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

2023年12月27日发(作者：夸幼儿棒的表扬语)

浅析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

前言

洋务运动是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这一时期，随着洋务派洋务活动的开展，由于意识到新型人才的极度匮乏，洋务企业逐渐增多，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清朝廷调整教育方针和策略，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事业。洋务文化教育涉及面是比较广泛的，它培养了包括翻译、外交、科学技术、电报、矿务、冶炼、机械制造、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之后又意识到光在本国学习西学，并不能深入研究，所以又提出留学到国外再次深入研究所学科目，这些文化教育事业，是由于洋务派在洋务活动的实践中，认识到培养新型人才的急切需要性而逐渐进行的，是为适应洋务活动的具体需要而进行的。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主要在于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

一、新式学堂的设立

（一）新式学堂设立前，清政府与洋人的外交

清政府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不是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开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时的通事，主要是因为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等活动，和澳门一隅同洋人接触及传教士的活动等关系，而自发的出现和形成的“通事”群。只有在北方因与沙俄交往很多，但是俄语通事难寻，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设立过俄文馆。在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公使驻京，与西方国家交涉事件也开始增多，以英法为最多。因此，对于懂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颇为急切。以前虽有从买办等渠道自发形成的通事，只是一方面这类人数量有限，质量也不高，不能适应通商形式和国家外交的需求；另一方面，这类通事大多与洋人关系密切，清政府对他们并不是很信任和安心，而事实上“通事”的品行也确实无法让清政府放心。而且洋人又多懂汉语，在交涉过程中，清政府由

于语言不通而吃亏的事情也比比皆是。同治元年（1862年）冯桂芬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即指出：

“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国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通事者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其人不外两种：一为无业商贾，凡市井游闲娇弛，不齿乡里，无负转移执事之路者，以学习通事为 ；一为义学生徒，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予以衣食而教习之，市儿村竖流品甚杂，不特易于沾染洋泾习气，且多传习天主教，更出无业商贾之下。此两种人者，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外（他）；惟借洋人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1]

上面一段话即指出：一、过去从事通事工作的人多数是市井游民；二、这些人多是洋人培养出来的；三、这些通事借洋人势力，对中国的人和事起反作用。鉴于这些情况，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不可。

较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代表请政府与英法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奕 等人在《统筹善后章程折（节录）》奕 等人中指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 [2]再则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3]从消除“隔膜”到“不受人蒙骗”的发展，固然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而处于上海交涉前沿地区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对清政府自己培养翻译人才的迫切感不亚于奕 ，他表达这种心情说：

“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达，亦难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活，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4]

以上言论，点出两个问题：一则中外交涉，凭外国翻译传达，恐生“偏袒捏架情弊”；二则仅靠“觅雇通事”传话，可能成为“洋务之大害”。因此，对洋人要做到“通其志，达其意，知其虚实诚伪”，必须有自己的译员才行。可见，清政府洋务派积极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在培训买办人员，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清统治者的目的，这个目的显然是有防备和抵御外国侵略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才使这类型的人才蒙上买办色彩。

（二）新式语言学堂“同文馆”的设立和管理

鉴于以上不同意见和建议，洋务运动中翻译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可谓当时洋务派的重要任务。而人才培养，就不得不谈及当时适应形势发展而设立的新设学堂，其中一项则是外国语学堂，首推北京的京师同文馆，接着的是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

从新式学堂的教习设置和管理上看，主要设汉教习和西教习。以同文馆为例，主要设汉教习和西教习。汉教习负责教授学生经史文章, 最初拟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八旗官学教习中选拔。但由于四省中八旗教习投考人少,无合适人选。同治七年五月( 1868 年7 月) , 恭亲王奕 奏请朝廷变通教习选拔办法,

扩大招考范围：“ 无论何省, 凡系举贡正途出身, 俱准取同乡京官印结，赴臣衙门具呈投考...择其文字优长、语言明白者，详慎录取。”[5]再加上汉教习每月给薪水银八两, 后来增至十二两, 按月支给, 还可外放官员, 不失为一条较好的谋生之道, 所以后来有许多人愿意应考, “每次考试, 总有一二百人应考。”人选有了,

但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许多教习“支了几年膏火银两, 并得到了保举, 而自己并不知馆地在何处者。”[6]

