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陕西三边教案考述

2023年12月29日发(作者：大汖)

历史学研究清末民国时期陕西三边教案考述牛海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兰州

730030)摘要：三边他区横跨长城，他处黄土高原与部尔多斯荒漠草原过渡地带以及蒙古游牧文化和汉族农耕丈化的交汇地区。近代

以来，在长城缘边他区由牧业区向农业区过度的大背景下，比利时圣毋圣心会获得了在蒙古地区的传教权，以租种土他作为吸

引教民的优惠条件之一，大肆扩大教会实力。辛丑条约签订后，教会凭借八国联军侵华胜利的威势，强迫伊克昭盟下辖的部托

克、乌审和札萨克三旗向教会割让了大量的土地。随着民国时期陕西和绥远的重新划界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在陕西省

府和三边地区民众的努力下，最终收回了教会占有的土地。三边教案的解决，与蒙汉两地土地的权属及其变化密切相关。还原这

一历史过程，可以对清末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餉变迁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变化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关键词：清末民国时期；圣母圣心会；三边教案；回收土他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20)04-0121-09On

Sanbianjiaoan

Ca

of

Shanx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NIU

Hai-zhenAbstract：Sanbian

areas

cross

the

Great

Wall,

and

locates

in

transitional

zone

of

Loess

Plateau

and

Erdos's

dert

grassland

and

the

joint

of

Mongolian

nomadic

culture

and

farming

culture

of Han

nation.

Since

modem

times,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margin

areas

along

the

Great

Wall

was

transforming

from

pastoral

region

to

farm

belt,

CICM

from

Belgium

took

the

right

of

missionary

in

Mongolian

areas

and

gave

the

favorable

terms

of

renting

lands

to

attract

the

believers

and

recklessly

expanded

its

strength

.

After

the

sign

of

the

Peace

Protocol

of

1901,

the

Church,with

the

power

and

strength

of

Eighth

Nations

Alliance,

forced

Etuoke,

Wushen

and

Zhasake

of

Yikezhaomeng

to

cede

lands

to

it

With

demarcation

of Shanxi

and

Suiyua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cluding the

efforts

local

people,

finally

took

the

dominated

lands

solving

of

the

ca

cloly

connected

with

the

land

title

and

changes

of

two

areas

of

Mongolian

and

Han.

To

restore

the

history

can

provide

a

new

view

on

economical

social

change

in

ethnic areas

and

the

change

of

national

controlling

on

local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words: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ICM;

Sanbianjiaoan

Ca;

Take

Land

Back陕西的定边、靖边和定边县的安边堡地处陕西

堂。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压制当地政权和蒙

汉各族群众，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由定边、

和内蒙古交界，属于毛乌素沙漠的南缘，黄土高原

与鄂尔多斯荒漠草原过渡地带，是陕西省的西北门

户，称为“三边”地区。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势力侵

入该地，利用当地自然灾害频发，民族矛盾尖锐，百

靖边县和鄂托克、乌审和扎萨克三旗与天主教堂签

订协议，将位于长城以北的东西长约三百六十里，

南北宽约七十二里，面积约二万五千九百二十方里

的土地划让给给教会。此后一直到1935年，在当地

姓生活困难，清政府管控乏力的现实因素，开始有

组织地租买土地，建立教堂，运用各种手段吸引百

姓入教，形成了强大教会势力。因为传教和土地问

题，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

陕西的靖边、定边县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的鄂托克

民众的呼吁下，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收回被法国

传教士占领的租借地运动，最终在陕西省府靖、定

两县，蒙古各旗和民间力量的多方努力下，天主教

堂最终有条件地归还了这块土地。这一事件迁延日

旗、乌审旗和扎萨克旗蒙古族汉族群众奋起攻打教久，其间牵扯到政府、汉族、蒙古族群众各方的利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朝新疆移民问题与边疆开发研究”(批准号：19BZ5128)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0-09-13作者简介：牛海桢(1970—),男，甘肃甘谷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和旅游开发研究。121

