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六经”成书关系——兼论孔子编纂“六经”说

2023年12月25日发(作者：平行四边形的面积ppt)

孔子与“六经”成书关系——兼论孔子编纂“六经”说

赵坤;孟莉

【摘 要】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儒家文明的开创者.儒家原始经典“六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历来被传统文化学者所信奉.有关于孔子与“六经”成书的关系,大致分为两种说法:孔子创作;孔子编纂.孔子创作“六经”的说法既缺乏文献学依据,也没有历史事实作为支撑,不被人所信服.分别依据历史事实和文献材料论述“六经”的成书,从而可以探取孔子与“六经”的真实关系,且能印证孔子编纂“六经”这一说法.

【期刊名称】《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00)002

【总页数】4页(P51-54)

【关键词】孔子;六经;成书;编纂

【作 者】赵坤;孟莉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济南250014;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122

孔子生活在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末期，他非常重视文化和教育，开创私人讲学，打破了教育为贵族垄断的局面，而孔子可以聚徒讲学和传播思想的工具便是“六经”。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史上有两种说法: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

史”，孔子只是对前代典籍加以整理编纂;而今文经学家却认为“六经”全部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其中处处贯穿孔子本人的思想。依据相关史实，多证明在孔子之前便已有“六经”的内容存世并流传，而孔子又尝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孔子只是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者，是一位伟大的文献学家，而不是凭一己之力造作“六经”的“素王”。当然，也不排除孔子在整理典籍时有所阐发，但也只能作为孔子对古文献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并不能作为孔子著作“六经”的证据。“古文学家的说法为近于史实”①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第4页。，以孙钦善为代表的当代学者便极力主张孔子整理编纂“六经”这一观点。

今本《周易》包括经与传两部分，经是指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辞，易传是指“十翼”，即《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八卦为伏羲氏所画，周文王又演化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易传则是孔子所作，用来解释经文。但是这种说法在1929年顾颉刚先生所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所反对，该文援引王亥丧牛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故事考证出《周易》经文部分的著作年代应是西周初期。这个观点被李学勤先生所赞同，“其说精确不磨，为学者所尊信”①李学勤:《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原文载于《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现今学界对于《周易》经文部分创作的理解已经基本达成一致的观点。可能是当时掌管卜筮的人，在每次占卜之后，将所得兆象和卜辞记录下来，最后将应验的筛选收集起来作为之后卜筮的参考依据，久而久之则形成《周易》经文的文本。郑万耕先生则说:“《周易》中的基本材料是西周初年或前期的产物，其成书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陆续形成的作品。”②郑万耕:《〈周易〉说略》，《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之一，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至于《易传》的作者，宋代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说《系辞》、《文言》、《说卦》以下并非孔子所作，赵汝谈在《南塘易说》里指出十翼全部都不是孔子所作，清代辨伪学家崔述、姚际恒等也都持此观点。对于《易传》作者这一问题，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易传》并非孔子所作，其十翼各篇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成书当在战国时期。但也还有部分学者依然坚持认为十翼是孔子所作这一传统观点。

《周易》虽非孔子所作，但孔子并非与《周易》毫无关系。孔子晚年好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70页。这句话不仅说明孔子晚年曾经研究过《周易》，也更加印证了《周易》并非其所作这一认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周易》，也包括经文和传文部分，其中值得研究和深思的是，部分传文里面皆有“子曰”字样，似乎是孔子注解经文。这样一来，对于《易传》的作者问题又有了新的争议。但因为帛书本要晚于今天的通行本，其中掺杂了阴阳学说和今文经学的学说④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3－194页。，要说其中有今文经学家尊附孔子而增以“子曰”二字也未可知。总之，关于《周易》经传与孔子的关系尚待严密的考证，只凭如今的认识，难以断定《周易》经传，特别是《易传》部分与孔子的关系。

