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史上的几位山东巡抚

2023年12月28日发(作者：一次成功的经历)

清代历史上的几位山东巡抚

自康熙五年（1666年），巡抚周有德开始入住珍珠泉大院以来，清代总共有一百一十余位巡抚在这里居住过，但其中在济南近代史和珍珠泉大院建筑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以下13人，分别是：周有德、佛伦、国泰、毕沅、铁保、阎敬铭、丁宝桢、周恒祺、张曜、毓贤、袁世凯、周馥、孙宝琦。

周有德兴建山东巡抚院署

清王朝建国后，将山东政治、军事中心由青州移至济南，在济南设置了山东巡抚院署衙门。按照清朝建制，各省巡抚例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故巡抚衙门又称为“抚院”。

山东巡抚院署衙门最初设在济南府城西南隅，不幸的是，清康熙初年的一场无情的大火将它焚毁殆尽。于是，筹建新的巡抚院便提到了新任巡抚的议事日上。

周有德（？～1680），字彝初，清汉军镶红旗人，顺治二年（1645年）自贡生授弘文院编修。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周有德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讨伐叛军将领姜瓖，回京后被升为侍读学士。康熙元年（1662年），被封为国史院侍读学士，后又被提拔为弘文院学士。康熙二年（1663年），出任清朝山东第九任巡抚。随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因获逃人（指逃亡奴隶）被加封工部侍郎。周有德在鲁任职不足5年，期间他迭疏请宽登、莱、青3府海禁、以德州驻防兵旧给民地仍还于民、蠲免逋赋、赈济灾民，为饱受明末清初战乱之灾的山东社会经济之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代初年，连年的战乱给山东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影响到清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必然影响到清官府对山东统治的稳定。因此，新任山东巡抚的周有德在上任之始，必然要责无旁贷

地承担起采取措施恢复经济，以求稳定山东局势的重任。根据清朝廷下发的“招诱流亡，奖励垦荒”的诏谕，周有德根据山东地区的实际情况，立即下令招抚流民，鼓励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开垦无主荒地和明代废弃的藩地，并对开垦荒地者给予诸如垦荒归己、3年不征赋税、官贷牛种资金等等优惠政策，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仅在康熙四年（1665年）一年中，整个山东就开垦荒地达三千三百三十余顷。

周有德任职期间，十分注意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康熙四年（1665年），济南、兖州、东昌、青州、登州、莱州6府发生特大旱灾，其中济南、兖州、东昌、青州4府麦田更是颗粒无收。周有德对上述地区的灾情如实上报朝廷，建议根据各府不同的受灾情况采取不同的赈济措施。对受灾严重的上述4府，除蠲免本年度应征钱粮外，还应赈济库银6万两，临清仓米麦4万担、德州仓米麦2万石，并悉数运往4府区，适时发放，以助灾民渡过难关。对于受灾较轻的登州、莱州2府，只免除本年度应征钱粮。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上述地区的灾情得到控制，灾民生活得以安置，致使社会未出现动荡，秩序井然。

周有德在山东巡抚任内，对珍珠泉大院建筑史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在珍珠泉原德王府旧址上兴建了新的山东巡抚院署。

康熙五年（1666年），周有德组织饥民数千人“以工代赈”，利用已荒废的珍珠泉原德王府旧址，开始兴建新的山东巡抚衙门院署。有鉴于前明在青州设置的富丽堂皇之衡王府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被抄没，周有德修建巡抚院署时自然会想到辖区内破败的衡王府。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前往150公里外的青州府，拆掉衡王府大殿，把所有能用的木材石料、装饰品，连同衡王故宫的名花异

石悉数迁至济南，加以利用。

新建的巡抚衙署比原德王府缩小了范围，面积与现在的珍珠泉大院大致相同，但所占面积仍达一百一十多亩。除将原德王府承运殿改为清巡抚院署大堂，以为施政、断狱之场所外，仍保持了原王府当年的泉石花木之盛，沿用德王府时代如“宫门口”之类旧式的名称。

新设的巡抚官舍修建在珍珠泉北面，系平掉旧德王府的假山筑建而成，其西边栽有巨竹，再西建有5间大厦，向南便是方广亩余、水深且清的珍珠泉。在珍珠泉池中修建了戏台，可供演出戏剧，其旁两廊以作宴客之用。泉水北流，绕过新修的官舍，与濯缨湖水相连，水势汪洋，当时称其为“海子”。一叶扁舟不出垣墙就可饮酒赏月。“海子”水仍自后墙流人大明湖。以后，巡抚衙署内又修建了水榭、平台、画桥、石闸、假山、水亭及蕉轩、射圃等景观。

新建成的山东巡抚衙署大门为3间，飞檐斗拱，琉璃瓦顶，流光溢彩，富丽堂皇。门前建有一座砖砌的高大的影壁，东西各开一门，分别称为东、西辕门。此后，由于康熙、乾隆皇帝曾在这里“驻跸”，从巡抚衙门大门出入过，故而大门长闭不开，不允许别人行走，于是巡抚及以下大小官员均只能从东角门进出衙署。大门影壁前面另有一座木质的红漆牌坊，上面有“齐鲁总制”4个楷书金字。

自清初以至清末二百多年间，巡抚院署大院的房舍虽然有增减，但其总体规模和主要建筑基本保持未变。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后，这里一度成为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督办公署，牌坊东西两边的通道两旁长期以来为出售锅贴、煎包、米饭、面条之类的小饭铺所占

据，张宗昌觉得有碍他的出入，下令拆除所有饭铺并驱除来往的商贩。到了韩复榘主鲁时期，他下令把影壁和牌坊统统拆掉，同时展宽马路，始才成为现今珍珠泉大院门前这种类似小广场的样子。

