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读)不一样的_我_试析侦探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2023年12月22日发(作者：投资什么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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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我”——试析侦探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黄夏青摘 要：侦探小说的最大特点也是它的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它的“悬念”，如何在不欺骗读者的前提下维持悬念就成为侦探小说第一要务。侦探小说传统的“侦探+助手”的叙述模式，利用第一人称叙述者兼次要人物角心的限定性视角，既提供读者必要的信息，又使关键信息被暂时压制，就可以使悬念得以维系。不过这些叙述者“我”是颇值得玩味的。关键词：侦探小说 第一人称叙述者 埃德加·爱伦·坡 柯南·道尔 阿加莎·克里斯蒂萧伯纳曾说：“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埃德加·爱伦·坡，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1809年生于波士顿一个流浪艺人家庭，经历了命运多舛的一生，1849年10在谵妄状态中饮恨离世。他一生写了六七十篇短篇小说，其中虽然只有五篇侦探推理小说，但却是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的鼻祖。1841年4月爱伦·坡在费城一家杂志上发表《莫格街凶杀案》，成为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在这篇小说中，坡开创了一种侦探小说的经久不衰的叙述模式，那就是小说中杜宾的朋友“我”这一功能性的角色设置。“我”是侦探形影不离的朋友和助手，但是显然在智力和推理能力上要相形见绌，不过还是能够比较客观的描述问题，因此“我”就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追随侦探并记录下侦探的丰功伟绩的任务。这位助手通常都是小说的叙述者。坡开创的“侦探+助手”的模式至今仍为侦探小说作家模仿与实践。助手叙事为作者提供了很大便利。首先，作为侦探的追随者，他可以一直参与案件的侦查，向读者提供必要的信息。其次，因为他不像侦探那么聪明，他的叙述又无泄密之虞，作者可以安全地保守他的秘密。另外，这个对侦探充满仰慕的伙伴还可以发出从作者口中发出来不合适的称赞。坡笔下的“我”是一个无名的叙述者，但其后来的继承者无疑要幸运地多。坡去世十年后，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皮卡地普拉斯出生的柯南·道尔，本来是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业余时间开始侦探小说的创作。第一篇作品《血字的研究》1887年出版，这是福尔摩斯首次在文学舞台上亮相，他的陪衬人物是一名叫华生的医生，小说是以华生的回忆录形式写成。随后几部作品的接连成功使柯南·道尔于1891年弃医从文，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创作。柯南·道尔一共写了60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其中56个都是华生的回忆录。到今天，他精心塑造的福尔摩斯及其助手华生的搭档组合仍然是妇孺皆知的经典文学形象，甚至很多人都把他们当成了真实存在的人物，伦敦甚至真的有一间同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的福尔摩斯的住所，贝克街221号成为所有到伦敦旅游的人的必游之地。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以华生医生的“回忆录”的形式呈现有一定的关系，回忆录使得虚构的小说似乎变成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被称为“美国古典探案小说之父”的S.S.范达因撰写的《推理小说二十条守则》被许多推理作家奉为写作戒律，他在文中指出推理小说是一种智性游戏，更像一种竞赛，作者必须公平地和读者玩这场比赛，他必须在使用策略和诡计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诚实，比如必须让读者拥有和侦探平等的机会解谜，所有线索都必须交代清楚等。但是侦探小说的最大特点也是它的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它的“悬念”，如何在不欺骗读者的前提下维持悬念就成为侦探小说第一要务。叙述者的视角在这里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聚焦者提供的信息量直接决定着读者们所接收到的信息量，而必要的、关键信息的被暂时压制或延宕就可以使悬念得以维系。第一人称叙述者兼次要人物角心小说，叙述者“我”是一个既能有机会与主人公接近，却又在智力上、想象力上都近于常人的人物。次要人物的特许范围被严重地限制，他只能观察，只能忖度，从而使小说的悬念更加使人迷惑。1890年，当柯南·道尔写出他的第二部福尔摩斯小说《四签名》并大获成功的那一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英国德文郡托基市出生。一战时阿加莎在医院药房成为志愿工作者，药物和毒物知识的突飞猛进使她创作出了她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在书里她塑造了一个外形和性格完全不同于福尔摩斯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但是她还是给他搭配了一个类似华生的助手黑斯廷斯上尉。黑斯廷斯是一个退伍，忠诚，正派，轻信（尤其是面对褐发女子时），思维总是比波洛慢半拍。小说也是以黑斯廷斯的笔记的形式写成，与华生医生的回忆录惊人地相似。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曾经轰动一时，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兴趣的‘斯泰尔斯庄园案’，现在已经有点冷落下来了。然而，由于随之产生的种种流言蜚语广为流传，我的朋友波洛和那一家的人。都要求我把整个故事写出来。我们相信，这将有效地驳倒那些迄今为止仍在流传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因此，我决定把我和这一事件有关的一些情况简略地记下来。”这时的叙述者是一个事254