今日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之《尚书》是由《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构成。秦代焚书坑儒之后，《今文尚书》由汉初伏生口述传授得来，虽由汉代隶书书写，但传授经文的伏生却是学自先秦儒家无疑。这其中《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的材料来源是不一样的，《周书》大都是周代史官的原篇记载，《虞书》、《夏书》、《商书》三本则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资料和传说加工编写而成的，而这个编写者就应该是孔子。《古文尚书》有东晋梅赜所献，从怀疑之风盛行的宋代开始就有许多学者怀疑过《古文尚书》乃是伪作，其后又经清代学者的努力，证实了《古文尚书》属于魏晋时人的伪作。

汉代所编纬书《尚书璇玑钤》提到孔子求《书》得3240篇，删去3000多篇，乃得《尚书》。但是《论语》中记载，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⑤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26页。说明当时文献不可能有求书能得三千多篇那么充足，也说明孔子删书是不可信的。虽然删书不可信，但孔子求书或是事实，司马迁于《孔子世家》中提到，“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⑥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1935－1936页。刘起釪认为司马迁所说是正确的，他认为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礼乐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信而好古”的孔子为了恢复礼制，便广泛搜集前代文书典籍，加以编纂成书，用以教授子弟，传播文化，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⑦参见刘起釪:《尚书说略》，《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之一，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的305篇诗歌，因此也称《诗三百》。《诗经》的作者大多数已经不可考证，但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却是不容置疑的。原本是分散的诗歌，却汇编成册，肯定是历经文献的编纂，最早提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1936页。这就是说孔子去掉重复和不合礼义的篇章，从3000多首诗歌中选出305篇编订为现本《诗经》。

唐代孔颖达时就已经对孔子删诗说提出怀疑，他说:“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②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於陈灵公淫乱之

事，谓之变风、变雅”条正义，《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本。宋代以来学者的研究表明，孔子删诗说根本不可靠。《论语》一书有“诗三百”之语，说明孔子时代《诗》就已经是三百篇的规模并被人所熟知尊信。再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前往鲁国观乐，乐工所演唱《风》、《雅》、《颂》的编排次序与今本《诗经》的编排次序基本无异，而此时孔子尚当幼年，根本不可能删诗成册，编纂《诗经》，这也成为否定孔子删诗说的最重要证据。

先秦诗歌除了欣赏之外，最重要的通途应该就是为维护政治统治服务。周代素来重视礼乐教化，诗歌所表达的深刻内涵也具有浓厚的教化色彩。据《国语》、《汉书》等古籍记载，周代有采诗制度，采诗官员从民间传唱的歌谣收集起来，献给朝廷的乐师，贵族内部也有一套献诗制度，总之就是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将收集到的诗歌集中到了乐师的手中。乐师为了演唱和教育子弟的需要，将分散的诗歌进行改造和编纂，使之具有礼乐教化的功能。《诗经》的编纂肯定不是一时一人可以完成的，这其中一定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岁月。

《诗经》的编纂虽说与孔子关系甚远，但孔子却与《诗经》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多次强调学习《诗经》的重要性，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83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80页。《诗经》乃是孔子用来传播文化、教育子弟最重要的教科书。

古之六经，《礼经》为其一。但是《仪礼》、《礼记》和《周礼》在不同时期均被朝廷定为《礼经》作为六经之一。《仪礼》本称《礼》，又名《士礼》，汉代尊儒之后，《礼仪》便处于《礼经》的地位。《礼记》是对《礼经》也就是《仪礼》的解读阐发，《汉书·艺文志》记载“记”有百三十一篇，今传《礼记》四十九篇为《小戴礼记》，唐代以后所指《礼经》便是《小戴礼记》，另有《大戴礼记》。

《周礼》原称《周官》，专记古代官制，于王莽时代一度奉为《礼经》。

孔子主张实行礼制，礼是孔子教育子弟的重要内容，他曾说:“不学礼，无以立。”⑤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76页。孔子十分推崇周代礼乐典章，“周代礼制、礼书的流传与孔子及其门徒后学关系十分密切”⑥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第14页。。关于《仪礼》的成书，司马迁和班固均主张《仪礼》为孔子所作，清代崔述《丰镐考信录》、邵懿辰的《礼经通论》、皮锡瑞的《三礼通论》等皆主此说。崔述在其《丰镐考信录》中说，“恤由之丧，鲁哀公使孺悲从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仪》中《士丧礼》一篇当成于孔子此时之手。另外《论语》所论及到的礼仪问题，不外乎冠、婚、丧、祭、朝、聘、射、乡八类，而《仪礼》一书所记载的也是这八类礼仪制度。所以说《仪礼》的成书与孔子有着很大的关系，孔子应该是依据前代礼仪旧制和当时的礼仪遗存所重新编排创作。