“佛伦锁蛟”的传说和巡抚佛伦

旧时，在济南民间一直有一个“佛伦锁蛟”的传说在流传。说的是清朝初年，济南府有一名叫做佛伦的学子，他聪明善良，上进好学。他有位小友名叫李生。李生生性顽皮，不爱读书，但水性却十分了得。一次，两人同去小河中游水，李生忽然潜入水中，不一会摸出一个晶莹闪光的蛋来。佛伦正欲拿来赏玩，不料却让李生用牙磕破蛋壳，把蛋囫囵囵地喝了下去。数日后，李生觉得心里发烧，皮肤作痒，慢慢地身上长出了鳞甲，竟然变成了一条蛟，整日价在水中兴风作浪，用大水淹没田地，祸害百姓。几年之后，佛伦要进京赶考。临行前，李生恢复人形相送，佛伦好言相劝，不要继续做坏事。李生听后恼羞成怒，厉声说道：“你进京考中作了官，别再回来。只要你回来，我就发大水淹你！”佛伦后来果然考中进士，并被升放山东巡抚，回到济南。

佛伦回到济南后，一连3天未见李生的动静，心想可能是李生一时说的气话。转眼到了盛夏季节。一天，浓云密布，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舜井的水上涨外溢，顺着街道直奔珍珠泉畔的巡抚衙门，蛟龙也随着大水而至。巡抚衙门眼看就被淹没了，佛伦只好站出来恳求李生：只要把水退了回去，不伤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怎么处置他佛伦都行。蛟龙不答应。于是，佛伦跳入水中，与蛟龙相搏在一起。此时，他忽然想起了临上任前，法师张道士授予他的小铁链和三寸小宝剑，急忙将这两件法宝祭出，只听空中一声巨响，小铁链霎时间变成了一根碗口般粗的大铁链，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牢牢地套在蛟龙的脖子上。那小宝剑则变成一把5尺利剑，直刺蛟龙。李生见状，只得跪地求饶。佛伦念及幼时的那段情谊，不忍伤害他的性命，说道：“这次可以不杀你，但为了防止你今后继续作恶，必须把你锁在舜井底下。”佛伦话刚出口，宝剑就穿入铁锁孔，牵着蛟龙要走。蛟龙苦苦哀告道：“何时能把我放出来？”佛伦说：“等到铁树开花！”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铁树一直就没开花，所以那条蛟龙至今仍被锁在舜井之中。

当然，这只是济南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其实，在清代康熙年间，确实有一位叫做佛伦的人，他在山东作了3年的巡抚。

佛伦（？～1701），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初由笔帖式迁兵部主事。康熙十五年（1676年），迁詹事府中允，寻迁工部郎中，历少詹事。康熙十八年（1679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适值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叛乱，吴军占据云南、贵州，康熙帝诏令佛伦总理粮饷，通镇远运道，旋兼理四川粮饷。事平，迁刑部侍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调兵部侍郎，寻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佛伦接替因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被朝廷革职的钱钰，任山东巡抚，至三十一年（1692年）离开山东，擢升为川陕总督，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当佛伦调离山东时，曾受到济南老百姓的热情挽留。佛伦在山东究竟有何政绩受到济南老百姓如此的礼遇？

佛伦在清康熙《济南府志》序文中曾写道“己巳冬（即康熙二十八年），余奉天子命来抚东邦，既抵官，问吏民疾苦，聆其风谣”。史书记载，佛伦到济南任职仅7个月，便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当时所实行的赋役制度严重不公，百姓负担甚重。于是在康熙二十

九年（1690年）六月十六日上疏言“该省累民之事，首在赋役不均，凡绅衿贡监户下均免杂役，富豪之家田连阡陌而不出差徭，以致全由百姓负担。请以后绅衿等与民人一样，按田亩赋役照例当差，不免役。有旨准其所请，并命其他各省督抚确议具奏。”恰值这年秋天，山东全省农业获得罕见的大丰收，清朝廷遂于“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六日，从山东巡抚佛伦疏奏，该省今年正赋豁免，秋成丰收，绅衿人民愿于每亩收获一石者捐出三合，以备积贮，计全省可得二十五万馀石。”

佛伦在巡抚任上，还在打击豪强、惩办贪污、肃静地方诸方面做出了成绩，尤其在整顿市场秩序上用力最甚。他重申“禁把持行市”，反对欺行霸市，剥削百姓：“查牙杂税银《全书》原有定额，今闻各属市集多有豪劣捏写鬼名，钻刺牌面押帖，或令子弟家仆充当，或招无赖光棍代应，而豪劣坐地分肥；无论何项物价俱列行头，有一行而分为数人，混收滥索，指一科十，应纳课银一两者科敛数十两不止；至于米麦粮食重索斗钱，小民买卖无不受其剥削„„嗣后除外来货物旧例设有牙行者留用外，其馀尽行革除，并不许势豪、矜役、官仆捏名应充，搅扰集镇。”

佛伦在任期间，曾帮助长清等地人民凿井取水，因此得了一个“勤政爱民”的美名。在清道光《长清县志》中曾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在离长清县城二十五里处，有一个地方叫做“炒米店”。此地自古缺水，因无水煮饭，常炒米为食，故而其村名称为“炒米店”。清代康熙年间，山东巡抚佛伦巡视民情经此，知百姓苦于缺水，决心在此打一眼井，为百姓解决吃水问题。于是命“精于堪舆”的济南戴知府勘察水源，确定好井位，组织民工打井，日夜不停。井尚未打完，佛伦擢升川陕总督上任去了，新任巡抚桑额根据