叙述总是对过去的审视，因此必须加以修饰，所有的叙述都是修辞INTELLIGENCE人 文 论 坛小说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我”是谢泼德医生，住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乡村金艾博特，有一天“我”发现隔壁新搬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谁也不知道新邻居的身份，只知道他对种西葫芦感兴趣。直到村里的乡绅罗杰·艾克罗伊德被人谋杀，神秘人的身份才被众人知晓，原来他就是因为办案办得烦了，所以决定退休去乡下种菜的波洛。因为那时黑斯廷斯已经去了阿根廷，所以谢泼德医生就自然而然地代替黑斯廷斯当起了波洛的助手。波洛自己就对他说：“你肯定是仁慈的上帝派来代替我的朋友黑斯廷斯的，我发现你跟我形影不离，总是在我身边。”这个叙述者也敬业地承担起了波洛“代言人”的角色一一“我”关注着案情的发展，“我”随时报告案情的最新近况。这样，读者出于惯性思维，对小说中以“我”出现的叙述者的叙述深信不疑。然而这个叙述者把读者大大地耍了一通，因为这个叙述者最后证明却是凶手。直到书的最后一章，我们才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忠实的助手的回忆录，却是一份凶手的自白书！当谜底揭示，自觉上当受骗的读者愤怒地欲对作者有违侦探小说公平原则进行讨伐时，却发现并无把柄可以抓。这个叙述者虽然隐瞒了凶手的身份，但却依然可靠地叙述了事实。并且，恍然大悟的读者还会发现，当初“我”的许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甚至语带双关的话语立刻呈现了另外一种面貌，原来事实的真相就隐藏在这些看似不动声色实则充满言外之意的话语中，话语所依托的语境并没有改变，只是因为读者对叙述者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而导致话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作家的得意在“我”的自白书中通过叙述者的口表露无遗：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很满意。比如，下面这个段落写得再简洁不过的了：“信是八点四十分送来的。我八点五十分离开了他，信仍然未读。我的手握着门把，心中还有点犹豫不定，回头看了一眼，是否还有什么事忘记做了。”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如果我在第一个句子后面加上几点省略号，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有人对这十分钟的空白时间里我所做的事表示怀疑呢？另有一处他对自己选词的谨慎表示满意：“我做了一点该做的事！”第一人称叙述者竟是凶手这种形式，阿加莎算是首创，这种新的叙事方式不仅获得了读者的欢迎，也被后来的一些侦探小说作家所采用。多年以后，阿加莎在《长夜》中也再次使用了这一手法。“我”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幸运地是与富家小姐爱丽相爱、结婚，并住进了“我”向往已久的吉普赛山庄。然而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山庄，爱丽在一次骑马时受惊坠马而亡。处理完后事，“我”回到吉普赛山庄，等待我的是爱丽的好友葛丽娜。原来我们才是一对情人，合谋害死了爱丽谋夺了财产。然而吉卜赛庄真正的诅咒降临，失去理智的我掐死了葛丽娜，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深爱着爱丽，然而为时已晚，只余长夜绵绵……全书对事件的叙述基本采用了经验视角，然而回顾性叙述的声音却出没于全篇之中，但是这些声音的意思是模糊的，引人思索。“事情的开始往往就预示着结局……那是我常听人们引用的。”结局是什么，悲剧还是喜剧？反正是无法抗争的命运。“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发誓——”如果不是爱情故事，那会是什么？“人都认不出自己一生中真正重要的时刻——自己都不知道，一直到后来才晓得。”那个时刻有什么特殊意义？“我现在真正想起来，回头过去，那天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幸福一去不回了吗？“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在一起时如胶似漆，呵！非常恩爱。要知道当时我们很幸福就好了……我当时是有机会的啊！”凌驾于故事之上的声音使哀悼之情笼罩着全篇，甚至当“我”的凶手的身份揭露之时，让人更觉唏嘘，这就是第一人称叙述带来的认同感，你不能原谅他，却不能不同情他。参考文献：[1] 埃德加·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 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3] 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4] 曹正文：《世界侦探小说史略》[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件的亲历者在事后以回顾性的眼光发表对事件的评价，因此他是一个知道谜底的人。但是，当真正进入故事情节之中时，叙述者的视角悄然发生了转变，“我”开始以经历事件时的经验眼光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如何遇到老友约翰·卡文迪，听朋友讲述继母再婚后的尴尬处境，并应邀来到斯泰尔斯庄园，观察描述庄园里的各色人物，并与因战争而在此避难的比利时侦探波洛重逢，后来，老夫人被杀，波洛开始查案，我一直从旁协助。我如实地记录波洛的行动及言论，但却常常不明就里，甚至对波洛的行动与话语进行歪曲的理解。读者这时就要小心地躲开作者故意设下的陷阱，与叙述者的推断保持审慎的距离，并极力跟上侦探的步伐。这一过程挑战着读者的智慧，充满着刺激与张力。《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完稿后两年才得到出版社垂青于1920年出版，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日后享誉全球的名字开始在英国文坛闪亮。此后五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又出版了五部侦探小说，其中《高尔夫球场谋杀案》和《首相案》（短篇小说集）是以波洛为主角，延续了波洛和黑斯廷斯的黄金组合。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自传中说：“我当时还不曾意识到自己不但已与侦探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还与赫尔克里·波洛和黑斯廷斯上尉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我很喜欢黑斯廷斯上尉。他和波洛在侦破工作中是理想的一对。在这部小说中（《高尔夫球场谋杀案》），我仍然遵循福尔摩斯式的创作模式——性格古怪的侦探，形影相随的助手，苏格兰场的侦探和检察官。”但是这两部小说均不如另外几部不是以波洛为主角的小说获得的反响大。也许阿加莎·克里斯蒂自己也有意摆脱这一固定模式的套路，在《高尔夫球场的疑云》之中，她给黑斯廷斯安排了一桩浪漫婚姻，并将他与新婚妻子安排到了遥远的阿根廷。不过黑斯廷斯上尉并没有彻底离开波洛的身边，当他从南美回英国小住的时候总是陪在波洛身边，一同经历了不少案子，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中，黑斯廷斯一共出现在8部长篇小说、22部短篇小说中，是当仁不让的叙述者和第一配角。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了一部没有黑斯廷斯陪伴左右的波洛故事《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部255