《礼记》一书专门解读阐发有关于礼的思想，其中包含了大量孔子本人的礼制思想。但是礼记也是一部礼制汇编的书籍，其创作也非一时一人所完成的，“后儒汇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制、论说礼义的著作”⑦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第15页。，所以《礼记》的编纂成书应该是孔子没有关系，但是《礼记》所阐发的思想却无时无处不渗透着孔子的思想。

至于《周礼》，其作者之说众说纷纭，有说周公，有说刘歆，有说春秋时人，有说周秦易代时人，更有说作于汉初。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学界的一致观点却是此书出于儒家之手，是儒家有关国家制度建设的一种设想和模式。孔子虽然学治多门，也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却未从涉及，对于政治方面的实践思考当是孔门后学之事。所以，《周礼》的成书和其中的思想均与孔子关系不大，《仪礼》和《礼记》的成书则与孔子的关系较为密切。

六经之中，《乐》早已亡佚。大众的说法是《乐》亡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有说

法是亡于战国，甚而有说《诗》、《乐》一体，《乐》根本不存在。乐与诗、礼的关系密切，而孔子又精通音律，不管《乐》是否存在，孔子将音乐作为教育子弟的重要课程是没有疑问的。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91页。可见，孔子对乐章下过功夫进行研究和整理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亡佚太早，有关的记载也甚少，对孔子与《乐》的具体关系难以深入阐释。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春秋史。从今传《春秋》一书的体例来看，它是按照年月顺序排比史事，创立了历史撰述的新体裁，比起仅仅将零散的诰命文书编纂成书来说，是历史记述的一大进步。

《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最早提及孔子和《春秋》关系的是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自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②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取之矣。’”③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孟子距离孔子之时日较短，他的说法难以否定而被人所信服。司马迁继承孟子之说，也称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1943页。。由此观之，《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旧史，整理修订，寄寓了“微言大义”，以正纲纪。所以说，《春秋》一书，是经过孔子整理编纂的，这一点基本没有疑问。

总之，孔子与六经的成书关系密切程度均有差异。其中，《春秋》、《仪礼》和《尚书》都可能是孔子所编纂而成，《春秋》和《仪礼》是孔子分别依据鲁国旧史和周礼遗存加以改造整理成书，包含了孔子个人的思想，可谓是孔子所著;《尚书》则是孔子收集古代史料、资料和传说，汇编成书，可谓是孔子所编。《乐》由于缺

乏资料，难以断定与孔子的关系，但是孔子曾经整理过乐章却是可以信服的。《礼记》虽非孔子所编著，但却是其后学整理的孔子礼学思想汇编，其中包含了孔子的思想。《诗经》虽盛传孔子删诗说，但据实考证确非孔子所编，然而却是孔子用以传播思想、教授子弟最重要的教科书。至于《周易》和《周官》与孔子的关系则比较遥远，孔子虽晚年好易，但终因“天道难言”，《周易》是否被孔子用作教科书难以说明，《周官》则是孔门后学的作品，与孔子关系更为疏远。概而观之，最原始的六经《周易》、《尚书》、《诗经》、《仪礼》、《乐经》和《春秋》，除却“天道难言”的《周易》，其余五经的成书都与孔子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孔子将其作为教科书传播文化、传授子弟，五经(《乐经》除外)才能够流传至今。所以，孔子并非创作“六经”的“素王”，而是一位编纂“六经”的伟大文献学家。

【相关文献】

［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2］郑万耕.《周易》说略［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3］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4］刘起釪.《尚书》说略［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5］孔颖达.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本.

［6］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8］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