佛伦的意愿继续组织打井。可是凿下几丈深仍不见水，大家很失望，知县巴朝柱焦急万分，当众宣布说：“谁从井内运出一筐石渣，就给他一筐铜钱。”这法很灵，井筒很快凿到十二丈深（约36米），可是仍不见水。戴知府很纳闷，亲自垂绳下井观察。下垂到半截时，就听到井壁内有流水声，他用笔在有水声的井壁上作了记号，命民工在有记号的地方开凿。很快清水就从凿开的井壁上涌出来，霎时井水深五六丈，从此解决了炒米店人吃水问题。人们为感谢佛伦，就把这眼井叫做“佛公井”。

佛伦在有生之年，济南民众为表达对这位“勤政爱民”的巡抚的敬意，曾在西关神堂巷（后改称“盛唐巷”）为他建了生祠，请著名诗人田雯为其撰写了碑记。他去世之后，其祖孙阿林保在任山东盐运使时，又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大明湖北岸修建铁公祠的同时，修建了佛伦的祠堂，并由当时的学政、著名文学家翁方纲撰写碑文。尽管大明湖畔的佛公祠及佛伦的生祠今已不存，但他为趵突泉题写的“突达时涌”石刻至今仍竖嵌在趵突泉公园内娥英祠西侧北墙上，这也是对他当年为济南百姓做的那些好事的一种纪念吧。

贪赃巡抚国泰

在清朝乾隆年间，曾发生过多起贪污大案，而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一案，涉及朝廷命官、地方大员三十余人，震惊朝野，轰动一时。国泰亦因贪赃枉法臭名昭著，被济南百姓所唾骂。

国泰，姓富察氏，满族镶白旗人。监生出身，袭刑部郎中，放任山东布政使，因善于逢迎行贿，又结交朝中宠臣和遭珅，遂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升任山东巡抚。

国泰本为一纨绔子弟，其父文绶曾任陕甘总督，故而国泰自幼

便生长在锦衣玉食的富家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性格，清人洪亮吉在《跋简州知州毛大瀛所致书及纪事诗后》一文说“国（泰）性暴戾，妻子仆隶皆若一日不可共居。”“国（泰）盛怒时，或至扑妻子，刃仆隶。”就这样一个连其妻子、随身奴仆都到了不能与他共居一日之地步的人，却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山东巡抚”这把金交椅。

国泰就任山东巡抚后，很快便和大学士于敏中之弟、山东布政使于易简勾结在一起，借纳贡之名，横征暴敛。史载“国泰纨绔子，婪索诸属吏，征赂诸州县，数辄至千万”，致使官民深受其害，山东各州县仓库亏空。国泰的所作所为，引起众多非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与于易简。钱沣奏报：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而定，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两或六七万两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取贿银，与国泰相等。钱沣的上疏，一时震惊朝野。

乾隆皇帝弘历在接到御史钱沣的上疏的当天，立刻指派尚书和珅及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随后，弘历又对军机大臣下谕，提出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由六百里加急将谕旨传至和珅等人。同时，责令由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的叶佩荪，将在山东任内时之“所有见闻，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之处，逐一据实迅奏”。（见《清高宗实录》）。

和珅、刘墉、诺穆亲3位钦差大臣及御史钱沣接圣旨后，随即离京前往济南。据清人钱泳《履园诗话》记载：“当是时，和坤柄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先生（钱沣）危。及抵山东境，而和已早授意于国泰弥缝。惟刘墉深知其弊，常与先生密

商。”事态的发展正如《履园诗话》所述，和珅在前往济南的途中，就将情况秘密通知国泰。国泰赶忙向商人勒借银两，补充库银数量，掩盖亏空情形。和珅一行到达济南后，立即前往历城县盘查仓库。在盘查库银时，和珅只抽视了几十封银，便认定数量和册籍所载相符，没有亏空，下令返回住处。但御史钱沣提议暂时将仓库封存。原来，钱沣在差役们抽银验视时，发现验证的银子银色不对。回到住处后，钱沣立即派人访问侦查，了解到是巡抚勒借商人银子，冒充官银放入库中。于是，钱沣便四处宣告，如果商人们不将被借银数呈告官府，请求归还，便将其银没收。第二天，3位钦差与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的颜色和每锭银的数量，确实不对。这时，商人纷纷呈禀银子被借的缘故和数量，将银两领回，从而查清了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的真相。国泰、于易简也只好承认了勒索属员的罪行。至此，和珅已毫无办法，只好向朝廷据实奏报。

乾隆览奏后大怒，连下四道上谕，宣布：国泰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押解于易简至京面审；革国泰、于易简等人官职。六月初，新上任的山东巡抚明兴奏称，通察山东各州县仓库，共亏空帑银200万两，皆国泰、于易简在任之时所为，已补银五十余万两，余下欠银于明年年底以前补齐。乾隆允准其奏，勒令国泰、于易简二人于狱中自尽。一大批与此有牵连的官吏也纷纷免职，百姓为之大快。至于和坤通风报信之事，皇帝也就未予深究。至此，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一案落下大幕。

然而，像国泰这样一个巨贪，其贪污的银两究竟藏匿何处呢？清代文学家洪亮吉在上述《跋简州知州毛大瀛所致书及纪事诗后》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国泰所贪银两，除“乘夜运入司库及运

司首府首县各库，以补缺项”外，“然存金尚累累，公廨旁有珍珠泉，深丈许，遂异至泉侧沉之。后抚臣明兴浚池，尚得金数十万。”原来，国泰怕抚署中的“积金”被钦差们查出，仓皇之中把它们统统沉匿到了抚署院中的珍珠泉池底，以致新任山东巡抚明兴在疏浚泉池时，竟然挖出白银数十万两之多。

