的是全部变量均进入模型的估计情况，方程（2）是逐渐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得到的约化结果，拟合度和调整后的拟合度都比较好，说明模型模拟成效较好，基本可以反映税入占岁入比例对包容增长的影响。从计量结果分析，三个区域GYH、CYJG、K都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t检验，但GYH、K对三个区域经济发挥促进作用，CYJG对三个区域经济有负向作用，这说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其作用亟待有效发挥；解释变量L对东部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在其他区域作用不明显，这表明西部和中部地域人力资本作用有待进一步的发挥，在人力资本使用方面，应当更加向集约使用发力；东部地域税收收入占岁入比例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而其在中西地域只有不明显的促进作用。

计量结果表明，经过历次财政改革，我国改进了促进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外部环境，使得行政干预和市场封锁弱化，让市场统一性得到了保证，促进了改革进程；税收管理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推动了政府职能转换、政府机构改革。财政分配关系得到进一步规范，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得到调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得到初步建立。分税制改革后，虽然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角度分析，我国税收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但如果着眼于整体财政收入，我国财政收入依然存在着行政垄断获取利润的财政制度特征，因此，我国财政尚需不断优化制度供给，提高税收占岁入比重，完善产权安排，增强正向激励。

（三）现存问题

（1）计量模型显示，东部地域税入占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弹性系数为0.171493，即税收收入占岁入比例每提高1%，显著地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71493%；中、西部地域税入占比对经济增长具有不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弹性系数分别为0.028353、0.03022，即税收收入占岁入比例每提高1%，不显著地促进中部地域、西部地域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028353%、0.03022%。同期，东中西地区税收占岁入比例为84%、73.8%、74%。通过计量结果，可以看出东部税收占岁入比例较高，对地区促进作用较为显著，政府表现出较强的契约性，地方治理较为完善，政府根据取得税收收入为限度有机调整经济增长，政府掠夺性得到一定限制，政府为了获得税收收入，优化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吸引生产要素流向本地，减少了因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因素形成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依法履行契约，取得的税收

占岁入比例较低，地方政府通过非税收入取得岁入比例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表现出较强的掠夺性，通过直接干预经济，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和资源获得财政收入，维持日益增长的刚性支出，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提升税入占比，促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

（2）人力资本虽然是发展重要的因素，但在中、西部地区推动效果不明显，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中、西部地域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密集型方式，依赖粗放劳动程度较大，人的因素还未发挥出其应有效用。为了促进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正向作用，税收制度有很大作为，通过引导人们共同参与税收治理，形成良好回应机制，形成优化人力资源供给善治效果的税收制度。

（3）市场化程度对三个地区影响均不显著，说明随着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从整体层面上看，我国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政府仍然通过掌握的资源直接获得租金和利润，需要进一步降低行政干预，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里的主导地位，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防范权力干扰其正常运作，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4）产业结构在东中部区域发挥负向作用，说明我国生产方式需要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输出廉价商品，支持当前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新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有增长方式难以持续，需要优化增长方式。

六、政策建议

（一）加强地方税制治理

推进政府层级扁平化，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机构精简、行政成本降低和作风转变，深化财政制度改革，按照税种分配税入，保障市场统一和正常运行；给予当地一定的税入权限，发挥本地区信息优势，推进发展激励相容；规范非税收入，严格执行制度，将其依规缴入国库，防止违规支出，杜绝违规收取，避免加重企业负担；推动费改税，规范岁入形式，依法加强治理；规范债务融资，完善政府债务体制，防止国有自产流失，防止不当举债对未来税收的影响。

（二）加快现代税收制度建设，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营改增，建立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优化产业升级，促进商业创新。深化消费税改革，优化税目税率和征收范围，解决重复建设和过剩产能问题，引导理性消费，减少政府依赖生产环节税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快环境保护费改税，深化资源税变革，促进重要矿产品按照价格征收，并确定适当税率，扩展资源税征收范围。优化税制优惠政策，推进技术创新。强化财政投资引导，运用税收减免、降低税率甚至零税率等直接税收优惠政策，采取贴息、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方法，指导投资方向，支持重点行业和地区发展，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鼓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制和风险补偿制度的建立，降低企业自主创新“试错”成本，完善多元投融资体制，充分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创新创业。

（三）完善税制，优化人力资本供给

优化税制安排，改善发展环境；促进农业等基础性产业发展，推进行业间均衡增长，加强老少边穷地区建设，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充分运用税收调节，阻止社会财富向着地方政府、垄断企业和民间强势集团过度集中，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健全完善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中纳入超过普通人众生活水平的奢侈项目或行为，鼓励理性预期的形成，发挥激励相容机制作用，防止机会主义，鼓励诚实劳动和勤劳付出；推进社会保障费改税，让全体人民更好享受发展成果；提高企业运行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允许税前扣除个人用于成人教育及专业技术培训，支持人力资本提升，提升其支持包容增长的推动效应。

（四）加强税制供给，健全市场机制功能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保障机会和规则平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防止其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位以及过度干预，进一步规范其运作，引导和鼓励经济活动主体及其他利益主体的成长；完善税收征管制度，统筹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创业创新，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防止因税收洼地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