第31卷第4期2020年12月益，实际上是1900年教案的延续，因此民国年间陕

西也将之称为“三边教案”。关于三边教案，学术界

群众的抵制。但是由于城川地区在同治末年的起义

后牧民四散，牲畜一空，传教士们在旗札萨克首肯

下，首先在旷野当中盖起了二十多间房子作为教

有过一定的讨论,也发表有数篇论文。①但这些研究

大部分或者专注于近代以来天主教会传入长城沿

线后修筑教堂，租买田产，吸引当地人民入教所造

堂，部分贫苦牧民生活无着，被教士们近乎雪中送

炭的赈济物资和提供的安身场所所吸引，开始报名

奉教。1876~1877年连续两年旱灾，传教士积极救助

受灾的蒙古牧民，从而又吸引了一些牧民入教。传

成的危害；或者关注近代反对民族压迫以及于收回

土地的意义；对于土地回收的历史背景条件的论述

略显笼统与模糊，回收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也较

教士还因地制宜，为了适应蒙古族教民生活习惯，

允许蒙古族教民分散居住，只是在星期日，蒙古族

少提及。本文拟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记述资料和方

志史料，力图还原引起三边教案的原因，三边教案

后续问题的解决过程，更好的理解土地回收过程中

教民才从四面集聚，来教堂望弥撒叭后来，为了维

护城川教堂的集中性，教堂还把其余地方的教民迁

国家政权和民间、民族各方势力的努力以及利益的

协调机制，在尽可能重建史实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初

移到城川居住，从而使城川成为三边地区蒙古族中

心教堂。步观点，也可以对清末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变

迁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变化提供一个新的认

识视角。在城川地区的传教虽然争取了一部分蒙古族

人入教，但是由于自清初以来施行的蒙汉分离政策

使蒙古族和汉族之间隔阂很深，为了让更多的人入

一、圣心圣母会在三边地区的

传教与“赔教地”的出现鸦片战争后，在中国曾被禁止的天主教在西方

军事实力的支持下卷土重来，随着中国殖民地化程

教，教士们开始南下。在向定边和靖边汉族居民传

教过程中最为成功的是宁桥梁镇的小桥畔，1875

年，圣母圣心会的司福音一路向南，到达宁条梁地

区。宁桥梁地处榆林至宁夏的大道上，“乃山陕赴宁

夏必经之路，为鄂旗第一要冲”。国小桥畔位于无定

河上游东岸，分别距离宁桥梁和城川教堂大约15

度的不断加深而迅速发展。17世纪早期，在中国传

教的主要是法国的遣使会。1864年，比利时的圣母

圣心会②从梵蒂冈教廷获得在蒙古地区的传教权。

里和40里。司神甫初到这里时也受到了冷遇，甚至

只能自己搭帐篷和租赁窑洞栖身，但是1868年的

1865年，圣母圣心会的创始人南怀仁率领五个传教

士到达察哈尔的西湾子（今河北崇礼），接替遣使会

回族起义造成的兵燹给靖边社会造成破坏和萧条，

从而给传教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方志记载“维时五

堡田荒，满县篙莱成林，豺狼丛生，飞穿屋巅而下，

后开始了在蒙古的传教活动。蒙古教区巴耆贤主教

将蒙古教区划分为东蒙古、中蒙古和西南蒙古三个

教区并获得罗马教廷利奥十三的批准叫其中西蒙

攫人食之，继以瘟疫，民靡而遗，”问靖边多数堡寨被

毁，士绅百姓殒命者甚多。18力至1888年三边地区

又发生了大旱灾，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圣母圣心

会的赈济和修桥补路、收养弃儿和兴办学校各类慈

善活动的感召下，宁条梁、安边堡、小桥畔和大阳湾

各地的信众数量有了很快的增长。尤其小桥畔教堂

古教区主要传教地域就在三边地区，包括定边县的

安边堡、靖边县的宁条梁和额克托旗的城川一带。

三边人口相对集中的是定边县的安边堡和靖边县

口外的宁条梁，两地相距六十里左右，这两个地方

主要是汉族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交通方便，农产

丰富，商贾云集。城川在宁条梁正北30里左右，地

的新建更成为圣母圣心会在三边乃至全蒙古地区

传教的一个样板。最初司神甫在小桥畔购置荒地五

十亩兴建了二十二间土房用于传教，为了进一步吸

引教民，又购置几十亩土地用于新建教堂，但是鄂

处无定河上游，水草丰茂，是鄂托克旗、乌审旗和札

萨克旗三旗蒙民的主要交易点之一。这样形成了包

括安边堡和宁条梁中间的白泥井滩、宁条梁以北的

托克旗王爷以汉人无权在蒙旗居住为由予以阻挠，

通过一系列的贿赂和官司后，小桥畔教堂最终建

城川和以东的小桥畔滩在内的主要教区，也是圣母

圣心会在陕北三边口外传教的基本区域現成。根据刘学明的采访和记载：“小桥畔教堂的礼拜

三边地区横跨长城，蒙古族、汉族和回族三族

杂处，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汉族主要经营农业，

堂，和其它地方的天主教堂不同，教堂的里边特别

是外表没有西洋的形式，是把蒙古的召、汉人的庙

回族则是农牧商业兼营。1874年，圣母圣心会的德

玉明和费尔林顿神甫在蒙古喇嘛沙木腾金巴引导

和回民的寺的特点，揉合在一起的东方型的建筑。

堂口的金字对联是：’谦逊必获、恒求必献’和’钦崇

下来到三边地区，积极学习蒙古语言，遍访鄂尔多

斯各旗王公，向他们宣传教义。清朝时期蒙古族的

之殿、祈福之宸’。横额是’献已心’。礼拜堂整个用

朱漆立柱支撑着，地上铺着地毯，上面是彩绘非常

传统信仰是藏传佛教，天主教的传播受到了蒙古族

华丽的天花板，耶稣的圣像供在中国式的神龛之122

历史学研究内。站在神坛上由东向西是男堂，由北向南是女堂。

蒙旗各札萨克拿不出银两，只好割地充款，俗称为

“赔教地”叫礼拜堂的顶部，高出堂的底部丈余，四周完全装着

玻璃，上边封盖着五脊六兽，好象一个很大的钟鼓

楼，除过一个矗立的十字架外，无论蒙汉或回民都

法国也借口三区教案中一名传教士被杀，要求

惩凶赔款。同年四月，陕甘督抚、绥远城将军、归化

会以为是自己的召庙大寺。”同这座豪华的礼拜堂成

为三边地区标志性的建筑，也体现出传教士们企图

淡化当地汉族、蒙古族和回族各族信仰，进一步弘

扬天主教的努力。1895年，鉴于甘肃回民起义的发

城副都统分派印委各员，齐集陕西靖边县界之髯条

梁。会同鄂托克、乌审等旗王府官员赴小桥畔教堂,

与洋教士杨光被、巴士英召开会议。根据事后绥远

将军信恪与归化城副都统文瑞的联名奏报，双方认

展，小桥畔教堂开始在周边修筑围堡叫同时，三边

地区圣母圣心会以小桥畔为中心，先后在毛团库

定在蒙古地区伊克昭盟鄂托克、乌审、札萨克三旗

所属之宁条梁、硬地梁、成川口、小石碉、科巴尔等

处地方，“计烧拆大教堂四处，教民房屋六百二十一

伦、硬地梁、胡家窑子、毛家窑子、死羊湾、沙渠沟等

地一直到定边县堆子梁、白泥井等地各地新建或重

