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喜剧性

2023年12月30日发(作者：有关幸福的作文)

第三节 悲 剧 性一、什么是悲剧性

作为审美类型的悲剧性，是同喜剧性相对应的，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戏剧形式的悲剧，而是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悲剧性不是指戏剧的一种类型，而是指一种重要的审美类型，它渗透到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和领域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悲剧性呢？鲁迅先生曾有过著名的论断：“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1西毁灭给人看。”这就是讲，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于客观社会原因或历史的必然冲突，真善美、生命、爱情、信仰、理想等“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损害或被毁灭，这个过程或结果使人们陷入剧烈的悲痛，但马上又被正面人物的巨大精神力量所感染，被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所震撼，因而由痛苦转化为快感，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即悲剧性美感。

因此，作为审美类型的悲剧性虽然来自现实生活，但它更是艺术家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

是艺术创作的结果。作为审美类型的悲剧性，涉及文学艺术的许多门类和领域。除戏剧艺术中的大量悲剧之外，悲剧性也表现在雕塑（如古希腊著名雕塑《拉奥孔》）、绘画（如法国浪漫主义美术代表人物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音乐（如俄国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和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小说（如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我国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诗歌（如德国中世纪的著名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与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电影（如美国电影《魂断蓝桥》与中国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方面。可见，作为审美类型的悲剧性涉及中外古今许许多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涉及文学艺术的许多门类和领域。

当然，悲剧性还是最集中地体现在戏剧领域。悲剧在西方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之冠。悲剧常常通过正义的毁灭、英雄的牺牲或主人公苦难的命运，显示出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和伟大人格，使观众在悲痛和哀伤中，受到震撼与冲击，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获得特殊的悲剧性美感。西方戏剧理论家把悲剧分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世界戏剧史上最早出现的古希腊悲剧大多属于命运悲剧。古希腊三大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都分别创作了许多著名的悲剧。如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描写了普罗米修斯因为同情人类，盗取天火送给人间后，被宙斯打入阴森的深渊，成为一位为人类经受苦难的殉道者。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更是通过俄狄浦斯虽然极力挣扎，但最终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不自觉地犯下了“杀父娶母”的罪过，自己刺瞎双目去四处流浪的悲剧性结局，深刻反映出早期人类刚刚迈入文明门槛时期的艰难历程。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初期，弱小的人类面对强大的自然界和不可抗拒的命运产生的悲剧性结果。中世纪末出现的“性格悲剧”反映出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伦理制度和宗教统治与反封建力量的矛盾斗争，体现出人文主义理想和黑暗现实的尖锐冲突。如英国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和德国席勒的著名悲剧《阴谋与爱情》，分别表现了欧洲中世纪封建宗教迷信长期压抑下扭曲的人格。《哈姆雷特》剧中主人公哈姆雷特和《阴谋与爱情》剧中主人公露伊丝，都是因为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饱受灵魂与心灵激烈冲突的煎熬而酿成悲剧。到了近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社会悲剧”揭露了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与黑暗现象，具有鲜明强烈的批判精神，如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和１９世纪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又名《娜拉出走》），都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作品。总之，西方戏剧史上，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反映了人在同命运、性格、环境冲突中的挣扎，可以称之为挣扎的悲剧。现当代西方悲剧的创作风格更加多样化，尤其

1《鲁迅全集》，第１卷，２９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是出现了将悲剧性和喜剧性融会到一起的悲喜剧作品，如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１９５６年），就是一部具有荒诞色彩的悲喜剧作品。正如迪伦马特自己所说：“情节是滑稽的，而人物形象则相反，常常不仅是非滑稽的，而且是悲剧性的

中国戏曲虽然也有悲剧性作品，但与西方话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深受儒家文化、民俗文化乃至宗教文化的影响，深刻地折射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美学追求。如果说，西方悲剧主张美与真的结合，悲剧表现上是一悲到底，如《哈姆雷特》剧中主要人物几乎全部死去；那么中国戏曲悲剧则主张美与善的结合，悲剧结尾善必胜恶。因为中国戏曲悲剧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美与丑之间的矛盾，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最终达到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批判目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戏曲悲剧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其一是人间不平事和冤案，会有包公式的清官来解决，如《秦香莲》，因此，“清官戏”在中国盛行。其二是寄希望于上天，如元杂剧《窦娥冤》，窦娥含冤死前的三桩誓愿一一应验，六月天降大雪为她昭白。其三是通过超凡的想象努力营造大团圆的浪漫结局，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双双化蝶，《长生殿》中唐明皇与杨贵妃在天上相会，《天仙配》中七仙女与董永鹊桥相会、《牡丹亭》中杜丽娘为与梦中的情人相会死而复生等。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中国戏曲悲剧与西方悲剧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源在于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不同。