状元巡抚毕沅

在清代百余位山东巡抚中，唯一具有“状元”头衔的巡抚便是毕沅。

毕沅（1730～1797），字纕蘅，号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市）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23岁的毕沅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但是，后来两次参加“春闱”会试，却均名落孙山。毕沅早年丧父，家庭生活较困难，无法一门心思专事读书科举之业，于是依从举人拣选制度，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谋得了一个内阁中书之职，负责撰拟、结写诏令。不久，又调任为素有“小军机”之称的军机处值班章京，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会试分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四月发榜，毕沅榜上有名。能否登科，还得看四月二十六日的殿试。殿试时间为一白昼，未能完卷者，列入三甲之末。凡会试中选的人，都不敢松气，马上紧张地准备，以期考中。就在会试揭榜、殿试考核的前一天晚上，毕沅与同年诸重光、童凤三一起在军机处值班。诸、童二人知晓毕沅平素老实好欺，便对他说：“今夜必须由纕蘅兄来值守。”毕沅问其原因，他们说：“纕蘅兄是个聪明人，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不说你也清楚。我俩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中试，还要去争取殿试鼎甲，所以要做些准备。而你的书法不行，即使明天榜上有名，殿试

也最多不过考个三甲末名进士，难道你还敢有什么分外之想吗！？”说完，两人拂袖而去，径自回屋休息。毕沅无可奈何，只好待在值班房值连班。

没过多久，朝廷将一份朱批奏折发到军机处值班房。夜深人静，毕沅闲坐无事，便打开阅读起来，原来是陕甘总督黄廷桂关于新疆屯田的一份奏议，上面有乾隆皇帝的御批。毕沅对此颇感兴趣，从头到尾，反反复复读了几遍。第二天，殿试发策有“兴屯田”的考题，毕沅暗自惊喜，因为昨晚他所看的正好是有关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他的对策胸有成竹，得心应手，洋洋洒洒数千言，气势磅礴，切中要害，加之他“仪冠秀伟，进止有度”，乾隆皇帝十分满意，当场决定点为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而诸重光为榜眼，童凤三则列为二甲第十一名进士。此事后来慢慢传开，一时在士林传为趣话。

毕沅中状元后，按照惯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从此，他的仕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毕沅也像清代其他科举出身的官吏一样，虽然满腹经纶，文采斐然，但往往在仕途上蹭蹬，一波三折。状元及第后不久，毕沅就擢升为侍读、左庶子、外放甘肃巩秦道。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擢升陕西按察使。后累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闻甘肃争立新教，相互仇杀。由于毕沅能调度军事，妥贴行事，赏一品顶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毕沅因巧饰积弊而被降为三品。次年复职。乾隆五十年（1785年），毕沅调任河南巡抚。次年，山西富户趁河南受灾而折地放债，贫民失所。奏报后，谕以原价赎回。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晋升湖广总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帝宠臣和珅四十寿辰，毕沅讨好巴结，赋诗四道相赠。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湖北竹谿县白莲教教徒王占魁等传习“邪教”，并与前来查办的官役发生冲突，致死差役，毕沅因一时疏忽未将差役被殴死案及时上奏，被降为山东巡抚，摘去花翎，罚交湖广总督“养廉银”（正俸之外按官职高低另给的银两）五年，山东巡抚“养廉银”三年。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一月，毕沅抵达济南，就任山东巡抚。据史书记载，这一年山东境内雨水连绵不断，运河泛滥成灾，大水淹至临清、德州、东昌、馆陶、冠县等十州县，使山东的抗灾形势十分严峻。心情十分焦虑的毕沅早已无暇以闲适的心境观瞻眼前的景色，急忙拟定奏疏，向朝廷奏报鲁省的灾情，不久乾隆皇帝蠲免了德州、临清二卫及其他八州县的秋粮，并加倍赈恤。毕沅亦亲赴灾区督办放赈，使灾民生活暂时得到安顿。为了抑制灾区粮商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毕沅还筹集款项，遴选人员到沿河丰收地区收购粮食，并由水路运至受灾地区存贮，以备来年平抑粮价之用。

在任职山东巡抚期间，毕沅还会同河东河道总督李奉翰、直隶永定河道员罗煐对东昌府至临清段的河道进行了治理，使本省漕船得以“趱挽出闸，无误定限”，又可以使“南粮北上，湍行无滞”。随后毕沅亲自从东昌府沿运河赴济宁，一路查看运河疏通情况，各大小河道官员见巡抚亲自巡视，无不悉心治理。运河河道经过疏通后，京杭大运河济宁至临清一段漕运得以畅行无阻。

面对着明湖绮丽的景色，不由地勾起了诗人对故乡的无限怀念，情不自禁地在诗中流露出重回江南故乡居住的夙愿。但这一夙愿却始终未能实现。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毕沅离开济南，重新出任湖广总督，后于嘉庆元年（1796年）七月，病死辰州军营

中，享年67岁。

毕沅以状元入仕，为官鞠躬尽瘁，为人宽厚诚恳。作为学者，在做官从政之暇，仍潜心研攻经史，笔耕不辍，“铅椠未尝去手”。他所研究的领域既包括经史，又旁及语文学、地理学、考古学、金石学诸多方面，其主要著作有《资治通鉴续编》220卷、《经典文字辨证》5卷、《释名疏证》8卷、《〈释名疏证〉补遗》1卷、《山海经新校正》18卷、《晋书地理志新补正》5卷、《墨子》15卷、《关中胜迹图志》32卷、《中州金石记》8卷、《经训堂丛书》167卷、《灵岩山人诗集》40卷等。而其中重中之重当属《资治通鉴续编》。