建教堂，同时以教堂为中心，招租拓地，不断扩大教

会地盘。根据靖边县光绪二十五年之前的调查，教

间，掠取牲畜三千余头，粮粟一千三百余石，杀毙洋

教士一名，教民十余名”，加上乌审旗等历年骚扰烧

房，共确定“房价物价命价共索偿银十七万八千五

会共租种蒙地4

735.5埔I,年租37串600文。另在

百余两”，后经周旋磋商，减为十四万三千五百两。

其中鄂托克旗认赔八万四千两白银，乌审旗四万五

千两白银，札萨克旗一万四千两白银。但是由于各

城川垦种蒙地500均，年租为向鄂托克旗贝勒交马

1匹叫在这些土地上，教会建成了一个一个的教民

村，教民们聚居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摆脱不信教的

亲友们的歧视，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不断增强，也体

旗本就地瘠民穷，鄂托克和札萨克旗“因现银不敷，

愿以牲畜及附近教堂之生地议价抵偿”。乌审旗认

现岀教士们能够强力组织生产和提供安全保障的

优势。为了安置入教的教民，传教士们不断地用各种

赔银四万五千五百两，亦苦无款可筹，愿以大淖儿

碱地议价作抵，乃该教士必欲索交现银，复经各该

委员屡次解说，该教士始允暂以碱淖作押，定期交

手段获得土地，用来安置从各地投奔而来的教民。

清赔款，交还城淖。而且这些地块“仍酌给蒙租，并

议定与平民被招垦田无异，絶非割据其土地。”㈡也

“他们从蒙民手中租来荒地，分给外来灾民耕种，还

给解决耕牛等生产资料。外来的汉族农民，必须随

旗入教，否则不准居住。”回土地是蒙汉交界地区蒙

汉居民最为重要的财富，是老百姓的安身立命之

即是土地的性质为被迫顶价租让，这也在一方面保

全了王公的面子，土地的所有权没有转移，另一方

面教会方获得了能够招租支配的大范围土地。也是

由于有这一条款，才有了后来缘边两县和三旗王公

们念念不忘，努力收回教地的可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八日，《宁条

本。在教会攫取土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蒙古

王公、蒙汉下层百姓和地方官员产生了各种矛盾，

这些矛盾都是结构性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教会势力进入三边地区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的

稳定性。张或在考察了

19世纪末由于圣母圣心会

梁和议》正式签署，鄂托克、乌审和札萨克三旗同意

认定“共议三旗烧拆城川口、硬地梁、小石眨、科巴

进入内蒙古传教而引起的大量蒙古、汉族群众和教

会的冲突后认为，单纯因风俗、文化、信仰的不同引

起的冲突则并不多见，也不激烈，这些冲突更多地

尔大教堂四处，祭器、什物、教民器用等件，概为乌

有，并毁各乡村教民房屋六百二十一间，是为一宗，

掠取教堂及教民牲畜大小约三千头，是为一宗，粮

米约梁斗一千三百数十石，是为一宗；伤毙教土一

体现为由于土地的被占领以及土地被占过程中出

现的巧取豪夺引起的利益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以

教会为后盾的汉族入教群众与蒙民和外来地商的

人、教民十人，应赔命价，是为一宗”口。双方同意以

牛马和土地进行理赔。其中乌审旗由于“素稱貧瘠，

冲突大多由于教会对官府和蒙古王公的施压而以

蒙民的失败而告结束㈣。这样，在入教汉人与蒙古旗

無款可籌，因以大淖賺池暫押教堂，一面設法岀

租”，商定三月期限，理藩院驻神木理事明禄建议由

山西大地商王同春开发该地，由王同春以四年为限

民，蒙古王公与教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背景下，三

边地区教案屡有发生，最终由义和团运动而引起了

庚子教案的发生。向教堂付清银两。陕西巡抚升允乘机向朝廷提出由

陕西代乌审旗出赔款，同时将大淖鹼池归于陕西靖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在迫使清政府负

责惩办“祸首”的同时，中国向十一个国家赔款白银

边，同时建议朝廷撤除神木理事司员一职网。当然，

由于在教案处理中教会一方自认获得了赔款和土

4.5亿两。内蒙古各地的教会和其他地区一样，都提

出要求处理地方教案，以保护教堂，赔偿各种损失，

地，所以教士们也同意对参与攻打教堂的蒙旗官

员、兵丁和牵涉案件的汉民不再追究责任。和议并123

第31卷第4期2020年12冃

抄一份存于靖边县备案。明，往往予以支持，每年地方官府从司库岁拨银内、

借给出长城屯种的农民牛具籽种，秋收后照时价收

二、“赔教地”后教会势力的发展和

民间的社会矛盾在《辛丑条约》后被租借的“赔教地”均在长城

粮，抵补仓储。到乾隆十九年，陕西巡抚陈宏谋巡视

绥德、榆林一带长城时，“亲见民人乐业，商贩流通。

其延榆二郡、地近鄂尔多斯，每年内地民人，租种夷

以北历史上蒙汉交界地方。明朝时期，陕北蒙汉居

民以长城为界。清朝统一漠南蒙古尤其是鄂尔多斯

地，彼此相安，蒙汉不分畛域”。㈤当地进行垦荒的多

是离长城较近的山西、陕西一带百姓，“惟山陕民人

一带之后，在施行盟旗制的基础上，鉴于生态脆弱，

经济落后，牧民生计困难，实行了许多轻徭薄赋，与

民休息的政策，尽可能鼓励和照顾蒙古地区农牧业

生产。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亲征准嶋尔时，

每年出口租种蒙古地亩，秋收获粮最多。”⑷除普通

百姓外，在当地还出现了以租种土地、兴修水利后

再行出租获利的地商。㈣此后，随着垦区扩大，各地

租种的百姓呼朋唤友，互相援引，“东部与南部毗连

晋陕处，则有河曲、神木、府谷等县，农民沿套边开

曾驻蹿横城和安边，鄂尔多斯贝勒松阿喇布以蒙古

人少地多，为了扩大生产，奏请在长城近边的车林、

他拉苏海、阿鲁等处，乞发边内汉人蒙古人一同耕

种。经大学士、户部、兵部、及理藩院会同议覆，同意

内地边民可以到蒙地开垦耕种。延边开垦蒙地的好

垦，渐成村落”。㈤仅靖边一县，长城缘边龙州、镇靖、

镇罗、新城、宁塞五堡和宁条梁一镇，共种蒙地五万

六千四百九十一埔J,种地汉民一千三百五十九户，

共男女大小八千三百七十二丁口㈣。可见，晚清时

处是，所获粮米可以解决蒙民生计，牧民也可以就

近贸易取汆，不必入边购买内地粮米，内地粮米也

期，长城以北缘边地区已不再是蒙古族游牧之地，

已经完全变成了农业区。这些移民垦殖活动，基本

改变了明朝以来游牧区和农业区以长城为界的界

不致腾贵。康熙也考虑到了蒙汉居民接触的矛盾问

题，要求蒙古王公和地方官“各自约束其人、勿致争

限，推动农业区域向北移动，也成为了后来陕西和

绥远重新划定省界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支撑。斗。得旨、依议。日后倘有争斗、蒙古欺凌汉人之事