二、悲剧性的本质特征

西方美学史上，很早就有关于悲剧本质特征的理论探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悲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2，这就是说，悲剧故事应当有头有尾，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才能达到悲剧的效果。尤其是悲剧艺术往往展现人间的苦难与不幸，但为什么能够给观众带来美感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因为欣赏悲剧就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3。按照朱光潜先生的解释，这里所说的“陶冶”也有道德净化与情感宣泄的意思，观众通过欣赏悲剧可以从恐惧转化为同情，从痛感转化为快感，从而使自己不健康的情绪得到宣泄，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陶冶，达到悲剧美独特的审美效果。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奠定了西方美学史上悲剧理论的基础。

德国古典主义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则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来分析悲剧性。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根源来自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又都有片面性。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损害对方的合理性，从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黑格尔认为最能反映他的悲剧观的例子便是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故事讲述忒拜国公主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涅刻斯同其兄弟争夺王位，并向他的岳父即邻国国王借了兵力，结果兄弟相残双双战死，王位落入他们的舅父克瑞翁手中。新国王克瑞翁下令不准埋葬叛徒波吕涅刻斯，违者将被处死。安提戈涅为尽同胞情谊，不顾禁令埋葬了哥哥，被新国王关进石窟并上吊自尽。安提戈涅的未婚夫，即克瑞翁的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自杀了。克瑞翁的妻子听到儿子自杀后也自杀了。在黑格尔看来，克瑞翁代表国家利益颁布法律是合理的，安提戈涅代表亲情埋葬哥哥也是合理的，但双方都必须否定对方才能肯定自己，因此又同样是片面的，必然导致悲剧性冲突。黑格尔进一步指出，虽然矛盾双方的悲剧性人物均遭到不幸，但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法律、亲情之爱这些理想信念仍然是合理的、永存的。事实上确实如此，情与法的矛盾斗争可以说是中外古今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黑格尔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不是把悲剧性归结为个人的、偶然的原因，而是认为悲剧性冲突是合乎规律的、

2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１９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１９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

具有必然性的，指出了个人悲剧冲突后面的社会根源。但是，由于黑格尔把悲剧冲突纳入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之中，显示出他哲学思想的妥协性与局限性。

１９世纪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悲剧观，强调悲剧并不是来源于理念冲突，而是来源于客观现实生活，从唯物论立场强调了悲剧的客观性。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也否定了黑格尔悲剧观中的辩证思想，尤其是否定了黑格尔悲剧观中关于悲剧冲突必然性的正确看法，这实际上抛弃了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黑格尔关于悲剧冲突必然性的理论，扬弃了其中唯心主义的成分，对悲剧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客观、历史的界定。恩格斯在分析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时，指出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指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要求，它代表着正义的、进步的、新生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合理要求，但是由于旧势力的强大和新旧力量对比的悬殊，在矛盾冲突中导致悲剧性结局。这就是说，悲剧性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冲突的反映。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性与崇高是一致的。崇高的本质在于人的本质力量与客体处于尖

锐对立与冲突时，客体以外在巨大形式暂时压倒了主体，主体则在严峻冲突中最终征服客体，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显现。悲剧性的本质比崇高更加深刻，悲剧性的主客体冲突更加尖锐和更加激烈，具有合理性的社会力量在悲剧中遭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或毁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们正是从这种毁灭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使人们在悲哀与痛苦的同时，努力去奋斗、去抗争。因此，悲剧的意义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与崇高相通的。悲剧的美是一种崇高的美。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5悲剧的审美效果更加富有感染力，悲剧主人公的不幸、痛苦以至毁灭，使人性的光辉更加璀璨夺目。所以，悲剧感比崇高感更能激发人的斗志、震撼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促使人们克服艰难困苦，从内心深处坚定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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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３４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