《资治通鉴续编》是仿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编写的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它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宋、辽、金、元的历史，前后409年。《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毕沅在山东巡抚任内，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与学正阮元商议修纂《山左金石志》，并亲定义例，但因奉命补授湖广总督，未能终篇。离职前毕沅还嘱咐阮元继成其事，不可半途而废。后阮元纂成《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问世。是书对山东地区所存历代钟鼎碑碣做了较详尽的记载，并对其文字有所考释。由于该志为有史以来首部系统总结山东金石文字成果的专

志，故而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不仅可用来考订古文字之源流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订正补充史书之讹阙。

传奇巡抚阎敬铭

在清代山东巡抚中，阎敬铭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清史稿》上说他“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但他为官刚正廉洁、不畏权贵，办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其貌不扬，心雄万夫”八字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晚清重臣胡林翼保举他时的考语。由于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故而在光绪年间有“救时宰相”之誉称。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人（今陕西大荔县）。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卒后赠太子少保，谥“文介”。

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同治六年（1867年），阎敬铭任职山东巡抚长达6年之久。

在阎敬铭任职山东巡抚期间，山东境内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势十分严峻。阎敬铭协助镇压了宋景诗领导的黑旗起义军、捻军起义等，为稳定当时山东的局势做出了一定贡献。

山东冠县人宋景诗领导的黑旗起义军是晚清鲁西地区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军。这支起义军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举起义旗，到同治二年（1863年）南投皖北捻军，一直是山东地区规模很大的反清武装，其队伍达数万人，曾先后攻占13座县城，威震鲁西、直（隶）南地区，给腐朽的清官府以沉重的打击。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和力量悬殊不断遭到挫折，宋景诗为保存实力曾一度被迫投降清军。同治二年（1863）初，宋景诗率部辗转回到临清，脱离清

军，招募兵勇千余名，再次举行起义。清官府急调各路大军围剿宋景诗黑旗军。是年六月，阎敬铭派呼震、丁宝桢，以及直隶总督刘长佑所部数万清兵，云集东昌府附近镇压黑旗军。宋景诗率部于堂邑、莘县、临清一带奋力反击，曾大败刘长佑、丁宝桢，打得清军十分狼狈。后在阎敬铭严密的军事部署下，逼使黑旗军四处逃遁，失去固定的军事据点，兵力分散。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黑旗起义军最终被镇压下去。

阎敬铭任山东巡抚后，在济南办的一件大事便是将咸丰年间山东巡抚谭廷襄留在济南的土圩子改成了石头墙体。原来，明清时期的济南城既有城墙，又有圩子墙。圩子墙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捻军北伐，时任山东巡抚的谭廷襄为防捻军北上，奉旨在济南旧城之外修筑起一道土围子，并于次年（1861年）完工。这道圩子墙从东绕南至西三面（因北面为大明湖及城外水乡地带，有险可守未建）周长四十里，使济南城扩大了一倍。同治四年（1865年），捻军再次北来，杀死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济南发生恐慌，在山东巡抚阎敬铭的支持下，官绅们筹金加固城池，于同治四年至六年（1865～1867年）将土圩子墙改筑为石圩子墙。据匡源《新筑石圩碑记》记载：济南圩子墙“以城北多水，缺其一门，减土圩之三，自东北而西北，共计三千六百七十丈（清营造尺），高一丈二尺，基厚一丈五尺，顶厚一丈。为垛三千三百有奇，门七，曰岱安、曰永固、曰永靖、曰永绥、曰永镇、曰济安、曰海晏。炮台十四。”石圩子墙修好后，济南遂成为兵书上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坚城。

阎敬铭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厉”。他做官多年，一直穿一件布袍，不管周围人如何评论，他都毫不在乎，以致出门在外，人

们竟不知他是朝廷大员。据清代文学家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六记载：“阎巡抚山东时，以俭约著。尝使其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尝冬月衣一絮袍，出示僚属曰：‘此贱内手弹者也。’僚属无不叹服”民国李详在《药裹慵谈》中也记述了阎敬铭倡导生活俭朴的品德：阎“官山东巡抚日，躬御布袍，着靴，下缎上布。州县及候补人员，衣服有鲜明者，必遭诃斥，或则撤任，或则停委。人皆相习为伪，衣冠敝陋。怀胡饼坐官厅啖之，公密访得，至加优保。有齐河县某，御狐袍谒见，公盛怒云：“汝何得如此？想是百姓脂膏。且汝独不闻吾有条教榜示官厅否？”某令故为觳觫状云：“诚负罪，但卑职此袍价视羊皮廉。省中比承大人之示，同寅皆争购羊皮褂。狐皮骤落，故卑职以贱价具此。凡今之寅僚，出御羊皮，入御狐貂，但以取悦上台，其心殊不可问，卑职不敢附和。”公色霁谢之，列诸荐章，数年由直隶州擢知府去。”

阎敬铭曾为山东蓬莱的蓬莱阁手书一副楹联：“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联语大气磅礴，其赤诚之心溢于言表。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阎敬铭离任后，济南百姓在大明湖南岸修建了一座阎公祠，以表崇敬。由于该祠堂系民间集资修建而非官府所为，故而建成后不久即成为废祠。1913年，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在废址上创办了民国时期济南著名的私立中学——正谊中学。

美食名家丁宫保

在中国近代史上，丁宝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同为“中兴名臣”。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织金县）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举

人，咸丰三年（185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步入仕途。咸丰十年（1860年）授湖南岳州府知府，不久调任长沙府知府；同治二年（1863年）任山东按察使，次年迁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光绪二年（1876年）擢升为四川总督。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成都逝世。著有《丁文诚公奏稿》、《丁文诚公遗集》等。