即令停止。”问此后，大量的内地农民奔赴长城以外，

在对包括三边在内的长城沿线垦区的管理上，

伙耕伙种，向蒙古王公缴纳租粮，大量的蒙地得到

开发。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以游牧狭窄，奏准

清朝政府实行了属人管理的政策，进入长城以北进

行开垦的汉族百姓分别由长城缘边的陕西、甘肃各

州县管辖，其实质是有人无土的遥控管理。其中乌

相度情形，于口外二三十里不等,设立交界”。③这段

记载仅见于县志而不载于实录，但划定交界的实

行，应该与清朝实行的民族隔离政策有关。清朝一

审旗南部汉人由陕西榆林、横山和靖边县管辖。鄂

托克旗南部的汉人由靖边、定边和甘肃盐池、平罗

方面允许蒙汉居民进行有限度的交往，但又限制双

分别管辖，东面扎萨克旗南部汉人由榆林、府谷管

辖。三旗的土地和蒙古百姓则由各旗王公管理，对

开垦地上的汉族百姓则是只管土而不管民的鞭长

方深入的融合。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规定：“凡内

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

女为妻。倘私相嫁娶，查岀，将所嫁之妇离异，给还

莫及状态。乾隆九年（1744年），原驻洛川黄龙山的

延安府捕盗同知移驻安边堡，专管蒙古屯田兼捕盗

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例治罪；知情、主婚和说合

之蒙古人等，各罚牲畜一九。”的因此限定耕牧地界

确有可能。雍正八年（1730年），又规定边墙以外五

事宜负责处理三边地区蒙古和汉族百姓之间的

纠纷事务，则属于既无土又无民的派出官员，体现

十里为蒙汉界限。乾隆七年（1742年），由于越界租

岀中央政权加强基层民族社会管控的努力。实际

种开垦的百姓日益增多，经川陕总督马尔泰、理藩

院尚书班第会同盟长确定，以现耕之地，设立土堆

上，这种事无专责的管理体制表面上看似十分严

密，但由于管人和管地相分离，对这一地区出边游

耕负有实际管理职责的缘边各州县权利达不到耕

种地区，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王公却没有实际的责

定为疆界口。乾隆十三年（1735年），“陕省榆林、葭

州、怀远、神木、府谷、靖边、定边等七州县。沿边农

民，每遇春耕，出口种地。”㈣大量的汉族居民越过长

城，在长城以北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租借地方，自

行开垦，辟田耕种。由于清朝封禁政策的执行，内地

任与权力，这样在管理的实际操作层面上容易出现

遇事推诿扯皮，很多事在形成公文之后不了了之，

形成了事实上的国家权力真空地带，冏这也是天主

教会势力能够在三边乃至鄂尔多斯地区扩大经营

居民不许在蒙古定居，只能是季节性出边种地。“百

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㈣“佃户则春出秋归，择地

而租,俗谓之跑青”㈣“边外所谓伙盘者，民人出口种

地，春出冬归，暂时伙聚盘居之名，犹内地之村庄

的原因之一。1895年，小桥畔教堂雇佣教民兴修围

堡，蒙民禀告安边理事同知多龄，多龄又上报理藩

院，理藩院发函陕甘总督陶模，陕甘总督又转敕陕

西巡抚魏光寿一直到榆林知府详查，榆林知府又安也。”创对于这种行为，朝廷和陕西地方政府心知肚

124

历史学研兗排靖边县令丁锡奎具体负责，丁锡奎在派员考察确

认围堡系教士马文明主修，验查传教士所持传教龙

“南接靖边横山，西至小桥畔，东至榆林，北至乌旗，

东北西南斜长约三百里，南北宽约八十里，亦杂有

二分之一教地”㈣。教堂占有这些土地后，全部分给

票凭证后，上报：“查宁夏理事司员，旧有巡边外委

寄住宁条梁，稽查蒙民，此等蒙洋人事件，应由宁夏

教民耕种，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分别征收教民收

入十分之三到十分之四不等。根据周颂尧1920年

理事司员及安边理事同知査核议覆，似乎事有专

责，亦可得其底细”。㈣认为这一事件涉及到蒙古人

和洋人，地方上不应该负责，应该由理藩院设置在

代的调查，鄂托克旗“村落大点的，就是宁条梁、小

桥畔、城川、黑梁头、堆子梁、石屯沟、白泥井”，仅在

地方的宁夏理事司员和安边理事同知负责查核。职

鄂托克旗南部三边地区宁条梁教务府下属十一个

责不明，恐洋情节深重的各级官员在互相推诿中，

这一有损于清朝官员行政管辖权的事件最终被束

之高阁。教堂，就有“教民一千二百七十户，及男女大小四千

九百名口”。当然，周颂尧的调查数字，在一定程度

上与实际是有一定出入的，不可能在每个教堂下辖

正是由于清初以来三边地区在内的长城缘边

的户数都是五或十的整数，但是这个数字与他所记

的“总计全境回汉的人民，共有三千四百四十一户，

男女大小一万三千五百四十名口

”相比，教民所占

地区国家管理的疏失，使圣母圣心会能够进入这一

地区并在基层社会展开传教活动。而圣母圣心会以

社会组织的形式进入三边地区占地招租，扩大教

人口占到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强，也充分可见三边

地区教堂势力的发展速度。所以他非常感慨说：“这

鄂托克境内，无形的成了天主国。”㈤区，打破了清初以来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态平衡。