对于西洋教习的选择, 权力主要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经英国公使威妥玛推荐,

总理衙门考察, 英国人包尔腾被选为第一任英文教习。同治二年( 1863), 《奕

等：延聘同文馆各项教习折》，同文馆开设法文、俄文两馆, 由法、俄两国公使推荐, 法国人司默灵、俄国人柏林分任两馆教习。后来西教习的任免权基本被海关总

税务司赫德控制。据齐如山回忆, 许多外国人初到中国, 不懂中国语言及文字, 同文馆教习一职就成了他们学习中文, 日后谋职的跳板, 如其所说: “ 在当教习期间, 自己在外边请着中国人,学中文及语言, 学得够用之后, 即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 这几乎是定例。至于馆中的功课, 他并不十分注意, 而且他走的时候, 并不告知总理衙门, 只告之总税务司, 由总税务司, 再通知总理衙门。”[7]清政府给西教习很高的薪水, 规定试教时为每年三百金, 一年后, 统一为每年库平银一千两。总教习的薪水比普通教习要高, 但无定数。同治八年( 1869)至光绪二十年( 1894),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一直担任同文馆总教习, 掌控同文馆长达二十余年。后来, 他还曾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匪浅。

从学生招收和出路上看，由于同文馆是首创，各方面的措施不尽完善，所以刚开始是学生不宜过多，“拟先传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传...在八旗中仅挑选二十名，除已传十名外，记名人数无多...年在十五岁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8]这就是说，在刚开始时学生只在八旗中选，但在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868年）增设了天文、算学科目后，这对于十五岁上下的八旗子弟有一定困难，“惟年幼学浅，于汉文义理本未贯串，若令其以洋文翻译汉文，功夫分用，速效难期；若在令讲求天文、算学，更恐博而不专，迄无成就。”[9]于是决定“拟广招取满汉年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至招满汉之有功名者一节...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副、岁、优恭。”[10]依上文所见，同文馆学生的招收突破了年龄和种族的限制。另外，由于社会风气未开，许多世家大族的子弟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科举制上，认为科举制是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径，所以大部分并不肯学洋文，“从孟夫子时候起,‘华夏正音’ 以外的语言就被贬为‘舌之音’。意思是并非人类的语言。读书人谁要学它, 就是‘下乔木而迁于幽谷’┄自甘堕落。”[11]于是，清政府一方面在学生入学待遇上给予优惠：“同文馆既系为国家培养人才而设, 则入馆学生向例按等给予膏火薪水。其入后馆肄习洋文者, 月给膏火三两; 俟学有成效, 选拔前馆, 月给膏火六两; 越数年课业颇有进益,则增至十两; 更责其优长者举充副教习, 月给薪水十五两。至选派出洋充翻译学生者,

月给薪水一百两; 充三等翻译官者, 月给薪水二百两; 余随升阶逐增, 以昭激劝。”[12]另一方面，采取“每三年举行大考即岁考后，由总督择优奏保官员，自

八九品衔起至分步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译书，并在总署充当翻译；其课业较精者，选派随使出洋。”[13]这样就保证了学生的升途，学生也更增信念好好学习。

此举冲破了八股取士的陋习，初步实现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人士给务实学者以功名的愿望，是近代教育的进步，但是同文馆设立的位置和数量有限，虽后来也有类似的上海广方言馆、广东方言馆、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的设立，但是没有统一的建立管理标准和数量规划以及课程设立，使得近代化的教育存在局限，人才的搜罗和培养没有统一的标准、教育不存在普遍性、人才选拔也显得不全面，不由有所疑问：“方今人才之进，取诸艺诸艺之术，果可以尽人才乎？”[14]所以新式学堂的设立虽是近代教育的进步，同时也是一项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三）新式学堂“军事”“技术”学堂的设立

洋务运动时期外国语学堂培养了大量的专业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对外交流的人才，“通洋文”固然重要，但只是一方面，国家对军事的重视程度并没有下降，而且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时期军事学堂培养的人才在清末有很大影响，如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一部分是海军驾驶，而且成为军舰上、兵轮上的骨干，如威震一时的北洋舰队12艘主力军舰的管带，除了吴敬荣为留美学生，其他11名均为船政学堂学生；一部分毕业生从事轮船制造业。从1873年起，船政局“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洋师付与全图，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15]真正做到了“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轮管车者已十四名。”[16]由此，在制造上也取得了明效。轮船制造在仅仅五六年间取得上述可观成绩，可以说是有对的教育方针，合理而实用的教学原则，教育成效颇为显著。左宗棠高兴他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17]另外部分毕业生从事海军教育事业。船政学堂创办之初,

所有教习、帮教均用洋人。后来, 船政学堂的毕业生逐渐取代了洋教习。到光绪十三年( 1887), 船政学堂“ 仅以四洋员为总教习, 其余每班教习均以学成制造驾驶管轮之学生充当。”[18]其中福州船政学堂还为其他水师学堂输送了教习和管理人才, 清末规模较大的几所水师学堂如江南水师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都曾聘请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担任总办或教习。严复就曾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 负责学堂事务长达20年；还有部分则转行到其他技术课堂继续深造，如毕业生可进福州电报学堂，利用数学知识，继续学习电气的相关知识，“把对电气原理的相关知识和操作时所用的方法相结合，适应于电报员的职位。”[19]，李鸿章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20]可见这些技术课堂的作用都是为晚清的统治而设，是近代教育中完全西化的课程，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