丁宝桢像

丁宝桢在山东做了近10年的巡抚。在任时，他面对内忧外患、国势日蹙、政治黑暗、乱象迭起的社会现实，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

任，治理黄河，为民除患；兴修水利，株杀患逆，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体恤民困。时人对丁宝桢的清风亮节推崇备至，赞其操守“清绝一世”；后人为其作传时评价他“至今言吏治者，常与沈葆桢并称，尤励清操”，为百姓称道，这在晚清封建官僚中是少见的。

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期间，他的最为著名的政绩，莫过于“智杀权监安德海”这件事儿。这个故事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直在济南民间广为流传着。

老济南们都知晓，在济南共青团路中段路北，五龙潭公园的西侧，有一座关帝庙，庙宇院内有一处叫做“西蜜脂泉”的名泉。不知你是否知晓，这处泉池为何称名为“蜜脂”泉呢？据老一辈的济南人说，此泉池原来叫“密旨泉”，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误把“密旨”讹传为“蜜脂”故而“密旨泉”就讹称为“西蜜脂泉”了。至于称名“密旨泉”的缘由，说起来话就长了。

话说清同治初年，当时朝廷因同治皇帝年幼，便由慈安与慈禧两宫“垂帘听政”。同治八年（1869年）秋天，慈禧太后派其宠爱的贴身太监、小名“小安子”的安德海南下江浙置办龙衣。于是，安德海便携带娈童歌伎，乘龙船，顺运河南下。一路之上，招权纳贿，耀武扬威，观者如堵，地方官吏莫不畏惧，不敢有丝毫怠慢，以至于搞得地方鸡犬不宁。同治皇帝得到这一消息后，便与慈安、恭亲王奕欣商量，要趁这个机会，把依仗慈禧的权势弄权纳贿、排除异己、干预朝政的小安子在他离开京城后除掉。可是，找谁来办这件事好呢？三人数来数去，都想到了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于是，同治皇帝背着慈禧，密谕丁宝桢“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正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生性廉洁刚烈的丁宝桢接到密

旨后，经过几天的跟踪，终于在泰安境内将安德海拿下，星夜解送济南，并火速上报慈安太后和同治皇帝，获许后立即把安得海绑赴杀人刑场——西门外的丁字街（即今共青团路中段往南的原城顶街），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砍头示众，结束了安德海罪恶的一生。可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解救安德海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地决定“前门接旨，后门斩首”，将安德海拉到丁字街斩首。生米既然已做成熟饭，慈禧太后最后也奈何不得。后来，人们就把丁宝桢接密旨的地方称为密旨殿，而其附近的泉子也“堂而皇之”地叫做“密旨泉”了。因“蜜脂”与“密旨”同音，时间久了，以讹传讹，“密旨泉”就成了“蜜脂泉”。不管这个说法是否真实，丁宝桢智杀安得海的惊人之举当时震惊朝野，博得天下臣民交口称颂。李鸿章闻讯后，“矍然而起，传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丁宝桢字）成名矣！’”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告诉薛福成：“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白内障）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但丁宝桢也因此而遭到慈禧的忌恨。此后，他虽每有建树，却反遭弹劾，其根源即起于此。

民国间，诛杀安德海的事也被载入《清史稿》。据《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丁宝桢列传》记述道：“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颇用事。八年秋，乘楼船缘运河南下，旗缯殊异，称有密遣。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至泰安，宝桢先已入告，使骑捕而守之。安得海犹大言，谓：‘汝辈自速辜耳！’传送济南，宝桢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奏上，遂正法。”尽管这段记载只有区区140字，但在《清史演义》、《同治皇帝》等野史、小说中，该故事已被演绎出诸多个版本。老济南们至今还在茶余饭后，街头巷尾，津津乐道地谈论呢。

说起丁宝桢，在济南还有一道叫做“宫保鸡丁”的传统鲁系名菜与他密切相关。原来，这道名菜就是以丁宝桢的官衔而命名的。丁宝桢当年因平息过捻乱，被皇帝赐加了个“太子少保”的头衔。“少保”又称“宫保”，所以丁宝桢也被人称为“丁宫保”。传说丁宫保是位美食家，喜爱烹调。一日，丁宫保身着微服带一家仆去大明湖一带私访。天近中午，已觉腹饥。突然闻到一股子香味正从附近一农家院中飘出，于是信步走进院中。只见一中年汉子正在灶房内炒菜。丁宫保连忙走上前，问汉子炒的是何菜？汉子答道：“爆炒鸡丁”。汉子热情地让他品尝一下，丁公毫不客气地叨了一口，味道十分鲜美，连忙又问道：“既为鸡丁，为何却这般鲜嫩？”汉子答道：“此乃取当地笨鸡鸡脯肉切丁，丁外薄裹淀粉糊，以利于快熟且可防味泄，后配以花生，胡椒，加上白糖、盐、酱油、南酒、葱、姜、蒜、味精等调料，经旺火爆炒而成。成品色泽红亮，鸡丁细嫩，花生米酥脆，咸鲜香辣，佐酒下饭均宜。”丁公抚须点头，找出盘中一花生叼入口里，细细咂摸，果真是别有滋味。“爆炒鸡丁”这道菜令丁公回味悠长，走时百般不舍，他记准了地方，回府不久就谴人重金把汉子聘为家厨。每逢远客到来，必用这道菜为压轴菜飨客，无论佐酒或者下饭都十分适宜，百吃不厌。