传统上蒙古王公让地收租、管理蒙古牧民，汉族官

府管理汉族居民的社会平衡关系遭到破坏。教会开

二是教会占地垦殖过程中，与当地百姓在水利

等方面矛盾不断。在教堂势力坐大的的过程中，教

始与蒙古王公和垦地民众争夺土地，与蒙古王公和

汉族官员争夺对当地民众的管理权，成为地方动乱

的根源之一。但是在晚清以来政治陵夷，利权外溢

会与周边民众因为水利等利益不断产生矛盾，成为

三边地区社会动荡的根源。八里河是定边县境内一

条内流河，发源于定边县境内白于山地，在安边堡

的时代背景下，教会依靠着列强的武力支持和各项

条约的保护，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不断胜出，成为

汇流后称为八里河。安边堡以上为丘陵沟壑区，以

左右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决定性力量。“自庚子后，国

下为平原滩地区，主要灌溉安边、堆子梁、石洞沟等

人惯于教力之不可侮，已渐蕴由畏生羡之机。而绥

远则自民国以来，连年匪荒，亦适促成教堂为诱胁

地。1902年开始，传教士初向沿河民众请商一二日

水期，以为教会浇灌菜园及泥水工程。时有郭寨子

民众之具。有此远近二因，互为消息，则教民之增，

乡绅郭四兄弟，为淤漫自己靠近教堂之土地，擅让

每月三日水期与教堂，此后教堂屡率教民强行填封

亦何足异”㈣。1901年三边地区“赔教案”后，教会势

力由于土地的增加和辛丑条约签订所带来的有利

政治条件，教民增多，占有的土地更多，经济实力大

为增强，终于引起了新的矛盾。上游水口，迫水下流漫灌教堂土地。为了止息民教

双方历年争讼，1905年，定边知县吴命新，定水章八

条（后改九条），规定八里河水的三分之一，即每月

上旬10日由教堂灌地，中下旬20日由民地用水。

一是教会实力不断扩张，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势

力。在各旗赔清欠款后，三边地区教堂纷纷进行扩

张，其中三边毗邻的鄂托克旗，赔出去的土地在鄂

尔多斯草原鄂托克旗和三边地区。1900年以前圣母

圣心会天主教士的势力比较大，但是相对集中于小

但教堂往往持强霸水，上游灌水之期偶有冲溢，小

则索赔水期，大则缠讼不休，甚至人命官司不断。

1932年，传教士梅继鼎甚至高价悬赏组织400余教

民参与械斗，双方一直控告到陕西省府，但由于教

堂背依国际势力，地方政府只能两面讨好。八里河

桥畔和城川附近，赔教以后，其势力则伸展到补杜

尔滩和白泥井滩，连成一片。其面积等于陕北靖边

民教争水案成为土地收回的导火索，一直到陕甘宁

边区政府驱逐洋教士后才最终解决㈣。和定边两县总和的四倍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喇

什扎本京之子厲拉藏若勒冯旺吉拉扎木素为了继

承扎萨克职衔，向天主教堂借白银1000两给清政

三是教会不断修建围堡，拥有武装，仇教事件

接连不断，引起了民众和地方政府的不安。三边地

区地处塞外，国家力量非常薄弱，官府统治鞭长莫

及，荒年时期流民往往转为土匪横行四方冈。“交通，

府六部送礼，为了抵债把巴音坑、黑梁头、哈日呼德

等三湾地全部划拨给了天主教堂図。传教士还利用

蒙古族统治者“对于土地无确实统汁及显明限界之

则是非常不便的；多数区域，都非中国治安力量所

能及”。的鉴于三边地区教堂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只有

小桥畔教堂因为有此前兴修的围堡，才在蒙古旗民

弱点，乃乘机渐次扩张其教地之面积”，其地界“南

接定边，西至黄套老海，东至宁条梁，北入鄂旗。东

西长约一百里，南北宽约七十里”。另外，在乌审旗

的四十余天的围攻下凭堡固守，最终得以保全。赔

125

第31卷第4期2020年12月教地后，各地教堂纷纷效仿，大修围堡。其中小桥畔

教堂围堡扩建成“每边长120丈，高1丈5尺，底宽

以多雨为宜，四面环山，村庄寥落。”刚当地由于地理

气候恶劣和土地缺少，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随

1丈2尺，四边还筑有16个炮台”的方形土堡㈣。黑

梁头教堂根据1941年时人记载，“城方四五十丈，

土砖之墙，高逾二寻，厚七八尺，雉堞森列，俨然巨

着包括圣母圣心会在内的汉族垦殖土地面积的不

断扩大，农牧地界不断北移，定边县和靖边县大量

的人口都迁移到了长城以外，使长城以北缘边五十

公里范围内几乎完全变成了农业区。民族结构由蒙

转汉，城乡聚落体系由原来长城沿线的堡寨向长城

垒。”除此而外，三边地区教堂还拥有自己武装势

力，选拔教民中身强力壮者组成民团，配有武器，“各

教堂多有自卫枪械，城川即有快抢十余支”严成为一

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势力。不仅如此，地方官员还有

以北延伸。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传统的蒙汉分治管

理方式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民国元年（1912年），北洋政府为了加强对蒙古

地区的民政统治，决定设置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

保护教堂的义务，庚子事件后，清政府害怕引起外

交事件，多次颁布上谕，“电饬内外蒙古各将军大

臣，著将境内教堂切实保护，毋任土匪游民任意凌

辱,致启交涉而贻口实”㈣。个特别区。设绥远将军统辖原来的伊克昭盟七旗、

乌兰察布盟六旗及归化城土默特左右二旗，同时监

管原属于归绥道的十二抚民厅。同年，十二抚民厅

改为县，归绥道改为归绥观察使以统之阀。由于民国

1900年之后，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们在租占的

土地上大力兴建教堂，兴办学校和医疗机构，收

租征赋，保有武装，三边及宁夏各地的“赔教地”，

初年军阀混战，官员更换频繁，各派力量根本无暇

顾及当时视作边疆区的内蒙古地区，绥远与陕北的

几乎变成了国中之国，完全游离于中央政权的控

制之外。“在昔教堂势力，非常伟大。因其能竭力

从事于育婴，医药种种慈善事业，同时对于防御

盗匪，维持地方治安，亦能一律认真办理，因此大

得教民信仰，蒙汉人民相率入教者，几与日俱增，

划界也就无人顾及。民国六年（1917年）蔡成勋出任

绥远特别区都统，到任后提出按照民国二年划定的

绥远区域范围，“绥远特别区系于二年十二月呈准，

以山西口外十三县暨伊、乌两盟原辖区域为区域”。

向政务院要求“拟将伊克昭盟各蒙地陕西、山西、甘

肃三省各县管理者，均请划归绥区，酌设县治，自行

治理，庶于一切政务可归一致而便整饬”。阿蔡成勋

另一方面，教堂携其政治力量，偏袒教民，包揽词

讼，要挟地方官吏，一时蒙汉人民，不知尚有中国

官吏，甚至不自知为中国国民”。⑷民国时期蒙藏

委员会的调查虽有所夸大其词，但是对教堂势力

在当地影响的描述，基本上能够如实反映基本情

的条陈指出的“一旗之地有归两省两县管理者，又

有一省四县管理者，甚有归三省四县管理者”，和

况。保衡在《西北旅行杂记》中也说：“从绥远西部

“一旗地内居住汉蒙人民应纳之租税并呈控之诉

讼，趋赴县署或一二百里者，或数百里者，奔驰之

直驱甘肃境之黄河后套区域，土人统称之为天主

国，几全在天主教神父之势力下。”闽描绘了当地

苦，久称不便”问题实际上是清朝以来对鄂尔多斯

天主教势力的发展情况。也正如1906年一名欧洲

传教士的记载所说的：从阿拉善开始到三道河，

蒙古民族隔离政策施行的结果，也是留给民国政府

的一大难题。在蔡成勋提出条陈的同时，绥远方面

即派员勘界，结果引起了陕西方面的强烈反对，缘

边六县绅民反应强烈，群情激奋，以清初以来就有

“形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团体，那里有30多个村庄

（1906年），分成了以主教府为中心的11个堂区。

在这些沙漠中，从未见过一名官吏，主教和本堂

陕北汉民在蒙地耕垦，陕西方面也应有相应管辖权

为由，认为：“边民田产全在蒙疆，一旦割弃，是绝其

养生之路也；且榆、横、府、神、靖、定六县其治城多

神父是这5000多小民的真正头人。正是他们在行

使司法权，任命’市长'、分配土地和执行把该地

区拯救出来的工程。这是一个新的’巴拉圭共和

附边墙而设，原为统驭中外起见，倘举边外之地全

数划归邻境，在六县已失设治枢要，势将议及裁并，

即镇道两署亦必迁移驻节地点，方足以资镇摄。”旳

民国七年（1918年）9月24日，艾如兰等士绅以延、

国'。”冋三道河又名三盛公，和三边地区宁条梁教

区同属于西南蒙古代牧区，辖有后套引黄灌区，

传教士所记载的教会实力自成一国现象，三边地

区应该是与其一致的。榆等地公民代表名义呈文陕西省长刘镇华和督军

陈树藩，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要求，要求将“鄂尔多斯

三、陕绥划界与三边地区教地的最终收回三边所属的靖边县和定边县毗邻长城，其中定

所属之鄂套、乌胜、札萨克台吉、郡王、准格尔五旗

划归陕北区域，责成该管长官就近抚驭”的。在陕西

边县“地处极边，山穷水恶，天时则寒多暑少，地利

则素鲜膏腴”。靖边县“地居沙漠，民鲜盖藏，天时则

寒早温迟，地利则山多水少，民食以秋禾为主，庄稼

各界的努力下，一面派代表赴京请愿，一面由陕西

省府派代表到各地进行勘察，其中勘界委员巫岚峰

和署定边县知事刘迪裕在上呈陕西省长的勘界呈126

历史学研兗文中也提到：“再北至城川口席其滩接近地方，亦系

膏腴之田。惜为洋人卖去多半。设不严重交涉，数十

年后，汉蒙耕牧之地，恐尽为外人势力范围矣。”㈣经

卖过程中化整为零的宗旨；让卖收入的使用方向；

让卖过程中政府的权利；同时规定了关于八里河水

利事项。1581过陕西各界的努力，北洋政府被迫于1921年决定

以“缓办”的形式承认了陕北各县实际领有包括“赔

教地”在内的教堂土地的现实,旳为三边教案的由陕

三边教案所涉及的土地虽经陕西省府和地方

的努力，以和平协商的方式予以形式上解决，在当

时被认为是一大外交胜利，“数十载未解决之悬案，

始以合法手续，无条件收回，此不但本省之利益，即

西方面解决准备了先决条件。以小桥畔为核心区域的圣母圣心会占有的土

地，经过教士和教民的经营，成为三边地区的特殊

区域，同时由于教堂所占土地处于八里河下游，漫

灌压碱用水缺乏。1927年，三边大旱，由于教堂未按

历史上亦为胜利之外交云。”倒但事实上，“此案汉地

部分，后因陕北多故，搁而未行。蒙地部分，鄂旗曾

与天主教堂，改定契约，其内每年由教堂所种之地，

交旗府牛棋洋壹仟元。即教堂在该地仅有传教之

照约定缴纳公款，八里河沿岸民众为了与教堂争水

抗衡，组织了

“安边八里河公民挽水会”，推举田宝

权，至行政权则归鄂旗管辖，教堂不得干涉。然此约

并未完全实行，’牛棋洋’（租金）仅收一年后即未再

往收。’行政权’只保安队，已归鄂旗编而已”⑷。陕西

三边教案的最终解决，一直到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

箴、薛凌云为会首与教堂争讼。定边县长丁鸿藻支

持当地民众，教堂上诉后，陕西高等法院摄于教堂

压力，判决民众退还教堂水期阿。于是，挽水会再次

上诉陕西省府，由省府转呈南京最高法院，南京法

利，外国传教士摄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最终逃离陕

北，三边教案终告彻底解决。院以上诉费未交为名，将案件拖延两年之久，民国

二十年（1931年），最高院以恐引起国际问题为辞，

四、余论西方教会势力从清朝末年开始，在三边地区利

维持原判図。教会诉讼胜利后，不断强求上游民众多

分放水时间。1931年3月7日，教士梅济鼎组织下

游教会教民抢水酿成械斗事件，当地居民遂组成

用土地吸引当地百姓进行传教，义和团运动后西方

国家势力强租土地，建立教堂，募民耕垦，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自清末一直

“定边县挽回领土大会”，六月又改为“三边挽回领

土总会”，将争水权转变为争地权，赴西安及南京请

到民国时期土地的最终收回，期间一直夹杂着长城

以北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权属问题的变化，其中土地

愿，谓赔教地当年约定期限为15年，要求政府出面

予以收回④,引起强烈反响，舆论哗然，“经国内大报

纸详细登载，于是遂引起国省当局及社会人士之注

权属变化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此外，在考察这一

历史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圣母圣心会天主教势力对民族地区土地

意”佝。均认为外交当局“致使法教徒肆无忌惮，逐年

掠夺，面积日张，包庇垄断，无异租界。其于我国之

的开发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圣母圣心会在蒙古的传

教从其内部而言，也经历了语言不通，经费困难，人

行政司法，视同敝褲，是以俨然成为一'小秘密国'