后来，丁公奉调任四川总督，临行征求汉子意见，汉子感其恩重，遂携家眷一起随丁公进川，进而把“宫保鸡丁”带到了四川，他的后人通过把胡椒换成辣椒，做出了川味的“宫保鸡丁”。丁公去世后不久，“宫保鸡丁”被四川当地官员作为贡菜献给皇帝，正式进军北京，发展成为御用的名菜之一。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67岁的丁宝桢死于四川总督任所。

噩耗传出，济南父老悲恸、惋惜、哀叹，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盘回济南。灵柩运至济南，士绅百姓争相“郊野祭吊”。丁宝桢遗体在历城（今济南）九华山麓与先逝的前妻合葬。前山东巡抚阎敬铭亲撰的《皇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保四川总督丁文成公墓志铭》，刻立于墓前，以昭后人。一个外乡人，被济南视为“贤良”，恳请将他归葬济南，为他立祠祀奉，这是何等崇高的褒奖和爱戴。他离开山东十年，人们仍对他如此思念，情之深，爱之笃，由此可见一斑。

洋务派巡抚周馥与济南开埠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由青岛通往济南，贯穿胶东、鲁中大地的胶济铁路正式通车了！一个长蛇般的钢铁“怪物”呼啸着隆隆地开进了古城济南。许多济南士绅和民众都争先恐后地跑到位于济南北部的胶济铁路车站，一睹这个千百年来无人见过的稀奇“怪物”——火车。“火车开进济南府”的这个信息，无疑很快就传到了珍珠泉大院巡抚衙门的高墙深院里，它必然会给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带来了无比的震撼，但让周馥感受更多的却是宽心的欣慰。原来，早在一个月前，他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经过一年密谋策划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为添开济南潍县及周村商埠事奏折》已经上奏朝廷，并很快得到清朝廷的批复：正式批准山东自开济南等三处商埠。

提起周馥，他可是一位“以创举实业而闻名一时”的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之重要人物。周馥年少时就聪颖过人。17岁时，离开家乡建德（今安徽东至县）到安庆谋生，以为人代写书信为业，借以糊口度日。后经人介绍，周馥投笔从戎，在准军中做了一名文书。此后，又连续充任县丞、知县、直隶知州留江苏补用、知府留江苏

补用等职。清同治九年（1870年），周馥以道员身份留直隶补用。自此，周馥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达三十余载。凡筹建北洋海军，开办天津武备学堂，设立天津机器局、电报局，创办开平煤矿、唐胥铁路等重大事宜，周馥无一不参与其中。

周馥像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后，周馥任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留京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津榆铁道权益问题，据《清史稿》记载，这次交涉“馥竟以片言解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继张人骏任山东巡抚。在周馥继任山东巡抚后的最初几年岁月里，济南接连发生着各种涉外事情，其中让励精图治的周馥最感到揪心的，就是德国为掠夺山东物产资源而修筑的胶济铁路距离济南越来越近。周馥敏锐地感觉到，这条铁路将会给济南这座平静而古老的城市即将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其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于是就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也就是胶济铁路通达济南的3个月前，周馥与已经升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密谋策划，起草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为添开济南潍县及周村商埠事奏折》，并于5月1日联名上奏朝廷。这份奏折中开头是这样写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周馥跪奏：为查明山东内地现在铁路畅行，拟请添开商埠，以扩利源，恭折仰祈圣鉴。”奏文称：“查得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向只烟台一处，自光绪二十四年德国议租胶澳以后，青岛建筑码头，兴造铁路，现已通至济南省城，转瞬开办津镇铁路，将与胶济铁路相接。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在又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亟应在于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成受利益。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袁、周上奏后不久，清朝廷迅速上谕外务部议奏。5月15日，外务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山东自开商埠，并强调：“泰西各国，最重商务，每多开辟口岸，以便彼此通商，而为主国者得以设关榷税，即于筹饷之道亦属有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15日，济南商埠筹办告竣，正式开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并举行开埠典礼。不久，《济南

商埠开办章程》很快地予以制定，商埠被确定建立在“西关胶济铁路以南，东起十王殿，西至北大槐树，南沿长清大道，北以铁路为限，东西不足五里，南北约二里，共占地四千多亩”的土地上。整个商埠区分为福、禄、寿、喜4区，内有华洋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西人住宅处、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菜市、营房等，各国商人和华商在界内照章租地，建造屋宇栈房。显而易见，作为有序而文明的新城区，商埠已具极鲜明的现代文明色彩。由此开始，济南这座古老的城市艰难地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的一步。

“自开商埠”政策的实施无疑是近代中国有志之士为抵制西方列强侵略而主动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商战”。周馥顺应时代潮流，在彼时的时代背景下，做了一个改革派官员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山东任职期间，周馥除了主持济南开埠，有效地阻止了德国人对山东利益的侵占，并极大地推动了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外，他还大力兴办新式教育。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刊发了一个劝导民间办学的《劝学告示》，称“今群强环视，外交内政措注尤艰，处四千年未有之变。士大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彼中一切，取成于学，学校之多寡，关乎国势之盛衰。”为此，他要求各属分设中小学堂，并设省学务处。济南第一所师范学校——山东师范馆就是他倡立的，开济南兴办师范教育之先河。他还主持设立山东农事实验场，使其成为当时全国办得最好的农场之一。另外，周馥还在济南设立了树艺公司、蚕桑总局和缫丝厂等，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为了“以开视听”，周馥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二十五日创办了济南最早的报纸《济南汇报》，作为山东地方政府的官报。《济南汇报》是一种书本式报纸，长22厘米，宽13厘米。