矣”叭“该地自被外人管理之俨成化外，举凡司法、

粱赋等一切国家行政范围内之事件，俱不受我官府

之约束。即华人过境之商税，彼等且特设征税机关

手缺乏的一段艰难历程。但是他们在传教过程中，

以租借、教民奉献和购买各种形式获得土地获得收

入，进而在土地上安置教民，形成了一个迥异于其

他蒙汉社会的小社会。在当时凡是参观过该地的官

征税。”佝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外交部终于派出专

员协助陕西省府与宁夏主教区协商解决。员、记者都有类似于叹为观止的印象。例如《大公

经过四年十多次的往复磋商，过程艰难曲折，

期间曾经形成过多次阶段性方案，外交部、陕西省

报》天津版1930年的报道：“关于传教设施，颇有计

划，蒙汉人士，亲之如蜜毫，无排外行为，甚且劳力

与地方也各持己见佝。在各方努力下，民国二十四年

所得，尚愿尽量供给。可见西方教士感化力之大。每

到该旗参观，各处教堂，建筑壮丽，陈设华美，道路

（1935年）1月9日，在外交部冀晋热绥视察专员靳

志的见证下，宁夏主教石扬休与陕西省府委员兼教

平坦，树木蓊郁，花草鲜艳。果木累累，桃梨之大，可

拟碗盂，香甘异常。虽属沙漠之区，宛然如到君士坦

育厅厅长周学昌在北平签订《整理陕西三边天主堂

教产协定》，教堂方面同意根据蒙汉分界线，将所有

教产土地让卖于定边、靖边两县和各蒙旗何。该协定

丁堡”。冏强烈的差别造成了在内地官吏、蒙古王公

和普通民众心目中“国中之国”的形象，教民与非教

共十条，商定汉蒙界线以南可耕之地和汉族界线以

民之间由于生活条件、劳动环境差别而形成的心理

上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层社会的矛盾。

北不同地段的让卖对象、让卖时间、天主堂所持契

约之有效部分的范围、让卖地价之标准；让卖后政

府凶歉减免办法以及对于教民、非教民的待遇；让

但客观而言，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施行赈济、医

病治人、创办育婴堂和学校等事业，对区域经济社

127

第31卷第4期2020年12月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另外，通

过传教士的往来和宣传报道，也使西方人了解了蒙

古地区。下四百五十万万两，包括净尽”，将教堂土地予以收

回佝。在民族觉醒，收回利权这一历史潮流之中，三

边教案的最终解决就有了新的历史意义。其次，从清朝康熙年间允许鄂尔多斯蒙古岀租

土地开始，长城缘边“黑界地”和“伙盘地”的耕垦就

成为蒙古上层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也是缘边州县

汉族百姓的衣食之源。清朝政府实行的属人化的管

理是对蒙古管理政策矛盾性的集中体现，不清楚这

注释：①

主要论文有韩敏，邵宏谟《三边教案——1901至1946

至年陕西三边人民收回教会侵占领土的斗争》《陕西师大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张雪梅■、席涛《浅析陕北

一历史大背景，就不能更好地理解教会势力能够长

期存在的原因。教地收回与陕绥两地利益密切相

"三边”教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54-57页。王

#《20世圮初陕西三大教案》《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关。在陕西方面倡议回收教堂土地的过程中，仍然

夹杂着陕绥争地的纠纷，教士们也乐见其成，并企

版））2000年第1期,122-125页。柳岳式《晚清蒙古教案研

图利用陕绥双方矛盾，拖延土地的移交。1932年，因

蒙古札萨克向定边县堆子梁教堂索征牛棋银二万

元，教堂仅愿承担一千余串制钱。蒙古札萨克于是

派人到教堂，要求收回土地，“教堂外人亦承认该地

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方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4年第5期,98-112页。②

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天主教传教修会之一。因以圣母圣心为“主

保”，故名。1862年由比利时神父南怀仁创止于布鲁塞尔。

为蒙人所有，与汉人无干，并指示其地界”。闽定边县

闻讯后，立即向教堂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教堂直接

与靖边、定边两县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向蒙古方面

1884年传入中国，由梵蒂冈教廷指定以蒙古地区作为其传教

范围，后长期在该地区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罗马

教廷脱离关系，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提岀抗议㈣。代表陕西立场的《西北文化日报》，报道

该消息时直接以破坏教案交涉进行指斥，“蒙人破

坏三边教案交涉，竟单独向敎堂要索失地并拟倂收

③

白翰章等：《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中外和耕》，第291

页，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光绪二十五年刊本衫印本。

另见《中国他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39《嘉庆定边县志民

国横山县志》，第48页，凤凤出版社2007年5月版。墙外各地，定边县长已向之警吿并对敎堂提严重抗

议”㈣。地方利益的博弈和斗争与在整个三边教案的

解决过程相始终。第三，三边教案的解决与国际局势和国内民族

④

关于教堂占地的租期，定边挽回领土总会的呈文和报

妖•报道均不一致。据《西安日报》1932年1月28日《定边各界组

会挽回已失领土，捕兎儿滩等地因庚款强被法教士占去，逾

期迄未归还居民受其践踏苦不堪言已派代表来省分向党军

政当局呼吁交涉》报道，“定边境内捕兔儿滩等地，东西长二

百余里，南北宽七十余里，暂作抵押，由前在定边德国传教士

管理，限期十五年归还，迄今约过二十余终未归还。”《中央日

报》1937年3月29日第4版《陝北定邊縣比教士租地逾期，一區

觉醒相关联。从清末到民国，圣母圣心会从入蒙传

教，到最终归还土地迁延半个世纪以上，其势力的

真正扩大是在庚子赔款以后。进入民国时期，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鉴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倡议退还庚

款，多数西方国家予以响应，认为一个渐进式改革

專員將前中央交涉收回》报道："清室当允租借自泥井、宁条

梁附近土地数百亩与比人，定约自光绪二十六年起，限期三

十二年归还中国”。如果按照现存陈兴旺主编《定边县志》第

的民国政府才符合各国的战略利益佝。在这一背景

下，三边教案的解决才提上了日程并得到了法国的

响应。同时，国内民间外交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民族

1161页所收三旗札萨克与普爱教士所定原约看，实际上合约

中没有规定租借期限。各种报道所记载的期限不一，也充分

说明当时三边地区社会管理的混乱坎况。独立意识的崛起也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就连与

三边毗邻的蒙古各旗，“迩来日美等国相继退回庚

子赔款，该地人士拟要求教堂遵照国际交涉退还赔

参考文献：⑴古伟潦.塞外传教史[M].台北:南怀仁文化协会,光宕文

化事业,2002:173.款，以资提倡蒙边一带教育实业”冋。与此同时，国内

很多地区因教案而失去的土地也被逐渐收回。湖南

安乡天主教湖田九千亩,1933年，经省政府筹款五

万八千元备价收回。何就在陕西方面与教堂交涉收

[2]

汤开建，马占军.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J].西北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回三边教产陷于僵局之际，绥远临河收回教产的进

[3]

张先清.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展顺利。临河原属达拉特旗，庚子义和团运动时期，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41.[4]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Z].呼和浩

特:远方出版社,2007:13.数名传教士被杀，双方议决赔款三十七万两，付现

银十万两，牲畜合价十万两，剩余款项划地一千四

百顷作为抵押，临河方面援引《辛丑条约》第六条，

[5]

白翰章.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Z].台湾成丈出版社有限

公司据光绪二十五年刊本衫印本：317,“凡关于各国、各会、各人所受损失，统在海关银项

[6]

刘学明.天主教在河套地区[A]//内蒙古自洽区丈史研128

历史学研究究馆•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

文史研究馆,1996.07:147.[45]

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M].呼和浩特：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12.[7]

[9][32][38]金牧丹•天主教在鄂托克旗[A]//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伊克昭文史资料，

第

10辑[C].内部刊物,1999:247.244.251.247.[46]

[47]樊士杰.陕绥划界纪要，卷1,陕西省公署训令附绥

远都统蔡成勋条陈[Z]•静修斋印本,1932.[48]樊士杰•陕绥划界纪要，卷1,陕北愉缓延廊公民代表呈

文[Z].静修斋印本,1932.[8]

[17][26][29]白翰章•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Z].台湾成

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影印本，

[50]

徐硕遥•民国时期陕绥划界纠纷的初步研究[D]•陕西

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27.350.291.300.327.[iq张或•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1865—

[51]

崔月德陕北民国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180.1911）[D].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102-104.[11]

宝玉•赔教地始末[A]//内蒙古档案局，内蒙古档案馆.

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Z].

1990:26〜35.[53]

三边领土收回[N].農熹,1935-01-01.[54]

雪涛•法人占我陕北土地[J].南方杂志,1934

,3（5）.[55]

陕北三边民众，收复失地运动，安边等县割让外人

后，逾限十八年迄未收回[NJ.大公报（天津版）,1934-03-11.[12]

绥远城将军信军帅恪奏陈议结教案折[N]冲报,1901-

11-02.[13]

[27]

[35]

[49]

[52]

[58]陈兴旺，定边县志编纂委员会•定边

县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1162.1101.185.1164.186.1164.[56]

韩敏,邵宏谟.三边教案----1901至1946至年陕西三边人民收回教会侵占领土的斗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

版）,1986,（1）.[14]

陕西巡抚升奏为沥陈蒙洋议和情形并拟请旨撤回神

木部员以杜隐患折[N].申报,1901-11-02.[57]

抠理三边教产案（续），协定原文已正式公布，让卖教

产自五月一日实行，以地价办理公益教育事业[N].大公报（天

津版）,1935-03-10.[15]

清圣祖实录，卷181[Z].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16]

大清会典则例，卷140,理藩院[Z].[18]

清高宗实录，卷329[Z].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庚辰.[19]

[?^[24]高虜恩•归绥道志，卷21,风俗[M].呼和浩特：远

方出版社,2007:657.659.664.[59]三边教案解决

双方谈判十余次圆满解决

全部条文

俟邵审阅即公布[N].上海报,1935-01-23.[61]

传教士之可警，西洋传教士深入内蒙古，在鄂旗传教

垦荒之成绩[N]•大公报（天津版）,1930-03-02.[21]

张鹏一•河套图志，巻4,屯耕[Z].山草堂,1922.[22]

清高宗实录，卷447[Z]•乾隆十九年十一月甲辰.[23]

清高宗实录，卷532[Z].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丁丑.[62]

三边教案又起，蒙王向教堂强制索要失地，外人承认

该地为蒙人所有，定边县长向教堂提出抗议[N].西安日报,

[25]傅增湘•绥远通志稿，第1册，卷1[Z[.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7:63.1932-06-10.[63]

蒙王派员至陕，隸虑失地，定边县长抗议[N].大公报

（天津版）,1932-06-11.[28]张力仁•民国时期陕绥划界纠纷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

题山.内蒙古大学学报,2016,（5）.[64]

蒙人破坏三边敎案交涉，竟单独向敎堂要索失地并

拟倂收墙外各地，定边县长已向之警告并对敎堂提严重抗议

[30]

傅增湘•绥远通志稿，第7册，卷5&宗教[Z].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518.[N].西北文化日报,1932-06-10.[65]

童峰，夏泉•民国时期中外各方关于退还庚款的不同

应对——基于《申报》《民国日报》的视角[J].兰台世界,2020,

[31]

[33]戴学稷•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罪恶

活动[J].历史研究,1964,（5）.[34]周颂尧•鄂托克富源调查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

社,2007:19.⑵.[66]

蒙边亦有退还庚款之要求[N].申报,1924-08-16.[67]

收回天主教堂田产出.棉业,1933,（3）.[68]

收回教产问题，陕西三边问题未解决，绥西临河问题

又起[N].山东民国日报,1934-09-25.[36]

西北之匪耗與防務鼓[N].大公报（天津版）,1916-03-

04.[37]

[法]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M].傅明渊，译•上海:

上智编译馆,1924:1.[39]

[60]毅刚•鄂托克旗城川天主教区巡礼[J].边政公论,

1941

,（2）.[40]

电饬保护蒙古教堂[N].大公报（天津版）,1907

-07-

04.[41]

蒙載委员会调查室•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Z].呼和

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69.[42]

保衡•西北旅行杂记（附录图十三幅）[J].东方杂志，

1927,（24）.[43]

[法]古伯察•槌耙西藏旅行记[M].耿昇，译•北京：中国

藏学出版社,2012:195.[44] （清）卢坤•秦疆治略[Z].道光年间刊本，台北：台湾成

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55.157.I责任编辑

张

科]I责任校对徐长菊]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