每5天出版一期，全年共有60期。分为“政、事、文、学”4个栏目。内容主要有：“上谕”（刊登皇帝的谕旨，对军政官员的任免等）；“时政要览”（刊登各地方政府给皇帝的奏折、条陈及章程、公文等）；“东政辑要”（刊登本省政事的条陈、奏折、章程）；“五洲近事汇编”（转载外报的国际新闻等）；“专件”（刊登论文、通讯、条约等）；“杂徂”（刊登天文、地理、卫生常识、科学技术、名人名言等）；“教学杂纂”（介绍国外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等）。该报的基本特点为：一方面反应山东和济南府的省情、府情，另一方面亦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动态，并加以专题评论。譬如该报曾刊载有《抚院周请分年拨款修理黄河要工折》、《济南府中学堂暂行章程》、《山东巡警条例权责试办章程》、《请设悦来公司禀》、、《商务局饬历城县会同何大令等办理马路札》、《抚帅晓谕商民行使铜元告示并章程》、《近代开化四大要件》、《各国无线电事业》等专文，就充分反映出该报的这一基本特点。

《济南汇报》第1至11期为木版印刷，12至34期为铅印，35期后各期均为石印。由于《济南汇报》只在少数政府官员中发行，故而发行量不大，流传至今已十分稀少，但它却对研究中国、山东和济南近代历史以及考察济南报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于在鲁为官有方，周馥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闽浙总督，未到任即调任两广总督。第二年即辞官归乡，民国十年（1921年）病逝于故里，谥“悫慎”。

孙宝琦和昙花一现的山东独立

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代最后一位山东巡抚走马上任，他就是孙宝琦。

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其父孙诒经是太子少保，曾任清朝廷侍郎。早年，孙宝琦奔走于李鸿章门下，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起，历任候补直隶道台、军机处官报局局长、驻法公使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调任军机大臣，旋任驻德公使。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任津浦路公办，不久于该年五月，在其姻亲庆亲王的极力保荐下，升任山东巡抚。

孙宝琦像

孙宝琦在任山东巡抚期间，一方面与清朝廷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效忠于朝廷；另一方面又对清朝贵族的腐朽无能深感不满。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宝琦从维护清廷统治立场出发，电请清廷“解散现任内阁”，另“迅简贤能以维大局”，“实行公天下，宣布共和„„保皇室奕祀之繁荣”，并建议朝廷开仓“赈济灾黎”。孙宝琦的这些言行，在当时山东各界中很有迷惑性，就连山东的革命党人对孙宝琦也抱有幻想，认为孙宝琦对山东独立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山东时局的变化。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济南盛传清朝廷拟向德国借外债三千万元，以山东土地作抵押。于是民情激愤，一致要求予以抵制。济南各界人士召开会议。会上，提出了《山东实现独立大纲》，要求立即组织临时政府，实现山东独立。随后，推翻了阻碍山东独立的绊脚石——咨议局，成立了“山东各界联合会”。同时，将《独立大纲》改为《劝告政府八条》，要求孙宝琦向清廷代奏，并声明如三日内不答复，即宣布独立。孙宝琦恐众怒难犯，只得应允代为电达。

11月9日，清朝廷被迫复电山东接受《劝告政府八条》。革命党人欲早日促使山东独立，发动各界群众掀起了更大的请愿浪潮。一连几日，各界代表不断到珍珠泉大院的巡抚衙门请愿，闹得孙宝琦坐卧不宁，一再向清廷叫苦：“近日东省绅商学界倡独立之说，集众会议，汹汹不可遏抑”。

此时，革命党人多次召开各界会议，讨论有关山东独立的具体事宜。在各界代表的压力下，孙宝琦终于同意山东独立。随后革命党人召开联合大会，正式宣布山东独立。联合大会发布了《独立宣言》，并选举孙宝琦为山东大都督。孙宝琦勉强接受担任大都督之

职，同时提出以山东各界联合会为临时议会，以珍珠泉大院的巡抚院署为临时都督府，均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山东独立终于实现。

独立实现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朝廷决裂的山东军政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司道会议，他态度暧昧，明里暗里却极力纵容煽惑反独立的情绪。他寄函外国驻山东官员，通报情况，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官府关防，沿用清朝宣统皇帝的年号。

山东独立之初，清官府、顽固派对山东独立恨之入骨，取消独立的逆流即在暗中酝酿着。到了袁世凯上台后，这股逆流便形成为强大的复辟力量。11月24日，经过几天紧锣密鼓地筹划，顽固派张广建、吴炳湘伙同以袁世凯旧部为主的山东五镇内的反独立派、咨议局的失意政客、各界落难士绅，向新政权、独立派、革命群众发难了，他们成立了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当天就在济南的山西会馆召集会议，孙宝琦参加了会议。而此时，五镇炮标标统张树元则下令支起了4门大炮，其中两门对着都督府，两门对着联合会驻所，以大炮威胁与会人员，并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拖延。”炮口威逼下的会议，十分顺利地签署了“决议”。对于独立，孙宝琦本来就不赞同，而取消独立孙宝琦则是求之不得。一看时机已到，孙宝琦在会场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都督”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旧制。就这样，为期仅12天的山东独立宣告失败。

山东独立取消的消息传开后，全国“民军大哗”，对孙宝琦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为大加挞伐。革命党人更是无比义愤，“议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此时的孙宝琦，内为清廷诘责，外被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声讨，故而也自叹：“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在此形势下，孙宝琦只得一面电奏清廷恳请罢黜治罪，一面

向袁世凯请求辞去巡抚职务。此后，孙宝琦赴北京，出任国民革命政府外交总长，随后又任代国务总理。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孙宝琦对此不满，弃官离京。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宝琦被任命为督办税务大臣，他不满复辟，并未到任。民国十三年（1924年）曹锟任总统时，他曾任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年又任驻苏大使，三年后回国，后寓居上海病故。（全文转载《济南文史》任宝祯先生同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